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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临场应对能力的结构模式构建及检验

2019-03-06于永平董德龙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19年3期
关键词:临场修正量表

孙 卓, 于永平, 董德龙

1 引言

人类从心理上适应环境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种是防御,而另一种则是应对,应对是心理健康研究中的重要变量之一,由于它在健康应用中的显著地位,使其趋向发展为一门“应对科学”[1]。运动心理学领域中的“应对”是指运动员对训练、比赛中所引起的情绪反应进行控制的行为努力和认知过程,因此,学者们普遍认可运动员的应对过程论[2],该理论强调应对的多维与多变,认为应激源与应对条件有密切关系,是一个认知——行为过程。既有研究指出,个体的应对能力与特定情境相结合,所体现出来的应对能力便是在这一特定情境下的临场应对能力,它是指运动员在比赛的发生时刻,对突然出现的不利影响引起的有机体的身心反应的应付,而对运动员临场应对能力的培养是一个艰巨长期的过程[3]。这种能力并不是个体单一的某种心理特质,而是由认知应对、情绪应对以及行为应对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4]。基于此,本研究将选取运动员群体,在比赛这一特定情境下的应对能力展开研究,以期抛砖引玉,丰富运动员特定环境下应对能力知识体系。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高校及体育类院校的运动员为调查对象,通过教练员与课题组成员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68份,有效率94.00%。调查项目包括:篮球、排球、足球、羽毛球、网球、跆拳道以及田径等相关项目,其男性运动员96人,女性运动员72人;健将运动员15人,一级运动员48人,二级运动员105人;年龄为17.92±5.28;训练年限为7.59±5.72。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在CNKI、Web of Science、Springer Link以及ProQuest等检索平台,查询“运动员”、“临场”、“应对能力”、“结构”、“Athletes”、“Coping ability”以及“structure”等关键词,搜集相关国内外论文,为本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2.2.2 问卷调查法

基于《运动员临场应对能力测评量表》[4],本研究对其进行了部分修正,并将修正后的量表通过课题组教练员、教师实施调查。同时,制定了一致的测试原则:①本研究采用《调查运动员临场应对能力问卷》作为表头,并说明认真填写的现实意义,突出表达认真填写将有利于专家根据薄弱环节提出针对性意见等;②表明此次作答结果将完全保密;③在作答期间,本研究的课题人员、教练员以及体育工作者均确保运动员没有相互商讨,保证自身情况的真实性;④安排足够长的时间,让运动员有充足时间作答。

2.2.3 数理统计法

采用了SPSS 16.0软件结合Parscale软件对《运动员临场应对能力测评量表》(简称:量表)进行了修正。通过AMOS 7.0对量表进行了结构模型分析,并进一步通过探索性和验证性结构模型分析,构建了运动员临床应对能力的内部结构模式。

3 运动员临场应对能力测评工具的修正与检验

3.1 运动员临场应对能力测评工具的修正

经典测量理论中的相关方法侧重的是宏观层面,体现的是外在特性,而项目反应理论侧重于微观层面,体现内在特质。目前我国学者往往采用经典测量理论对量表进行构建与检验,而忽视项目反应理论的重要性。基于此,本研究采用项目反应理论对《量表》进行修正,其项目特征函数遵从双参数Logistic模型:

公式中,Pij(θj)表示能力为θ的人在项目上正确作答的概率,θ表示被试的能力或潜在特质,θj表示项目i的区分度参数,ai表示项目i 的难度参数,e表示自然对数之底=2.71828[5]。其中关于删题的标准为,区分度参数:a≤0.2,或者a≥3;难度参数:b≥3;b≤-3或b≥4;以及最大信息量:Imax≤0.2(具体过程通过Parscale软件实现)。根据删题标准,研究发现原量表中T20题项的最大信息量(Imax)偏低,不符合要求,其特征曲线与信息量混合示意图见图1。基于此,本研究对T20进行了剔除。

3.2 运动员临床应对能力测评工具的检验

3.2.1 信度检验

研究采用科隆巴赫α系数对其信度进行检验,运用SPSS 16.0软件对总量表、分量表以及各题进行了信度分析,结果见表1。从表中可知无论是运动员临场应对总量表,还是认知应对、行为应对以及情绪应对分量表均表现出较高的信度水平。因此,研究认为修正后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3.2.2 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SPSS 16.0软件结合AMOS 7.0软件对修正后的《量表》进行了构想效度和结构效度检验。首先,对量表与各维度之间以及各维度之间进行了相关分析[6],其结果见表2。可知,临场应对与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在r=0.664~0.723之间,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系在r=0.509~0.654之间,且均具有显著性(P﹤0.001)。在黄希庭[7]的研究中指出,各分量表之间的相关若小于分量表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由此可见,修正后的《量表》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

图1 《运动员临场应对量表》第T20特征曲线与信息量混合示意图

信度行为应对认知应对情绪应对临场应对科隆巴赫α系数0.7840.7050.6280.801

表2 构想效度分析结果一览表

(注,***:P﹤0.001)

其次,本研究采用AMOS 7.0软件对量表进行了结构效度检验,其结果见表3,结构方程模型见图2。从表7可知,绝对拟合指数的χ2/df=1.921,GFI指标=0.902,RMSEA=0.070,符合拟合标准[13],相对拟合指数的CFI=0.912,也符合拟合标准。但是,从相对拟合指数中的NFI指标来看,所得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但与0.90的标准相差不大[14]。导致这种结论的原因可能有两点,其一:样本量问题,增大样本量可能有利于这两个指标更好的拟合(有待后续扩大样本量来检验);其二:一直以来,NFI被认为是经常被低估的指标。综上所述,修正后的《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表3 结构效度拟合指标一览表

4 运动员临场应对能力的结构模式构建

基于以往研究[4],运动员在这一比赛情境下,认知应对首先更容易影响行为应对,进而通过行为应对之后,才出现了情绪应对。这是一个“历时态”过程[8]。但是,从国外学者针对个人面对社会问题的应对能力提出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模型”可知,他们情绪应对之后才进行的行为应对。基于此,本研究在分析认知应对→行为应对、行为应对→情绪应对的基础上,也将进一步分析情绪应对→行为应对路径。同时,情绪应对到行为应对,并不仅存在一个直接路径问题,还存在情绪应对→认知应对→行为应对这一间接反馈路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还对这一反馈路径进行了验证性路径分析。分析时勾选了修正指数和临界比率等修正指标,结果显示(见表4:第一次分析),认知应对→行为应对→情绪应对→认知应对的路径系数均较高(>0.50),仅情绪应对到行为应对路径系数偏低(0.398),但是仍具有显著性。

图2 修正后的《量表》结构模型示意图

本研究考虑模型的简单化,认为:运动员在比赛这一特定情境下的临场应对能力路径更为符合闭合的循环链式结构,从理论上来讲,情绪应对到行为应对也应该反馈到认知应对,通过认知应对来做以中介,他们才能通过认知的感知、判断等因素进一步实施应对行为,从而形成闭合的循环链式结构。基于此,本研究在不考虑情绪应对→行为应对这一路径时,再次对这一循环链式结构进行路径分析(删除路径将影响其他路径,因此需要重新分析),发现各路径系数均在0.50以上(表4:第二次分析),且较第一次分析的路径系数均有所提高,从而进一步支持了本研究的这一结构模式。

该模式主要展示了运动员在赛场上,通过自身对各方面的感知、判断,直接实施行为,只有让这一路径自动化,运动员才能抓住战机,因此,此阶段对情绪的调控不占主导,但是在行为应对之后,情绪上的波动逐渐出现,进而才产生了对情绪的应对,这似乎更符合运动员这一特殊群体在比赛这一情景下临场应对能力的结构模式。当然,这也有利于风险控制[9,10]。

表4 运动员临场应对链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一览表

图3 临场应对能力内部结构模式

5 运动员临场应对能力的结构模式检验

对不同运动水平的运动员进行结构模式分析,能够发现不同级别之间的差异,将有助于今后对不同级别运动员实施干预提供理论支撑。基于此,本研究对不同水平运动员分别进行了应对能力结构模式分析,结果见图4。当该模式应用于不同级别运动员时,各路径均表现出了显著性,同时,在对各级别的对比时发现如下几个问题:(1)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显著性更高,在比赛时刻的自动化状态更为流畅;(2)随着运动水平的提高,认知应对→行为应对路径系数有一个线性提高的过程。(3)健将运动员和一级运动员的行为应对→情绪应对这一路径系数相似,均明显高于二级运动员;(4)健将运动员的情绪应对→认知应对这一路径系数明显高于一级运动员和二级运动员。由此可知,在今后的训练中,针对这些路径的训练可能需要加强,同时也启示我们,针对这一问题从训练方法上得以突破(例如:认知-行为应对技能训练)可能对运动员运动水平的提高具有更为直接的帮助。

图4 不同级别运动员临场应对能力结构模式图

(注:图4-1:健将运动员;图4-2:一级运动员;图4-3:二级运动员)

通过对不同水平运动员临场应对能力的认知应对→行为应对路径系数、行为应对→情绪应对路径系数以及情绪应对→认知应对路径系数的比较,研究认为,认知-行为应对技能训练法、控制点训练法以及认知-情感控制训练法将有助于运动员临场应对能力的提升,其中也有研究证明了部分训练方法的有效性,例如:胡志采用认知-情绪控制训练法对篮球运动员为期4个月的训练表明,该方法对运动员提高应对能力具有较好的效果[11]。同时,通过结构模式分析,似乎二级运动员应该首先对行为应对→情绪应对和情绪应对→认知应对进行训练,而一级运动员则首选对情绪应对→认知应对进行训练。但是,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未来依据此模式,需要从训练方法上进行创新与突破,并有必要针对性的做一些方法干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科学的提高运动员的临场应对能力。

6 结论

6.1 修正后《量表》的科隆巴赫α系数为0.801(行为应对:0.784,认知应对:0.705、情绪应对:0.628),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r=0.509~0.654)普遍小于维度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r=0.664~0.723),因此具有较好信效度。

6.2 运动员临场应对能力结构模式存在一种闭合的循环链式路径,即:认知应对→行为应对→情绪应对→认知应对。且研究认为:二级运动员应首先对行为应对→情绪应对和情绪应对→认知应对进行训练,而一级运动员则首选对情绪应对→认知应对进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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