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宜

人生漂泊的旅程从故乡的印泥起始，生命的底色一圈一圈向外扩展，漫延出深深浅浅年轮般的印记。回望来路，百感交集，每个游子皆是如此。生于乡村，活在城市的青年作家邓安庆，在城乡间拉开一段“柔软的距离”，被迫地成为天然的观察者，以简洁而平实的笔法谱写了一曲哀伤的乡村生命挽歌。小说《豆芽》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关于故乡童年玩伴的生死故事。夏斌小时候灰头土脸，头大身子细瘦被大家叫作“豆芽”，他比“我”小十岁，因是邻居又是本家，两人亲如兄弟。小说开篇从母亲电话带来豆芽病危的噩耗开始，“我”踏上了归乡奔丧的旅程。

“奔喪”，是所有与故乡有关的词汇里最使人悲伤的一个。“我”作为豆芽短暂生命的参与者、见证者与记录者，是他成长路上的避难所，是联系父母的电话，是在豆芽离家寻母的漫漫长夜中，沿着长江大堤驮着他回家的自行车。此时，“我”作为一个从乡村来到城市学习工作生活，改变了命运轨迹的“榜样”，无暇顾及归乡之路上花木灿烂葱茏，三个小时的路途回忆起生命里与豆芽有关的四个片段，勾勒出他的匆匆一生。豆芽的成长是现代乡村生活的缩影，是大多数命运没有被改变的乡村孩子的样本。出生于1980年代至今的乡村孩子经历着城乡巨变的病症，越来越多的儿童被遗落在乡村，跟随着老人，寂寞生长。父母外出打工导致父爱母爱的缺席，爷爷奶奶粗鲁又无力的管教，让调皮又纯真的小豆芽心无所依，慢慢地在垂头丧气的软弱中变得执拗，越来越沉默。

“暗沉的夜色扣在静默的村庄之上，屋前草丛中零星一粒两粒虫鸣声。远处的长江大堤像一抹粗重的黑条把我们这些人束缚在其中。”邓安庆散文化的叙述语言，带着泥土的朴实与日常生活的平淡，创造了一个真实、残酷又压抑的乡村，万物沉默着生，沉默着死。表面平静，内里汹涌，作者在文中敞开的是乡村生活的日常，而读者却分明感受到生命的无常。豆芽的父亲夏志良曾经在妻子和母亲的争吵中，一言不发，带着乡人固执的狠劲，拿出刀子割自己的手脉。在妻子和其他男人离开后，他带回一个说普通话的女人，使原来颓败的生活被吹起丝丝涟漪。在夏家铁匠铺父子沉默又默契上下敲打的纷飞火星旁，于霞温柔地打扫、送饭。豆芽从“后母”身上获得了缺失已久的母爱，他们一同进城看电影、买新衣，豆芽从来没有体验过如此这般亲情的关爱与照料。全文的暖色正来自于这个乡村外来者的介入，念念不忘的暖意从每个人心底苏醒、升起，生活似乎在慢慢变好。

然而，现实往往使人有多快乐，就令人有多绝望。于霞在一通通电话中，收拾好东西，留给豆芽一百块钱，与往常一样，跟夏志良说“我走了”，就再也没回来。无力于婚姻、家庭、孩子的失败主义者夏志良再次割腕，在乡村的不语中寂寥地死去了。“豆芽家黑着灯，稻场上的衣服还没有收，风吹起来的时候，衣服在晾衣绳上飞动，一错眼还以为是一群人在走动。”村里的壮汉抬着匆匆入殓的棺材，在无风无云的秋天走过整个垸子，“地里还有人在捡棉花。沿途人家默默站在自家的门口，看棺材抬过去”。男孩成长为少年，沉默着抵抗着周遭所厌恶的成人的一切，变成了“难以驯服的野兽”，面目模糊。最后，被“朋友”打成重伤，躺在草丛中，念着“妈，霞”，死在了医院，成为被焚烧、被敲碎的细白的骨灰。

乡愁化作了一方棺材、一缕青烟、一个坟头，从今往后，彼此真切的生命连接不再有未来，而永远停留在过去。亡者的魂灵被召回故乡安息，生者的肉身继续在人间世流浪，作者写出了熟悉的人物们粗野又细腻的生存状态，柔弱又坚韧的生命形状，以及在这片热闹又悲切的乡村原野上的生与死。吊唁的鞭炮声震耳欲聋，是生命依依不舍的最终狂欢，“稻场最右边的木架上，芸香晾晒的衣服，经风一吹，衣袖飘动，仿佛有个无形的人在飞”。这些飘荡的衣物，就像是乡村的精魂，那些没有被生活善待过的哀怨与所有幻想过的美好，在空中重新鲜活，在田野上终于纷飞为人的形状。邓安庆在城市的万家灯火中，带着对乡土天然的亲近与自觉的观察，在笔下的乡野领地上竖起一张张沉默不堪又飘舞不屈的生命风旗，希望把住那些把不住的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