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再枝

鲁迅先生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可是，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无论词语、句式、段落、事件、情感，还是意义、修辞、文法等，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唠叨”的特征，初读不免有重复、废话之感。但细细咀嚼、品味，“唠叨”深处却有珍奇。作者在寫人叙事中表达真挚情感，激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此种“唠叨”是有用的“唠叨”。因此，从“唠叨”切入，探究其“有用性”，更能逼近文本价值，抵达鲁迅的情感世界。

一、“唠叨”的长句和短句

长句结构复杂、层次多重、信息量大，可以用来表达丰富复杂的思想情感，但《记念刘和珍君》的首句却很“另类”：“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从语法功能来看，这是原句的时间状语部分;从句间结构比例来看，原句的主句为：“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时间状语长于主句，显得头重脚轻;从读者的视角来看，阅读主要聚焦于主句信息的摄取;从朗读节奏来看，诵读此句令人有“上气不接下气”之感;从叙述内容来看，此句信息可以转化为短句的形式叙述，这样有结构简明、叙述清晰的好处。如此看来，此句确实有“唠叨”之嫌。但还原到特定写作背景和文本语境中仔细揣摩，如此“唠叨”又具有特定的“有用性”。

文章标题为“记念刘和珍君”，“记念”一词奠定了全文沉痛、悲哀的感情基调，而长句有利于这种情感的表达，朗读时也应语调低沉，语气舒缓。从叙述内容来看，长句不仅写出刘和珍的“死”，还突出了她“如何死”，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愤怒、谴责。从表达方式的运用来看，长句有利于情感的抒发，而如果改为短句，便更侧重于对事件的叙述。从语法结构来看，长句强调时间状语的中心词“那一天”，这是特殊的一天，是“三一八”惨案过去刚好七天的“那一天”，是充满血腥味的“三一八”惨案正要从愚弱麻木的国民的记忆中淡出的“那一天”;作者此番“唠叨”正是为了唤醒麻木的国民，唤起人们惨痛的记忆，呼唤正义的到来。

短句具有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内容清晰、节奏紧凑以及语音停顿短的特点，适合表达强烈、激昂的情感。但《记念刘和珍君》中短句叙述同样略显“唠叨”。第五段写道：“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从句意来看，该句陈述内容为“我听说她那时是欣然前往的”。如此简短的内容表达却被作者“唠叨”成五个语义单位，个中缘由值得探究。还原文本语境，它的前一段写道：“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这是作者悲痛至极之后心灵的呼唤，语句的断断续续正是他此时心境的映射，悲愤难忍之情只能诉诸无声的文字。不仅如此，重复“刘和珍君”既是强调，更是时刻提醒读者，刘和珍君是欣然前往的，却惨遭如此虐杀，这突出了反动政府的残忍、卑劣，意在唤醒民众的良知与正义感，激起他们反抗的勇气与力量。

二、“唠叨”的身份称呼

不同的身份称呼承载着不同的思想情感。《记念刘和珍君》中鲁迅先生写了三类人：爱国青年、反动派、麻木的民众，却变换着不同的身份称呼，如“真的猛士”“哀痛者”“幸福者”“学者文人”“后死者”“无恶意的闲人”“有恶意的闲人”“流言家”等。仅就刘和珍来说，其身份称呼有“我的学生”“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自治会职员”“真的猛士”等，读来简直让人“思维短路”，岂不“唠叨”？

细读文本，不难发现，每一种身份称呼的背后都寄托着作者的情感，表现出作者的家国情怀：“我的学生”写出了作者和刘和珍的关系，本该具有亲切感，但刘和珍又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如此，更加刺痛了作者的心，愤怒之情油然而生;“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与“‘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形成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是对像刘和珍一样的爱国青年的深情赞美，另一方面是对卖国求荣的“苟活者”的无情鞭挞;“自治会职员”写出了刘和珍是渴求进步的爱国青年，代表着中国的新生力量;“真的猛士”是像刘和珍那样的爱国青年，他们是旧中国的颠覆者、新中国的缔造者，他们的流血牺牲将会唤醒更多的正义之士。

概而言之，作者在人称上的“唠叨”是为了多角度、立体化地呈现一个活生生的正义力量，她不仅能唤醒麻木的庸人，更是新时代的开拓者、引领者。

三、“唠叨”的自然段落

自然段落的形成遵循事理逻辑，行文中的叙事节奏、时空变换、情感态度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自然段落的设置。但不合常理的段落形式常常导致朗读时语流阻塞，情感的腾挪跌宕造成读者思维的滞涩，最终导致文本意义不可知，情感无法把捉。从这层意义上来说，鲁迅是“异类”，他以“唠叨”的段落营构了自己的情感世界。

《记念刘和珍君》写道：“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从句意表达来看，由两个“但”字引出的两句是顺承关系，顺序自然不能颠倒。从句意关系来看，第一个“但”是对前文内容的转折，第二个“但”和第一个“但”既不能构成并列关系，也不能构成转折关系。一个转折连词“但”放在表示顺承关系的语句间，确实令人费解，这只能“归咎”于作者的“唠叨”。

鲁迅的“唠叨”意义何在？回归历史语境，不难发现，此类“唠叨”的段落意在强化情感的节奏。和蔼的刘和珍成为反动政府发泄愤怒、讨好巴结日本帝国主义的牺牲品。在作者看来，如此写作的意义在于激起民众的愤懑之情，使民众化悲痛为力量，奋起反抗。联系下文来看，作者面对“惨象”“流言”，只能发出“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这一无奈的叹息。读者能于叹息声中倾听作者心灵的声音，激起情感的振荡与共鸣。

四、“唠叨”的性格描写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林语堂、石评梅等作家都写下了沉痛悼念刘和珍女士的文章，但由于情感立场与价值取向的不同，不同作家选择了不同的言语形式来描写刘和珍形象和性格。林语堂在《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中如是描写刘和珍：“刘女士是全校同学钦爱的领袖，因为她的为人之和顺，及对于校事之热心，是全校同学异口同声所称赞的。功课上面，是很用功，是很想自求进益的一个人，看见她的笔记的人大都可以赞同，而且关于公益事宜尤其是克己耐苦，能干有为，是称为中国新女子而无愧。”林语堂先生以一种近乎客观叙述的口吻，从学习、为人处世等方面描述了一个办事干练、克己耐苦、勤于职守并具远见卓识的刘和珍。石评梅在《痛哭和珍》中描写刘和珍为：“我永不能忘记你红面庞上深深地一双酒靥，也永不能忘记你模糊的血迹，心肺的洞穿！和珍，到底那一个是你，是那微笑的遗影，是那遗影后黑漆的棺材！”石评梅先生用抒情的笔调突出了刘和珍的“温柔可亲”和结局的惨烈。

相比较而言，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描写刘和珍形象的言语形式是独特的，他并没有从不同视角来勾勒刘和珍的形象，也没有选取刘和珍生活中的横断面来凸显其性格特点，而是用极其简洁而又普通的两个修饰语“微笑的”“和蔼的”来粗线条地描画出其形象特征，彰显出鲁迅先生用语凝练、惜墨如金的写作特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鲁迅先生在文中将此类描写重复了五次，让人乍读确有“唠叨”的感觉。实际上，形式上的“回环往复”蕴藏着情感的丰富与复杂。

还原文本语境与历史语境，我们或许能触摸到鲁迅先生的情感脉搏。“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这是写刘和珍在“非常态”—“反抗”时的形象，写出了她外在柔性与反抗段政府的内在烈性不相谐和的一面，突出其“柔中有刚”的独特个性。“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这是写刘和珍在“常态”—学习生活中的形象，“微笑”“和蔼”与“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形成对比，凸显出她是“有责任感、正义感”的“爱国青年”。“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此处反复的目的是和“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形成强烈对比，表达了作者对反动政府罪恶行径的无比愤慨，意在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此处反复既与前文中“刘和珍欣然前往”相照应，表达了对段政府的愤怒，也与“自己的尸骸”形成极大的反差，流露出内心无奈的伤感和对刘和珍牺牲的痛惜之情。“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表达了作者对刘和珍沉痛的悼念之情，意在使国民记住刘和珍，记住历史，记住历史的惨痛教训。

如此看来，“回环往复”的“唠叨”，是沉重的诉说，更是无情的鞭笞，情感的表达如跌宕的音符奏出沉痛的挽歌，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

五、“唠叨”的双线推进

双线推进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时常用的技法，白居易在《琵琶行》中采用双线推进，以歌女的身世遭遇為明线，以诗人的感受为暗线，两线交织，诉说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伤感。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采用双线推进，以作者的游踪为明线，以作者的情感变化为暗线，表达出内心的“不宁静”。梳理《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我们也能看到两条清晰的线索，即叙事线索和抒情线索，但与前两篇文章的双线推进相比，《记念刘和珍君》的双线推进又呈现出思维“混乱”的“唠叨”。

《荷塘月色》中明线为作者的游踪，采用移步换景的表达技巧，依次写了带上门—荷塘上的月色—月色下的荷塘—江南旧俗—回家四个环节，层次清晰，遵循事理逻辑。而《记念刘和珍君》中紧扣刘和珍的“死”，依次写了“刘和珍杨德群两君追悼会”—“被害的青年”—“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陶潜的话”（追悼刘和珍）—“死伤者”“精神永存”六个环节。既写出了刘和珍的死以及如何死，又时时证明刘和珍确是死了。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也没有遵循事理逻辑，难道不是无病呻吟的“唠叨”吗？尽管如此，作者仍然在“唠叨”中完成了对刘和珍“死”的叙述与证明，其目的何在？从情感线索来看，《荷塘月色》的情感线索为：心中颇不宁静—淡淡的喜悦、淡淡的哀愁—思乡愁—不宁静，情感逻辑遵循事理逻辑，两者“若合一契”。而《记念刘和珍君》中作者情感的起伏跌宕却蕴含于矛盾语辞的言说形式中，“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呜呼！我说不出话”，好像在玩文字游戏。这“唠叨”的言说方式令读者心生疑虑—作者为谁而写？为谁而说？说了什么？又为何无话可说？

不过，我们如果把《记念刘和珍君》中双线交织起来，从推动叙事的情感动力来考量，将会发现“唠叨”深处的另一番风景。“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表明作者目睹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麻木不仁，作为“肩住了黑暗的闸门”的启蒙者，有责任也有义务要写一点文字，以唤醒国民的良知与正义感;可是目睹刘和珍杨德群被害的惨状、“同室操戈”的现实，作者悲痛至极，于是乎“实在无话可说”;当想到苟活的国民中还有“真的猛士”，便又“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为刘和珍而写，为正义之士而写;尤其是想到“三一八”惨案的疼痛将淡出国民的记忆时，更是觉得“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刘和珍的死已给作者带来巨大的心灵震颤，可悲的是，段政府迷途不返，为掩饰自己无耻行径而抛出荒谬的托词，作者写到目不忍视的惨象、耳不忍闻的流言，最终窒息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尽管如此，邪恶压不倒正义，刘和珍君的血不能白流，“我还有要说的话”，算是对死者灵魂的告慰与祭奠，对“苟活者”敲响一次长鸣的警钟。最后，目睹反动政府的“丰功伟绩”，一切的诉说与悼念只能化为无声的文字，所以“呜呼！我说不出话”。

如此看来，作者叙事的动力源自情感的抒发，双线推进正是作者创作心路历程的智性表达，置身于创作情境才能体会鲁迅的创作心境，探究其“唠叨”的用意。

有用的“唠叨”还体现在对刘和珍“死的过程”的描写上。前文已多次写到刘和珍的死以及死的方式，然而第五节写道：“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从文本逻辑和事理逻辑来看，有赘余之嫌。但揣摩、涵泳之，其无穷奥妙，令人深思。愤怒的感情来源于细节描写的力量，细致的动作刻画让我们仿佛看到一个鲜活的生命在我们面前倒下，既有视觉的冲击，又有情感的触动：落后挨打是不争的事实，觉醒反抗才能点亮希望之光。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记念刘和珍君》中“唠叨”的语句又何尝不是如此？读懂、读透“唠叨”语句的奥妙，我们才能体悟到鲁迅先生的言语智慧，才能深入文本内核，触摸他情感的温度，才能体会语言表达的力量。文本解读的价值与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