李春雷 安春华

2018年8月，河北作家李春雷的短篇报告文学《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喜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这是该奖历史上唯一获奖的短篇作品。

其实，早在2004年，年仅36岁的他就凭借长篇报告文学《宝山》荣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成为该奖历史上最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

两摘桂冠，实属罕见，更加坐实了他作为中国报告文学青年作家领军人物的地位。

本刊借此机会，邀请李春雷老师畅谈纪实文学的前世今生，并就纪实文学创作艺术、如何写好纪实文学、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等话题进行交流。

纪实文学，中国文学的正宗

安春华：近年来，随着时代发展、信息爆炸和国外非虚构文学的大量进口，纪实类题材作品日渐浩繁。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传记文学、非虚构、口述史、回忆录等等，各有侧重，五彩缤纷，造成了一些概念上的迷茫。您怎么看？

李春雷：大致可以这样理解：报告文学强调新闻性;非虚构强调在场性;口述史、回忆录强调亲历性;传记文学强调人物性。而纪实文学的涵盖更广泛，既能写最新发生的（即现实题材），又能写最新发现的（即历史题材）;既能写人物，也能写事件;既是中国特色的，又是接通世界的。古今中外，正反大小，内幕私密，都能纳入纪实文学的创作范畴。

所以，我以为在新时代，这种融通古今、连接中外、纪录真实、揭密深层、精美可读的纪实文学，才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佳载体。

安春华：我发现，这些年来，您的作品体裁一直喜欢用“纪实文学”这个概念。

李春雷：是的，纪实文学古已有之。可以说，就是中国文学的源头。

汉文字造字之初，就有象形、会意、指事等功能，而结绳记数、记事、记史更是发挥着纪实的作用——这是汉字之根，文学之源。后来，在甲骨、石头、青铜、竹简等材质上刻写的最早的典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虽然已经湮灭，内容肯定以纪事、纪实、纪史为主。“文”的原意便是花纹，便是审美。所以，文学最早的功用，便是用最简洁、最准确、最美感的只言片语，纪录事实乃至生命和生活的感受。

安春华：古代典籍中哪些属于纪实文学，能举些例子吗？

李春雷：上古时代，文史不分，史学就是文学，文学也就是史学。后来，随着文字和社会体制的相对成熟，便有了精彩的叙事——中国故事的滥觞。安阳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很多真实的记录，虽简短，却是纪实文学的原汁原味的碎片。《左传》和《战国策》出现后，才有了精彩且完整的篇章，如“曹刿论战”“郑伯克段于鄢”“邹忌讽齐王纳谏”等等……司马迁《史记》更是将中国故事的精彩演绎到高峰，被鲁迅先生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安春华：中国古代有散文、诗词歌赋、话本小说等多种文学体裁，纪实文学所占分量如何？

李春雷：在浩如烟海、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典章中，纪实文学从来就占据主流。两汉之后，纪实文学除了在《二十四史》中以“官方”形式出现之外，历代著名作家以写人记事为主的“纪实文学”也很多，比如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苏轼《方山子传》、袁宏道《徐文长传》、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和《狱中杂记》，包括鲁迅先生的《范爱农》和《藤野先生》等等，其实都是极典型的纪实文学。

作为“正史”补充的文人笔记，其中大多数更是原汁原味的纪实文学，比如，记录汉代及汉之前历史的《吴越春秋》《西京杂记》;记录魏晋南北朝历史的《洛阳伽蓝记》《梁高僧传》;记录隋唐五代历史的《天宝遗事》《大唐西域记》等;记录宋代历史的《中兴小记》《平江纪事》等;记录辽金元历史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南村辍耕录》等。明代有《吴中旧事》《嘉定屠城纪略》和著名的《蜀碧》等。清代就更多了，《津门纪略》《旧京琐记》《过江七事》等等。

安春华：但是报告文学出现得比较晚。

李春雷：是的。直到20世纪初，随着现代新闻业的出现，纪实文学与新闻相互嫁接，诞生出报告文学。这种文体一出世，就更直接地承担起为现实呐喊、为真理执火的时代重任，并出现了《赤都心史》《包身工》《1936年春在太原》等名篇。新中国成立后，《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作品，响彻文坛。改革开放的春天的号角，也是报告文学首先鸣响，《哥德巴赫猜想》《大雁情》《扬眉剑出鞘》……

报告文学，急需提升品质

安春华：刚才，您谈到报告文学一出现便肩负着“为现实呐喊、为真理执火”的重任。可是，这些年来，很多读者感觉报告文学不是给企业家做广告，就是为官员们颂功德，对报告文学产生了一定的排斥心理。那么，当下报告文学创作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李春雷：这固然是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报告文学投身经济和博弈官场的无奈和悲哀，但即便是广告和宣传文字，也需要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冲击力。在我看来，当下报告文学创作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提高文学品质！

我们常常对一些纪实文学作品产生距离，为什么？虚话成堆，大话连篇，唯有高大全，不见真性情，整篇文字没有筋骨，没有讲究，云里雾里，跑风漏气，形不成气场。简单地说，缺少文学品质。

安春华：请谈谈报告文学的文学品质如何提升。

李春雷：真正的報告文学，是一种难度最大的创作。要求作家要有相当的人生阅历，要有成熟的世界观和知识结构，更要有深厚的文史功底，另一个，还要有超乎常人的吃苦精神。在此基础上，再去细细研究文本，走纪实文学的精准之路。真正的纪实文学，均是真性情，真感觉，直入眼窝，直抵心底。腥是腥，咸是咸，香是香，臭是臭。就像交朋友，肝胆相照，推心置腹，实话实说，痛快淋漓。而且，文字和结构上天然成态，珠圆玉润，芳香四溢，妙不可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唐宋明清都有过类似的古文运动。其目的不是复古，而是改革当时流行的骈体文、八股文等华而不实、矫饰繁缛的文风，倡导言之有物，文以载道，让文学回归到应有的轨道上。

安春华：那么，您认为，文学应有的轨道是什么？

李春雷：美刺社会，推进文明。

报告文学应该是社会的良心。中国古代文艺评论家早就讲过，文学的作用是美刺社会，美刺就是赞美和讽刺，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歌颂真善美，揭露假恶丑”。过去我们说报告文学是“轻骑兵”，现在理论发展了，长篇报告文学很多，又变成了“重武器”。轻骑兵也好，重武器也好，都是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服务的，就是要真正做到歌颂真善美，揭露假恶丑。

现实里的真实情况是，真善美等正面的东西好写，而假恶丑的揭露要难一些。但文学的最主要作用就在这里，我们的作家要有勇气、骨气，要敢于面对，敢于说话。

所以，真正的报告文学，要具有人文关怀、要主持社会正义、要心怀人类良知、要善作文明批判。如此，才能讲好中国故事！

精心打造纪实文学的“宫殿”

安春华：请您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谈一谈写好纪实文学的“方法论”问题。

李春雷：尽管俗话说“文无定法”，但不可否认，写好纪实文学需要诀窍。首先要愿意承受艰辛。纪实文学创作是一件“苦差事”——需要走出书斋，

“走进”生活了解真情况，而不是“走近”生活走马观花;需要深入最底层，接地气、打深井、挖宝藏。纪实文学，的确是一种用脚走出来的、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文学体裁。当下，处处有题材。纪实文学创作不是缺少题材，而是缺少发现;不是缺少发现，而是缺少表现。

安春华：那么，如何進行艺术化的表现呢？比如说，当一个热点事件发生时，如何选角度，如何选材？

李春雷：我们在创作中有一个很大误解，即“题材决定论”，似乎报告文学抓住了重大题材，就成功了三分之二以上。正是这个误解，误导了中国报告文学家。

其实，最关键的不是重大题材在作品中占多少比重，最关键的是如何表现。我们太多太多的重大题材，被平庸的表现毁掉了。

安春华：也就是说，不应该只追求题材的“高大上”，还应关注生活的“细微小”，学会大题小作，小题大作。

李春雷：是的。“大作”与“小作”不在于篇幅长短与题材大小，关键在于“写什么”与“怎么写”。与其书写大题材、大人物、大事件的表层，毋宁深入小人物、小事情、小篇章的内核，激活小宇宙的“核工厂”。比如同样写抗战题材，多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巨著，不如一篇几千字的《荷花淀》。正是小小白洋淀的一隅，水生及媳妇等小人物的精彩演绎，成就了大作家孙犁。又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他本想写一千多页的长篇，记述村庄里每个人物的历程，但最终他都删去了，只剩下一位老渔夫、一艘打渔船、一条马林鱼。他用“细小的情节”传达“冰山的水面以下的部分”的震撼，含蓄而简约。

安春华：好像您在完成《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宝山》这两部长篇报告文学之后，也开始转向对“细微之美”的挖掘。

李春雷：是的。在创作了这两个重大题材之后，我便尝试走出宏大叙事，选择生活的片段，从别致的小视角切入，追求“一叶知秋，滴水藏海”的境界。

在创作《木棉花开》时，我没有全景式地书写广东改革开放的过程，而是选取了几段极富历史意义的场景和典型小故事，精心编排，极力去呈现时代的风云激荡。《寻找“红衣姐”》虽然写的是一件拾金不昧的小事，但是，我想让读者从中感受到一个家庭、一座城市和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夜宿棚花村》更是如此，其主角，就是一个不知名字的乡村媳妇和一撮味精、几粒花椒。

安春华：从“宏大叙事”转向“芥豆之微”，这需要观念的转变和独到的眼光。同时，这可能更需要技巧上的精心营造。您能从如何开头、如何结构、如何结尾以及语言风格等方面详细谈谈吗？我想很多作者都渴望从您这里得到启发。

李春雷：其实，这些都是老生常谈。

纪实文学，是一种以纪实、纪事为主的文体，稍不留心，就会将作品置于枯燥无味的境地。所以，开篇就要牢牢地吸引住读者，这是开篇作为“引擎”的一项功能。

开篇千姿百态，不一而足，需要把握的几个关键词是：切题、简明、自然、新颖、神秘、引领。我认为，开篇时有必要先将作品所涉及的时间事实和相关的素材隔离开，确定时间是不是那个统领故事变奏的因素;如果不是，就转移到下一个事实因素，以引领下面的“故事变奏”。美国现代诗人、短篇小说家德尔摩尔·施瓦兹在他的短篇故事《责任从梦中开始》中，很好地诠释了这个原则。在学术界，黄仁宇先生的名作《万历十五年》，也是用时间引领故事的发展脉络，他直接从万历十五年切人，开篇即言：“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从这一年出现的人物说开去，串起了整个明朝历史。我在创作《木棉花开》时这样开篇：“到广东上任的时候，他已经66岁了。面皱如核桃，发白如霜草，牙齿全部脱落了，满嘴尽是赝品。心脏早搏，时时伴有杂音，胆囊也隐隐作痛。但他显然还没有服老，一米七一的个头，80公斤的体重，敦敦实实，走起路来，风风火火，踩得地球‘咚咚直响……这一顶白发，这一腔愁雾，就是1980年11月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这样一位长者出场，能种好改革开放的实验田吗？无疑为后面的叙事埋下了伏笔和悬念。这就像阿·托尔斯泰所强调的“引人人胜”，“主人公的肖像应该从运动本身中，从斗争中，从冲突中，从行为中显现出来”。

安春华：有人说，开好头儿，作品就成功了一半。如何在开头的引领下串联起下面的主体内容呢？

李春雷：再说文章的结构，它就像建筑主体的内部构造。不同朝代的宫殿，其布局、形制不一样，纪实文学的“宫殿”也要随着不同的题材内容而相应变化。不过，“坚固、实用、愉悦”是永恒的原则——“坚固”就是作品结构严谨合理;“实用”就是作品结构自然和谐，“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不搞花架子，不玩穿越、魔化;“愉悦”则是指作品的“艺术性”了。

合理的作品结构，内部之问相互交织，相互给力，又层层递进;大文章大结构，小文章小结构，讲究峰回路转，曲径通幽。古典文学作品中，不乏这样的经典例子。《读（孟尝君传）》是王安石写的一篇读后感，被历代文论家誉为“文短气长”的典范，这不仅因为在如何看待“孟尝君能得士”的问题上作者有务出新意、发人深思的脱俗看法，还在于短文的结构——虽然全篇只有四句话、八十八字，却“转折有力……宛转凡四五处”，后人点赞说：“语语转，笔笔转，千秋绝调。”

安春华：有了好的结构，作品的“血肉”——详实的细节、真挚的情感，也就有了可以依附的“骨骼”。

李春雷：是的。我喜欢作品结构形式的“纵横混合式”，即以时间先后或事实线索为“经”，以空间变换或实物细节为“纬”。一经一纬，紧密交织，既纵横交错，又层次分明。

在创作实践中，我一直对纪实文学的文本结构形式进行探索。如《木棉花开》《索南的高原》《我的中国梦》《北海，你好》《朋友》等作品，力求创新，打破惯常的单线、顺序叙事路数，多线交叉推进，时空交错，环环相扣，营构了立体的叙述空间。即便是线条简单的《夜宿棚花村》，在看似无意之间，也做了有意的安排——比如作品的结尾：“哦，棚花村的五月忙忙的，只有我一个远方而来的闲人。”既是一句意味深长的结尾，也是一种结构的设置。

安春华：说到结尾，如何设置一个好的结尾，起到“余音绕梁”的效果？

李春雷：不妨看古人一篇经典作品《项羽本纪》的结尾。当项羽死后，楚地归属汉王，“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且封侯项氏。文章至此，本该结束了，司马迁却又回溯“项王军壁垓下”，评价说：“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寐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谬哉！”司马迁的诘问，“卒章显其志”，无形中，将这位英雄末路的悲剧更深层地推进了一步，令人扼腕喟叹，启迪无限。

在创作中，我也曾进行不同的尝试。比如《夜宿棚花村》的结尾。我在极写小村的恐惧和忙碌之后，猛然笔锋一转，反写自己的“悠闲”。其实，我悠闲吗？

安春华：大家公认，您的文字节奏明快，语言优美，圆熟、圆润，而且充满动感和活力，行云流水般。

李春雷：这得益于中外经典文学作品的浸润，也得益于我在散文、新闻等不同领域的长期创作与探索。

我自幼酷爱文学，揣摩小说技法，而且研究古典文学。还有，我大学专业是英语，多读原著，尝试翻译，力求把欧化的语言神韵巧妙地移植笔下。再一个重要原因，我从小写散文，后来搞新闻，又获过“中国新闻奖”。另外，这点非常重要，是我早年的一个好习惯：写日记。我曾经每天写日记三四千字，连续不断地写了十年，把每天的所思所感所悟，全部写出来。这上千万字的童子功，练出了语言感觉。

纪实文学时代，正在到来

安春华：想跟您探讨一下纪实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当下时代，信息过量，各种视听手段“乱花迷人眼”。您认为纪实文学这种体裁是否还适应时代？

李春雷：现实生活的精彩已经远远超出人们想象与虚构。恰恰在快节奏的信息时代，人们更渴望阅读真实与真相。具有“真实”“文学”天赋的纪实文学，以敏捷、深层的表达优势讲好中国故事，以真实、生动的文学表达抵达真相，在艺术审美中弘扬时代精神，实在应该吸引和感染更多读者。

在国外，非虚构文学始终占据最畅销地位。2015年，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就是纪实文学。现实生动地告诉我们：一个纪实文学的黄金时代，正在到来！

安春华：中国纪实作家距离诺奖还有多远？您在前面说，时代需要纪实文学，但需要的是升级版的纪实文学。这样的纪实文学有怎样的指向性？

李春雷：毋庸置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每一个作家的梦想。但是能否圆梦成功，除了作品的艺术水准之外，还有许多客观因素。不过，苏格拉底说得好：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梦想而奋斗。

我们都在奋斗。当下，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需要让世界倾听中国声音、向世界传递中国精神。这，都离不开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佳载体纪实文学。

新时代，如何文学地讲好中国故事，真正谱写新时代之“史记”？这是一个新课题，需要我们思考、努力、践行！

我们现在的纪实文学创作，大都还停留在事实的层面——由事实到事实。当下需要立即着手解决的问题是：由事实而文学，由文学而反思。对于事关国计民生、事关民族前途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要独立思考。

特别是纪实文学，更要洞察世事险恶，发出警世忠言。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的天地良心，历史责任，民族精神。在这一点上，我赞成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

安春华：纪实文学作家与时代，应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李春雷：独立而不对立。作家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者、表述者，但与时代的关系是参与者，建设者。

真正的纪实文学，不仅关注生活本身，更要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冷静地审视生活的背后，侧重于描摹和捕捉生活、生存、生命的坎坷或矛盾斗争过程中折射在人类心灵深处的那一片片深深浅浅的投影、那一处处隐隐显显的伤痕、那一双双明明暗暗的泪眼，将这种悲悯和悲壮的氛围与思索弥漫在文字里和书页间。这才是纪实文学永远的魅力，这才是纪实文学永远的方向。

胸中有深情，笔下开鲜花。我们要迈开自己的双脚，由走近到走进;端正自己的心态，由感动到感悟;瞪大自己的双眼，由发现到表现。为繁荣新时代的文艺春天，敬献各自的青枝绿叶和姹紫嫣红！

编辑·郭文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