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群武

（巢湖学院 戏剧文学研究所，安徽巢湖238000）

门歌是曾经流行于安徽六安、合肥、巢湖、宣城地区的曲艺形式，因为是穷人乞讨时站在人家门歌的演唱，所以门歌又叫讨饭歌。最初其曲调具有“悲苦哀怨”的单一模式，后来慢慢演变成以演唱为职业，所以形成了自身独有的、适合表演的曲调和演唱形式。《全国曲艺大辞典》列有“门歌”条目。皖中南一带的门歌于2006年被录入安徽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优秀的民间文学遗产。门歌流行于乡村，并且只由草根艺人演唱。曾经的皖中南广大农村，门歌的演唱是多少乡民眼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据对现有资料的较完全统计，门歌唱词的艺术特点的特点是展现乡村生活图景，体现鲜明的时代感，那些艺人来自生活底层，从底层视角叙述底层生活。“艺术家把应表现的思想和情趣表现在音调和节奏里，听众就从这音调节奏中体验或感染到那种思想和情趣，从而起同情共鸣。”[1]门歌的叙述者是乞讨的艺人，他们和门歌的欣赏者即叙述对象其实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所以叙述者和叙述对象的角色和身份是一样的，在情感和文化上也是相通的。

门歌艺人在走村窜户的艺术表演里对自己的形象有清楚的认知，他们就是描绘乡村世界的主人，他们用自己特有的语词意义通达其他主体，并栩栩如生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是一种时代镜像，值得民间艺术与社会文化史等学界深入研究。

一、门歌中的乡村生活景象

生活中充满欢乐气氛的大事在门歌里都有所反映，门歌艺人的表演就是要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所以门歌内容集中表现在娶亲、生小孩、建房子和最热闹的春节时候。

1.结婚门歌

就现有的资料来说，关于结婚门歌的内容是最多的。因为门歌演唱的目的是赚取生活资料，所以适逢一个人家娶媳妇的时候，正是门歌艺人大显身手的时候，往往一场喜事里走了一班人又来了一班人。结婚时所唱门歌以说好为主，有时候也可以用调侃的方式来点轻松幽默的段子，类似于唱小戏，但一定是令人愉悦的、充满吉祥的。婚姻为终身大事，男女双方确立为夫妻，这种“千年修得共枕眠”的缘份是一种法律行为，也意味着由此而产生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正因为有这些种种的关系，所以在为数不多的门歌资料里结婚门歌占了很大的比例。一场婚礼的举办，可谓是当地人集体记忆的一个集中体现，它的每一个环节在当地都是被时间筛选下来的一种仪式。门歌艺人善于抓住每一个环节，对这种特征进行叙事性的歌唱。

新娘到门前、爆竹迎新、伴婆请新、新娘下轿、接到堂前、新人进房、伴婆揭盖、洞房叫门、客闹洞房、拜天地、敬宾客等等，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展开无数的话题。如《洞房叫门》①安徽农村地区娶亲时的一个习俗，就是新娘来时，亲朋好友故意把新房门关上，要到红包、香烟或糖等才开门。：

我是张仙送子来，老者开门多福泰，中年开门多子孙，学生开门中举人，姑娘开门绣巧云。

《进新房》：一进新房桂花香，新房一派新景象，床上层层红绫被，垫单中间戏鸳鸯。

《闹新房》：蜡烛开花一路烟，闹得新姐大半天，牛郎又在河边等，织女站在河那边。

不管是眼前景物的写实描摹，还是为了表达需要的充分联想，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尽力营造一种欢乐、祥和的氛围。“艺术既要极丰富地全面地表现生活和自然，又要提炼地去粗存精，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有普遍性地表现生活和自然。”[2]人的情感倾向引导人们依照自己的意志进行选择，由于各种局限性，门歌艺人的唱词里我们看到的只是诸如门帘、红绫被、垫单、蜡烛等一切存在于空间的物体，但这些物体叠加在一起，所营造出的喜庆意味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运行如此熟悉，以致无需遵循一定的规律和法则，便可信口唱来。

特别要说明的是，不管门歌艺人唱的是婚礼的哪个环节，唱的时候只能站在主人家的大门口的，也就是说，这些类似门歌仪式唱词的所有内容，既是实际婚礼的真实反映，对门歌艺人来说，所有这些环节他都是不在场的。门歌艺人只是通过自己无数次的观察与创作，表现那个时代婚礼的最内在的面貌。他们被大自然和艺术包围着，却又是远离这些艺术实体，但文字文本表意的间接性却不能减少门歌唱词作为语言的能指性，这也体现了门歌艺人对语言的驾驭能力。

2.生小孩门歌

现在大多数人涌向城里，也把各个地方不一样的习俗带到城里来，生孩子喝喜酒，有的人家是九朝之喜，有的人家摆半月或满月宴，有的行百日大礼，有的干脆在小孩一周岁时候操办宴席。而在巢湖市的所有乡镇农村里，生小孩喝喜酒的日子是固定的，即孩子生下来的第三天，俗称“喜三”。门歌艺人常常会偶遇或到处打听谁家生孩子，因为这一天的演唱会有丰厚的报酬。“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中国儒家传统孝道文化的影响下，多生多育，尤其是多生男孩，是一个人家基因强大、门户兴旺发达的表现。所以谁家生男孩子在谁家唱，主人会格外有报酬，与其说这些唱词有迎合的成见，不如说这是一种作为下层文化的主要特征。

皖中南一带的农村，结婚时祝福人家“早生贵子”的时候，这里的“子”往往特指男孩。以农业为经济支柱的农耕环境，大量的劳动力才是小农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保证。生理结构和社会分工的差异，往往使男孩子才是家中主要利益的创造者，所以，在生孩子人家门口唱门歌，门歌的歌词里满怀着祝福：

东风年年送福来，南风添喜又招财，西风驱散三年灾，北风吹来生贵子。

小小花生麻又麻，生在土中自发芽。真龙落地喜鹊啼，麒麟送子笑声脆。

中国传统的男权社会，反映在生育中就是明显的重男轻女倾向，男性传宗接代天经地义，男孩潜力大更容易光耀门楣。况且田间农活，非得有强壮的体力才能胜任，而男子比女子具有与生俱来的体力优势，所以为了更好地适应农耕劳作，男孩越多人们心理上就越容易满足，那种社会地位的提高就有了保障，所以生小孩唱门歌，往往是指生了男孩。生了男孩，父母长辈的希望就像火焰一样被燃烧起来。门歌艺人的唱词，迎合了家庭成员想在孩子身上重塑自我的美好愿望。

3.上梁门歌

盖房子是人一生中的大事，上梁则是盖房重要的一环。朝南的房子，等到东、西山墙和横墙都砌好了，木匠和泥水匠就开始搭建横梁，民居普通房子大概有10 来根横梁，最高的那一根横梁为中梁，中梁即民间俗说的“上梁”即为上中梁。中梁起枢纽作用，联系南北两边屋顶，中梁结实，整座房子才稳固。因为“上梁（名词，中梁）不正下梁歪”，所以“上梁（动词，上中梁）有如人之加冠”[3]。从前的农村建造房屋，不需要花钱请设计师进行专业绘图，也不用高薪聘请建筑师精心打造，而是瓦匠和木匠的通力合作，让屋顶与下宇自然结合，便是瓦房的整体了，所有的房子建造模式都是一样的。上梁的日子，是按照经验，对照日历，比照专人给出的黄道吉日选定的，且上梁的时候，必须要有一定的的仪式。仪式的隆重跟气氛的营造息息相关，门歌艺人的唱词，是这样一个语境最好的语言表达：

炮竹一炸喜洋洋，亲朋好友来上梁。今天上梁时辰好，黄金屋上吉星照。

一进堂前四处望，堂前是个好地方：前门能栽千棵树，后院可种万棵桑。

前门树下拴骡马，万棵桑上落凤凰。凤凰不落无宝地，宝地就是贵华堂。

一座房子从开工第一锹土，到正式做好，是要很长时间的。所以门歌艺人只是在一座房子上梁之日前来祝贺。重要的是，房子作为一种民间建筑艺术，不仅是一种视觉、装饰、艺术品，更是一种哲学思维和视觉语言。虽然没有宫廷、寺院、庙宇那样雄伟、壮观，但瓦房的那种乡土气息，或许真正保存着中国古代原始建筑的哲学思想、审美意识、精神寄托——人文与自然的统一，有形的图象反映出无形的思想和语言。“一个社会的文化，是由个人必须知道或相信以便能够按照该社会成员可以接受的方式操作的一切所组成的。”[4]门歌艺人的唱词里仿佛有某种取之不尽的给养，让人陶冶并自足于这样一种全然安宁、愉快和平常的生活。

4.过年时门歌

中国的传统节日中，春节是最讲究排场的。就连节前和节后的日子，都有一种无法言说的虔敬之心，人们以各种方式欢度春节，以营造喜庆、吉祥、幸福的氛围。那么观看门歌艺人的演唱，恰恰是人们表达美好愿望与欢乐心情的方法之一。

过年时所唱的门歌特点也比较明显，唱词中会不断提到“年”和“正月”“对联”“炮竹”等等这样具有“春节”特征的事物：

锣鼓一打响呛呛，他家唱到你家来，贵府上今年发大财。

大年正月喜洋洋，今日来到贵府上，贵府上住的好地方。

新年新月真热闹，家家户户闹新春。

炮竹一放锣鼓敲，春节一到好热闹。

站在门口屋里瞧，朱红对子贴门上；福禄寿三星中堂挂，大红蜡烛香案照。

每一句都在表达对春节的喜悦之情。笔者曾专门写过一篇这样的文章，并针对这种不自觉流露出的兴奋状态，把这种现象命名为“闹春门歌”。

春节是集祭拜、祈福、庆祝为一体的盛典，在这祥和的节日氛围中，门歌艺人的演唱，就是一道文化娱乐大餐，忙碌的人们，无论是演出者还是观看者，都有一种身心回归的感觉。节日，由于人们的庆祝而存在，对于门歌艺人，他们更是将自己的生命转入自己关注和希冀的实在，每一句唱词都是对世界的肯定，这也是节日的主观性功能所在。

二、门歌中的乡村社会景象

门歌诞生于农耕社会荒年时的乞讨，它的根在乡村，所以唱词中有很多乡村社会景象的反映。人的心灵和感觉完全在场时，人们的意志就会完全服从于认知。这种从乡村生活中反映出的社会景象，也是中国农民和农村最真实的反映。

1.乡土社会：熟人的流动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5]9乡土社会，熟人社会，也即宗族社会。族内有家，因此族又是家庭的联合体。宗祠是一个家族的族徽，中国人骨子里有种寻根意识，宗族文化底蕴十分厚重。如果大家说话口音相同，又是一个姓氏，很可能就是“一个祠堂的”。正如门歌所唱：

锣鼓一打响呛呛，新年新月到某（姓氏）府来。一进门来喜洋洋，金丝灯笼挂两旁。灯笼塑了几个字，斗大某（姓氏）字某某（祠堂名号）堂。

在这个唱词中，门歌艺人根据所到村庄的姓氏来决定唱歌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儒家伦理的概念中，同一个家族住在同一个村落，并且一般情况下，村庄以家族的姓命名。因为一代又一代的繁衍、壮大，有可能一个村庄变成两个村庄，比如笔者姓褚，所在的村庄外人笼统地叫它“褚家嘴”，其实这个名字包括“前褚嘴”和“后褚嘴”两个村庄。两个村庄离得很近，也就几条田埂的距离。两个村子的人应该是出了五服，但因为是同一个祖先，所以在两村中间的位置，有一个家庙祠堂。祠堂大门口门楣上写着姓氏，或者堂号。有时候堂号制成匾额高挂于正厅，祠堂内有关于姓氏渊源和族人荣耀的介绍。祠堂有多种用途，主要用于祭祀，并供背井离乡之人寻根问祖，此外作为各房子孙办理婚、丧、寿、喜等的场所。

新人移步到堂前，夫妻叩首拜祖先。一拜天地为大，二拜祖宗荣耀，

三拜公婆欢喜，四拜夫妻双全，五拜六拜亲邻恭喜，七拜八拜众亲捧场，

九拜十拜儿孙满堂。

这段关于婚俗门歌演唱的背景就是熟人社会，它的典型特征就是各种熟人组成的社会关系，婆媳、夫妻、众亲、邻里、祖孙等。“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比较亲密，因为了解，论资排辈也就非常正常，根据关系亲疏来决定行为前后。

门歌的演唱，歌词简单，曲调重复，但是大家还是听得滋滋有味，最主要的是人心的一种交流。小孩子们追着门歌艺人满村子跑，有时候遇见唱段戏曲的，很多大人也会跟着去听。“家庭是民间文化传承的重要的社会场。”[6]家庭和家族关系，组成了乡村的主要关系。“站在其他时代、其他文化的角度去理解某一特定的文化是不行的。如果你找到了一个文化中心，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即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想，彼时彼地，这些理想各有其坚实的根基，到了今天，依然能够得到我们的尊敬和理解。”[7]67怀念那个熟人的社会，“因为只有直接依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5]11我们如何才能回到亲情满满的本真的状态，走在田埂上，走在大街上，到处是招呼到处是关注，熟人的社会，是没有孤独的社会？

2.礼治社会：仪式的展演

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小到晨昏定省，大到家国责任，都要遵循一定的礼数。门歌艺人作为一个社会人，只是生活比较困顿，地位比较低微，但是对礼数的遵循却毫不含糊，所以在进行门歌展演的时候，能够对每个细节颇加注意。

做大事情或一些重要场合，需要亲朋好友的祝福和捧场。无论是盖房子唱上梁歌、生小孩唱喜三歌、娶媳妇唱婚俗歌、过年唱拜年歌，唱门歌本身就是“礼”的一个集中体现。唱的时候，很多在场的人要应和的，要随着唱词喊“好”的，这也是一种礼节。

上梁有一套非常讲究的礼数。上梁日子的选定就非常讲究，由德高望重的人根据日历选出来的黄道吉日。日子确定以后，发送请帖，广邀亲朋，在上梁之前，受到邀请的亲朋好友，事先要随礼。上梁开始，木匠师傅喊：“上啊，大吉大利！”于是用绳子拉着披着红绸缎、系着松柏的正梁慢慢升上柱端。此时，鞭炮齐鸣，待正梁敲进木榫内，最热闹的“抢糖”环节便开始了，大家一边争抢着从大梁上抛下来的糖果，一边要接着木匠师傅的每一句吉利话齐喊“好啊”。所有的人心中都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房子坚固，香火旺盛，子孙大富大贵，家庭永世安好！

就皖中南一带的门歌演唱来说，内容涵盖了上梁时的各个程序：

腾腾紫气呈吉祥，大红锦缎披梁上。（“熏梁”）

两支红烛照华堂，一支青烟达上苍。（“敬香”）

贵人行步上大梁，良辰吉时就来到。（“上梁”）

左有青龙盘玉柱，右有双狮架金梁。（“缠梁”）。

大梁升到半虚空，摇摇摆摆赛金龙。（“升梁”）

竖柱喜逢黄道日，落梁正遇紫微星。（“落位”）

斧头向下元宝落，加官晋爵托正梁。（“响斧”）

一接宝喜气洋洋，二接宝福寿满堂。（“撒糖”）

唱词里的仪式感和现实实践着的仪式交相辉映，共同完成了礼治社会的仪式展演。仪式的展演，其实是一种精神活动，是一种满足一个群体所有成员需要的理想化状态，不管人们信仰的心理根源是什么，在仪式中，我们都能完成某种想象建构的蓝图。门歌作为地方曲艺，其表演是依附于特定的民俗仪式活动的，如果没有这些习俗的展演，表演就失去了土壤。

3.草根社会：底层的挣扎

从一个群体的语言中，我们能直接感知这个群体与世界关系的维度，因为只有语言能深深地植入人生存的社会中。

锣鼓一打闹喳喳，各家府上热闹喧哗，春节一到多高兴，老少爷们乐开花。我们在外跑江湖是糊口养家。唱得好你们不要讲好，唱得不好要原谅些。

唱门歌在外不容易，有钱之人帮钱场，无钱之人帮人场，光棍们你来望望，浪子们你来相相（江淮方言，看看），全靠大家来帮忙。

这样的唱词往往是门歌表演唱的开场演唱，唱得很坦诚。门歌艺人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不完美，寒酸透顶，甚至一无所有，但是他们希望和他人相互交往，希望对外界信息进行记录，希望和其他相似的人合作，他们虽是小人物，但是从不低三下四。门歌中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与整个皖中甚至全国的广大农村的贫穷农民的精神状态是一致的。他们坚强、睿智，充满乐观的情绪。“语言是一种最重要的象征体系。我们在相同的象征中制约我们的反应，使我们能从这些象征推己及人，用自己的感觉来推测别人的感觉。”[5]157总而言之，门歌艺人处于生活的底层，他们不会走出自己的范围，也不能自处于别人的情境中，即使模仿别人，扮演别人的角色，也是会烙上自己的痕迹，以某种别人眼中困顿的方式追随和实现一种理想。

三、结 语

“望风扶柳”，“见风挂牌”，对乡村生活景致的描摹是门歌艺人常唱常新的表现内容，对眼前景物富有意义的表达和阐释，一方面是满足个人对一个稳定的、可以理解的世界在认知上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如何使之在面对生活苦难、面对社会不公时在情感上向善的诉求。门歌诞生和流行的年代其实都是乡村生活相对贫穷的年代，门歌艺人的演唱行为更是被称之为“乞讨”，但是在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流露出的那种自然和简单的现实感，使得这种走街窜巷的生活方式也令人满足。

门歌演唱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人文价值。门歌中的乡村情结鲜活、生动，极富感染力。当然这种对文字的驾驭对门歌艺人来讲完全是无意识的，是源自对生活对社会现象的一种实践。

“我们曾是阳光下游戏的孩子，我们无须区分必然与自由、激情与理智，这是一段幸福单纯的时光。但这段时光已成为过往，单纯不再，生活不再赋予我们这些东西。”[7]90如今，娱乐方式多元化，视听与观演成了随时随地每时每刻都能实现的事情，且现代化高科技设备让表演精彩纷呈，各种艺术形式令人眼花缭乱，这让门歌的表演显得有点单调甚至笨拙。唱门歌的那个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唱门歌的艺人也慢慢老去，希望我们一如既往地在这个井然有序的和谐社会中追求真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