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涛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江西南昌，330022）

以诗留名的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外交家、史学家和维新活动家，他诞生在鸦片战争后八年，逝世于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六年，其生活的57年，正是大清帝国内忧外患极其深重的年代，也是新旧冲突、社会文化急剧变革的时代。黄遵宪在1878年（光绪四年）夏着手编撰《日本国志》，到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秋冬刊行。虽艰难面世，但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文化影响，例如钦差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部堂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在1888年版《日本国志》的禀文上批注，称“《日本国志》四十卷，叙述具有条理，如《职官》、《食货》、《兵》、《刑》、《学术》、《工艺》诸志，博稽深考，于彼国改法从西，原委订证，尤为赅备，意在于酌古之中，为匡时之具，故自抒心得，议论恢奇，深协觇国采风之旨。”[1]时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的清朝大臣薛福成在阅读《日本国志》书稿后，欣然为之作序，并称赞曰：“此奇作也！数百年来鲜有为之者。”[2]《日本国志》从自刻问世到作者离世的15年间，先后版本主要有：广州富文斋初刻本（1890年付刊，1895年冬刊成）、广州富文斋改刻本（1897年春夏间）、浙江官本重刊本（1898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本（1898年）、汇文书局本（1898年秋）、上海书局石印本（1901年秋）、丽泽学会石印本（1902年夏）[3]。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黄学”研究的纵深发展，学界对黄遵宪生平所著各种文稿的整理工作有序推进，《日本国志》的影印和点校本相继问世。《日本国志》是黄遵宪近代思想文化的一面旗帜，是杂糅中西文明、推陈出新的文化产品，更集中体现了他的自强不息、精忠报国的爱国之魂。它刊行虽逾百年，但至今仍不乏闪光点，其内容之丰富、见解之深刻，“不仅过去没有，以后也未曾见过”[4]。因此，研究《日本国志》所具有的史学特点和积极社会影响，不仅具有以史为鉴的思想教育意义，也具有中外交流、推陈出新的文化创造意义。

一、《日本国志》的史学特点

《日本国志》首先是一部以史志体裁写成的专书，它一方面继承了我国传统史学思想和编纂方法，同时又有新的突破和创新，表现在它以当时先进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进化论的历史观看待古往今来的历史发展，提出治史不仅应通古今之变，而且还必须兼通中外，博采外国之所长[5]，具有史学经世致用的文化意义。回顾传统史学著作的编撰传统，司马迁曾作《史记》，内有“八书”，即是一种专史，其中《礼书》、《乐书》研究礼仪、风俗教化，《历书》、《天官书》研究天文，《河渠书》记载地理，《平准书》谈生产、分配，为后世《食货志》之祖本。因此，《史记》“八书”实为史志体裁之滥觞。班固曾作《汉书》，仿《史记》“八书”之例，改“书”为“志”，作有志书十类，为我国最早以“志”命名的史籍。唐朝杜佑（735-812）曾作《通典》二百卷，分为八门（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实即是仿《史记》“八书”、《汉书》“十志”而来。随后，郑樵的《通志》二十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立二十四门，皆因杜佑《通典》之成规，稍变通其门类而已。它们都是一种研究各门科学的专史或专书[6]。然而，志是典章制度的专史，须具备融汇贯通的功夫，很难写作。撰写异国志书，其困难可想而知。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凡例”中，亦表甘苦自知，自云“每日兢兢，搁笔仰屋，时欲中辍”，然其坚持到最后的决心和毅力，实令人钦服。他以典制体裁记述外国史，为一大创意。《日本国志》充分体现了其长处，对日本各项制度原其始，叙其终，历述沿革变化，本末灿然，容易使读者一览而了然[7]。黄遵宪在外交事务之余不辞辛劳，使这部典志体史书《日本国志》成为近代中国人编撰的第一部综合性介绍日本的大型“志”书，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突破国域而走向世界的发轫。《日本国志》编撰体例，明显具备了近代化的史学特点，主要表现在四大方面：

一是“史家纪述，务从实录”，即把叙述历史力求真实作为编撰《日本国志》的总体指导思想，并贯穿全书之始终。在《日本国志》“凡例”第一条中，他就批评史家著述的对内“以笔削说《春秋》，谓降杞为子，贬荆为人，所以示书法”，是“谬悠之谭”，而“史臣以内辞尊本国，谓北称索虏，南号岛夷，所以崇国体”，是“狭陋之见”，故“此编所书，采摭诸史，曰皇曰帝，概从旧称”。《日本国志》当以日本为主，“务从实录”，而不以历史偏见或傲慢书写，定将“谨遵条约睦邻、国书称帝之意，参采中国日本诸书，纪事务实，不为偏袒，曰皇曰帝，亦不贬损，所以破儒者拘墟之见，祛文人浮夸之习也。”[8]“务从实录”史学思想的提出与实践，充分表明了黄遵宪在思想上已突破狭隘的“华尊夷卑”的藩篱，形成了符合时代潮流的世界观念和民族平等的卓识远见。在《日本国志》中，他将《中东年表》附在卷首，破除中国传统史学的“正闰之辨”，遵循国别年号真实，相互对照使用，更在《天文志》中抨击传统史书中的“天人感应”历史观，崇尚近代以来的科学历史观，更加彰显出实事求是的史家风格。

二是考古通今，经世致用。在《日本国志自叙》中，黄遵宪明确指出其编撰《日本国志》的根本用意在于“考古即所以通今”，正如其弟黄遵楷所言：“发箧续成《日本国志》一书，意在借镜而观，导引国人，知所取法。然至甲午之后，始有知者。”[9]可见，黄遵宪自觉继承了“学术所以经世”的传统，努力发挥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在《日本国志》“凡例”的最后一条中，他写道：“检昨日之历以用之今日则妄，执古方以药今病则谬，故杰俊贵识时；不出户庭而论天下事则浮，坐云雾而观人之国则暗，故兵家贵知彼。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黄遵宪大胆推陈出新，用典制体裁来记述外国历史，在晚清史学中具有开创性意义，而且所确立的“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编撰原则，更使得“经世致用”的改革实践成为有源之水。《日本国志》所记日本典章制度沿革、对外交流演变、思想学术发展、习俗文化变迁等史实，虽然上起神武元年（周惠王五十七年，公元前660年），下迄明治十四年（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但重点却放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社会的改革发展史上，其篇幅占据全书的三分之二强。特别是《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等，对明治维新作了翔实介绍，充分体现了“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的志书纂修特点。在史料运用上，《日本国志》又俨然是一份关于明治维新的实地考察报告和深度报道，“仆于此书，期于有用，故详近而略古，详大而略小，所据多布告之书，及各官省年报也。”[10]很明显，黄遵宪是把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作为晚清改革的一种历史借鉴和参照体系，即“质之当世士夫之留心时务者”[11]。这样，《日本国志》就与过去中国人研究日本的著作不同，它不再局限于为历史而历史，或者只是作为史书而流传，而是一种具有经世致用的励志功能，思想启蒙作用不容低估。

三是史论结合，中外比较。《日本国志》以叙述日本历史为经，以评论古今得失为纬，并仿照《史记》“太史公曰”之例，每志前后都附有“外史氏曰”的评论，共有31篇，三万六千余言。正文之中也常常加以长短不一的双行小注，以对正文的内容进行补充、考证或者分析，给人以很大的启迪[12]。通观全书，“外史氏曰”和文中夹注反映了《日本国志》“史论结合”的特色，集中地体现了黄遵宪的历史眼光和思想识见，最富有价值，是《日本国志》的精华所在[13]。从资料采辑上看，《日本国志》“采书至二百余种，前后历时八九年。全书分作十二类，计四十卷，都五十余万字。”[14]《日本国志》采信资料丰富，除了中日史料外，其他如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方以智《通雅》，顾炎武《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郑若曾《筹海图编》、李言恭《日本考》、魏源《圣武记》等书，皆曾加于征引或参考[15]。从全书来看，《日本国志》征引的中日史籍大多水准很高，不少是经典著作，这表明黄遵宪具有良好的资料鉴别能力和敏锐的学术眼光，而且在资料的取舍整合上，也体现出他的以我为主的主体意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16]。从内容上看，“国统志”对日本历史上“治乱之由”的分析，“邻交志”对“交邻有大益”的阐述，“职官志”对自由民权运动的介绍，“食货志”对理财、赋税、国债、货币、商务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制度的评议，“兵志”对加强军备“非讲武不可”的吁求，“刑法志”对中西法律制度的比较，“学术志”对中西学术思想的辨析，“礼俗志”对社会习俗文化变迁的记述，皆纵横驰骋，中外比较，令人叹服。黄遵宪正是通过“外史氏曰”和正文小注的评论，向时人宣告了符合世界近代化潮流的改革思想，也是激励他结束外交生涯回国投身湖南新政的政治诉求。

四是辅以数表，便于查考。《日本国志》在第九卷“天文志”以下的各志中皆附有数量不等的统计表，是有关明治政府的大量统计报表，包括预算表、决算表、人口统计表等。这些表格用简单而又准确的统计数字或文字说明事物的变化发展，以及反映一定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黄遵宪游历东西洋，自觉吸收先进的编史方法，认为“物非图则不明，事非表则不详……体创自今，义因于古，以便阅者解带，触目了然耳。”[17]因而对图表予以高度重视，并采集、制作了多达130个统计表格。数量最多的是“食货志”，有表40个，以下依次为“兵志”37个、“物产志”21个、“地理志”19个、“职官志”11个、“天文志”与“学术志”各1个，真实而客观地再现了明治维新后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另外还附《中东年表》于卷首，方便读者查阅参考。《日本国志》大量运用各种统计表格，将近代统计学方法引进历史学研究领域，使《日本国志》具有明显的近代史学著作的特征。对此，梁启超曾谓“黄公度（遵宪）之《日本国志》四十卷，在旧体史中实为创作。”[18]

统上所述，《日本国志》是近代中国人编撰的第一部日本通志，具有明显的近代史学的编撰特点，也是清末史学向资产阶级史学转变过程中的开拓性和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具有重要的新史学价值。

二、《日本国志》的思想文化意义

黄遵宪既是史学家，又是外交家，对明治维新的观察有其独特的视角，他以全球交往、列国竞雄为着眼点，敏锐地觉察到日本国内政局激变与世界局势息息相关，自觉接受并坚定了世界意识、进化论和改革思想，并将之融汇到《日本国志》中，成为当时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思想人物，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积极方向的实践者。

先看《日本国志》中的世界意识和外交思想。黄遵宪的世界意识和外交思想主要是通过对日本德川幕府闭关锁国政策的批判而表达出来的，在《日本国志》“地理志一”开篇的“外史氏曰”中，他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日本锁国政策无疑是与世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的，并热情讴歌了日本“尊王攘夷”思潮，认为是推动明治维新的重要力量，“前此之攘夷，意不在攘夷，在倾幕府也；后此之尊王，意不在尊王，在覆幕府也”，“其内国之盛衰，亦与外交相维系”[19]。正是从国家盛衰与外交相维的视角出发，黄遵宪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交往日益频繁，泥丸塞关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因此必须结束闭关自守，而与列国结交往来。由于欧美列强大肆对外扩张，世界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亚洲诸国先后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而日本却是在外侮面前锐意改革，积极推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等政策，最终走上了近代化道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堪称亚洲近代历史上的奇迹，“幕末维新时期的最大政治课题有二：一是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推进近代化；另一个是避免来自欧美各国的殖民地化，保持国家、民族的独立，建立统一的国家”[20]。黄遵宪游历东西洋，在世界观念下，认为日本自强当可为大清帝国的借鉴，警醒当政者和国人务必认清世界大势，即所谓“知所驻国之形势变迁，由于世界各国之形势变迁相逼而成，则本国之从违，当求合于世界各国之形势以为断。”[21]因此他盛赞了明治维新之初的岩仓具视使团赴欧美修订不平等条约的外交之举：“近世贤豪，志高意广，兢事外交，骎骎乎进开明之域，与诸大争衡。向使闭关谢绝，至今仍一洪荒草昧未开之国耳。则信乎交邻之果有大益也。”[22]显然，黄遵宪具有近代外交的政治观念，是其世界意识的重要体现，也是其编撰《日本国志》的思想基础。

再看《日本国志》的进化论。黄遵宪早年谙熟中国传统旧学，以后接受经世之学，东渡日本前具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历史变易观。这种变易观虽然主张革故取新，反对守旧摹古，但它在根本上否定事物的质变，反对改变社会性质，容易陷入历史循环论。而进化论强调的是事物发展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具有循序渐进的发展特征。明治维新前后，西方进化论传到日本，尤其学术界，凡是“留心新知识的人常常开口进化，闭口进化，好像只要谈进化，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似的”，这颇似戊戌年后严复译《天演论》在中国知识界广泛流传的情景[23]。赴日出任文化参赞的黄遵宪逐渐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转变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而潜心著就的《日本国志》就是他这种思想变化的最好例证。在《日本国志·食货志六》结尾的“外史氏曰”中，黄遵宪强调了当前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世界，符合“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针对列强的骎骎东进和弱肉强食，他抱着赤子报国之志，以“相竞而强”为激励，希望通过《日本国志》来向国人介绍进化论。综观《日本国志》，从开宗明义第一卷到最后第四十卷，黄遵宪始终贯注着进化论思想，并以中国人熟悉的词语“势”和“变”来阐释之。但他所用的“势”、“变”已然摈弃了儒家经典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简单变易观，而更多地推陈出新，认为“势”由社会矛盾“相应相逼”而成，其思想的深邃已超过前人，具有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应予充分肯定。历史证明，黄遵宪宣扬西方进化论，主观意图是为了说明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改良的必要性，正所谓“一统贵守成，列国务进取。守成贵自保，进取务自强。”[24]而自强的首选之法就是变法维新，实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这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最大政治成果：“（日本维新之后），政权所属，上不能专制于朝廷，次不能委寄于臣隶，又不得不采泰西上下议院之法，以渐变君民共主之局，又势也。”[25]可见，贯穿在《日本国志》中的资产阶级历史进化观点，是一个思想的大踏步进步，这个进步表明，黄遵宪为自己的变法维新思想找到了资产阶级理论基础；这个进步表明，黄遵宪已从早期改良派演变成成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26]。

再次，改革思想是《日本国志》的题中之意和最强音。黄遵宪认为世界政治制度可分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种，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社会历史运动，明治维新就是一场卓有成效的西化运动：“维新以来，悉从西法，更定租税，用西法以取民膏矣；下令征兵，用西法以收血税矣；编制刑律，用西法以禁民非矣；设立学校，用西法以启民智矣”，而“悉从西法”犹如一根红线贯穿于《日本国志》之中，成为黄遵宪考察和评判明治维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改革的重要标尺[27]。明治维新是日本走向近代化的起点，而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是它政治改革的核心目标，涉及官制、法制、议会制度等改革。在自由民权运动的推动下，日本在1890年11月如期召开第一届帝国议会，正式实施《大日本帝国宪法》，基本确立起君主立宪制，“至于今年，遂开国会，一洗从前东方诸国封建政体。仆于三万余里海外闻之，亟举觞遥贺，况其国人乎，喜可知也。”[28]更确切地说，黄遵宪介绍明治维新，就反映出著者的改革思想，而《日本国志》编撰的完成，标志着他的维新思想的形成，而这种维新思想的核心，就是希望中国有朝一日也如日本一样建立起立宪政体，正如他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所言：“当明治十三四年，初见卢骚、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国无疑也。既留美三载，乃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自是以往，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至于今未改。”[29]事实上，黄遵宪在此后的戊戌变法实践中，就是以日本维新志士为榜样，以明治维新为蓝本，以先知先觉的姿态倡导自上而下的渐进主义改革，影响甚巨。

最后，《日本国志》有助于推动世界文化交流的进步事业。作为中国日本学研究的先驱者，黄遵宪热情倡导学习西方进步文化，因而形成了他革新进取、开放兼容、勇于开拓的文化品格。这是他在20世纪初不为错综繁杂的形势所迷惑，不为各种言论所左右，坚定地倡导“大开门户，容纳新学”的深刻原因，更是他在诗歌领域和史学领域做出卓越建树的巨大动力[30]。黄遵宪对中日文化交流的最大贡献正是他的诗集《日本杂事诗》和史著《日本国志》，它们是近代中国人日本研究的集大成代表作，更是黄遵宪“大开门户，容纳新学”思想的文化载体和重要途径。若从世界文化交流意义上讲，《日本国志》一度成为中国维新运动的重要启蒙读物，推动了近代中国人的日本研究，更推动了中西文化、尤其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性发展。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直到19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一直处于优势地位，文化输出大大多于文化输入，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从西方直接引进的西学发展极为迅猛，逐步抑制了中国文化的输入。1887年（明治二十年），王韬的《普法战纪》被翻刻传入日本，这是日本翻刻、训点的最后一本汉译西书，此后日本对西方文化的摄取不再以中国为桥梁，而是直接从西方“拿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正好在1887年完稿，成为近代中国人编撰的第一部日本通志。这种历史巧合是十分耐人寻味的，标志着中日两国文化地位开始发生逆转[31]。这样的逆转贯穿晚清始终，中日文化地位“不再是日本通过汉译西洋文化书物，向中国学，而是中国要通过日本而输入先进文明了、中日两国的文化关系，已由满潮、退潮而逆转了。”[32]特别是中日之间的第一次全面较量的甲午战争，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影响至深，尽管戊戌变法没有取得成功，但维新派倡导的“日本模式”却成为时代新思潮，就像历史上日本遣唐使赴华一样，一批批中国学子源源不断地东渡日本，在那里如饥似渴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日本国志》则成为留日学生认识日本的入门读物，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影响犹存：“除了三十年前黄公度先生著了一部《日本国志》而外，我没有看见有什么专论日本的书籍。”[33]留日学生通过译书、办报刊等方式从日本向国内输入西方文化，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不容低估，正如美国中国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所言：“在1898年到1914年的这段时期里，我们可以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看到占主导地位的日本影响。日本是清政府改革派人士的榜样，而且到1907年为止一直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他甚至认为“日本在这很短一个时期内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较之19世纪的英国、1915年至1949年间的美国，或者50年代的苏联的影响更为直接、深刻和久远。”[34]如果以《日本国志》为中日文化地位逆转的肇端，那么这样的文化交流效应，应该成为近代中国人的世界意识、文化平等、吸纳先进文化的活水源头，黄遵宪在其中就居功甚伟。晚年谪居原籍的黄遵宪，心中忧虑国内外危险局势，所探索的核心问题仍是救国道路何在，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何在。在黄遵宪看来，中国落后的病根在于“尊大”、“固蔽”，击中了旧文化的要害，而要对症下药，就必须“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从学习西方中寻找救国之道，即他说用“西人之政（民主）、西人之学（科学）以弥缝我国政学之敝”[35]，同时，他坚信引进的西学与中国文化的真精神真道理相激荡，有助于改造国民性，亦可将中国文化提高到新的境界。

三、《日本国志》的社会改革意义

作为史志之书，《日本国志》显然是有目的的著作，既有作者自身的学术尝试和晋身之基，更有意在酌古之中，为匡时之具，努力发挥史学经世之用之意。《日本国志》堪称一部体例完备、内容翔实的“明治维新史”，所表达的明治维新观，也可称之为“日本模式”，从横向层面看，涉及明治维新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学术、民俗等各个方面，从纵向层面看，则贯穿了进化史观、世界意识和改革思想。《日本国志》首倡“日本模式”，为晚清“自改革”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36]。鸦片战争是西力东侵的第一记冲击波，成为中西差距的最直接标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要求推动了集体性的文化反思。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姚莹《康輶纪行》、梁廷枏《海国四说》、徐继畲《瀛寰志略》、王韬《法国志略》、黄遵宪《日本国志》等都让中国人看到了国外的另一番世界。可见，随着时局的演变，晚清士人对域外新知的关注焦点亦随之转移，晚清经世史学对外国史地的引介也相应从英、美转到普、法，再转向日本[37]。《日本国志》作为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的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专著，问世后对中国人的日本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如康有为著《日本变政考》、王先谦著《日本源流考》、王芸生编《六十年中国与日本》以及近现代人论日本之书，无不参考和引用《日本国志》，以至于历史学家方豪先生在评论《日本国志》时说：“黄遵宪之《日本国志》，统赅日本之政情、民风及历史，为清末言域外地理之杰作。”[38]黄遵宪首倡“日本模式”，主张向日本学习，对甲午战后的维新思潮高涨，对于康有为等维新派形成“以强敌为师资”的改革思路，影响极为深远。正如日本史学家依田熹家所言：“变法派的日本观表明了变法思想本身的性质，同时也成了以后很长时期内中国人的近代日本观的原型。就这一意义来说，是意味深长的。”[39]黄遵宪编撰《日本国志》是中国人自觉的学术活动和自我吸收的文化交流，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对近邻日本的了解，也扩大了世界眼光，对保全民族文化精髓和吸纳世界其他民族优秀文明成果具有重要而积极的社会普遍意义。

由“日本模式”导扬而来的社会改革意义，由中国资产阶级发起的维新运动中表现出来。《日本国志》在维新派中广为流传主要得益于“言论界骄子”梁启超的宣传，“乃今知日本，乃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斯书乎岂可以史乎、史乎目之乎！……顾知其为学也，不肯苟焉附古人以自见，上自道术，中及国政，下逮文辞，冥冥乎入于渊微。敢告读是书者：论其遇，审其志，知所戒备，因以为治，无使后世咨嗟而累欷也。”[40]因此他在撰《西学书目表》时就把《日本国志》列为西学重点书目，并在其中的“读西学书法”中强调：“变法之本原曰官制，曰学校，官制之书，尚无译本……惟《英法政概》、《日本国志》中略述一二。”[41]通过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宣传，《日本国志》在维新派及爱国人士中广泛传阅，光绪戊戌（1898）一年之内印出“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汇文书局”、“浙江书局”三种本子，并在广东、江苏和上海等地重版二次以上，推动了维新思潮的发展。

康有为在接受《日本国志》倡导的“日本模式”上更是转变迅速，先前提议的改革方案主要以泰西为参照系，且上书内容大体一致，如《上清帝第二书》（即他领衔呈表的《公车上书》）集中表达了他的改革志向：“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42]当《马关条约》既成事实后，康有为顺势而为，高度关注日本和研究明治的维新道路。1895年10月，康有为南下上海创办强学会，以集结维新人士，黄遵宪列名参加强学会，两人结识，无所不语。康有为对比自己大10岁而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黄遵宪极为敬佩，十分推崇《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认为“方今日本新强，争我于东方，考东国之故者，其势至急。”[43]从这时起，他便开始大量搜集有关日本历史文化和明治维新方面的书籍，并着手编撰《日本书目志》[44]。1898年1月，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明确地提出了“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治谱”的总纲领[45]。所谓“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其实就是希望光绪帝以彼得大帝为榜样，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地推行变法；所谓“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治谱”，就是要效仿明治维新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以日本为向导，知改革先后和轻重。康有为关于效仿明治维新的改革主张，更集中地融入《日本变政考》中，该书由康有为和其女康同薇共同完成。它有两个进呈本，第一个进呈本可称为《日本变政记》，共十卷，未加案语评论，于1898年4月13日由总理衙门代呈光绪帝并送慈禧太后阅览。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定国是，百日维新开始，康有为集中精力对《日本变政考》进行润色，加上大量案语，从6月起陆续进呈，共达12卷，约15万字，其中序、跋和案语约计4万字。很显然，康有为是把《日本变政考》作为劝谏光绪帝推行变法的蓝本的。尽管康有为所主张的“日本模式”并非完全取自《日本国志》，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变政考》和《日本国志》的渊源关系甚为紧密。郑海麟先生指出，《日本变政考》“从卷一至卷八所述有关明治维新制度改革的内容，许多皆取自《日本国志》，而为《明治政史》所无”，尤其《日本国志》“外史氏曰”的史论，更是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案语”的重要素材。由于《日本国志》对明治维新的介绍下限以明治十三年（1881）为断，而《日本变政考》则以明治廿四年（1892）为断，因此《日本变政考》卷八至卷十二的内容则主要参考了《明治政史》[46]。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所发布的改革诏令，不少直接来源于康书，以至于康有为曾自诩而谈：“新政之旨，有自上特出者，每一旨下，多出奏折之外，枢臣及朝士皆茫然不知所自来，于是疑上谕皆我所议拟，然本朝安有是事？惟间日进书，上采案语，以为谕旨。”[47]由此而言，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通过康有为的上书和《日本变政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戊戌变法政策的制定和颁行，无怪乎傅斯年先生直言：“康有为之论日本维新，实辗转得之于公度。”[48]

《日本国志》对光绪帝实行戊戌变法的现实推动作用也是巨大的，正如有学者指出：《日本国志》“是一个作为‘戊戌变法’之指导者的黄遵宪始能写成的著作。”[49]除了以书影响维新派人士外，黄遵宪更希望光绪帝能降尊纡贵，带头变法。在“国统志三”中，黄遵宪全文抄录了明治元年大久保利通上天皇书，并加以评论说：“维新以来，废旧仪、改新法，一切政教，大旨皆基于此。”[50]康有为在其奏折中明确提到的“采鉴日本”的变法思路，使得光绪帝对日本明治维新大感兴趣，在戊戌变法前夕两次催促翁同龢进呈《日本国志》[51]。光绪帝阅读《日本国志》后，称赞其“纪日人变制尤详”，从中大受启发，认识到“徒练兵制械，不足以图强，治国之道，宜重根本。”[52]由于黄遵宪襄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当时维新运动中最富有朝气的省份，其办时务学堂、开南学会，设保卫局，建《湘报》馆等改革措施，都来源于明治维新，来源于《日本国志》这个标本，整个湖南新政不能不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53]。因此，在一些朝臣疆吏的推荐下，黄遵宪受到光绪帝的赏识而破例召见：“御屏丹笔记名新，天语殷殷到小臣。……惊喜天颜微一笑，百年前亦与华同。”[54]澳大利亚学者梅卓琳（Jocelyn Milner）曾将光绪帝在戊戌变法期间发布的诏令和《日本国志》相比较，提出：“戊戌维新的改革思想可以从1898年皇帝发布的诏令中得到最清楚、最直接的反映。这些诏令大致可分为有关经济、官制、文化教育和军事改革等方面，从中不难发现这些诏令正如黄的《国志》一样，尤其着重强调经济改革，其次是官制改革，最后才是军事。”[55]虽然戊戌变法最后失败，中国错失了一次在近代化中崛起的良机，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一部谈时务、讲变法的政治书籍的性质不容抹杀，其要求变法自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载史册，值得今人品味和深思。

总之，《日本国志》是近代中国人编撰的第一部日本通志。从史学角度上看，它是一部日本明治维新史，对于中国人拓展世界化视野和了解域外新知发挥了积极作用；从社会与政治角度上看，它是一部效仿日本的近代化改革的励志檄文，成为晚清首倡“日本模式”的维新变法思潮的最早蓝本；从文化交流意义上看，它是中西文化，尤其中日文化在近代地位的一次历史性逆转，冲击儒家文化的正统权威，使人类文明在相互激荡和逐渐融合中走向扬弃和进步的良性轨道。从学术体例和社会进步的严格意义上讲，黄遵宪和《日本国志》仍是“新旧杂陈，参差不一，特别是对一些具体问题看法，自相矛盾，瑕瑜互见。这说明，它是一部过渡性的著作。”[56]尽管如此，黄遵宪和他的《日本国志》在中国走向近代世界中的历史价值却是不容低估的，正如列宁所言：“（我们）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57]蕴藏在《日本国志》中的黄遵宪的创造性学术精神和爱国主义政治感情，就是我们所应要发扬光大的积极成果，这正是我们研究《日本国志》的正确态度。因此，《日本国志》无论从内容思想，还是实际影响上，在当时都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巨著，具有振聋发聩的思想启蒙作用：“海内奉为瑰宝，由是诵说之士，扺掌而道域外之观，不致如堕五里雾中，厥功洵伟矣哉！”[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