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翔

（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安庆246011）

孙临，字克咸，改字武公，为明末桐城名士。桐城自古以来人文昌盛，尤重品行。明清之际，以方以智、钱澄之、孙临为代表的桐城名士群体，才气纵横，兼以气节自砺，或抨击当道，或抵拒侵略，或隐居自洁，成为政治与文化史上不朽的群像。时至今日，学界对方、钱二人的研究已成显学；而对于孙临，不但其文学成就少人提及，就连生平事迹，也颇多敷演成分。尤其是其死难的具体情形，因涉及到杨文骢、葛嫩等人物，更是扑朔迷离，有进一步考辨的必要。

综览前人研究，并结合各种史料对孙临死难事迹的描述，可以发现，对此事件的聚讼，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孙临死难的时间；二是孙临是否曾随杨文骢求降；三是名妓葛嫩是否与孙临一同殉难。笔者谨就所掌握的材料，对这三个问题试作探究。

一、孙临死难的时间

孙临死难的时间，本不应成为难以辨别的问题。但正如上文所述，孙临的生平事迹颇多敷演成分，若不加考订，便行采录，就容易以讹传讹。如《二十五史人名大辞典》之“孙临”条：“孙临（？—1645）字武公，桐城（今安徽）人，兵部侍郎孙晋弟，杨文骢用为职方主事，从文骢援衢州，兵败，为清兵所俘，不降，被杀。”［1］姜亮夫主编《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孙临”条，亦谓其生年为“1610年”，卒年为“1645年”［2］。

《二十五史人名大辞典》和《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都是权威性的工具书，但书中关于孙临卒年的记载却都有舛误。孙临挚友钱澄之曾作《孙武公传》，文中记载：“丙戌月七，江东破，贝勒乘胜取闽，文骢闻风先入闽，君亦随之行……骑至，问君为谁，君抗言曰：‘我监军副使孙某耳！’遂缚去，与文骢同死。”［3］410文中的“丙戌月七”，即顺治三年（1646 年）七月。孙临生于1611 年，卒于1646 年，死时为36 岁，与《孙武公传》中所载“死时年三十六”［3］409相符。

除《孙武公传》外，其他史料对孙临死难的事也多有记载，如《明史》卷二百七十七《杨文骢传》：

十三日，大清兵破南京，百官尽降。命鸿胪丞黄家鼒往苏州安抚，文骢袭杀之，遂走处州。时唐王已自立于福州矣……明年，衢州告急。诚意侯刘孔昭亦驻处州，王令文骢与共援衢。七月，大清兵至，文骢不能御，退至浦城，为追骑所获，与监纪孙临俱不降被戮［4］7102。

传中说得很明确，孙临与杨文骢一同殉难，是“大清并破南京”和“唐王已自立于福州”的“明年”，而清兵攻破南京和唐王朱聿键称帝的时间同为顺治二年（1645 年），因此，孙临死难即在1645年的第二年——1646年。

《黔诗纪略》卷十九“杨文骢传”也记载杨文骢、孙临死难事迹颇详：

唐王进龙友浙闽总督，武公福建兵备副史，监军如故，时大清顺治三年也。七月，大清兵入闽，龙友、武公急移军卫仙霞关，家室从焉。而大清兵已间道先入，二人不能御，负重创，退至浦城，皆被执。贝勒屡谕之降，并不屈，乃斩之［5］。

文中的“大清顺治三年”，就是南明朝廷的“隆武二年”，即1646年。另有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五十五《孙节愍公传》也明确记载孙临死难是在顺治三年（1646 年）：“顺治三年七月，大兵乘胜取闽，杨公入卫仙霞关，公随至浦城……被缚不屈，死之。”［6］

此外，汪有典《史外》、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徐鼒《小腆纪传》等杂史，所记孙临死难时间皆为1646年，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二、孙临死难的具体情形

对于孙临死难事迹的第二个争议，实际上也是关于杨文骢的争议，即杨到底是求降不得而死，还是被俘后不降而死。若杨文骢曾向清兵求降，那么孙临是否亦参与此事？这一问题涉及杨、孙二人的大节问题，十分关键。

1.杨文骢求降不得而被杀说

持此说的史料，笔者所见仅瞿共美的《天南逸史》、瞿其美的《粤游见闻》和温睿临的《南疆逸史》三种。先看《天南逸史》的记载：

兵侍杨文骢与田仰同居山岛中，有兵一二万。同遣兵四百，载币帛数车，献贝勒（笔者按：即豫亲王多铎）投降，贝勒尽杀之。田仰私送币帛数车，贝勒受之。使田兵居左，杨兵居右。以铁骑千余围之，尽放田兵出围。令杨兵下马，去其器械。又次日，以火炮四冲之，乱箭齐发，一营为肉酱云［7］。

《粤游见闻》的记载与《天南逸史》几乎完全一致，其文写道：

文骢与田仰居山岛中，有兵一二万。田杨同遣兵四百，载币帛献贝勒，贝勒尽杀之。次日，田仰私送币帛数车，贝勒受之。使田兵别营，以铁骑千余围之，尽放田兵出围。令田兵（笔者按：应为“杨兵”之误）下马，舍器械。又次日，火炮四冲，乱箭齐发，一营化为肉酱［8］。

温睿临的《南疆逸史》记叙此事与前二书也大致相同：

文骢与鲁王大学士田仰同遁至山岛中，军士尚万人。无何，与仰同遣卒载币帛献贝勒，于道迎降。贝勒受田币，而杀杨使者。明日，阅其兵，令田兵居左，杨兵居右，各释兵械，驱田兵出，以铁骑围杨兵而殱焉。文骢父子皆死，其监纪孙临亦不屈死［9］。

这三则史料，以瞿共美的《天南逸史》最为早出。仔细对读便可发现，后两则实际上都出自第一则，只是文字略有改动。也就是说，“求降说”实际上就是《天南逸史》所主。而《天南逸史》的这则记载，无论是于理于情，其真实性都值得怀疑。

首先，这则记载本身就充满了矛盾。第一，当时的局面，田、杨之众已如俎上鱼肉，其所持“币帛”自然也是多铎的囊中之物。多铎若贪财，又何必先拒而后纳，多此一举而特意为田仰留出一条生路？第二，如果说多铎把公开献贿的士兵“尽杀之”，是不愿给人留下“公开受贿”把柄的话，那么“田仰私送币帛数车”，就真能做得十分私密吗？两军对垒，剑拔弩张，数辆装满币帛的大车辚辚而过，要想不为人所知是万万不能的。第三，田、杨之兵力有“一二万”，多铎仅以“铁骑千余围之”，不也太过于托大了吗？要知道，多铎刚杀死献贿的士兵，这无异于宣告“不接受纳降”，南明士兵若起“殊死一搏”之念，千余铁骑，又何以当一二万之众？第四，退一步说，即便多铎接受了田仰私自送来的币帛，也应当是放田一人（或包括其家人）而已，又怎么会“尽放田兵出围”？众目睽睽之下将上万敌人放走，这份罪责可比区区“受贿”要重得多。综上四条原因，笔者认为，《天南逸史》中的这则记载，于常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作者瞿共美的个人观念也可能影响了对杨文骢记叙的客观性。瞿共美为明末名臣瞿式耜堂弟，其著作中论及瞿式耜处，颇不吝溢美之辞，甚至曲为回护。因此，其对人物的评价、好恶，也很容易受到瞿式耜的影响。而瞿式耜对于杨文骢，无论是日常品行，还是所持政见，都多有非议。日常品行上，杨文骢为马士英姻亲，自身行事又颇多荒唐之举，常为人所抨击；而瞿式耜则特别重名，以至于《明史》称其“式耜矫矫立名，所建白多当帝意，然搏击权豪，大臣多畏其口”［4］7180，二人自然不是一路人。所持政见上，杨文骢是拥立唐王朱聿键的肱股之臣，而瞿式耜最初则反对唐王：“初，式耜议立桂端王子安仁王。及唐王监国，式耜以为伦序不当立，不奉表劝进。”［4］7180从这两个方面，可知瞿式耜和杨文骢之间扞格颇深，平时论及杨，应当也没有什么好话。作为瞿式耜的堂弟兼崇拜者，瞿共美对杨文骢心存偏见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综合“理”与“情”两方面的分析，可以推断《天南逸史》对杨文骢死难记载的真实性值得怀疑。而《粤游见闻》的作者瞿其美又是瞿共美的胞弟，其书内容也多承袭《天南逸史》而来（谢国桢先生甚至认为即《天南逸史》的割裂本），因此其记载也不足为据。至于《南疆逸史》，其作者温睿临所生活年代去杨文骢死难之时已久，所载内容应当也是从二书转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二书，《南疆逸史》特意增加了一笔“其监纪孙临亦不屈死”，也就是说，不管杨文骢是否求降，孙临都自始至终保持了不屈的气节。温睿临之所以加此一笔，或许是不忍心让孙临的节义之名，随着杨文骢而“无辜受污”吧！这也可以从侧面说明，孙临不屈而死的形象，在当时是深入人心的。

2.杨文骢、孙临被俘不降而死说

杨文骢求降不得而被杀的说法既非事实，接下来我们就要参照其他史料，来还原杨、孙二人不屈而死的情形。诸多史料中，仍以前文所列举的数种最为平实，如“遂缚去，与文骢同死”（《孙武公传》）、“文骢不能御，退至浦城，为追骑所获，与监纪孙临俱不降被戮”（《明史·杨文骢传》）、“贝勒屡谕之降，并不屈，乃斩之”（《黔诗纪略》）、“被缚不屈，死之”（《桐城耆旧传》）。除此之外，另有一些史料，尤其是杨、孙二人好友的缅怀诗作可资证明：

七月，大兵至，文骢不能御，退至浦城，与监纪孙临并为追骑所获，说之降，不从，同被害。

——徐鼒《小腆纪传》［10］

临字克咸，一字武公，桐城人，贡生。唐王时授监军道副使，兵败被执，不屈死。

——陈田《明诗纪事·辛签·卷六》［11］

武公名临，桐城人，明季以诸生入杨文骢幕，文骢荐于朝廷，除兵部职方主事，监文骢军。至浦城兵败，与文骢同不屈死。

——邓之诚《骨董三记》卷六“杨龙友死难”条［12］

不讯孙嵩久，疑君变姓还。开门人渐至，死丧信初传。血化空山灰，魂依子夜鹃。平生谈侠气，草草一躯捐。

——钱澄之《得孙克咸死难信》（其一）［13］

桐乡虽小盛簮缨，风俗年来颇好名。却怪两京齐改步，曾无一士肯捐生。孙郎好武怀忠略，闽海勤王苦战争。埋骨天涯魂不返，故山千古有余荣。

——方文《闻杨龙友孙克咸同日死难，诗以哭之》（其二）［14］

回首中原事已非，书生百战出重围。壮心自许标铜柱，热血谁知溅铁衣。刁斗残声悲夜月，旌旗色变卷斜晖。惭予叩马曾无语，空向深山赋采薇。

——孙如兰《挽孙武公》［15］

成仁唯一死，庶不负心初。被执义不屈，不愧烈丈夫。桐城瘞其首，建宁葬其躯。孙临桐城侠，慷慨捐头颅。

——杨炤《岁丁未六月二十四日，夜梦少司马杨龙友先生入室》（节选）［16］

综合以上材料，可知孙临死难的大致情形，是与杨文骢一道抵抗清兵，因作战不利退至浦城，被执不屈而就义。据《黔诗纪略》的说法，二人被捕后，多铎曾多次劝降，但二人“并不屈”，因而被杀。《明史·杨文骢传》谓“俱不降被戮”、《桐城耆旧传》谓“被缚不屈”，《小腆纪传》谓“说之降，不从”、《明诗纪事》谓“兵败被执，不屈死”、《骨董三记》谓“与文骢同不屈死”、杨炤诗谓“被执义不屈”，都肯定了二人不肯变节的忠义。

杨、孙二人就义后，当地百姓将其草草掩埋，后孙临族侄孙韦千里寻尸，已朽坏不可辨，于是将残骸一并运回桐城，合葬于北乡枫香岭（今桐城市卅铺镇平桥村），人称“双忠墓”。笔者曾亲至桐城寻访，其碑尚存，文字皆为阴刻，正中大字“明孙氏显考兵部职方司主政武公府君”，左上方铭文“大清康熙元年岁次壬寅仲冬月少司马中丞杨公讳文骢字龙友桂阳人同兆”，下款为“男中础、中岳立墓大清雍正十年岁次壬子仲冬月谷旦”。当地百姓介绍，孙临死难的事迹，在乡中广为传颂，至今双忠墓前，仍时常有人祭奠。

或许有人要问：关于孙临死难事迹，余怀《板桥杂记》所记甚详，何以不见征引？这正是笔者接下来所要讨论的问题，详见下文。

三、葛嫩是否与孙临一同殉难

孙临死难的大致情形，前文剖辨已明。但关于此事，有一现象却颇不寻常：明清之际，捐躯殉难的名士多不胜数，对他们的记载，多局限于“史料”范围内；而孙临的形象却由“史料”而进入“文学”，成为小说、戏剧津津乐道的话题，其原因何在？

回答这一问题，就涉及与孙临关系亲密的一位秦淮名妓——葛嫩。孙临年轻时，曾一度徜徉于秦淮河畔，与诸多名妓交好。是时名士多喜冶游，世人亦往往传为佳话。因此关于孙临早年狎妓经历，记载者皆不“为贤者讳”，如钱澄之《孙武公传》：“为人风流俊爽，晓声伎，吹箫度曲，间游平康里，即人人得孙郞一顾为重，克咸亦遂以是沾沾自喜。”［3］406汪有典《孙副使传》：“晓声伎，吹箫度曲，喜为狭斜游。”［17］108而又以余怀《板桥杂记》所记最详：

（孙临）好狭邪游，纵酒高歌，其天性也。先昵珠市妓王月，月为势家夺去，抑郁不自聊。与余闲坐李十娘家。十娘盛称葛嫩才艺无双，即往访之。阑入卧室，值嫩梳头，长发委地，双腕如藕，面色微黄，眉如远山，瞳人点漆。教“请坐”，克咸曰：“此温柔乡也，吾老是乡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后竟纳之闲房［18］34。

王月，字微波……桐城孙武公昵之，拥致栖霞山下雪洞中，经月不出，己卯岁牛女渡河之夕，大集诸姬于方密之侨居水阁，四方贤豪，车骑盈闾巷，梨园子弟，三班骈演，阁外环列周航如堵墙。品藻花案，设立层台，以坐状元。二十余人中，考微波第一，登台奏乐，进金屈卮……武公益眷恋，欲置为侧室。会有贵阳蔡香君，名如蘅，强有力，以三千金啖其父，夺以归。武公悒悒，遂娶葛嫩也［18］75。

孙临并未一直沉迷于温柔乡中，面对国破家亡的现实，他内心实则充满了愤懑。孙临本字“克咸”，之所以改字“武公”，就是受到社稷危亡的刺激。关于孙临改字之事，《孙武公传》载：“一夜酒酣，谈时事，慷慨激烈，引一指燃烛上，自誓：‘不灭贼者，有如此指！’遂改字为武公。”［3］407《孙副使传》和《桐城耆旧传》所记与此大略相同。

孙临“燃指改字”事件之后不久，就“移家云间，间道入闽，授监中丞杨文骢军事”。而名妓葛嫩，既已许身孙临为妾，理应也随之前往。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孙临同杨文骢一同就义之时，葛嫩是否在场，并随他一起殉难？持肯定说法的，始自《板桥杂记》：

（孙临）兵败被执，并缚嫩。主将欲犯之，嫩大骂，嚼舌碎，含血喷其面，将手刃之。克咸见嫩抗节死，乃大笑曰：“孙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杀，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难［18］35。

《板桥杂记》作者余怀是孙临好友，自称“余与桐城孙克咸交最善”［18］34。此说一出，便在江南文化圈中产生较大影响，以至众口相赞，形诸笔墨。

以诗歌形式论赞的，如陈文述《秦淮杂咏·题余曼翁板桥杂记后（其十一）》：“蕊芳豪气问谁同，纵酒高歌孙武公。玉碎香消虹气在，果然儿女有英雄。”并在诗后注明：“葛嫩字蕊芳，归孙克咸，同殉闽中之难。”［19］谢启昆在《题柳如是小像（其一）》诗中也以葛嫩比柳如是，而以孙临反比钱谦益：“书生巾服丈夫心，半墅疏窗夜语深。簉室捐躯如葛嫩，虞山（笔者按：即钱谦益）殉国愧孙临。”［20］

以传记形式记叙的，如汪有典《孙副使传》：“公被执，弁缚其所幸姬葛嫩，主将欲犯之，嫩故妓也，大骂嚼舌碎，含血噀其面，将手刃之。”［17］109冯桂芬《许烈姬传》：“稗官载：明末杨龙友中丞……后殉甲申之难。孙克咸监军姬葛嫩，被执，嚼舌噀血某帅面，帅手刃之。”［21］卢秉钧《红杏山房闻见随笔》卷十二“葛嫩”条，更是全袭《板桥杂记》文字：

葛嫩，字蕊芳，金陵名妓。才艺无双，发垂地，而眉似远山，双腕如藕，瞳人点漆。桐城孙克咸一见即喜，曰：“此温柔乡也，吾愿老是乡足矣。”纳之后房，专宠，不复他顾。甲申之变，携嫩入闽，授监中丞杨文骢兵事。兵败被执，并缚嫩去。贼帅见有殊色，将欲犯之。嫩大骂，嚼舌碎，含血喷贼面，贼遂手刃之。克咸见嫩抗节死，乃大笑曰：“孙三今日登仙矣。”亦大骂，不屈死。噫！孙固侠士，嫩亦侠女也哉［22］！

某些细节上，这段文字甚至比《板桥杂记》描述得更加细致，如余文只说孙临“移家云间，间道入闽”，卢文却点明了孙临是“携嫩入闽”。在文末，卢文还特意强调“孙固侠士，嫩亦侠女也哉”，对葛嫩的赞美之情溢于行间。

另值得一提的是，同为秦淮名妓，顾媚（顾横波）却嫁给了“贰臣”龚鼎孳并安享富贵，因此也有人以葛嫩、孙临的一同就义，来对比顾媚的晚节有亏。如陈裴之《香畹楼忆语》：“横波……后亦卒为定山（笔者按：即龚鼎孳）所误。坐让葛嫩、武公，独标大节，弥可悲已！”［23］又如庞树柏《龙禅室摭谈》：“龚芝麓与顾横波，人多艳之……欲步叔宝后尘而未能，以视孙临、葛嫩之同时殉难，能无愧死！”［24］

与以上材料形成对照的，是另有一些史料，却丝毫没有提及葛嫩与孙临一同殉难，最具代表性的是钱澄之的《孙武公传》：

至浦城界，兵追及之，君知不免，与妻方孺人诀曰：“吾同杨君举事，义不令杨君独死，汝自为计，觅路归报太夫人可耳。”骑至，问君为谁，君抗言曰：“我监军副使孙某耳！”遂缚去，与文骢同死［3］410。

详按此文，颇有蹊跷之处。孙临死难时，钱澄之同在闽中，应是孙临好友中较早得知他死难消息的。按照“开门人渐至，死丧信初传”的说法，传此消息的，很可能还是从抗清前线归来的人。如果葛嫩果真与孙临一同殉难（按《板桥杂记》所述，殉难现场还极其悲壮和戏剧性），那么《孙武公传》记载孙临事迹如此详细，何以对葛嫩却不着一笔呢？再看传中所记孙临于千钧一发之际，与其妻方孺人诀别情景，更增疑惑：若葛嫩当时也在，于情理而言，孙临当令葛嫩与妻子彼此照应、结伴逃归，而不会单独将其留在身边，反令妻子“汝自为计，觅路归报太夫人可耳”。此外，钱澄之挽孙临组诗也没有提及葛嫩，方文、孙如兰、杨炤等人诗中也不见记载。

如果按钱澄之所述，孙临死难时，葛嫩并不在现场，那么其下落如何呢？孙临的玄孙孙颜（号咫庵，乾隆二十六年进士）的一则材料，庶几可为我们提供线索。孙颜有感于《板桥杂记》所记不实，曾作《读〈板桥杂记〉有感》一诗：

泛宅来栖白下门，读书惟近苧萝村。疾风不陨闲花草，谁道青楼尽负恩？衵服针缝刃在身，埋香一夕泖湖滨。曲中几部烟花队，独让娥眉一个人。

诗后并有“自注”：

姬姓葛氏，名嫩，字蕊芳，先节愍公纳为侧室。及举义云间，以饷乏登岸。葛在舟中，适有盗登舟，欲犯之，遂赴水死。《板桥杂记》所载与家乘不合，故附识之［25］5927。

孙颜的说法来自“家乘”，即孙氏家谱。事实若是如此，那么钱澄之的记载就讲得通了。陈诗在《尊瓠堂诗话》中对此表示认同：“按咫庵为武公副使玄孙，所言可以传信。忠臣烈妇，辉映彤史，吾皖之光也。”［25］5927今人刘如溪在《板桥杂记》的评注中也认为孙颜所说属实：“余怀文笔简炼，有史笔之美，但亦不乏小说家言。如果说孙咫庵是出于对文祸的恐惧，恐怕也未必可信，如果他真的怕什么，他完全可以不做《读〈板桥杂记〉有感》诗并自己注释了。”［18］37

由此可推测，葛嫩早在孙临殉难之前很可能就已经就殒命了，《板桥杂记》所述不合事实。孙临于浦城就义之时，余怀正隐居吴门，他是如何得知孙、葛二人殉难详情的，时至今日已无从考索。但余怀既是孙临好友，“同殉说”无疑又契合了“名士+名妓”或“英雄+美人”的传统母题，并更增忠义节烈色彩，在明清之际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具有特定的典范意义。所以，此说之众口相传，好事者之踵事增华，也就不足为奇了。就像李香君与侯方域的事迹被书之于《桃花扇》，从而由史料范畴进入到文学领域一样，葛嫩和孙临的这段佳话也被后世的文学家所关注。晚清王蕴章据此改编为传奇《碧血花》，阿英又在传奇基础上改编为四幕话剧，仍以《碧血花》之名传世。今人所著各种晚明背景的小说、传记，更是大书特书，有的甚至将葛嫩描写成红线女之类的侠女，已近于荒诞了。

遥想当年，孙临、方以智、钱澄之等桐城名士，形影相从，声气相呼，皆为士林俊彦；然数百年后，其行事踪迹与处世心态，却或显或隐，以至有虚实相悖、无中生有，不能不令人慨叹。笔者草此小文，将孙临死难情形加以剖辨，以证孙临无愧节义之名，而桐城人文精神世代相传，渊源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