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卉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南京，210097）

韩愈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不容小觑，他“文起八代之衰”[1]627，但在研读他的诗歌时，发现历史上对他在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贬谪潮州时期的行为表现有诸多质疑。当我们从其贬谪潮州时期的诗歌创作入手，分析其所欲表达的主题内涵，归纳这些贬谪诗中的思想特色，或许能还原一个真正的韩愈形象。

贬谪诗历史悠久，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等文人都写过著名的贬谪诗。韩愈一生遭受过两次贬谪事件，以潮州之贬对其打击最大，他把遭贬的所思、所感、所悟以诗文形式呈现出来，在其四百多首诗歌中，贬谪诗有百首之多，占到四分之一。根据钱仲联先生所编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以及钱仲联和马茂元点校的《韩愈全集》，笔者试整理出贬谪潮州时期诗作共四十三首，包括赶赴潮州路途中作、谪居潮州时作和量移回长安前作。

在分析这些贬谪诗之前，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我们有必要对创作背景先作一分析，以了解韩愈贬谪潮州事件。

一、韩愈贬谪潮州事件始末

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人们习惯归因于与此事件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人、事、物。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只有透过表面现象看到本质，才能还原事件的真相。韩愈为何被贬潮州？仅是历史学家指出的因上书《论佛骨表》惹祸吗？如若不是，那真正的原因又究竟是什么呢？

（一）“贬潮 ”事件的直接原因

宪宗时期的崇佛风气盛行，元和十三年发生“迎佛骨”事件，全国上下为佛骨痴迷，发生唐立国以来最严重的宗教狂热。而对此现象，众臣不言，御史不谏，因为都知道宪宗迎佛骨的背后，真正目的是为自己延年益寿。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深感忧虑，怀着“道统”的使命感，上疏谏言，呈上《论佛骨表》，宪宗忿而将其贬至潮州蛮荒之地，理由是“失了人臣之礼”。但事实上，事件未必如此单纯。卞孝萱先生的研究指出，“人们都认为韩愈因《论佛骨表》而贬潮州，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平淮西碑》被废，李逢吉、令狐楚、皇甫傅一方与裴度、韩愈一方的争斗，才是韩愈贬潮的深层次的政治原因”[2]128-131。根据卞先生的研究可知，《论佛骨表》只是韩愈贬潮的最直接原因，淮西之役就已经埋下种子。

（二）“贬潮”事件的深层原因

在“淮西之役”这件大事上，李逢吉集团和裴度集团的斗争激烈，韩愈力挺裴度，坚决作战，但宰相李逢吉反战，积极行破坏之事。裴度意志坚定，顶住压力，最终李逢吉集团暂时屈居落败一方，双方矛盾激化，一触即发。

元和十二年，淮西战役平定，宪宗论功行赏，韩愈奉命撰《平淮西碑》。然而树碑不久，遭人举报碑文不实，被宪宗完全否决。韩愈名誉受损，内心蒙受巨大屈辱。李逢吉伺机而动，两派斗争再度掀起，并明显以李逢吉集团居上风。所以在韩愈上《论佛骨表》之后，李逢吉集团抓住把柄，一举将冯宿、韩愈一起赶出朝廷。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韩愈潮州之贬的真实原因是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论佛骨表》只是压垮韩愈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也能从这一事件中看到，韩愈始终忠君爱国、择善而行，面对国家危难，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他留给世人的不仅是文学上的成就，还有他不朽的奋斗精神和刚直不阿的性格特征。

二、韩愈贬潮诗内容分析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潮州之贬是韩愈生命中最重大的挫败。踏上贬途，随着离京城越来越远，韩愈内心饱受煎熬，他将所思、所感、所悟呈现于诗文中，有对政治黑暗和社会动荡的感受，有对自己喜、怒、哀、乐的记录。这四十三首诗按照创作背景和诗歌内涵，可分为三大类，分别是：自省自怜之作、抑郁不平之作、赠别寄情之作。

（一）自省自怜之作

在经历生死关头后，韩愈对自己在《论佛骨表》中的冒犯言论有深切自省。

首先是在诗作中直白坦陈自己的心迹，表达希望返回长安的愿望。他关心社稷，以“安社稷”、“济苍生”为己任，但是远谪潮州，无法施展满腔的抱负，所以希望回到朝廷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武关西逢配流吐蕃》中有：

嗟尔戎人莫惨然，湖南地近保生全。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3]1101。

表面看，是韩愈触景生情，感叹自己不如“蕃囚”，因为“蕃囚”被发配的湖南离长安近，而自己被贬的潮州离长安遥远，难有生机。深层解读此诗，可发现韩愈内心的罪臣意识，已经将自己归为罪囚了，正如朱彝尊所说，是“借苦说苦”[4]509，借蕃囚的苦楚来表达自己内心的苦楚，凸显自己更加悲苦的处境，抒发忠臣远不如蕃囚之叹，表达内心无尽的悲凄和哀伤，以及对前途的迷茫之感，隐藏诗中的是对回归长安的望穿秋水之期望。

然后是在以坦诚的方式表达心中期望回归朝廷的心意之外，韩愈也以含蓄委婉的方式表达这一诉求。比如《食曲河驿》：

晨及曲河驿，凄然自伤情。群乌巢庭树，乳燕飞檐楹。而我抱重罪，孑孑万里程。亲戚顿乖角，图史弃纵横。下负明义重，上孤朝命荣。杀身谅无补，何用答生成[3]1105。

韩愈在这首诗中抒发了自己遭贬之后感到被抛弃的孤寂凄惨情绪，感伤自己远不如鸟雀。鸟雀还能够与家人团聚，而自己由于犯下重罪，只能孤独地远行去往贬谪之地，辜负了亲人朋友的期望，更加愧对朝廷国君，纵使取了自己的性命，也无法弥补所犯下的罪过。

他在诗中对自己无端因文辞受迫害做了深刻的反省，连诗作的文辞上都字字斟酌，立论也是谨小慎微，生怕有所触怒，其中的悲怆之情，读来让人心酸，也让人对其遭遇深表同情。蒋抱玄也说：“下语甚有分寸”[3]1105。从《论佛骨表》事件中他对自己的激切言辞作了深切反思，诚惶诚恐，甚至担心自己会葬身异乡，终老潮州，所以借“群乌巢庭树，乳燕飞檐楹”来表达倦鸟归巢，人不如鸟的苦境。

韩愈如其他被贬诗人一样，不时在诗中表达自己绝望的心情、罪臣的意识，并以直抒胸臆或含蓄委婉的方式陈述自己想要归朝的愿望，反映出作为“道统”传承人的担当意识。

（二）抑郁不平之作

韩愈的性格充满了古代读书人的特质，儒雅中带有刚劲的锐气，刚劲时又不失忠厚的本性。从《新唐书·韩愈传》中的“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5]5129便能得知韩愈个性操守的端正。当他以刚毅的态度疾言直谏而蒙遭贬谪时，满腔不平之气就随一篇篇忧郁不平之作而出。韩愈在这些贬谪诗中，或借题发挥，或寓言寄意，抒发心中的不平之气。

对于无辜蒙受贬谪之祸，韩愈心中极其愤怒，但面对朝廷严酷的政治压迫和恐怖氛围，他又不能将心中仇恨直白托出，唯有借题发挥，抒忧解愤。如《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3]1097。

整首诗将叙事、议论、写景、抒情相互结合，真切叙述了韩愈遭贬谪后的痛苦、愤恨、忧郁、诀别的心情，字里行间充满了凄怆忠愤之情，让人深刻感受到他刚毅忠正的谏臣形象。诗中韩愈感时伤事，除对自己“朝奏”而遭“夕贬”的不幸遭遇充满愤恨不平之气外，更直述自己对“兴道”及“除弊”的改革之志至死不悔[6]55。李光地在《榕村诗选》中写道：“佛骨表孤映千古，而此诗配之。尤妙在许大题目，而以‘除弊事’三字了却。”[7]895为国家谏言“除弊事”，却得到“夕贬”的代价。“衰朽”、“残年”的形象落寞而萧索，起到烘托渲染的作用。韩愈在蓝关漫天飞舞的大雪之中，身影格外孤独、凄凉而又无助。“家何在”更蕴含了韩愈心中多少的辛酸血泪。在天寒地冻、四顾茫茫、荒凉冷漠的景象中，韩愈的天涯沦落之感油然而生。在唐代有所谓“追赐死”制度[8]186-187，所以许多文人被赐死于蓝田驿，韩愈到了蓝田驿的心情可想而知，内心极其恐惧，深怕自己葬身此地，所以语气是那么沉寂无助，内心是那么悲怆凄凉。何焯评此诗“沉郁顿挫”[4]508，从诗中可以深刻感受到韩愈愤中带“悲”及无怨无悔、刚正不阿的气概。

韩愈排佛崇儒众所皆知，在其诗歌创作中，以《琴操十首》最富儒家色彩。十首中《将归操》、《猗兰操》、《龟山操》、《越裳操》、《拘幽操》、《岐山操》和《残形操》等内容都与儒家人物有关，这些诗中，韩愈除代替孔子、周公、文王、古公亶父、曾子等人抒发心声、认同他们的嘉言懿行外，也欲借《琴操十首》来推崇儒门。借由古代圣贤的遭遇来抒发自己心中的感触，并映衬自己内心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坚贞不屈的节操。如《琴操十首·将归操》诗云：

（孔子之赵，闻杀鸣犊作。赵杀鸣犊，孔子临河，叹而作歌曰：秋之水兮风扬波，舟楫颠倒更相加，归来归来胡为斯）

秋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将济兮，不得其由。涉其浅兮，石啮我足。乘其深兮，龙入我舟。我济而悔兮，将安归尤？归兮归兮！无与石斗兮，无应龙求[3]1143。

诗文中写出了孔子济渡的困难情状。“涉其浅兮，石啮我足。乘其深兮，龙入我舟”。四句从屈原九章《思美人》中“令薜荔以为理兮，惮举趾而缘木。因芙蓉而为媒兮，惮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说兮，入下吾不能”[9]160化出。原诗意为：欲叫薜荔做介绍人，又怕举起脚趾攀爬树木。欲托荷花做媒人，又怕撩起衣裳涉水弄湿了脚。韩愈借其旨写出孔子进退失守的状况，更写出自己在朝廷中的窘境，及遭贬苦闷的心境。其中蕴含着对孔子行为间接的认同，更抒发出自己忠心耿耿，却反被国君疏远的不平之气。在诗中，韩愈没有将自己的形象融入，但他却借由孔子之口及赵国之事婉转陈述了自己对政治前途的忧心。结语二句“无与石斗兮，无应龙求”喻意新奇，韩愈的潮州之贬是因皇甫傅在宪宗面前搬弄是非所致，所以，此句应有责斥权幸之意。

韩愈是一位具有相当独特性的知识分子，他一方面深刻自我反省，期盼能够获得君王的怜悯，另一方面又不愿随波逐流，与世俗相浮沉。对于自己蒙冤遭贬，心中极为不平，在诗作中借题发挥，为自己、也为百姓疾苦鸣不平，并以寓言寄意的方式嘲讽令他贬谪的人。

（三）赠别寄情之作

潮州之贬，让韩愈遭受很大的挫折，在其穷途末路之时，亲人的陪伴、故交旧友的设宴款待、送药赠书，一件件都让其铭刻在心，抚慰其受伤的心灵，并写下一首首赠别寄情之作。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贬谪流放最盛行的时期，这些文人在贬谪之际，常会有一些送往迎来的场合，于是，诗人常常借由诗歌表情达意。韩愈在其以送别亲友为主要对象的诗作中，呈现出别后相思的空间背景，凸出“悲”的内在情怀，如《晚次宣溪辱韶州张端公使君惠书叙别酬以绝句二章》：

其一

韶州南去接宣溪，云水苍茫日向西。客泪数行元自落，鹧鸪休傍耳边啼。

其二

兼金那足比清文，百首相随愧使君。俱是岭南巡管内，莫欺荒僻断知闻[3]1119。

第一首诗主要写分别时的心情，从诗的内容上看，诗中“日向西”对应诗题中的“晚次宣溪”，是指夕阳西下后在宣溪停留歇宿。韶州往南就是宣溪，夕阳西下已近黄昏，且在宣溪停留歇宿。张蒙的热情招待和致函慰藉，让韩愈倍感温暖，但将与友别离之时，又不禁悲从中来。诗中以夕阳西下之景及“客”、“鹧鸪”同感之境，让人更觉哀凄。朱彝尊曰：“‘如何此时恨，嗷唳夜猿鸣’、‘归心正欲绝，何处捣寒衣’皆是此意。此但添‘元自’、‘休傍’四字，境遂别，然终觉稍着意。”[4]510孤寂落寞、不舍之感跃然纸上。

第二首诗写在贬谪途中，两人有幸相遇，再加上韶州和潮州两地同是岭南地区，相距不远，韩愈盼望日后两人能够互通音讯、彼此照料。“兼金”一词出自陆机《赠冯文罴》“愧无杂佩赠。良讯代兼金。”[10]52在陆机诗中的意蕴，也就是写陆机与冯文罴的关系，在冯文罴遭贬期间，陆机曾多次给予慰藉和鼓励，而对照韩愈与张蒙，并无二致。所以，韩愈以“兼金”来描述与张蒙之间的友好情义。他忧惧别离后与友人断了联系，也忧惧自己就此客死他乡，无限的忧惧更显其孤独悲凉无助之愁绪，让其对友人叮咛再三。《笔墨间录》评此诗：“潮州以后诗最哀深。次宣溪绝句等诗，绝有味”[4]1187。

两首诗歌都词意哀深，有着同样的感情基调，友人的叙别书信，勾起韩愈心中无限的悲怆，悲友人别离，悲朝廷别离，悲自己无法施展才能。在韩愈赠别寄情诗中，偏重对于自己情感的自由抒发。

三、韩愈贬潮诗的思想特色

韩愈以儒家卫道者自居，但在诗文中表现出来的思想行为却是矛盾又复杂的，具有大胆突破儒家藩篱的创新观念。从韩愈与儒家理想人格入手，可以窥视其人格特质。从对韩愈贬潮诗的文学观念的分析，可以探究韩愈贬潮诗创作主张与内在精神的相关性。

（一）韩愈贬潮诗的儒家思想体现

韩愈在贬潮期间，写下《琴操十首》组诗，若从韩愈一生的理想与行事来看，将会发现其创作这首组诗，应有更深层次的创作意义。

《琴操十首·履霜操》一诗中，叙述尹伯奇因受后母诬陷而遭父亲放逐。而尹伯奇之举动，关乎“孝道”。在《论语》中有很多关于“孝道”的言论，如《学而篇》中“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11]7《履霜操》吟咏尹伯奇之事，呈现了孝子之德，韩愈是借此诗推崇儒家孝道。

《琴操十首·雉操飞操》一诗，叙述牧犊子因七十高龄，却仍无妻妾，再看到众多雌雉追随一只雄雉，雄雉趾高气扬，见此情景，有感而发。婚姻亦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内容，《礼记·礼运》记载“男有分，女有归”[12]413，婚姻不失其时，男女各得其所，也是大同社会的重要一环。韩愈此诗就是对儒家思想的具体实践之作。

韩愈在这些诗中蕴含了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这也是韩愈为倡导恢复儒家道统的具体实践。

胸怀大志的中唐文人以实践为怀，他们在当时的特定政治环境之下，为自己设定政治目标，并全力以赴地去追求，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表现出一种可贵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在追求政治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就是其济世意识充分张扬，并显示其社会价值的过程，他们将传统文人的政治人格与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为其献身，作品中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精神。韩愈的《琴操十首》组诗，在其表达怨恨失意之情绪与乐道守操之品格的同时，也借此实现了其修辞立言，以具体言论来阐明自己道德理想，并希望借此影响世人的愿望。

（二）韩愈贬潮诗的文学思想体现

韩愈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感人肺腑，与他自身不幸的遭遇密切相关，“不平则鸣”是其人生经历的最好总结，从他贬潮诗中呈现的意蕴就可以证明。在贬潮诗中，韩愈将其“不平则鸣”的文学观点明确体现了出来。

贬谪潮州之时，韩愈已经五十二岁，时届暮年，境况比阳山之贬更惨。所以在贬潮诗中多抒发愤懑不平之气。

当韩愈到达离长安不远的蓝关时，韩湘赶来相见并与之同行，在心情极度低落的状况下，他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这首慷慨激昂的“哀怨”之作，这首诗可以说是韩愈“不平则鸣”的代表诗歌。诗中韩愈对自己“朝奏”而“夕贬”的不幸遭遇充满了怨怼不平之气，其“朝奏”是为了“除弊事”，并非为了个人得失，却落得“夕贬”的代价，愤恨不平之气可想而知。

在韩愈贬谪潮州之时，柳宗元被贬柳州，两人虽然政治观点不同，但是却能够互相理解，是文学上的好友。元集虚受裴行立之命，带书及药物前往潮州探望韩愈，途径柳州遇到柳宗元，韩愈写了《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诗中有“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3]1128、“寄书龙城守，君骥何时秣”[3]1131，表达对好友柳宗元人品才学的赞赏和厚望，为柳宗元贬谪荒僻之地，不能施展抱负而发出“不平之鸣”。

在这些贬潮诗中，韩愈为自己鸣不平，也为友人鸣不平，从中可以看出，韩愈的“不平则鸣”不仅限于个人遭遇，还有对社会不公平现实的一种批判。

韩愈在贬潮诗中不仅为自己、为朋友“不平则鸣”，还为国、为民发出“不平之鸣”。

在《琴操十首·龟山操》中，韩愈借由龟山做比喻，大胆批判宪宗，“周公有鬼兮，嗟归余辅”[3]1152二句与《琴操十首·拘幽操》中“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3]1158及《琴操十首·残形操》诗中“其身孔明兮，而头不知”[3]1161都嘲讽宪宗，空有伯乐之位而无伯乐之能，埋没了才德兼备的贤能之士。希望在上位的主政者能够奉行孔孟之道，担负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

在《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二首》中，韩愈如实揭露了黎民的穷苦和惨不忍睹的洪水状况，大胆批判主政者的冷漠、对百姓生活疾苦的漠不关心，为百姓的苦难而激发心中的“不平之鸣”。

韩愈的贬潮诗借诗文实践诠释其文学理论，体现了其“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具有现实和批判的意义，在诗中所阐述的“道”也具有与社会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思想内容。

从韩愈贬潮诗的分析中，可以发现诗中以诉心中不平之气为主，充满着浓浓的乞怜、怨怼意味，从这四十三首贬潮诗中，也可以发现文辞运用上浅白流畅、较少雄崛奇险的特点。在这些诗中还体现了韩愈“文以载道”、“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从中可以窥见其关心国事、体恤百姓的坚正操行。其中虽不乏发牢骚、抒愤懑之作，但不同于平时诗作的是，这些贬潮诗都发自肺腑，感人至深，且思想内容深刻。这一切，都印证着韩愈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的划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