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瑞强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300000）

亚历山大·勃洛克（Alexander Blok,1880-1921）是俄国象征派中的一位卓越诗人[1]124，他于1918年1月创作的长诗《十二个》(The Twelve)，是他最重要的诗歌作品之一，因为其象征色彩浓厚，主旨较为隐晦，因此引起了批评家们不同的解读，传统观点认为《十二个》属于革命文本宏大叙事的典范，结尾的基督形象尽管具有争议性，但基本都认为其象征革命的领路者，而十二个赤卫军战士是新世界向旧世界冲击的先行者。但本文认为，《十二个》结尾的基督形象是在勃洛克早期诗歌中永恒女性索菲亚形象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二者一脉相承，基督是索菲亚历经此岸世界的游历和冒险，痛苦和觉醒后的升华，基督是索菲亚降临尘世的一种在场形式，而这种在场在面对革命浪潮后传统俄罗斯东正教信仰面临危机导致的信仰缺席状态时，提供了救赎的希望和丑与恶的审判。当象征秩序和和谐的索菲亚不在场的时候，基督就承担了索菲亚的角色，使混沌重归智慧与爱的整一状态，基督和索菲亚本就是同一的。勃洛克作为典型的俄罗斯传统知识分子，他的诗歌深深植根于俄罗斯东正教传统之中，《十二个》作为革命的诗歌只是在一种解构暴力中实现了对自身传统的再审视，勃洛克在革命浪潮中以冷静客观的文学视域和人道主义关照构建了隐晦性的话语，与革命的喧嚣形成了反差，这种隐晦并不是失语的困顿，而是以看似非在场实际在场的伪装形式沟通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即沉默的基督看似没有行使审判的在场权力，实际上已然预示着未来的审判在场。而基督正是带领俄罗斯民族重新走向自我救赎的神圣象征，只有复归已经渗透进俄罗斯人血液、古老而又历久弥新的东正教信仰，挽救信仰的失落造成的困境，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本文接下来主要就革命话语中的解构性因素和索菲亚哲学进行阐释。

一、革命宏大叙事中的解构性因素

勃洛克本人在《十二个》的札记中对创作背景进行了说明，勃洛克既对革命浪潮具有期盼，正如他所说：“自然,生活和艺术之海咆哮奔腾，飞溅的浪花彩虹般呈现在我们眼前。我是仰望着这彩虹写作的《十二个》”[2]82，但同时他是心存顾忌的，他本人对政治抱有嘲讽和模棱两可的态度。其次，已经有学者对《十二个》中出现的解构宏大叙事的因素进行了研究。评论家西蒙·卡林斯基（Simon Karlinsky）指出，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苏联时期并没有勃洛克的传记或批评文章合集的出版，在十月革命之后所作的《十二个》是勃洛克表示对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拥护而作，但诗歌的内容却引起了当局的反感，并于1918年禁止它公开出版，随后才被评论家认为在政治上是可以接受的[3]107。可见勃洛克的《十二个》并不能被看做是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政治传声筒，而恰恰相反，可能是权威政治中出现的具有解构性的一支力量和主流声调之外的“杂音”。西蒙·卡林斯基认为《十二个》中的十二个赤卫军成员“并不是意识形态上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像是革命前的犯罪黑社会成员，在理想主义和近乎准宗教的措辞掩盖下骚扰和恐吓民众”[3]110，而情节内容方面也并不是阶级斗争，而是讲述老套的两名赤卫军成员和被杀妓女之间的三角关系，十二名赤卫军在经历了谋杀和劫掠后，用枪口对准了那个未知的人物，即拿着红色旗帜的基督。正是因为这首诗歌的多义性，从而使得官方统一的宣传口径无法容纳这种可能会带有“歧义”的话语。本文认为，《十二个》中有众多和官方话语相异的因素存在，“十二个不信仰圣明的人”正和基督十二使徒形成了反讽，“立宪会议”的大横幅和衣不裹身的小孩形成反讽，贫穷的人并没有因革命而实现温饱，作为宗教圣物的十字架和具有神圣意义的祖国都受到了亵渎，赤卫军战士可以毫无限制地去破坏等等，对神圣的革命形成了一种解构性的反讽,“他们喝醉了，对着暗处开枪，随意地亵渎神灵，纵容某些含糊不清的原因进行谋杀”[4]45-72。在《十二个》中，赤卫军彼特鲁哈在愤怒中开枪射杀了卡奇卡，仿佛是冷面的杀手，在作出这一行为后又开始了懊悔，在革命的路上，同行的队友认为这是为革命事业所作的正当之事，而在彼特鲁哈心中形成的这种懊悔之情，正是来源于良知的谴责，卡奇卡作为一名女性，生命不被尊重，死状悲惨，这与勃洛克之前《美妇人之诗》中所体现的对理想女性的赞美和向往截然不同，与其说勃洛克在革命的视域下扭转了自己的态度，不如说是一种时代变迁之际冷静沉重的记录与无声的控诉。彼特鲁哈在世俗革命中是无罪的，个体的革命者可以借由革命外衣实现一种无罪的暴行，因而最后又“重新快活起来”，而在爱的哲学和基督教博爱的层面，他却是有罪的，而不是真如革命的正义所昭示的那般伟大、崇高和光荣。彼特鲁哈的愤怒和枪击使得他体现了一种区别于革命宏大叙事中革命者的另一种肉身性的存在，他的焦虑和痛苦正是苏俄文学中革命和个人关系的体现，即个人对革命必须做出牺牲[5]379。

对于解构因素的隐匿性存在方式，可以看做是勃洛克利用象征的诗学伪装了自我书写的本意，构建了既能抒发自我意志又能自我保护的面具。学者阿格诺索夫对喻言和象征做过区分，认为喻言只是相当于阻隔在要表达的本质之前的障碍物或伪装，人们可以破解它，了解形象背后的隐含本质，而象征是多义的，俄国文学评论家伊凡诺夫也说过：“象征只有在它的含义无可穷尽的时候，才是真的象征。”[6]21勃洛克利用伪装的面具，构造了表层的喻言成分，而深层次的象征意义上，这些面具都体现出拆解面具的解构倾向，勃洛克在《十二个》中利用面具实现了“革命赞歌”的目的，却将自己的终极目的隐藏在了面具背后。《十二个》反映了革命公共领域强行渗透到个人领域而产生的矛盾和张力，个人不是由自我来定义，而是由革命建构着的意义体，这也是诗作中的牧师、雄辩家、资产者等形象，之所以会被有色的透视镜看作处于困境之中，原因在于他们的本质已被定义，而不是由自己的行动来决定，所以他们在诗作中并不是行动者，而是一个个仿佛静止不动的塑像，被修辞和言说。只有赤卫军是行动者和言说者，他们在行进中观察着周围的世界。《十二个》中的“赤卫军”等作为一种具有历史沉淀物性质的文化象征符号，具有独特的历史性意义，他们具有集体核心意识，并以此为集体代表物，将个人的本质和价值意识纳入其中，共同作为集体的符号来进行存在的标示。每个个体消磨了自我存在的确证之必要性，选择了革命就意味着放弃了任何其他的选择，抑或是消失了其他选择之必要性或合法性，与存在主义思想中个体的主体性的凸显相违背，法国哲学家萨特曾指出：“我们说存在先于本质的意思指什么呢？意思就是说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7]6-7个人的自主选择权被剥夺，独立自主选择的开始即意味着对集体选择的叛逆，因而会被冠以违逆的非法性，个人的存在符号在集体化的象征符号中已经消失了边界，实现了单一化的融合。因而彼特鲁哈在激情和感性激动中，个人的自主性看似被偶然的激发，但其本质其实则是自我选择能力的失落，充当了集体动作中一个不起眼的一环。与集体象征符号相一致的，是公共空间的极度膨胀，将个人空间压缩到最小，因而个人也就丧失了隐私权和尊严，也无法受到他人的尊重，资本家等形象已经彻底丧失了原本参与公共空间的权力，而彻底暴露在新的革命公共空间的秩序之下，并受其审视和压制。

按照文学理论家热奈特的叙事学理论，诗作采用了内聚焦的叙事视角[8]129，以其中的十二个赤卫军战士为聚焦的主体，即以观察者、资本家等为被观察者。这种观察是不平等的，被观察者在新构建的革命权力关系网中，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因而在被十二个赤卫军审视时，丑态尽露，赤卫军战士站在权力关系和世俗道德秩序的制高点来评判被观察者，从而使被观察者丧失了表达自我的话语权并处于一种失语的境况。而在这个观察与被观察者的关系之上又有一个超越的聚焦主体在默默地观察着一切，作为一种类似上帝的终极评判者，以神圣的律法去定义善恶、美德，又作为隐含作者的话语潜藏，是勃洛克本人的人格、审美价值、哲学沉思、善恶观念的体现，来审判世间的一切事物，但这个超越的审判主体并未作出最后的裁决，而是以沉默的姿态和话语预告着未来审判的到来。

二、宗教超验领域的索菲亚救赎

革命所塑造的同质化空间无限地延伸和膨胀，甚至想要支配宗教所代表的超验领域，在《十二个》中就是赤卫军将枪口举向未知者——基督，但是这一虚妄的念头面临着危机，正如诗中所呈现的无政府主义式的混乱，一种无知和盲视蒙蔽了他们面对真理和信仰的眼睛。最终世俗的力量必然要重新归于信仰的领域，才能实现真正的救赎，结尾基督带领着赤卫军行进正是世俗和神圣力量博弈结果的体现。诗中描绘的画面，是一种期待建立秩序的革命权威确立下的无秩序，赤卫军战士的整齐的行进并不能掩盖暴风雪和道德的混乱，构成了一种末世般的象征世界，而在勃洛克诗歌中一直存在的永恒女性索菲亚，正是彼岸世界和谐与至善至美的象征，与这种末世的混乱秩序形成了对比和反差，正是这种混乱的世界呼唤着索菲亚的降临。在末世混乱之际，索菲亚是拯救世界的神圣力量，让堕落大地重新走向正轨与和谐状态。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夫曾指出：“在末日到来时，永恒的美将大有作为，世界将因它而得拯救。”[9]55前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认为：“世界远离索菲亚不是在实质上，而是在它的状态上。”[10]339物质世界本质上也是上帝精神的体现，只不过是一种不完美和有残缺的体现，索菲亚则是完美秩序的体现，并且是挽救物质世界的力量。索洛维约夫的哲学思想和对索菲亚的信仰共同构成了勃洛克精神思考和灵魂探索的方式，永恒的索菲亚形象正是彼岸理想世界和爱与美的化身，而且是信仰的引路者，彼岸世界正是上帝所创造的至善至美之处，在爱和美的带领下可以得到上帝的救赎。“索菲亚的本意‘圣智慧’所标志的是秩序、规范，与之对立的是无序和混乱”[9]55。一方面是尘世世界的无序，而索菲亚是使世界恢复其健康状态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神圣世界的尽善尽美的秩序，索菲亚是这种秩序的化身。在索洛维约夫看来表明上帝绝对普遍性的独特性个体就是基督[11]110。索洛维约夫认为，这个基督既是逻格斯，也是索菲亚，基督作为独特性的个体却体现着上帝统一。索菲亚不仅可以被看做是上帝的身体，也可以是在上帝创造万物之前即具有的理念，正如《圣经》中所言：“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12]索洛维约夫将之归结为索菲亚。而上帝在索洛维约夫这里也成了一种普遍的有机体，现实的一切之中就有上帝的元素，而任何个体只有在上帝这里才能发现完满和永恒的现实。而与现实的世界紧密联系的就是神的世界，充斥在这个世界中的三种力量是：纯精神、理性和心灵。在神的世界中，这三种力量的领域是互为客体和目的，以一种和谐和共生的存在方式，被互相肯定和发展，从而以“爱”的方式实现了统一。现实的世界和神的世界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神的世界中的光亮和真理也会进入到现实之中，构成此岸世界中的理想和美，即使在现实世界混乱和恐怖弥散之际，通过理性的直观此岸世界的人仍然可以触及神的世界的光辉，而诗人就是要通过诗歌创作形成理想的原型，从而去沟通神的世界[11]114。

文学评论家大卫·贝西（David Bethea）认为结尾戴着白色玫瑰花环的基督具有双性同体的特点，在女性的方面来看就是索菲亚，索菲亚也是新的世界秩序的客体化[4]45-72。其实卡奇卡的死既是悲剧，象征着勃洛克美的浪漫主义理想的破灭，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恰恰是这一死亡本身昭示着一种冲破枷锁的自由和希望。那么这种自由如果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是信仰被限制的自由。评论家约翰·加勒德（John Garrard）认为《十二个》是一个启示的文本，其中出现了大量对《新约·启示录》的互文现象，指出了勃洛克此诗是对世纪初充满威胁和混乱时代的启示录寓言[4]45-72。勃洛克依托与圣经文本的互文来重建新的信仰秩序。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就曾提出：“俄罗斯民族，就自己的类型和灵魂结构而言，是信仰宗教的人民。即使是不信教者也仍然有宗教性的忧虑，俄罗斯人的无神论、虚无主义、唯物主义都带有宗教色彩。俄罗斯人即使离开了东正教，也仍然会寻找神和神的真理，寻找生命的意义。”[9]2俄罗斯民族和东正教有着深刻的渊源影响关系，因此俄罗斯人对世界的观察也有意或无意地要透过一种宗教的视角。对于诗人群体来说，也会将想表达的哲理或对生命宇宙的沉思寄予在宗教的信仰之中，并依托具有宗教象征色彩的意象来传达；而另一方面，诗人哲学沉思的理论基础又是来源于东正教的神圣启示，这就构成了东正教的神启象征和诗歌象征的互文，在俄罗斯这一特殊的文化语境下，勃洛克所追求的是建立和最高象征直接沟通的精神桥梁，诗歌文本已然超越了现实生活的意义，而无限地接近最高的神启。俄罗斯民族也认为本民族是上帝的选民，而俄罗斯人在精神层面所追求的正是自我、他人、宇宙的救赎，整个民族具有一种弥赛亚的意识[9]5。正如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所言：“俄罗斯人的整个精神力量都被集中于对自己灵魂的拯救，对民族的拯救，对世界的拯救上，其实，这个有关全体拯救的思想是典型的俄罗斯思维。”[13]85而且“等待着公正审判之日，并在终结里等待弥赛亚的胜利和弥赛亚千年王国”[14]210。而勃洛克通过诗歌这一艺术形式来实现弥赛亚的救赎，诗歌作为文学中最具个人性表达的艺术形式，不仅是个体的表达也是沟通普遍真理的重要方式，诗歌的隐喻性、多义性、象征性等特征非常适合宗教信仰的传达，结尾的基督正是作为一个拯救者的形象出现的，在革命荡除了世俗的一切有神信仰之后，俄罗斯民族面临着精神上前所未有的虚无感和迷茫，而勃洛克以隐晦的方式将基督引向世俗世界，他期待着救赎，因为信仰的失落和上帝的缺席，荒芜的世界和个体尊严的泯灭，正是“末世”象征的现实存在状态，勃洛克以象征的话语和实践来期待“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同时他又用理性和虔诚的视角去沉思生命和尊严、崇高和伟大。

结尾的红色旗帜被众多学者认为是革命政权的符号，他们认为基督正是革命的基督，新的政权和革命创造的新的世界正是与基督的救赎是同一的，无论在宗教文化的传承，还是在历史档案的记载上，本文都可以对上述观点产生质疑。“十月革命完全摧毁了神学院及其神学研究传统（圣彼得堡神学院于1918年被关闭，喀山神学院于1919年停课，1920年被关闭）。十月革命后，传统的俄罗斯神学不再存在”[10]258。东正教是作为革命的批判对象而存在的，因而在革命浪潮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红色的旗帜是东正教的重要象征色彩符号之一，因为在俄国东正教的艺术表现中，包括教堂、神职人员、圣像的色彩搭配，在约定俗成中具有特定的象征含义，而红色在东正教中有三种含义，包括殉道圣徒的血，圣灵之火，还有基督的救赎之功。在东正教的仪式中，殉道圣徒纪念日和复活节礼拜中都会身着红色礼服。本文认为这里的红色旗帜象征着基督的复活，勃洛克将这一象征意象赋予同样象征革命的红色旗帜之中，伪装了自己的真实所指，或许象征诗歌正是勃洛克最好的话语表达方式，只有在诗歌世界中借由象征的寓言智慧他才能实现自由和信仰的救赎。勃洛克的面具表面上看似是受困于环境而对自我的一种束缚，实则实现了真正的自我的在场，索菲亚的至善至美的启发，耶稣基督于末世的弥赛亚救赎，都给了勃洛克以精神的力量和实现自由意志的途径，甚至可以说是对俄罗斯民族拯救的探索。作为一脉相承的弥赛亚意识，由于世俗革命而导致的秩序变动而形成曲折，但最后的基督重新鼓舞着俄罗斯民族在东正教传统中汲取祖先的力量和智慧，正如前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所言：“不应当向正在发生的世俗化和无神论的泛滥低头。这一切只是历史发展中的辩证因素，是反题,反题之后还应当有新的合题。”[15]224而俄罗斯东正教传统认为个人是具有神性的，神和人之间具有隐秘的联系，将人的主体性和生命价值提高到一个高度，勃洛克让基督降临希望可以激发俄罗斯人精神中的神性力量。当基督降临之际，人们同样会期待索菲亚象征的神圣的国降临大地，让索菲亚象征的上帝的智慧和秩序在现世中行使。

三、灵魂重新归于和谐

《十二个》中描绘的景象也类似于一种魔鬼力量的活动，而结尾的基督正是消除魔鬼力量，让现实重归道德和美好的拯救者形象。彼特鲁哈是自发性的激情杀人，这恰似一种“魔鬼”力量的支配，又似无政府主义的狂欢和放纵，基督的出现正是对魔鬼的驱逐，是对不道德的事物的审判，也是对不幸悲剧的道德净化。革命的卫士逾越了世俗界限，用行动解构了革命的口号宣告的崇高性和正义性，有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忏悔和愧疚，以及对卡奇卡往昔美好感情的追忆，这些内在的感情，在道德上呼唤基督的来临，毋宁说基督正是赤卫军战士灵魂深处激发的超验道德力量的外化，评论家皮亚内赫也指出：“长诗结尾的基督体现了彼特鲁哈及其同志们身上的一种隐秘力量。”[161]142在面对自身的罪恶之时，赤卫军战士内心的神性被激发了出来，挣脱了革命空间的束缚而做出了自我的道德抉择，基督在此体现出一种肯定个人生命尊严和价值、博爱、宽容的伦理范式。彼特鲁哈看似是无罪的，然而在貌似正义性的革命外衣下，他凌驾一切想要替代上帝行使自己的审判权力，判定卡奇卡应当死亡，然而这一罪恶使得自身灵魂当中内在神性被激发，由此产生了道德的忏悔，使其认识到了脱离了信仰的世俗力量的无限扩张，不仅不能拯救自我和世界，反而会让自我陷入神性的拷问和精神的痛苦。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暴乱最终也要由基督平息，基督正是勃洛克诗学神话中索菲亚的延续，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正如俄国哲学家洛斯基所言：“索菲亚之作为体现神的世界观念的唯一核心乃是世界的灵魂，而从她与逻各斯的关系来说，她是基督的肉身。”[17]131索菲亚也是爱的化身，彼特鲁哈的恶行违背了爱人的道德律令，在东正教中要通过爱上帝和爱人才能实现救赎。索菲亚历经了勃洛克诗学轨迹中正题、反题、合题的游历，自身即具备了完满性，基督是象征智慧和至善至美、和谐的索菲亚在现实中的显现，索菲亚不再是无法触及的彼岸女神，这时的显现具有了救赎的色彩，他们在基督的带领下行进，正是象征对上帝权威的服从，索菲亚的显现是自由爱上帝的行为和这种有机联系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正如洛斯基所言：“索菲亚化身或绝对机体唯有在神本原与世界心灵的共同作用下才可能产生，这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因为它需要有爱上帝这种自由行为。”[17]129

前苏联评论家托洛茨基认为勃洛克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诗人而不能属于革命诗人，“可以肯定的是，勃洛克并不属于我们的一员，但向我们伸出了手，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失败了”[18]131。勃洛克对革命的站队更多的是对一种世俗权威的政治服从，而不是在思想层面的完全拥护，而对作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勃洛克来说，革命的任务应当是改造生活，这种革命的目的其实是人类自古以来就由灵魂内在召唤而形成，是个体冲破束缚和限制而实现自由的途径，在勃洛克看来，只有这种灵魂的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而其他的只能是骚乱。或许他起初认为十月革命正是这种灵魂改造的革命，但在随后的事态发展中他逐渐认识到这种革命的结果和自己的预想大有区别[19]161。勃洛克曾谈过“和谐，即世界力量之友好和睦，世界生活之秩序。秩序——宇宙，和谐的反面是无序——混沌一片”，而诗人就是“和谐之子”，使宇宙和秩序重归和谐正是符合索菲亚的理念[20]221。索菲亚降临尘世为世人于世俗革命的裂隙之间提供了救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