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雪宁

摘要：频阳子中篇小说《东辛庄》以当代西安地区的城中村为原型，构建了既具备时代特色又具备关中地区特有的文化风貌的村子东辛庄，并通过叙述东辛庄王、辛两个家族几代人的故事，塑造出王顺天、大武、辛来、黑妞、胖女等人物形象，通过两个家族发展、沉浮的对照，营造了故事张力，结尾发人深省。在小说《东辛庄》中，空间叙事贯穿首尾，包含着客观上空间架构形式的改变，以及角色心理空间想象随着社会的全面发展产生的变化。这里的空间是经济的空间，也是文化的空间，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交错，使得”东辛庄的故事”具备了根基和厚度。本文从城乡关系，人际关系和人的空间移动三个方面分析小说中的空间叙事。

关键词：小说;城市化;空间叙事;叙事学

文章编号：978 -7 - 80736 - 771 -0（ 2019） 01 - 004 - 05

城中村是暧昧的。作为一种空间复合体，城中村裹挟着太多模糊的、流动的、难以界定的东西——城乡景观的镶嵌，商业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不同的群体带着各自的生活方式对话、交往，经由房屋租赁、商贸、雇佣、婚姻等途径彼此融合——“风搅长空浪搅风，鱼龙混杂一川中”。城中村是城市蝶变过程中尚未抖落的蛹壳，城市化进程从空间上压缩了城中村，同时又给城中村带来了新机遇。

作为一种经济体，城中村是复杂的，活跃的，欣欣向荣、生生不息的。基于其经济上的活力，我曾居住的西安西辛庄被年轻人戏称为“西辛国际”。后来我了解到与之齐名的还有“鱼化国际”、“沙井国际”等。中篇小说《东辛庄》中，基于现实地点虚构出的东辛庄，事实上可表述为上述若干城中村共同的原型。东辛庄既体现着时代性，又具备鲜明、地道的西安色彩。

小说讲述了辛氏家族和王氏家族几代人的命运沉浮，集中刻画了生性质朴、耿直、无私又与世无争的王顺天;王顺天的儿子，善良、憨厚的大武;毫无廉耻之心，靠走歪门邪道起家的辛来：辛来的妻子，目不识丁的市井妇人黑妞;辛来的女儿，泼辣、刁蛮的胖女等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的塑造体现着小说作者的功力——他们是圆形的、立体的，他们就像我们在西安的城中村会遇到的那些人;与此同时，他们各自的性格编码中都包含着作者总体的叙事策略和审美倾向，因此他们不仅仅是对“西安城中村流动群像”的机械还原。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作者的双线结构中，包含着对辛氏家族和王氏家族两边不同的家风传承之间的对比，然而辛氏家族的成员并没有被塑造成一无是处的反派角色。辛来身上体现着白手起家的勇气，黑妞具备朴实的特质，胖女的几分忤逆亦可理解为她为把握自己命运而进行的某种盲目的努力。与此同时，王氏家族的成员身上也都或多或少地体现着局限性和弱点，作为读者我常常一面“怒其不争”，一面扼腕叹息。

小说《东辛庄》选择了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展开，体现着克制、冷静的品质——叙述声音并不全知、全能，也没有过多介入某个或某些角色的心理。因此，这个声音的制造者并不像上帝般高高在上，也并未显示出对家长里短的过度热情。这个声音更像是来自于一位“当地漫游者”——生活在东辛庄，思考在东辛庄，对东辛庄怀有深沉的感情，却又和时代主流、人情世故保持着理性的距离。

小说叙述并未紧密围绕某个角色展开，读者拥有把任何一个或若干角色当成主人公的自由。我们更改一个核心人物，切换一种视角来阅读，小说就会呈现出一种不同的面貌。这也启发了更深层的思考，核心问题从“主人公应该是谁”修正为“主人公可以是谁”，进而可以问“主人公可以是什么”——在我看来，以城中村特殊的历史地位、地理环境、经济状况、文化风俗等为基础，形成的独特的集体空间想象，也可以被当做这篇小说的“主人公”。

从“天圆地方”到“大地是一个球体”的颠覆性认识，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革命，人们的集体空间想象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的世界觀是基于人的空间观形成的。而就更小的集体以至于个人而言，认识周围的空间是认识世界，同时也是了解自己的基础。我们要充分尊重空间的复杂性，一方面，空间并非对单纯的方向、位置的表述，而是包含着多方面的因素：政策的、经济的、文化的、医疗卫生的、公序良俗的……另一方面，空间中的一切并非静止的，而是出于发展、变化之中。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人的空间想象永远不等同于物理上可测量可比较的真实，却符合另一种尺度——我们可以将其表述为心理的尺度，或者文化的尺度。

而空间想象在文学传统中，也一直为人所重视和津津乐道。文学中，尤其是小说中的空间，常常体现着作者自觉或不自觉的结构观。文学作品是文本的艺术，如果文本的艺术仅仅关乎时间，关乎组合轴上的种种搭配与次序，那么诗早应让位于音乐。文学的空间性，是其合法性的保证。文学中的空间是多层次、多维度的。首先是文本中组合轴和选择轴一经一纬交织形成的比线性丰富的结构方式;其次，比喻本身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空间关系，是“此处”和“别处”之间的指涉，而这种指涉几乎构成了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规定性;然后，文学创作作为对现实的摹仿，其摹仿对象常常是现实中存在的空间，这些空间在文学作品中也体现出一定的虚构性;最后，文学作品本身可以被当做一种文本装置——利用空间上的拆解、拼接、变形、映射等呈现价值。而从第三个层面的空间到第四个层面的空间的过渡，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从物理到心理，从存在到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空间想象。

一、从城乡二元对立到“中心一边缘”的相互转化

小说《东辛庄》首章末段写到：

“社会的骤变恍若隔世。”

究竟是怎样的骤变能用“恍如隔世”来形容呢？简而言之，就是生活在东辛庄的人们，一夜之间摇身一变，从农村人变成了城市人。在老一辈西安人的心理地图上，钟楼是西安市的中心，而城墙之外都已经不能算作“城里”，因此西安市就是那么横平竖直、四四方方的一个区域。事实上，东辛庄和钟楼的实际距离永远不会改变，改变的是相对的距离——是国家政策的激励和交通方式的升级，让东辛庄和钟楼比以前“近了一些”。小说开篇便说：

“在老輩子人眼里，东辛庄距离钟楼三十多里，小伙子骑自行车，也需要一大晌时间，更别说牛车、驴车、马车、人力车了。”

老一辈人眼里，自行车已经是最高效的交通工具。而如今，在现实中，从东辛庄到钟楼搭地铁只要不到四十分钟。之所以用地铁来衡量是因为驾车需要考虑塞车的情况——塞车足以说明机动车的普及，使之从炫耀性消费项目变成了代步工具。引人注意的是，在小说里对辛家发家史的叙述中，很多处提到了交通工具的升级。从最初下田劳动时的牛马，到小本批发生意时期的自行车，然后是在农贸市场卖鱼时期购置的“电驴子”，然后还多次写到了君威。从这点来看，因为交通工具的更新换代较快，辛家人比东辛庄的其他人离钟楼更近一些。

让生活在东辛庄的人们“眨眼就分不出了南北西东”的，除了交通方式的先进化，更有政策原因：

“谁知到了上个九十年代，南海边的强劲风潮一路北上，摧古拉朽，越过雄踞华夏中央的秦岭山脉，席卷黄土高原。而关中平原的首善之地，好像在一夜之间，幡然梦醒，她挣脱了厚重的历史文化的纠结，不再挟既往的辉煌而自重，试图改变，图强新生。于是，在关中核心地域，在古城的一隅，设立高新技术开发区，利用既有的科研和文化教育资源优势，为地域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开辟一条崭新的途径。于是，东辛庄成了开发区中心，高新区管委会，就设在村口的马路边。”

在我依稀的童年记忆里，一个人是“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是这个人难以改变的身份。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一个地区的发展状况主要取决于政策和自然资源。而如今，一个地区的发展是多元决定的，乐观地讲，这使得每个地区的潜力得到了更多的挖掘和开发，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多元决定，也给几乎每个个体造成了不同程度上的焦虑——这种焦虑中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印记——年轻一代与父辈对抗，放弃家乡的“体制”福利追求自由的努力，及与之相逆的重压之下“逃离北上广”的愿望;育龄群体对“学区房”、“学位房”的追捧;农村的“打工潮”中产生的土地荒废和老人、儿童的留守状况：大城市中一部分本地人对外来人口的排斥心理……这些焦虑拥有相似的本质，而小说中生活在东辛庄的人们的焦虑，也与上述焦虑同源——由于“城中村”的特别，使得那些角色的焦虑具备了普遍性和代表性。

其中二丫的焦虑在小说接近结尾的地方终于从隐忍和麻木转向了爆发。和辛家的贫富落差每天看在眼里，愁在心上：

“两千多元轻松拿到手，何必再去搅合在破烂堆里。有那么多钱不会去买几件好衣服，穿出个人模狗样来。你看看人家辛来多精明，再看看辛坤，比国家干部还时髦。把门面房租出去，好好过几天消闲日子。”

其实使二丫焦虑的东西，也在影响着辛家人。或者说，同样的骤变，使得王氏家族表现出守旧、迟钝的同时，也导致辛氏家族一面投机、钻营，贪快贪多，一面来不及反思和沉淀，最终酿成祸事。

发展是必然的，城市化进程也是必然的，因此如同小说里生活在东辛庄的人们身上体现出的那样，不同表现形式的焦虑也是必然的。而这种焦虑所能导致的一个有价值的结果就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逐渐瓦解。城市之所以是城市，是因为它居于中心，与此同时，农村因为其相对于城市而言较为边缘，因此发挥着农村的功能。而这种“中心”、“边缘”的确立并非完全是地理的、绝对的，因此也不可能是永远变动不居的。在小说中，除了城乡的界限被悄悄抹去之外，也可以读到官民之间，外来者与当地人之间，传统意义上的男女性别之间的界限被淡化。较之于经济的腾飞和生活方式的提高，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的破除，才是千千万万个东辛庄的城市化所带来的更具积极意义的结果。

二、空间折叠与人际扁平化

城市化最直观的表现之一就是空间被折叠了。这主要是由于农田的消失和楼房的建立：

“东辛庄建设了安置小区，上百排整齐的三层小楼。学校、卫生所、浴池、商铺、饭店、超市、菜市场、运动场，不出小区，东辛庄人和都市社区的市民一样，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各种服务应有尽有。”

从村庄变成了小区，这使得生活在东辛庄的人们的生活图景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然而不能认为当地人无一例外地以积极的心态拥抱这种变化。在小说中，选举干部前夕当地人之间的交谈，能够体现出一种不能说是抱怨但也多少是复杂、矛盾的心态：

“围观者你一言，我一语，失去了老辈子留下的土地，他们发泄心中的不满。

就像管委会，当初搞高新开发区，手无分文，皮包机构。他们强行征地，动员各级政府和公检法，给村民施压，东辛庄的耕地，每亩六万元，说是土地属国有，给的是补偿费。管委会修了水电路，规划了配套设施，转手卖给企事业单位，一亩地卖四五十万，

这是以国家的名义，掠夺农民的生存资源。

土地没了，就给你几间房子，让集中居住。再补偿几万元，给个市民户口，没有工作，让姓农的去自生自灭！”

小说中王顺天的一些细节，便可以体现出这种以土地为重的观念。老一辈人有“接地气儿”的说法，这使其对于楼房有着抗拒的心态。王顺天在分得三层的楼房后，以家长的身份做了如下的分配：

“大武你听着——现在的新房，上下三层，我老两口住一楼，你两口住二楼，各自生活，互不干扰。三楼空着，你可以出租，租金给小耕上学做生活费。”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辛氏家族。辛来怎么能不知道“小区的北侧面临大街，经商有地利之便。资源就是金钱”——他不仅深知这点，他还基于这点而厚颜无耻地抢了本来分给王氏家族的房子，并且带头利用一楼优越的地理位置做起了餐饮生意：

“辛来十分满意新居的位置，认为在小区经商或开饭馆，他家占尽了区位优势。尽管临街的围墙，被一道坚固的铁栅栏所围护，但这个北大门入口通道，无论进出，他家门口是必经之处。商机无限。他越发觉得，当初大胆的抢占房子，是颇具眼力的壮举。这年头，不在乎过程，看的是结果。真金破铜，抓到手里才算行！”

事实上，在辛来的“模范带头作用”下，当地的很多户人家都将一楼改成了商铺，将之当做发家致富的手段。大家都有钱了，王顺天的儿媳妇二丫看到了，二丫的丈夫，王顺天的儿子大武也看在眼里，甚至王顺天本人，每天看守在小区的公厕门口，不可能看不到其他人物质条件的改善，也不可能听不到他们谈吐中提到的新内容。甚至到了最后，辛坤应了二丫的请求，过来游说王顺天，劝他别白白浪费赚钱的机会，都被他谢绝了：

“辛坤：贫协叔，你想过吗？若果你不捡垃圾了，把家里的门面房租出去，每月消停收两千多元。你和老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鸡鱼鸭肉，山珍海味，老孙家的羊肉泡馍，南院门的葫芦头，全聚德的百味饺子，竹园村的火锅，那火锅可是地道的关中味，不油不腻、麻辣适中、不成不淡，十分缠口。

顺天老汉点点头：喔，我大鱼大肉吃不上几口就犯腻。一生就喜欢吃面食，咸菜、青菜、稀饭和蒸馍。

辛坤：贫协叔，门面房是现成的，马上就能变成钱。手头宽裕了，你就滋润了。想去哪去哪儿，想吃啥就能吃啥。不愿意出去了，坐在家里，坐在街道里，悠闲地喝茶，和乡邻们说天谈地，有滋有味，頤养天年。

顺天老微眯着双眼，他轻轻地说：我现在不正像你说的这样吗！”

其实二丫也曾要求大武来劝说王顺天，但是被大武拒绝了。大武之所以开不了这个口，是因为他了解王顺天，本质上，他和自己的父亲是一类人。试想，如果左邻右舍都在一楼开了商铺，那一楼肯定是喧哗吵闹、不得清静的。但是王顺天依然不想搬到二楼或三楼居住，甚至锻炼出在一楼闹中取静、品茶沉思的定力。而且，由于王顺天还能四处捡垃圾，足以看出他的身体状况并未差到无法上楼梯。因此他坚持住在一楼的原因可想而知，是他希望能够“接地气”——这种在城市人看来是“玄学”甚至近乎迷信的说法，却是很多老一辈农村人对生活最基本的诉求。其实何止是王顺天，小说里面的很多角色身上都体现出这种对于楼房的抗拒：

“高新区绿化面积大，花园似的。街道里空气清新、通畅，胖女母女不习惯窝在家里，住上楼房，多少有点被束缚、被隔离起来了的感觉。”

王顺天们认为平房优于楼房，一楼优于二楼、三楼，哪怕没有土地可以耕种，至少要保持和“地气”之间的联结。而这种“地气”不但是实际中和地面的接触，也是一种人格上的“不忘本”和“务实”：

“他从上辈子人的谆谆教诲中，知道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不管在家庭、社会，首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小家和大家庭的道理相通。”

甚至在王顺天给儿子、儿媳训话的那个场景中，每一个角色或站或坐的位置，都得到了详细的描述。

“那天吃过晚饭，顺天老汉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他让老伴坐在旁边的沙发。大武夫妻俩一前一后下了楼，来到父母跟前，大武站在客厅中间，呆头呆脑地看着父亲。妻子二丫站在大武身后，她屏声静气，脑袋耷拉着，偶尔抬头瞥一眼公公婆婆。”

而这种“摆正自己的位置”的观念，在辛氏家族是缺失的。辛来的上一辈人吸大烟，败家，堂叔伯、堂兄弟们拒绝给予援助。小说中屡屡登场的浴池老板辛坤和辛来是同族堂兄弟，两人不和久已，两个家庭也不相来往。辛来没有接受学校教育，靠着勤快和一点小头脑白手起家。因此在他的家庭里并不存在长幼尊卑之间的秩序。儿子辛建挥霍钱财，到处结交哥们，女儿胖女行为放肆，不合体统，辛来夫妇也都视而不见。正如小说里的王顺天所言，“小家庭和大家庭的道理相通”，因此辛来对于一个人在集体中的位置，对于社会规则，乃至于法律法规，都是视而不见的。

辛氏家族对于规则的漠视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争相效仿，代代传承的。前有辛来鸠占鹊巢，强占王顺天的房子赖着不走，后有辛建威胁湘菜馆的女老板说“我在这里吃饭，你若让我爸知道了，我会砸烂饭馆的门窗玻璃。我从小脾气不好”，继而有辛亮发酒疯，把别人的汽车当做是自己家的，打不开车门后怒而砸车的违法行为。

如前文所述，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瓦解的同时，官民之间的对立，家族中长幼之间的对立，传统婚姻角色分工中的男女对立，也出现了松动。而这一切造成的是人际上的扁平化。所有人都被放到了同一个平面上，所有关系都变成了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关系。

二丫在劝说丈夫大武时说“你看看人家辛来多精明，再看看辛坤，比国家干部还时髦”——在当地人口中，曾被神化的、遥不可及的国家干部，如今已经成为了城市时尚的代言人，代表着一种穿着打扮的风格，甚至如果谁能穿得更贵、更招摇，就能“比国家干部还时髦”。

长远来看，这种扁平化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但是就小说的故事时间区间内所呈现的情节来看，王氏家族走得太慢了，而辛氏家族又赶得太急。

三、出走者与外来者

小说中东辛庄的发展还表现在，原本会离开的人选择留了下来，与此同时，还吸引了一部分的外来者。出走者与外来者，是分析空间叙事时需要着眼的点。

传统婚姻模式的性别角色分配规定，夫妻双方女方应随男方。然而辛来的女儿胖女反其道而行之。她不但没有嫁入丈夫小二家，还把小二给“娶”回了自己东辛庄的家：

“本来胖女出嫁了，要离家到女婿所在的鹿苑镇居住，胖女却不。她说自己是东辛庄人，户籍在东辛庄，村上征地后的土地补偿和安置房，在她名下都有一份。家里就父母、姐弟四人，偌大一座三层单元式小楼，将来也不能只留给弟弟一人居住。鹿苑镇远在市郊，她才不会远离繁华，生活在偏远的一隅。”

胖女这一角色虽然行为粗鲁、乖张，但其性格中却包含着女性权利意识的处于萌芽状态的觉醒。作为女儿的胖女不愿放弃对于父母房产的继承权，这在很多老一辈的女性看来是不合实际的奢望，是对男权的挑战，作为妻子的胖女也不愿让自己成为丈夫的附庸，成为公婆家一个没有地位的外姓人，这在传统的婚姻观看来，更是一种胆大妄为的僭越。想想黑妞的惟夫命是从，再想想二丫的忍气吞声，不难发觉其实胖女的刁蛮、泼辣还有几分可贵。

其实在胖女背后撑腰的，不仅仅是父母的纵容。她能够底气十足，更大程度上来源于自己出生、居住的东辛庄，相对于丈夫小二的老家鹿苑镇而言，经济发展更快，生活条件更好。东辛庄这座城中村虽然“比上不足”，然而和鹿苑镇对比，还是“比下有余”的。因此胖女能够不离开家乡，辛来夫妇也乐于享受女婿的殷勤：

“他经常住在岳父家。今晚回来稍一袋子青菜，明晚进门手提两斤肋条肉，到了后天，带点水果，或者几瓶小酒。岳父岳母笑眯嘻嘻，胖女恨不得把殷勤的小女婿，一进家门就抱在怀里。”

王順天的儿子大武的妻子二丫也是外来者。与小二类似，她的娘家“在终南山下的蛤蟆滩。那是个穷到了家的地窝子，晴天里一地盐碱泛白色，下雨天就内涝成了蛤蟆滩”。二丫自从进了王家门，对大武父母十二分敬畏。大小事她和丈夫一样，看着顺天老汉的脸色行事。这种顺从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二丫对于“妇道”和“三从四德”的认同与践行，但是二丫在与街坊邻居的言谈中，对于自己儿子其实还并未娶到的“上海媳妇”又抱有一种仰视的姿态：

“胖女：二丫婶子放心，我知道，你家小耕聪明得很。他年级考试经常第一。大学毕业，肯定会给你领回来一个上海媳妇，你就等着抱孙子吧。

二丫：只要不害我，就阿弥陀佛了。

胖女：二丫婶子，你就好好积攒办喜事钱。儿子争气，全家光彩，将来给小耕办喜事，要在钟楼饭店宴请宾朋。

二丫被吓住了：哎唼唼，那要花多少钱呀？把我和他爸杀了卖肉、炸了卖油，也不敢想去钟楼饭店的事儿。”

因为“上海媳妇”是大城市人，所以尽管是女性，是家里的媳妇，却也是高人一等的。这种双重标准在辛来夫妇身上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辛来家的一楼前后两度出租给外来者开餐馆。第一次来的是一对四川夫妇，辛来夫妇把“欺负外地人”做到了淋漓尽致，对方迎合、讨好他们，换来的却是种种近乎强取豪夺的陷阱。而第二次来的是一对湖南夫妇，，开的是湘菜馆，湖南地处国土的东南地区，经济较之西北更为发达，并且从相关的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这对湖南夫妇哪怕不是高级知识分子，至少也受过高等教育，有着开阔的眼界和精明的头脑。辛来夫妇无法从他们身上揩油——想要排外，却发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

无论是对“上海媳妇”的谈及，还是湘菜馆老板娘的硬姿态给当地带来的冲击，这一切都在动摇、重塑着生活在东辛庄的人们的空间想象。要知道，在王顺天的心中，虽然东辛庄离钟楼很远，是西安的郊区，但是西安可是全国的乃至世界的中心：

“秦岭终南山七十二峪、六十四座山峰，农业社时代搞副业，我就踏遍了。西安府的大街小巷，我闭着眼睛都能摸到。我就不相信，外边的名山大川再好，它能比得过秦岭;上百个帝王热衷的地方，还有啥名胜能比得上关中！”

王顺天的这种自豪感可笑，可叹，可爱又可怜，尤其是当我们想到，这边他呷着粗茶感叹“还有啥名胜能比得上关中”时，那边刚失恋的辛亮喝醉了酒，正在街上砸别人的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