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长

邓安庆的短篇《豆芽》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乡村少年因家庭变故而变“坏”，却因本性善良没“坏透”反遭报复致死的故事。叙述者“我”扮演的是本雅明意义上“讲故事的人”，老实而准确地将他有限的所见所闻讲了出来。他所不知道的自然也就成了空白，譬如这个被叫做“豆芽”的少年被打死之前的恐惧，读者就只能凭经验和想像去感知了。这种写法接近于鲁迅写闰土的方式。

一个孩子的变“坏”，当然与他所生活的乡村生活有关，譬如家人的婚姻状态和经济境况。这一点和城市少年的“变坏”别无二致。通过孩子的变化，写乡村生活的流变，借此怀念一个人，是邓安庆的文字寄托。《豆芽》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光。倒不是作品里几笔绘就的孩子的天真，不是乡村风俗和乡音的记忆，也不是乡村生活的败坏，而是一个故事细节。少年豆芽没有参与斗殴，小混混头领认为是他报的警，威胁豆芽要么交钱赔罪，要么就死打一顿。走投无路的豆芽，从家里偷了一千块钱，再夜里跑到家人的铁匠铺里，求要五千块度过难关，不然就会被打死。家人不相信他，将他赶了出来，等待少年豆芽的就只有恐惧和随时可能降临的厄运。

可以想见，没有弄到钱救命的少年豆芽，从铁匠铺出来后，该有多么恐惧乃至绝望，何去何从，哪里可以藏身，怎样度过此劫？他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小混混，在家人面前已没有了颜面和信誉。在另一群混混面前，他就是待宰的羔羊，弄不到钱就得面对挨打。在曾经的乡村，总有一群少年崇尚暴力，组成不同的团伙，抢偷骗讹，打架斗殴。少年们年少气盛，打架下手不知轻重，轻则断胳膊断腿，重则伤人性命。豆芽是知道利害的，因为知道，出于求生的本能，他才会偷家里的钱，才会不管不顾地去求救。

我经历过同样的惶恐。念初一时，有一群校外少年，常常堵在校门口，找学生要钱，不给就踹，把我们的书包夺下来，丢在地上踩上几脚，然后一脚踢出去老远。看着我们灰溜溜地去捡书包，他们在背后哈哈大笑。有一次，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我说你们这是抢钱，犯法的。他们从此盯上了我，每日来学校里找麻烦。多是晚自习后，晚上九点多，一群人就等在校门口，摆弄着小刀子，对着我推搡、上拳头，加上警告和辱骂。时间长了，看到他们出现在学校附近，我就害怕，乃至心惊胆战。不敢告诉老师，不敢告诉父亲，担心被报复。终日惶恐不安，那是一种像深渊一样的恐惧。

因为经历过类似的境况，我能理解少年豆芽的恐惧。我甚至能想像出豆芽要钱失败之后的煎熬和绝望。他根本无路可去，心里全是害怕，害怕天亮起来，害怕遭遇他们，害怕他们找来，甚至可能都想过能不能扛得过那一顿毒打，那应该是无限的下坠。少年人的恐慌是没有尽头的，无法找人诉说，不知未来向何处去，得不到家人的信任，孤立无援的牛角尖一样的恐惧，缠住了少年人的全部身心。被打死前的那些日子，豆芽过得定像一只惊弓之鸟，东躲西藏，无处安身。如果没有体验过担惊受怕，我可能也意识不到少年豆芽的艰难和无望。

限于叙事视角，以及叙述者“我”的不知，少年豆芽的恐惧无法被真实地呈现出来，甚至连想像的可能都被遮蔽。当叙述者成为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时，必然会滑过这段暗黑时刻。少年豆芽经受的凄惶、不安和恐惧，才是小说家需要理解，并赋之以形的事物。理解了少年人的恐惧，才能理解这个少年人的全部生活，才能真正让人理解他的“变坏”是怎样的虚张声势。不然，叙述者只能在故事的层面上淡然优雅地滑过，满足于讲述一个满含伤感、结尾惊悚的少年故事，却放弃了小说家应该抵达的小说真实，即少年豆芽的寂寞、孤寂、恐惧和绝望所组成的生命感受，远比作为事件的少年非正常死亡更为动人。

石黑一雄在诺奖获奖演说谈到：小说可以传递感受……最终，小说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诉说。这也是故事和小说的区别，故事可以被重复转述而不流失核心信息。好的小说无法被转述，一转述就意味着感受的损耗，正如少年豆芽死前的恐惧只会存在于文本中。除了少年自己明白他将步入深渊，还有就是小说家知道。小说家要传递那份感受，便要走入人物内心，要凝望那深渊，甚至走入深渊并描述它，去体味此时此刻人物内心所受到的冲击，经受的恐惧，还有对生的眷恋。如此才能呈现真实的小说人物，而不是一个故事角色。小说家要做的，惟有暂时地放弃自我，从而竭尽全力地去感知、去理解小说人物内心的无望和恐惧，以及他们所面对的处境，无论是生死未卜、走投无路还是心陷恐惧，作为回报，他们会还小说家以丰饶的真实。

理解一种恐惧，并不是因为恐惧本身具有蛊惑性，也不是恐惧如深渊一样难测其深，而是它与人的心念想通，是理解一个人心性的窗口。从这个窗口，可以看见他如何一步步到的这里，且没有回头路可走。正如只有理解了少年豆芽的恐惧，才能理解他为何没有真的彻底变“坏”，继而理解小说家隐忍而慈悲的心思。否则，“我”就真的成了书记员般的旁观者，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叙述者。少年的死也就成了无所谓有无的意外，而不是“沒有办法”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