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希军

（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安徽安庆246133）

学术独立是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诉求，并形成一股社会思潮，时隐时现。1947 年9 月28 日，胡适在《中央日报》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以下简称《学术计划》），试图借重国家力量，通过改革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实现学术独立。《学术计划》被视为学术独立思潮和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思想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献。凡论及胡适学术、教育思想之论著，无不提及此文，或追寻其思想脉络，或概述核心内容，或肯定其远见卓识。任羽中《重读〈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北京大学学报》2008 年第5期）结合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的发展，重新审视了《学术计划》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价值。朱鲜峰《一流大学之梦：四十年代“学术独立”论战回顾》（《读书》2013 年第2 期）梳理了其时《学术计划》所引发论争的基本内容。不过，现有研究未能将《学术计划》之论争置于整个近代社会思潮中考察而未尽其意，也未能考索此一论争其所隐藏的历史细节与缘由。《学术计划》所引发的论争可以归结为三个问题：一是大学的发展方向，二是派遣留学制度的改革，三是学术独立的前提条件。拙文《教育资源如何分配：1947 年教育界关于胡适“教育计划”的论争》（《安徽史学》2012 年第5 期）曾就前两个问题有所阐绎，不再赘述。本文拟对第三个问题作一探讨，重点关注学知识界对《学术计划》的批驳及其政治背景，以补前文之不逮。

一、“学术独立”的先决条件：是政治自由还是设备充分

“学术独立”作为一种形而上的价值观念，自清末到民国已广为传布，得到学人的一致认同，学界领袖如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胡适、罗家伦、蒋梦麟、梁漱溟等均表达过“学术独立”的急切愿望[1]，其正当性不言而喻、不证自明。故此，胡适在《学术计划》中没有再从学理上阐发、论证“学术独立”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仅就中国实现“学术独立”的必备条件、重点建设五所大学的举措、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大学发展的方向等实际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其一，中国应该具有独立开展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科学研究的能力和条件，不必处处仰外国之鼻息，受制于人。其二，政府应该减少行政干预，给予大学独立开展教学科研的自由与责任，还应当切实依照宪法的规定，充分保障教育经费。其三，大学应该具有开展学术研究的水平，凡只能完成本科教学的，都不能称之为大学。胡适深信“用国家的大力来造成五个十个第一流大学，一定可以在短期间内做到学术独立的地位”；“只有这样集中人才，集中设备——只有这一个方法可以使我们这个国家走上学术独立的路。”[2]

《学术独立》首在《中央日报》发表，南京、北平、天津、上海的主要报刊纷纷转载，英文期刊《中国杂志》（The China Magazine）在第17卷第12期上以“Ten-year Plan for China’s Academic Independence”为题译成英文发表，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使沉闷已久的学术界热闹起来。被胡适列为优先发展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的校长、教务长、教授们对胡适的计划自然是满怀欢心，深表赞赏，而其他高校的管理者、教员则愤愤不平，齐声反对。论争者既有毫不掩饰的本位主义的利益诉求，也有堂而皇之的学理商榷。就在教育界为如何为本校争取更多教育资源这样的现实利益问题而争论不休时，左翼知识界横空而来，将现实政治与学术独立捏合在一起，质疑胡适《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的合理性，发起了一场针对学术独立之外的“自由主义”的批判，其玄妙之处在于政治话语是如何驾驭、支配学理逻辑的，此点不易为时人与后人所察觉，耐人寻味。

“学术独立”既为普世不易之论，胡适再度呼吁“争取学术独立，在原则上，大家均甚同意，并无诽议之处”[3]。进一步说，胡适所倡导的学术独立的“正当性”不容置疑，但如何实现“学术独立”，论者倍谲不同，或主张学术自由先于学术独立，或强调社会环境，所论都指向《学术计划》所体现的自由主义。

其一，无自由则无独立。从逻辑上讲，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不过是同一理念的不同表达，独立即隐含了自由。不过，在诘难者看来，在没有解决政治自由的条件下，《学术计划》奢谈“独立”是不现实的。

杨震羽撰文《从学术自由论学术独立》，认为学术自由是学术独立的先决条件，并以“鲜花”与“园丁”的关系来类比：

学术独立好像一朵荆棘丛中的鲜花，而学术自由则等于看护这朵鲜花的园丁，为使这朵鲜花不致被其环绕的荆棘所掩蔽，为使这朵鲜花更能显示其天生的冶艳，身为园丁者，当先肃清其删除荆棘灌水施肥之责，若没有园丁，或有园丁而忽视其责，则欲此一鲜花之能排荆棘，自壮大，而皎洁出众者，乃绝无之事，所以要争取学术独立，必先争取学术自由[4]。

杨震羽指斥胡适的“设备充分”论是一种庸俗的物质上的自由，认为真正的学术自由是“自由研究，自由讨论，自由交换，自由创作，自由发表的精神上之自由”。他举例说，“资本主义发祥地的伦敦，并不妨碍共产主义的马克斯氏之研究创作和发表，这是学术上之自由，讲功利主义的穆勒，到晚年也赞成社会主义的旨趣和作风，这是学术上之自由，讲明白一点，无主奴之见，有能让之风，有远大而正确的理想，这是我所谓的学术自由。”[4]在他看来，“当今的学术界，不但贫乏空虚，而且荆棘重重，险象环生，要想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来争取学术独立，恐怕刚开始，即已慑服于环境而湮没无闻，再要想有所创树，而直等于痴人说梦。”[4]显然，其矛头明面上指向胡适而暗里则是不满国民党的专制统治。

其二，社会普遍缺少“学术”意识，大环境恶劣。如果说杨震羽是从“自由”的抽象层面来否认《学术计划》，那么张作人则从痛陈现实学术环境之恶劣，而寻求学术独立的外部解决。在《关于学术独立问题》一文中，张作人讥讽胡适的《学术计划》是“在这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狂风暴雨急潮巨浪的季节中”不过上演了一场“无人爱听的戏文”[5]。他认为，“学术不是一桩可以脱离其外围人群而独自进行的事情”，但中国社会缺少支持学术独立的大环境。首先，中国社会缺乏对学术常识的了解。政府官员、社会人士即便热心学术也是好心办成了坏事，他们花钱成立所谓学术机构常常是拉着黄牛当马骑，“不是任用学物理的去办家畜防疫，便是派军人去接管水产试验场”，“至于请学工程的修表，叫学电机的修水箱、电灯，更是常有的事。”其次，中国科学家缺少仪器设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外国大学的学者从事科学研究，“仪器药品材料的供给，可以随呼随到”；中国教授、学者，即使发现新问题、新思路，也没有试验的条件，所需设备只能从国外定制，而最先进的原子显示镜则只能在几年、几十年后才能看到。“现在我们自己不能做仪器，制药品大量图书杂志甚至我们找不到合式[适]的工人技术人员，而想与人家争主动”，“想要在五年十年之间，可以有与世界第一流大学抗衡的希望”，虽说不该悲观，但也不可乐观，轻飘飘地就可以学术独立了。再次，青年学生读书只为稻粱谋，急功近利，无心学术。他注意到，“现在我国中学毕业的优秀青年，几乎全部去投靠毕业后出路多的院系。而数学系哲学系都视为无用的冷门。”“要建立学术的重心，必须要得到贤父兄的帮忙。”他呼吁：“‘父诏其子，兄教其弟’使优秀青年，抱终身从事学术的决心，则后进之青年学者日增，否则根本上没有人肯从事学术事业，则学术独立又何从谈起。”最后，“国人并不以从事学术研究为终身事业”。张作人批评中国的读书人只不过视读书为出人头地的终南捷径，“迄乎今日，还是由学者一变而为社会贤，再变而为社会达，及其既贤且达，于是乎去学术俞远矣。”在如此恶劣的学术环境中，“如果不使一般人了解什么是学术，而欲争取学术独立，几乎是不可能的。”[5]

其三，文化专制对学术自由的压迫。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国内民主运动和世界民主潮流的逼迫下，不得不结束训政，召开“制宪大会”，颁布实施《中华民国宪法》，宪法专列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明文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人民有集会及结社之自由”。实际上，国民党并无实行民主宪政的诚意，在宪法中仍然将“三民主义”定为一尊。特别是为剿灭中国共产党，1947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规定为维持社会局势的安宁，政府对于煽动叛乱之集会及其言论行为，应依法惩处。“戡乱动员令”的颁布，标志着国民政府重新进入战时体制，人民的言行已失去了安全保障[6]。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必然引起知识界的不满。《世纪评论》发表社论，强调“学术的发展需要自由的空气，使从事于学术工作的人可以自由研究，自由探讨，而不受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涉与侵犯”。社论批评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对学术独立的侵蚀与挤压：

近年来的学术空气不是这样。在集中意志的口号下，一切自由探讨可能被视为“不正确”或“危险”。你看，几个大学不是受了教育当局的密令而解聘一大批的教授吗？这是一个窒息的学术环境，学术之花将要因窒息而萎败残谢了，何能放出美丽的花朵来？……我们必须建立学术发展的环境——国内需要和平，研究需要自由，社会对学术应有相当重视。造成这种环境需要在学术界有地位的人如胡氏者之登高一呼，唤起政府，唤起社会，一致努力！[7]

青年学人陈旭麓发文，赞同陈序经认定《学术计划》存有偏私的批评，怀疑政府是否真正会依照宪法规定的标准支付教育经费的诚意和能力，“民族毁灭的大悲剧没有戢止，社会经济如此的糜烂不堪，谁能保证条文比枪杆子有力量。”[8]作为年轻学人，陈旭麓不满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敏锐感觉到政治权力对学术独立的挤压：“（学术独立）需要高度的思想自由，让学人纵横驰骋于精神生活的天地里。……现在‘一尊’的教条虽作了名义上的废止，可是讲学的自由在那里！”[8]在“戡乱救国”的政治压迫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失去批评政府的自由和兴趣，正如《观察》主编储安平所说：“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的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复可笑！”[9]

其四，和平比自由更重要。《学术计划》论争之时，正值国共内战正酣之际。对身处战乱的百姓而言，没有什么比和平更重要。属于激进自由主义阵营的《世纪评论》发表社论《“学术独立”的道路》，认为胡适所提出几点举措虽说是学术独立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以为如此便可以使中国学术光辉绚烂，未免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中国实现学术独立不只是经费、设备的问题，最根本的是和平的环境：

学术的发展需要和平，历观中外古今，凡是学术发达的时期大都是在国内有相当的和平，生活有相当安定的时候。前清二百年间的学术以乾嘉为最盛，所以然者是国家承平，社会安宁，人有余裕以自励于学。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均有长足的进步，也是因为国内有长久的和平。美国在世界学术上的地位，是南北大战以后几十年的和平所赐予的。中国在抗战以前的十年内，国内虽不是真正和平，但就大体上说，尚有相对安定；因此，各大学的研究工作已经走上了正规。和平与学术的关系如此。目前国内的局势怎样？在这种遍地烽火的状况下，学术是无法发展的[7]。

其五，强调学术的中国特色。时任中山大学教授、心理学家潘菽撰文《学术独立》，一方面赞同“学术独立”是开放性，认为“学术独立的要求并不是一种闭关主义或孤岛主义而是在世界主义之下所必须同时采取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的学术必须经过“三化”才能实现学术独立：一是“吸收其他民族的学术而使之中国化”；二是“要继承前代的学术遗产而使之现代化”；三是“要淘洗民间的生活经验而使之科学化”。“惟有这样所发展而成的学术才能适当有效地帮助中国人民改进其生活，才能真正解决中国所有的许多问题。”正是基于这种民族主义的关怀，潘菽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将学术独立与政治独立相联系，“中国今天的学术文化，和它的政治经济一样，有向殖民地迅速陷落的趋势。”争取学术独立，必须彻底解决政治问题，“独立的学术必须有独立的政治经济作基础。在中国没有完全走上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道路以前，要希望能彻底实现学术的独立，那是不可能的。”[10]

要之，上述论者对胡适《学术计划》的批驳，归纳起来，其核心观点是：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下，中国不可能实现学术独立；要实现学术独立，首先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实现民族独立。论争很少讨论《学术计划》所论及的实际问题，有意无意将学术问题政治化，从而否定其实际意义。这说明，在一个非常态时期，知识界一方面对政治干预学术感到愤懑和失望，另一方面又把学术独立的希望寄托在政治变革上，“一般知识分子似乎认为只有政治变好了，中国的文化、社会、经济各方面才能跟着起变化。这种想法的后面不但存在一种急迫的心理，而且也透出对政治力量抱有无限的信任。后者正是中国传统所留下来的成见。”[11]

二、“学术独立”的实现：是制度设计还是个人修为

学术独立涉及三个层面：一是国家具有开展国计民生、国防安全的科研能力，此为民族独立之一端；二是国家控制与学术独立问题，一方面国家应为学术研究提供充足资金、完善设备，另一方面又不可把学术研究作为实现政治、经济目的的工具而以种种手段和方式干预学术研究，此为民主主义之一端；三是作为学术研究主体的个人或机构具有潜心学术研究的志向和能力，此为自由主义之一端。在《学术计划》中，胡适将学术独立的实现更多地归诸外在的物质层面的条件，如国家的经费投入、必要的科研设备、大学的研究能力，等等，或者说，胡适所谓的学术独立主要是民族独立的诉求。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学术计划》为大家所普遍认同，认为“这是一个奠定国家百年大计，从国防科学，人民生活，到世界学术，无不相关的重要问题，确乎值得大家讨论”[12]。不过，此时中国学界、教育界感受最不满意的是国民政府对学术自由的干涉，对左翼知识分子的打压、迫害，对大学教员生存条件的漠视。如何消解政治与学术的紧张关系自然就成为其时知识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对此，《学术计划》也只有“现行的大学制度应该及早彻底修改，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和责任”寥寥数语而轻轻带过，令学界大为失望。陈旭麓认为，即便有充裕的经费、完善的设备，如果学者缺少追求学术的信念，如果大学没有良好的教育制度，也未必能实现学术独立。进一步说，如何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世俗功利的关系也是学术独立的关键。

南开大学教务长、经济学家陈序经首先发难，指责胡适的学术独立计划不仅站在校际立场的偏私之举，而且还有为政治服务之嫌。在《公论耶？私论耶》一文中，他别有意味地强调《学术计划》是“曾得了蒋主席、张院长以至朱部长的赞同”，言下之意是《学术计划》的出台具有政治背景，不纯然是一个学术计划。陈序经认为，学术研究中，“专仰政府的鼻息，以讲求学术独立，从学术独立的立场来看，是一件致命伤的事情。”国家权力总是谋求学术为政治服务。陈序经毫无顾忌抨击国民党对学术的干涉：“近年来，一些政府人物所提倡的思想统一，以至党化教育，何尝不挂起学术独立的招牌。”他断言，即使有充足的经费、良好的设备、高大的校舍，也未必能学术独立。他举例说，中山大学在战前的经费充足优厚，然其学术研究却为世人诟病，究其原因，是“党化的色彩太浓”：邹鲁出入警卫，视大学为衙门；戴季陶、朱家骅迷恋官位，无心校务。陈序经总结说，文化专制主义是窒息学术独立的罪魁祸首，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他尖锐批评胡适的《学术计划》是“欲以政府的言论去霸占社会的公论”，所谓“学术独立”自然不可成功[13]。

无论如何，学术独立最终是依靠学者的努力来完成的，这就要求学者超越世俗功利的诱惑，达到一种“为学问而问学”的人生境界。超越世俗功利，本质上一个对于学术的价值取向问题，即学术是为了追求真理还是为了实际有用。王国维认同西方近代学术以求真为目的的观念，反对以学术为手段，以政治为目的的中国经世传统，提出“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学术为手段而后可矣也”[14]。他正告学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15]不过，王国维所言只是回答了学者的学术志向，而作为社会中的人，如何分清“知识分子”和学者的角色，也就是区分论政与治学的界限，从而摆脱怵迫更是知识分子时常面临的困惑和难题。政治学家萧公权以其政治学的造诣对学人的学术素养、政府与学术的关系、治学与为政关系都有深刻而独到的理解。他认为，学者应以“为学问而问学”为人生追求，建议求学的人“在求学的阶段中放弃功利主义的人生观而采取崇奉真理的人生观”[16]。他对“学术独立”的理解是：“学术独立不是学术与社会隔离，与生活脱节。‘独立’的意思是：治学者或求学者在治学求学的时候，专心致志去治学求学，而不‘胸怀异志’，别有企图。青年学子尤其不要急于求用，去谈社会问题或政治活动，因而耽误学业。”[17]

至于政府管理与学术自由的关系，并非天然对立，而是可以协调的，关键是把握好管理的“度”。他说：

教育文化是一种前进的努力。愈是自由，愈能发展。在正常情形之下，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可以从文教发展当中获得方针与进步。为了防止教育误入歧途，为了协助文化工作的推进起见，政府诚然应当酌量监督，然而不适当的干涉会使文教的生机枯萎。……“讲学自由”只能在学校师生自动自择条件之下存在。因此政府对于文教机关的监督应当避免干涉课程的内容，教员的思想，以及师生的一切学术活动。国家把教育的责任交给学校，交给老师，而向他们则取应有的成绩，这才是合理的监督[18]174。

萧公权支持胡适学术独立的主张，但强调从事学术工作者个人修养之于学术独立的意义：“学术的发展除了研究设备之外，更有赖于精勤优秀的研究人员。人的条件实在比物质的条件更加重要，更为基本。”[17]卓越的科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凭着个人好学不倦的精神，能够在困难的环境当中完成划时代的惊人贡献。萧公权还特别厘清问政与治学的界线以及问政复治学的角色冲突对学术独立的侵蚀：

成熟的学者当然可以（或者应该）问政。但学术政治间的界限必须划清。他们同时具有两种身份，他们是国家的公民，也是学校的教师。凭着公民的身份，他们可以论政，可以入党。但这些行动既不是教师份内的职务，他们不应当假借教师的身份去便利这些行动。如果他们觉得公民的职务更为迫切或更有趣味，他们尽可放弃教师的身份，离开学校，献身政府。从政之后，如果“倦勤”，他们也可以脱离政治，回到学校。学优则仕，仕优则学，都是正当的行径。然而借教师的身份玩政治，想在学府政府中做两栖动物，却是不妥当的行径。倘使一个人把学校用为政治活动的地盘，把学生当做政治资本，把学术变成政治企图的幌子，这样他有意或无意地毁坏了学术的独立[17]。

与胡适对《学术计划》充满自信不同的是，萧公权清醒认识到中国实现学术独立的道路远比胡适的预想要艰难、曲折：“战后中国面临着千头万绪，难于解决的善后问题。同时武力攫取政权的威胁一天比一天严重。加以大学中学里面学风颓弊，学潮起伏。我在这样的局势之中讲学术独立，谈学术研究，当是虽然觉得理直气壮，振振有词，事后看来真有痴人说梦之感。”[18]179

三、知识分子何去何从：学术论争背后的政治斗争

本来，胡适是以提倡、阐发自由主义而闻名于中国现代思想界、学术界，他“不仅介绍了一整套自由主义思想，而且身体力行，以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相标榜，批判社会政治，成为一个从早期到晚期，从思想到实践，一以贯之的自由主义者。”他“把自由主义有一种朦胧意向的文化探索推向自觉意识的思想构建；谋求在社会政治层面，而不仅仅在文化学术的范围，展现自由主义的性格；进而在思想理论和行为规范上，为自由主义提供了一套范型。”[19]然而，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在抗战胜利后疾风暴雨的政治思想斗争中，胡适的社会期待和公众形象遭遇到强有力的挑战，其自由主义理论也遭到左翼“自由主义者”们的普遍质疑。年轻气盛的陈旭麓批评胡适已经失去了早年开风气之先的进取精神和勇于批评现实政治的责任担当而日趋保守、暮气沉沉，已经落伍于时代：“胡先生也曾为思想自由奋斗过，也曾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出过力；而对面临的重重阴影，连念念符咒的勇气都没有了，变成了别人向他念符咒的身分，这样的提倡学术独立，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店’的独立。”[8]学界关于胡适“学术独立”的论争看似学术讨论，实际上却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争夺知识分子的决战。

从理论逻辑和政治参与看，自由主义主张在法制健全、社会秩序正常化的条件下谋取社会的改良与渐进，反对以彻底颠覆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为目的暴力革命。因此，从根本上说，胡适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思想信念、政治立场上是根本对立的。到国共内战的40 年代末，胡适依然以自由主义相号召，诱导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从道义上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1947 年8 月，胡适发表《我们必须选择我们自己的方向》，别有意味地警示国人：“我们中国人在今日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趋势，我们必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民主自由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20]1990后来胡适多次毫不隐讳表示，此文是他“始终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介石政权的一个宣言[20]2093，并得到一部分“右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拥护、认同。河南大学校长、历史学家姚从吾认为，“国是不定，则是非不明，人心不正，邪说诐辞不止，也就没有独立的学术之可言。”[21]他期望胡适做《什么是不自由》《什么是不民主》两文，抵制共产主义宣传，匡正学界之悖谬。时为北大学生、大陆解放后移居香港的林诒昌致信胡适，以为胡适标举“自由主义”正逢其时：“我们深信只有自由思想才能与共产主义相抗衡，而且自由思想必能得胜。今天局面，士气不振，人心涣散，似乎谁都没有信心了。国民党为何处于这样劣势？与其说是军事失败，不如说是政治失败。与其说是政治失败，不如说是由于没有信心，没有理想，没有一股蓬勃的朝气。先生，你应该出来，以自由相号召，使人民有信心，使青年有理想，使自由传统在中国建立得起来。”[22]果然，胡适忍不住对现实政治的“没有兴趣的兴趣”，于1948年8月发表《什么是自由主义》，强调自由主义的要义就是尊重自由、容忍反对派、和平改革。稍后，他在电台发表“自由主义”的演说，再次重申自由主义的根本信念，谴责暴力革命。在《当前中国文化问题》一文中，胡适以一个先知的布道者自诩，告诫处于政治道路选择的十字路口的知识分子站在内战中失去民心、失去优势的国民党一边，对抗中共[23]。胡适的言论在知识界还是有产生了对中共不利的影响，例如北洋大学教授李书田虽不赞同胡适优先发展五所大学的主张，但错误地将民生凋敝归诸中共的“武装割据”：“一代先知先觉的大师，与其在此危如累卵之际，可怜的推荐五个大学，何如先以三寸不烂之舌，与一枝秃笔，奋力化砍杀为玉帛。只要武装割据的政党，把军队交给国家，交通立刻恢复，经济马上复苏，因战事消耗的一部份国力民力，用在大学教育上，不出数年的努力，全国三十所国立大学都不难跻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支加哥、巴黎、牛津、剑桥等大学之林。”[24]

在苏美冷战、国共内战的背景下，胡适对民主自由的阐述已经逸出了学理探究的范围，带有十分明显的政治色彩，在中国知识界充当了一个如马克斯·韦伯所称的“先知和煽动家”的角色[25]。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为了反击国民党的文化舆论战，以争取广大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与支持，中共理论工作者组织开展了对“自由主义运动”批判。他们以设立于香港的《华商报》为基地，全面清算中国的自由主义，认定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乃是过了时的一种落伍思想”，与人民革命格格不入，已经变为四大家族和美帝国主义的尾巴，“自由主义运动”“不是思想运动而是政治阴谋”，“应该无情地打击”[26]，集中批判美国的对华政策、《观察》《大公报》的自由主义讨论、“社会经济研究所”的政治主张和胡适的反苏言论[27]。

从思想层面看，学术“独立”隐含了“自由”，胡适《学术计划》是“可行动化”的自由主义，注重“问题”的逐步变革。有意无意回避“主义”的政治彻底解决，这一试图在现存政治体制内寻求“学术独立”的主张，无疑与中共力求政治解决的立场完全对立，成为中共争取知识界支持、同情的障碍，因此以“自由主义”之论争为突破口，胡适的《学术计划》就自然成为重点批判的对象。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针对胡适“自由主义”的批驳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行为，但从论战者其时的政治背景和后来的政治选择来看，不难推定，这场“学术独立”的论争的确隐含了非学术的政治斗争。

张作人早年是一位“科学救国论者”，他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屈辱中认识到，帝国主义所以敢欺侮我国，是因为它们科学发达而经济强大，“要打败帝国主义，也就非发展科学不可”[28]72-73。当他博士毕业，“抱着满腔希望回国，以为从此可以稍舒怀抱，结果却依然‘事与愿违’。无论是朋友或是自己提出的有关发展科学的要求或是建议，几乎没有一桩能够实现。”[28]73-74在他的政治视野里，成立于国共内战下的“中央研究院”“实际上是私人把持的机关”，“中国需要科学，……但军阀政客并不需要科学”。因此，学术独立必须先解决政治问题[28]74。正是基于“政治解决”的认识，张作人在《关于学术独立问题》中反复强调社会、政治环境之于学术独立的影响，不认同胡适只讲学术、不讲政治，只谈问题、不谈主义的改革设想。40 年代后期，他与中共的外围组织有密切的联系，积极参与中山大学师生的反蒋、反内战、反独裁斗争，在1948年的“七·二三事件”中被捕，后为中共营救出狱。

另一位与胡适商榷“学术独立”的喻智微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开除。抗战胜利后，他辗转于南京、上海，靠卖文、教书为生。1949年初，在上海创办并主编《新时代》半月刊，因该刊有明显的反蒋拥共的政治倾向而被查封。1949 年10 月受命策反衡阳国民党守军时被捕遭杀害。据其家人回忆，喻智微“从小就酷爱学习，执着地追求进步，追求真理”。在他藏书中，有许多被国民党列为禁书的革命领袖的著作和国内外进步文艺作品[29]。从其社会经历和政治倾向来看，喻智微发表《谈学术独立》并非简单的学人论争，批判“自由主义运动”的政治斗争锋芒隐约其中。喻智渊同样强调中国社会缺少学术独立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近年来中国学术的贫乏与空虚，早为人所不齿，尽管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同很古的文化，但人家能努力研究，其科学文明已进不到原子能的时代，而我国无人继起发扬光大，惟知抱残守缺，或从事模仿，既乏独立的创造，复鲜精深的研究。尽管我国有很多的大学专科学院，但试一考察其内容，泰半设备简陋，教师太滥因而学生程度低落不可闻问。”[3]

被称为“红色教授”的潘菽是“九三学社”的创建人之一，他在《学术独立》一文中指出，“中国现在的学术显然是一种殖民地型的学术，正和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地位一致。”怎样才能建立起独立的中国学术呢？“独立的学术必须有独立的政治经济作基础，在中国没有完全走上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道路以前，要希望能彻底实现学术的独立，那是不可能的。”[10]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左翼群体不仅在学术独立的观念上与胡适大为迥异，政治思想更是针锋相对，显示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分裂，从而在国共内战的背景下选择了不同政治道路和人生归宿。

四、余 论

平心而论，在《学术计划》中，胡适依然秉持自由主义立场，依然保持哀矜、敬慎的政论态度，通篇只讲问题，不谈主义，希望在现存体制下借助国家力量，实现学术独立。虽然所论的确有“诤友”的良苦用心，但绝非为一党一派所献策，而是为民族复兴所建言，充满了民族主义的关怀。在美苏冷战、国共内战的背景下，这一关乎教育振兴、民族发展的改革计划显得不合时宜，引发了知识界对《学术计划》的批驳，这是胡适始料未及的。

1947 年知识界对于《学术计划》的批驳，因掺杂了太多的现实利益、政治立场等非学术性因素而减弱了这场讨论应有的学理深度。例如，那些接受过欧美高等教育的大学校长、教授，他们在讨论大学发展方向时所表现的态度，不是以世界通行的教育理念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而是以“小我”“自利”为判别标准，“被列在‘五大’之中的咸表赞成，摒弃不列的齐声责难”[30]。又如，关于政治自由与学术独立的关系的论争，批驳者有意淡化甚至抹去《学术计划》的现实“问题”的解决而过多地强调政治自由之于学术独立的意义。

尽管论争者的政治立场不同、教育理念有异，但《学术计划》所体现的民族主义关怀均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可。由于胡适在教育界、学界的声望，特别是与国民党高层的密切联系，《学术计划》被学界、教育界认为是最有可能为政府所镜鉴的教育改革计划，是振兴中国高等教育、实现学术独立梦想的定顷之策，故而“沉寂已久的中国教育界，一时掀起了新波澜”[31]。遗憾的是，“学术独立”的论争只是知识界、教育界的自娱自乐、自话自说，国民政府忙于“剿共”，无心也无力顾及教育发展和学术独立问题。犹如投入水中的一枚石子，激起串串涟漪，自己却沉入水底一样，胡适对于这场关于“学术计划”的论争，没有像以前的几次论争大战三五个回合，而是一反常态不再做回应与阐发，只有保持沉默，也给时人与后人留下意犹未尽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