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云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扬州225009）

在新中国教育史学术研究中，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以下简称“高考制度”）始终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之一，尤其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学界更为关注该制度在国家与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和影响，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2018 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中国高考制度的研究现状，思考未来的研究方向，不仅有益于深入推进该项研究，或许还能为当前高考制度改革提供启示。

一、高考历史的描述

制度并非是无中生有的，而是源于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不仅代表颁行者的意志，还体现社会民众的需求。中国高考制度既植根于国家建设的现实要求，又依赖于社会民众的心理需求，至于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状况，有的学者作了长时段的宏观描述。高军峰、姚润田描述了高考制度的确立、高考模式的定型和发展、高考的反复和取消、高考制度的恢复和发展、高考改革的探索等内容，梳理了从1949 年到21 世纪初期中国高考制度的演进过程，呈现出“确立—发展—取消—恢复—发展—改革”的历史轨迹[1]。有的学者聚焦于短时段的微观描述。李宁从概念史角度分析了1966年至1978年高考制度的运行情况，认为1965年前社会混同使用高考的“抽象指代历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和“具体指代某一年或某几年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两种概念的现象比较普遍，及至“文革”时期，更视“高考”为“非法”“幽灵”的政治概念，从形式繁多、内容陈旧等方面进行舆论责难，直到“文革”结束高考制度恢复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根本改变，“高考”的概念开始了舆论重建、去政治化的过程[2]。洪雪娥则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为例透视了高考制度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的变化过程[3]。马国川、赵学勤采用“解冻”“嬗变”“转轨”“惶惑”四个词语生动地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高考制度的发展情形及其社会影响[4]。还有的学者下移研究视角，注重描述地方性高考史，揭示高考制度在地方运行的历史情形。比如，河北教育考试院编写的《河北高考30年》，是以省为单位描述高考制度的成果，在内容上重点考察了河北省高考制度演进的形态[5]。地方性高考历史的揭示丰富了高考制度运行的历史面貌。

制度的历史描述不仅在于揭示制度的运行形态，更在于从中探寻制度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便以此为基础分析影响中国高考制度历史发展的国家和社会因素。郑若玲、杨旭东认为1952 年确立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实是国情需要：一是“一五”计划需求人才，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需要生源，还有传统科举考试所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二是大规模考试自身发展规律的结果，统一考试能够效益最大化和保证公平[6]。王长乐认为教育是一种有思想和意识性的活动，具有依据意识形态管理的内在属性，而高考制度本质上归属一元化的政治制度，加上社会中延续“宗君合一、圣王合一、政教合一”的传统思想逻辑，“统一”势在必行，所以影响高考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政治而非行政”[7]。贾非则认为高考制度易受到国家行政指令的干扰，存在运动干扰过大、录取工作统得过死、录取中社会目的大于个人目的、单纯追求升学率的负影响、反复性大的教训[8]。

二、高考功能的阐释

制度的生产构成了社会系统运行的基本框架，单个制度形成枝桠，发挥着各自功能。在新中国教育制度系统中，高考制度居于核心位置，不仅服务于国家人才建设的战略需求、导引国民基础教育的发展方向，还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化。因此，阐释高考制度功能是学者们的重点话题之一，大约分为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两个方向。

教育功能主要是指高考制度在整个国家教育系统中的作用。吴一庆认为，高考制度是社会衡量中等教育的质量和为高校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9]。田建荣认为，高考是基础教育（“出口”）和高等教育（“入口”）的桥梁，关系着“基础教育教学运行质态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方式”[10]。上述认识清晰地表明了高考制度在国家教育系统的地位，指明其核心的教育功能是选拔人才、培养人才，正如1952 年6 月15 日教育部关于高校招考新生的规定中开篇指出的“充分保证高中毕业学生及相当于高中毕业程度的青年进入高等学校学习，以培养国家建设所急切需要的各类人才”[11]。对此情形，杨旭、李剑萍认为高考制度选拔出大批工农学子进入国家知识和政权体系，实现了知识和政治精英的代际嬗替[12]。基于此种功能，高考制度成为中国基础教育办学模式的风向标，一般来说高考成功率高的中学往往会获得富足的资源配给，同时高考制度也关系着大学的办学质量，诚如廖平胜所认为的，高考决定着中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制约着高等院校的教学质量和高等教育的效益[13]。但是也有些学者观察了高考制度功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周彬认为高考使基础教育呈现“高考形式日常化、高考竞争指标化与高考内容绝对化”的现象，造成教育功能的流失[14]。实际上，造成此种现象的因素不仅有制度体系内部对制度理解的偏差，还有来自于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比如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高考制度还得承担起疏导诸如利益诉求多样化、教育大众化、区域招生差距大等问题带来社会责难的任务。于此而言，高考制度不仅要承担教育功能，还要担负社会责任。换言之，高考“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这项教育考试制度表象的背后，蕴含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并使得高考承载着远远超出自身所必须承载的社会责任。”[15]

社会功能主要是指高考制度在社会分层中具有的预选、整合和配位等功能。教育或技术资格是划分社会分层或阶层的一把重要标尺，而高考制度掌控着教育或技术资格，如张宝昆所言：“通过高考，可以赋予人们相应的社会身份或资格，使他们改变原有的户籍身份、改变原有的干部行政级别，改变原来的单位和职业，促使人民努力向自己设置的目标靠拢，实现人往高处走的社会分层愿望。”[16]对此，韩蕾分析了高考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分层、保持社会合理流动的功能[17]。郑若玲还认为高考制度疏解了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加速了社会结构的重新“洗牌”[15]。张华则认为在高考制度的影响下中国社会社会结构远非此前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简单形态，已形成了十个基层、五个等级的复杂形态，并且愈近上层愈需要高的文化知识和经济资源，而高考制度所附带的文化与经济资源往往是社会成员晋阶社会上层的重要渠道[18]。这种通过考试制度调配社会分层的影响力，梁晨、李中清等学者认为是一场重大的变革，称之为“无声的革命”[19]。

现在来看，这场“革命”对于社会底层民众的意义最深远。彭拥军分析了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以来某省高考学子阶层背景的实证材料，指出大量的农村高考学子进入国家权力系统或各技术领域，完成了向上层社会的流动[20]。由此，他认为作为规范化的高考制度“既是实现农村社会流动有序化的前提之一，也是个人社会流动行为有序化的具体体现。”[21]之所以如此，关键原因在于接受高等教育已是基本的就业资格。对此情形，胡鞍钢、盛欣采用“中国城市公共服务调查”的数据，考察了高等教育对青年城镇就业机会的影响，指出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的就业机会远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22]。可见，高等教育经历已是现代社会发掘人力资本的一项重要衡量指标，如有学者所认为的，“高考制度的核心机制在于人力资本生产”[23]。不同于上述观点，有的学者认为高考制度暗含社会排斥，让社会区隔为优和劣两个阶层，优势阶层占有更多的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进行阶层再生产，而劣势阶层却得遭遇不公平对待，在分省定额录取指标、保送生政策、加分政策、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等方面受到排斥[24]。Garner,Mandy 通过父辈身份和地位探讨高考学子受教育的影响同样表达了这种认识[25]。

无论如何，高考制度在社会民众的认识和理解中远远超过了它的激励属性，重视高考已形成一种社会心理，造成群体性的心理压力。李保恒关注了高考学子的心理压力，认为必须要有心理训练[26]。即使进行了心理训练，高考学子仍然难以摆脱焦虑情绪，这其实是需求唯一和期望过高，加之环境封闭与不良刺激、能力偏估和知觉障碍、特殊情境与激烈竞争、长期疲劳与负荷超载等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结果[27]。实际情形远不止此，这种心理压力还体现在高考学子的家长身上，因此他们对高考及其政策变得极为敏感，借助自媒体、信息媒体、网络平台等途径表达对高考的认识、态度和情感，竟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力量。针对高考舆情，有的学者认为国家不应是强权性的压制，而应采取建立平台加强沟通的应对策略[28]。

三、高考改革的探讨

制度功能意味着绩效，合理的制度会带来理想的绩效，但是制度的运行总是与特定的社会环境相联系，环境的变化往往会导致制度绩效降低，因此改革制度就成为制度生产必要环节之一。中国高考制度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尚未建立的1952年，历经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环境，整体上发挥了国家赋予的功能，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新世纪以来更是遭遇合法化危机，饱受社会批评，往往被斥为“应试教育”的祸根、“素质教育”的祸首，甚至引来“废除高考”的呼声。对此情形，杨学为说道：“一些人认为，以高考为代表的升学考试导致基础教育畸变为面向少数学生、重智育轻德体、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应试教育’。一些人建议缩小高校招生的考试录取比重，扩大推荐、保送生的范围。有些人甚至提出，实施素质教育就应该取消高考。”[29]还有学者认为现代条件下高考制度造成人的异化[30]。可见，中国高考制度倘要发挥应有功能，疏解社会责难，改革势在必行。那么，如何改革呢？大致而言诸多讨论基本围绕公平与效率孰轻孰重展开。

以公平为首的学者认为公平是中国高考制度改革的核心要义，重点分析了高考教育资源的分布情况及与之相关的高考现象的公平性。比如，有的学者分析了2006—2010年某省城镇考生和农村考生的数据，指出城镇考生在知识、能力、认知等方面均要好于农村考生[31]。还有学者利用1996—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高考录取中的性别差异，认为女性录取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32]。更多学者分析了“高考工厂”、“高考移民”、农村学子弃考[33]、随迁子女“异地高考”[34]等现象，大都认为要通过政策法规、教育资源调配等途径保证社会、区域和群体的公平。以效率为先的学者认为高考制度是选拔性制度，效率才是体现其价值的首要指标。比如，对于高考试卷中的“城市化”现象，有的学者直言：“高考终归是以能力为准绳的优胜劣汰的过程，适当的‘城市化’倾向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人才选拔的需要。”[35]其实，公平和效率都是中国高考制度生产和运行的必备要素，两者相互配合，缺一不可，正如刘海峰的认识：高考制度改革的主体部分是公平，但是不能忽略效率，讲究“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与平衡”[36]。

在公平与效率关系讨论的基础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录取制度和考试科目是中国高考制度改革的两个关键环节。张民选介绍了上海市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试验和建立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的尝试[37]。有的学者讨论了录取名额中的配额制和竞争制，提出由人口比例配额制、出资比例配额制、次级配额制和异地高考配额制四种典型的折衷制度[38]。还有的学者从上游端口呼吁新时代高校在选拔标准、构建综合评价和多元录取机制等方面改革[39]。至于考试科目，研究群体主要是中学教育的工作者，他们大体关注在两个方面：一是考试的技术性，诸如主管部门如何命题、评卷及改变考试模式，应试者如何复习、应考、填报志愿，社会各界对当年高考各科目试卷题目的分析、评论；二是解读高考政策，预测走向。还有不少的学者讨论了影响中国高考制度改革的因素。比如，刘海峰认为高考改革受制“既有追求或崇拜考试公平的文化传统，也有依托人情、好走关系的传统习惯”[40]。柳博也认为中国传统因素影响了高考制度改革的范围和效力[41]。李木洲从制度变迁的视角认为高考改革受到考试机构、考试法治、“异地高考”、社会监督及诚信体制建设等层面的影响[42]。李雄鹰则从高考评价层面分析了高考功能、考评价体系、选拔目标、考试内容与形式、命题与阅卷、分数报告及成绩使用等内容在高考改革中的影响[43]。

此外，还有学者从国际视域寻求中国高考制度改革的突破口。郑若玲、万圆以美、英、俄、日、韩五国招生制度为参照系，认为中国高考制度要学习五国所坚持“教育功能不被社会功能所取代、所超越成为黄金法则”的改革经验。徐小洲以韩国、张林狮以美国、方晗以澳大利亚为参照系，分别讨论了中国高考制度在录取标准、招考机构、价值取向等方面应吸取的改革经验[44]。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始终在探索高考改革的新方案，2014 年9 月国务院颁行《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这不仅标志着我国高考制度实现了从全国统一招生到高考分类考试的转变，还充分体现出对人的发展和尊重，有的学者称此为“一体四面”①“一体四面”，即“一体”是以学生为本体，以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为根本目标，“四面”是融通，取消文理分科，实现知识融通；综合，实行综合评价，改变“唯分数论”线性评价模式；过程，探索过程评价和发展性评价，破解“一考定终身”难题；选择，扩大选择，促进学生在共同基础上的有差异、个性化发展。可参阅边新灿、蒋丽君、雷炜的《论新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与两难抉择》（《中国高教研究》2017年第4期）。。可以说，当前我国高考制度改革正走在“理顺高考制度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关系，消解甚至清楚我国高考制度的国家主义，充分利用市场调节机制实现高考社会化，加强高校与高中的有效衔接，完善高考制度立法”[45]的规范化、法制化、现代化的发展大道上。

四、高考研究的思考

谈及制度，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46]此话道出了制度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关系，事实也是如此，只要稍微观察一下社会生活的发展轨迹，便会发现制度散布于社会各个角落，也得益于制度对社会的导向性、约束性，社会才形成了一种稳固状态。因此，制度研究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人的活动，中国高考制度研究同样如此。

目前，现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高考制度与中国社会变迁之间的微妙关系，但是在体现制度变迁中人的活动方面显得不足。事实也是如此，制度的呈现多是繁杂的规则或一种体系，仅仅专注于此，只能让制度变得冷漠，实际上任何制度的建构都离不开人的活动，无法规避人的参与，都倾注着人的言行、认识和态度，甚至人的存在都是一种制度化的存在，一言一行都难以摆脱制度的设计和安排，许多行为只有在特定条件的制度场景中才有意义。于此而言，制度的历史变迁就是人的思想认识的历史变迁，制度史研究就是人的活动研究，这实际上是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在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意味着制度史研究要重视其承继的人的活动惯例和规范所形成的文化累计结构，以及其随和时代所呈现出来的动态性变化，只有揭示了这种变化，制度史研究才会显得富有活力。因此，中国高考制度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就是呈现人的活动，借助人的生活赋予其血肉。

其实，这种研究思维并非突兀而起，早在“国家与社会”的理论研究框架中就备受重视，从“国家”与“社会”二元层面探讨制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那种讲究微观切入的研究路径，避免了制度抒写的宏大叙事，让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变得更为丰富和细腻。只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制度研究逐渐表现出过多强调政治、只是进行表象阐释的瓶颈，体现在中国高考制度研究中就是教育的参与者被抽象为概念、数字、甚至符号，淡化了民众参与制度创造与变革的鲜活性。因此，要想使中国高考制度研究充满更多生气，就要继续揭示制度与社会之间的双向关系，以及隐藏在这些关系背后的各种因素，既要勾勒高考制度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演变轨迹和社会功能、社会民众对高考的体验和感受，又要分析高考制度运行中人的参与轨迹和作用机制，实现从国家逻辑的宏大叙事到社会逻辑的日常叙事的转变，以此把日常的社会生活同高考制度的历史变迁联结起来，从而尽可能地还原中国高考制度生产和运行的历史场景。或许只有这样，中国高考制度研究才能有所突破，才会呈现一幅充满各种复杂情感的鲜活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