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琳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一、注释体例比较

赵岐《孟子章句》为章句体。何为“章句”？王充在《论衡·正说篇》言：“夫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也；有章句，犹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1]227焦循云：“盖经各有义，注各有体；赵氏于孟子，既分其章，又依句敷衍而发明之。所谓‘章句’也。”[2]289冯友兰则认为章句是从汉朝以来的一种注解名称。各人说法虽不一，但是都指出了章句是一种注释的体式。

《四库全书总目》言及赵岐注释的特点时说：“汉儒注经，多明训诂名物，惟此注笺释文句，乃似后世之口义，与古学稍殊。然孔安国、马融、郑玄之注《论语》，今载于何晏《集解》者，体亦如是。盖《易》、《书》文皆最古，非通其训诂则不明；《诗》、《礼》语皆征实，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论语》、《孟子》辞旨显明，惟阐其义理而止。所谓言各有当也。”[3]173认为赵岐注释《孟子》用章句之体的原因在于《孟子》文本本身的特点，此颇为得理。《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除赵岐《孟子章句》之外，也有《易章句》《楚辞章句》等等。所以赵岐在用此体例之前，对汉儒流行的明训诂名物注疏之体与章句之体应进行过比较，而根据《孟子》的经文特点选择了最适合文本的一种：“儒家惟有孟子，宏远微妙，缊奥难见，宜在条理之科，于是乃述己所闻，证以经传，为之章句，具载本文，章别其旨，分为上下，凡十四卷。”[2]22焦循《孟子正义》也对其体例做了总结：章有其旨，则总括于每章之末，是为‘章旨’也。叠训诂于语句之中，绘本义于错综之内，于当时诸家，实为精密而条畅。”[2]23在这里，焦循对注释体例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分章依句发明之，孟子七章，各分上下，凡十四卷，在句读处进行释义，训诂释义相互交错。

第一训诂义理不分先后，相互交错。如《告子》上第五章先释义理再训诂：“季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乡人也，如此义果在外不由内也。果，犹竟也。”[2]616对季子之言先进行解释，后训释“果”。同样是在该章：“孟子使公都子答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乡人在宾位，故先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也。”[2]617也是先释该句之意，后言字词训释。《告子》上第十章训诂义理相互交错：“人之饿者，得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则死。嘑尔犹呼尔，咄啐之貌也。行道之人，道中凡人，以其贱己，故不肯受也。蹴，蹋也。以足践蹋与之，乞人不絜之。亦由其小，故轻而不受也。”[2]649《告子》上第十五章：“孟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为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谓人有五官六府。物，事也。利欲之事，来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失其道而陷为小人也。比方天所与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谓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欲也。善胜恶，则恶不能夺。”[2]656训诂义理相互交错，不分先后，也没有固定格式。

第二总结章旨。如《告子》下第一章“礼与食、色孰重”的问题，赵岐章指言：“临事量宜，权其轻重，以礼为先，食色为后，若有偏殊，从其大者。屋庐子未达，故譬搂紾也。”[2]670对于此章进行了精炼的总结和概括，点明了在礼、食、色之间有冲突应当如何权衡的问题。再如《告子》下第五章“君子交接，动不违礼，享见之仪，亢答不差，是以孟子或见或否，各以其宜也。”[2]685总结孟子或见或否都是基于君子交接之礼的基础上，各以其宜也。《告子》下第七章“王道寖衰，转为罪人，孟子伤之，是以博思古法，匡时君也。”[2]703点明孟子在该章博思古法以求能匡正君王的用意。在每章最后以章指言总结该章大意，开汉代传注之一例，居功甚伟。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为集解体。何为集解？“集解是汇集诸家对同一典籍的解释而对其进行注解的一种方式。”[4]119朱熹曾言：“某旧时看文字甚费力。如《论》、《孟》，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检许多，各就诸说上推寻意脉，各得见落着，然后断其是非，是底都抄出，一两字好亦抄出。虽未如今《集注》简尽，然大纲已定。今《集注》只是就那上删来。”[5]2886可见《孟子集注》是在汇集众家之说的基础之上而成的，而非自己的一家之言，并且对众家之说朱熹有所取舍，并非一一摘录进去。统计《告子》此章引程子、杨氏、尹氏等人(除赵岐)的观点共有二十四处。如《告子》下第十六章：“尹氏曰：‘言或抑或扬，或与或不与，各因其材而笃之，无非教也。’”[6]355言其教诲之道。《告子》下第十五章：“尹氏曰：‘言困穷拂郁，能坚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乐失之者多矣。’”[6]355言其坚韧之志。《告子》下第四章：“徐氏曰：‘能于战国扰攘之中，而以罢兵息民为说，其志可谓大矣；然以利为名，则不可也。’”[6]347言其应该以罢兵息民来说服秦楚，不可以利来说服楚秦。

第一注释顺序。朱熹言：“然必先释字义，次释文义，然后推本而索言之。其浅深近远，详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杂也。大抵解经但可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学者自求之，乃为有益耳。”[7]1352先对文辞名物进行训诂解释再阐述义理，如《告子》上第一章：“搏，击也。跃，跳也。颡，额也。水之过额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尝不就下，但为博激所使而逆其性耳。”[6]332先训释字词，然后才对整句话的义理进行阐释。《告子》下第十五章：“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穷也。乏，绝也。拂，戾也，言使之所为不遂，多背戾也。动心忍性，谓竦动其心，坚忍其性也。然所谓性，亦指气禀食色而言耳。”[6]355

第二总结章旨。朱熹也有类似于赵岐章指言的篇末总结，如《告子》下第十三章：“此章言为政，不在于用一己之长，而贵于有以来天下之善。”总结为政之道在好善。[6]354《告子》下第四章：“此章言休兵息民，为事则一，然其心有义利之殊，而其效有兴亡之异，学者所当深察而明辨之也。”[6]347总结若想休兵息民而心有义利之别，则其结果也不同。但是朱熹这样的篇末总结并不像赵岐一样每一章都有，比如《告子》下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就没有，其为随需总结。

二、训诂比较

赵岐和朱熹在对《孟子》字词的训诂上，也有所不同。现主要做三方面的比较。首先，在注音方面，朱熹在《告子》此章包括重复的共注音一百二十六条，现例举部分如下：

原文朱熹注音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桮,音杯。棬,丘圆反。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戕,音墙。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与,平声。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夫,音扶。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袂诸西方则西流。湍,他端反。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夫,音扶。搏,补各反。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与,平声。下同。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长,上声,下同。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与,平声,下同。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与?耆,与嗜同。夫,音扶。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长,上声。恶在其敬叔父也?恶,平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好,去声。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与,平声。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

赵岐在此章共注音一条，例举如下：

原文赵岐注音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于,音乌,叹辞也。

二者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有相当大的差距。首先，二者的生活的地区不同。赵岐为京兆长陵县(陕西咸阳)人，生活就在都城附近，他的音韵系统与“官话”相差不大，见其在该章注音的这一条，与该字的平常发音确有不同。

朱熹祖籍是江西省婺源，出生在福建省尤溪县，这都是属于南方地区。从语音系统可窥见南方方言与中原官话有着极大的差距，故朱熹所注比赵岐数量更多不难理解了。

其次，音韵学的发展。在朱熹的注音中可发现他用了不少方法，比如反切、直音、四声标注法等。如“棬，丘圆反。”“湍，他端反。”就是用的反切的注音方法；“长，上声。”“好，去声。”用的是四声标注的注音方法；“夫，音扶。”“戕，音墙。”用的是直音法。就《告子》该章而言，在注音方法的多样性上朱熹远胜赵岐

在训诂方面，在《告子》该章中，对同一字词，朱熹和赵岐有基本相同的注解，有的甚至直接引用赵岐所言，一共三十六条，现列举如下：

原文朱熹注赵岐注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杞柳,柜柳。杞柳,柜柳。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跃,跳也。跃,跳也。颡,额也。颡,额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诗大雅烝民之篇。诗大雅烝民之篇。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庸,常也。庸,常也。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富岁,丰年也富岁,丰年也。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蒉,草器也。蒉,草器也。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草食曰刍,谷食曰豢。草食曰刍,谷食曰豢。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牛山,齐之东南山也。牛山,齐之东南山也。邑外谓之郊。邑外谓之郊。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息,生长也。息,长也。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无名指,手之第四指也。无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桐梓,二木名。桐,梓,皆木名也。今有场师,舍其梧槚,养其樲棘,则为贱场师焉。场师,治场圃者。场师,治场圃者。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钧,同也。钧,同也。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要,求也。要,求也。踰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搂,牵也。搂,牵也。处子,处女也。处子,处女也。

但是对于同一字词，二者也有完全不同的注解，一共四十三条，现列举如下：

原文朱熹注赵岐注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桮棬,屈木所为,若卮匜之属桮棬,杯素也。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袂诸西方则西流湍,波流潆回之貌也湍者,圜也。谓湍湍潆水也。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赖,借也赖,善。今夫麰麦,播种而耰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浡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硗,瘠薄也硗,薄也麰,大麦也麰麦,大麦也。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櫱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息,生长也息,长也濯濯,光洁之貌濯濯,无草木之貌。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或,与惑同,疑怪也或,怪也王,疑指齐王王,齐王也。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围棋也弈,搏也。或曰围棋。嘑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蹴,践踏也蹴,蹋也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行道之人,道中凡人。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拱,两手所围也拱,合两手也把,一手所握也把,以一手把之也。今有场师,舍其梧槚,养其樲棘,则为贱场师焉梧,桐也;槚,梓也,皆美材也梧,桐,檟,梓,皆木名樲棘,小枣,非美材也樲棘,小棘,所谓酸枣也。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大体,心也大体,心思礼义

在对相同字词的注释上，首先由于时代远近的原因，朱熹的注比赵岐的注更易于后人理解，比如对“桮棬”一词的注释，朱熹注为“桮棬，屈木所为，若卮匜之属。”赵岐注为“桮棬，杯素也。”，如果要理解赵岐“杯素也”的含义，那么还需要对杯素再次进行注释。再比如对“衡”的注释，赵岐以“横”解释“衡”，朱熹继承了这一点，但是他还对“横”一字做出了解释：“不顺也”。其次，赵岐的注比朱熹注更朴实。比如对“濯濯”一词的注解，赵岐言：“濯濯，无草木之貌。”，朱熹注：“濯濯，光洁之貌。”再比如对“岑楼”的注解，赵岐言：“岑楼，山之鋭岭者。”，朱熹注：“岑楼，楼之高锐似山者，至高，喻礼。”相对比朱熹来说，赵岐的训释立足在《孟子》原文本身之上，更显质朴。

三、义理阐发比较—性善论

赵岐《孟子章句》和朱熹《孟子集注》分别代表了汉、宋孟子诠释的最高成就，但是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和时代的局限，二者对《孟子》义理的阐发也分别具有各自的特点。赵岐《孟子章句》立足原文、严谨质朴，代表了“汉学”的典型风格。虽重训诂，但也不乏对义理的精妙阐释。朱熹《孟子集注》则笼罩在其理学思想之下，明确将理学用以指导对《孟子》的义理诠释，比如二者对孟子性善论的阐释和理解。

孟子关于行善的论述主要集中《告子》上中，其言“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2]621-625在孟子看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都是人性善的外在表现，是善的“萌芽”，这些萌芽如果能够好好引导，那么就能够转化为“四端”这样的道德。可见，孟子的性善是基于道德之上的。像恻隐、是非、仁义礼智，这些都是道德层面的评价。“四心”人皆有之，转化成“四德就需要人“求而存之”了。但是孟子所言的性善，是同禽兽相比较而言的：“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8]278孟子诘问告子将犬之性等同于牛之性，牛之性等同于人之性，那么岂不是将人性和禽兽之性同等的吗？在孟子看来，人和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人具有“四心”这样的道德潜质，而这是禽兽所不具备的。至于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会出现“不善”的人，孟子在开篇就举了一个例子：“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8]278人性善就像水之就下一样，人没有不善的，水也没有不往下的。但是现在水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这不是由于水本身的特点，而是势使之然也。人性也是一样，人无有不善，但是免不了会受到外物的侵袭，人不善也是在于外物的影响，而不是人性本身不善。

因为汉儒注经的原则并不会在经文的基础上进行额外的阐发，故赵岐在孟子的性善论的基础上并没有前进多少，基本还是基于孟子对于性善的认识。但是性不善这一点有自己的理解。“其有下愚不移者，譬如被疾不成之人，所谓童昏也。”[2]625赵岐赞同孟子所言人性不善的原因是外物使之然也，如果有恶人，并不是天要给予他的恶，生而痴傻蠢愚的人是不能教之以善的。“不移由是有疾所以不移也。”[2]626

到朱熹注解《孟子》，对孟子性善论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前有疑古惑经思潮对经文注解的影响，还有像张载、二程等理学家对孟子性善论全新的认识。在理学思想的笼罩下，朱熹对孟子性善论的认识比起之前的赵岐来说，更为系统和紧密。首先，朱熹把“性”放入了一个系统之中，而不是单独来谈性，“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性就是天理。“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性来源于天。这就将性放入了朱熹所构造的系统。何为“理”？“它是从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一般规律，在自然界大化流行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并不只是内在的超越。”[9]18“理”被朱熹上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那么作为禀天理的性，也具有了普遍性和超越性。这样的形而上的系统理论是之前赵岐所不具备的。对于人性恶的解释朱熹也没有脱离这个系统，又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张子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说才字，与孟子本文小异。盖孟子专指其发于性者言之，故以为才无不善；程子兼指其禀于气者言之，则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张子所谓气质之性是也。二说虽殊，各有所当，然以事理考之，程子为密。盖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学者所当深玩也。”[6]335人在现实中出现性善性恶的区别在于气有清浊，性气共生，因此人也有善与不善不分。“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人所禀之气，虽皆是天地之正气，但衮来衮去，便有昏明厚薄之异。盖气是有形之物。才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有恶也。”[5]68这样，朱熹对性善论的解释就是一个完整紧密的“气、性、理”的系统。

综上而言，从注释体例、训释和义理三个方面对赵岐《孟子章句》与朱熹《孟子集注》进行比较，对汉、宋诠释学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章句》重视对经文原意的准确诠释和训诂，在义理深发上较少，文字朴实；《集注》则由于理学思想的大盛，在义理深发上远超《章句》，并且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诠释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