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粤榕

云南是中国的一个大省，少数民族聚居于此，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优势，具有珍贵的时代价值，在旅游和影视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比如风靡一时的电影《五朵金花》《阿诗玛》等，云南省著名的旅游景点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苍山洱海、红河哈尼梯田、建水风景区。这种文化优势还为改革开放后的其他产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云南省本土文化的发掘、拓展还有很多空间，各个地区都在策划和实践，比如火把节、赛装节、摸你黑等节日活动。政府和民间一起努力，在发展文化产业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地域文化和民俗符号的张力，但仍须积极探索、面对未来、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

在这里，我要从另一个角度，谈论云南文化的评估和发展。云南是一个人文资源丰富的地方，本地艺术家近水楼台先得月，从人文资源中汲取文学艺术的创作灵感，外地艺术家也常来云南采风。在艺术层面，我想把美术作品和出版业的装帧设计相结合，得出新的思索与感悟，并具体落实到实践层面。

著名的外地艺术家，比如吴冠中、袁运生，他们都有在云南写生的作品。云南画派的蒋铁峰，丁绍光，陈崇平等画家的画作，也极具艺术性和装饰性。许多云南版画、风景油画、水彩画、国画以及形形色色的当代绘画，都可以与云南出版式样相结合，设计出更为自然、有趣的图书。在以电脑设计为主流的当下，适当在图书设计中插入部分手绘作品，比如加入人工手绘元素，会使图书更具人文美，更加接地气。虽然当下审美流于媚俗和浮华是大势所趋，但是在出版界中，仍然有不少直接采用画作做封面的图书，比如《读诗的艺术》（封面是比亚兹莱的画作），《世界文学》（有很多期采用名画做封面）等书籍。翻开老版本的《安徒生童话》、《复活》、《白鲸》、《包法利夫人》，我们会发现这类书籍的装潢插画，妙趣横生、引入注目。

我认为，关于云南风物的艺术作品，一旦恰当运用于出版行业，必定会产生良好效果。早些时候，丁绍光等画家的画作，被旅游文化到处挪用，泛滥成灾。但云南的绘画艺术不止这些画家的绘画作品，比如关于圭山、石林、滇池、濕地的画作，或者关于大理、香格里拉、金沙江、怒江的画作……将具有地域特色或个人风格的画作用于出版行业，会别具特色、独树一帜。我曾经在各类画展上见过很多云南画家和外地画家创作的关于云南的作品。如果将这些绘画作品用于书籍装帧，两者的结合将是天作之合。比如采用黄德基写意的圭山做封面，采用有关东川红土地的画作做封底，这样的结合就很有趣。普洱艺术家贺昆、昆明艺术家吕敏创作的变形版画，姚中华画的牛，以及尚丁、姚建华、蒋高仪、张志平、陈群杰等的画作、速写，将这些艺术家创作的作品用于文艺书籍以及其他纸媒，都很精彩。袁运生的线描，寇元勋、王鹏程的国画，都是当下可以用于出版行业的良好资源。当然，具体如何做，需要落实到编辑的审美和设计能力，我见有的编辑采用整体画作用于出版，有的编辑采用局部画作用于出版。排版方面，横排、竖排、斜排的都有。将艺术作品与出版行业相结合，可能比软件设计麻烦，但一定会产生独出心裁的效果。

此外，云南的摄影家也有很棒的作品，关于纪实、乡土、自然生态的摄影作品，都可以加以利用，这是对于画作的重要补充，只要剪裁利用得当，也会产生极佳的艺术效果。

我建议，要从云南文化的拓展价值方面，思考云南艺术和出版业的互利关系。云南艺术家的作品为什么值得推崇，是因为他们面对独特的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情，会产生别具特色的个人感悟。这与教育经历没有多大关系，而和整体的集垒有关系。西方国家也有将艺术与出版业相结合的类似做法。在新形势下，我们应该紧跟形势，积极探索。对于出版业的认知，应该因地制宜，看到地域的特殊性时，采取新的方法与策略。不管运用什么形式，用现代设计的想法和新的艺术理念做出来的作品，必定会产生好的效果。让云南艺术作品为出版业助力、加分，愿云南出版业走向更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