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涛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冷战是指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分别以它们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一切方面的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对峙与竞争状态。冷战不仅具有传统的大国利益冲突的实在内容，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与战略特点，更以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为主要特征[1]1。“冷战可被认为只是人类危机和冲突的漫长历史的一部分，而这个部分围绕苏联与西方之间的悠久敌意。然而，冷战不止如此。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其宣告号召世界革命和摧毁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纲领，将一种新的、特别强烈的意识形态敌对引入了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可是，一项甚至更关键的差别在于新武器系统的存在，它赋予每一方摧毁对方的能力，从而将国际关系运作升至全新的冒险等级和危险层次。”[2]美国作为西方公开对抗苏联的领军国家，在两虎相斗的利益困窘下，不得不采取相对缓和的外交态势，避免了类似古巴导弹危机那样的同归于尽，还给世界和平的一束阳光，可谓没有冲破人性善的底线。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的全面对峙最终没有赢取各自的战略利益，反而是两败俱伤的结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既说明了冷战是人心之争的一项荒唐的政治游戏，也说明了任何称霸或对抗下的人类进步的不可企及性。

一

近代以降的大国博弈是国际关系的重要方面，却与人类文明困境构成了一对辩证历史和现实情状，为当代国际关系格局造成了极其复杂而且不能忽略的客观环境。在从三十年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共270年的时间跨度里，近代国际关系是波浪式演进，起主导作用的是西欧诸国。其间自19世纪晚期后，由于美国、日本崛起，打破了西欧一统天下的格局，世界历史的重心开始由欧洲向北美和东亚发生有限的转移，但仍旧处在资本主义大国的控制局势下。西欧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是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实际状态。近代欧洲既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桑梓之地，又是近代产业革命的摇篮，而且在政治制度完备、经济实力提升、科技力量突破和思想文化进步等方面也都长期稳居世界前列。然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重新瓜分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革命孕育的重要历史时期。俄国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为新的社会的诞生、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3]苏俄诞生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充分说明了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可行性，也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对苏联的全面性对抗。苏维埃政权在俄国人民的支持下，挫败了内部叛乱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外来干涉。苏俄国家占据了欧亚大陆的广袤土地，而且社会制度和政治主张迥异于美国，令美国感到非常担忧。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威尔逊政府不得不形成一项以“不承认”为特征的对苏俄政策。1920年8月9日的“(国务卿)科尔比照会”明确指出，“美国看不出承认苏俄政权将会推进更不用说完成这一目标(指采取合理步骤和平地解决欧洲的困难)，因此反对在包括谈判停战协定等在内的最小接触范围外与苏俄政权打任何交道”，美国这样做的基础是：“俄国的现行政权是建立在否定整个国际法结构赖以存在的所有荣誉与善意的原则，以及所有习俗和惯例的基础上的；总之，它否定有可能在其上建立和谐和互信关系的所有原则，不论这种关系是国家间还是个人间的。”[4]209-210“科尔比照会”确定了美国政府此后16年的对苏“不承认”政策，尽管尚未关闭俄美之间经贸关系的大门。威尔逊时期的对苏“不承认”政策，着实加剧了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使欧洲局势乃至威尔逊主义的战后国际新秩序都受到了极大阻滞，并后遗症般地影响到了“二战”结束后的全球性的以美苏为主体的冷战格局，其物质和精神双方面的灾难都远远超越了“一战”与“二战”的战争破坏：“威尔逊、蓝辛和科尔比帮助奠定了后来冷战和遏制政策的基础。虽然这里没有军事对抗、武装对峙和军备竞赛，但一些基本要素已经存在：猜疑、互相误解、反感、畏惧、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外交孤立。美国将发现很容易回到这些东西上去。”[4]213在“柯立芝繁荣”的1924--1925年间，当英法意日等资本主义大国纷纷与苏联建交时，美国仍然没有承认苏联。直到1933年，在经济危机造成各国国内和国际局势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罗斯福政府才采取了积极改善美苏关系的政策，并在当年11月与苏联建交。罗斯福政府与苏联政府紧密“合作”，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力量之一，为人类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德、意、日法西斯国家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英、法、荷等资本主义国家遭到严重削弱。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美国成为霸主。苏联在大战中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在战后成为世界政治军事大国。几百年来以欧洲大国为中心的旧国际政治格局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世界上开始出现以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主的两极格局。

历史已经证明，战后以来到1947年冷战爆发前的苏联，依然是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1945年2月，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举行雅尔塔会议，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三国根据力量对比确定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影响深远。雅尔塔会议对协调盟国之间的关系、加速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同时，雅尔塔会议上所作的一系列安排和会议上所显示的主要大国间力量的比对关系，勾画了战后世界大国尤其是美苏两国的势力范围的轮廓，它使战后的德国、欧洲一分为二，形成了分别以美苏两大国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因此，雅尔塔体系为战后两极对峙格局奠定了基础[5]27。美苏对抗被限定在雅尔塔体系之内，美苏都参与了联合国的建立，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具有否决权。就在二战结束前夕，1945年4月25日，中、美、苏、英、法五国发起并邀请《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签字国，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联合国制宪会议。6月25日，50个与会国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10月24日，大多数国家递交了批准书，宪章开始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这一天被定为“联合国日”。《联合国宪章》吸收了国际关系中一系列民主、平等的进步原则，反映了世界人民维护和平、反对侵略的愿望。它不仅是联合国组织的根本法，而且也是指导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重要文献。创建联合国是战时盟国共同规划战后和平体制的一项重大成就，它对防止法西斯势力复辟、预防世界战争、发展各国友好关系和促进国际合作事业都有重要作用。联合国的诞生，是世界和平的吉兆，它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符合各国人民愿望，是战后世界出现的一大进步[6]207。

然而，近代以降的大国博弈，并没有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而终结或有限减缓，反而逐渐引起了人类文明困境的全球性问题。罗斯福总统没有看到二战结束和联合国的兴建，是历史巨大的遗憾，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平”与“合作”共治，成了“纸上谈兵”。西欧巨匠的英国和后起之秀的美国开启了意识形态的高调，对共产主义苏联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摧残绝不亚于包括世界大战在内的全部战争的物质损失和精神创伤。所谓冷战，是指武装作战以外的一切敌对行动。美国对苏冷战主要采取了军事上遏制、政治上对抗、组织上包围的手段。美国对苏全面冷战的过程，也就是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建立的过程。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北约组织就是美国对苏冷战在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方面的标志性产物。与之相应的，欧洲九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约组织就是苏联采取的针锋相对的反冷战手段。经过十年的过渡期，建立在欧洲心脏地带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对峙，在雅尔塔体制的基础上，以太平洋两岸两个超级强国为中心，以欧洲为重点，亚太为侧翼，辐射全球各地的两极格局最终形成。美苏之间的冲突扩展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峙，战前资本主义世界围绕重新划分世界政治地图的斗争，被战后世界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为界标的全面冷战所代替[5]32。诚然，一个巴掌拍不响，冷战的始作俑者和最强势的进攻者，当属美国，而苏联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火上浇油的推手。两虎相争的结果，自然要分出高低。在直接武力不能奏效的情况下，不择手段的全面性对峙就成为政治、经济和准军事行动的最后和最无奈的选择。无可讳言，美国和苏联是两个超级大国，都推行全球霸权主义政策，它们之间的争夺是绝对的、基本的，而间歇性的缓和则是一时的、相对的，是适应两个超级大国调整战略和策略的需要的。因此，“缓和”只是一定时期、另一种形式的争夺，是争夺优势的一种手段。所以，即使美苏恢复了对话，也不可能取得戏剧性的成果[7]389。

冷战并非不可避免，罗斯福总统生前设想的美、苏、英、中“四警察”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制度并没有成为现实，不是设想和制度建设的不可行，而是没有人愿意这样去做。美国要做世界的领导者，首先无法联合其他大国或强国，遑论小国弱国，来进行平等而互赢的分工合作。美国始终强调意识形态差异，指责苏联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和咄咄逼人的共产主义宣传对美国产生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双重威胁，使一种遏制苏联扩张的全球战略贯穿于对苏政策的全方位中。在整个冷战期间，虽然其他力量逐渐发展壮大，但国际政治的两极格局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变化的只是美苏间的相对实力和地位。美国在冷战中面临的威胁也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变化的只是程度和大小。随着冷战的形成与制度化，遏制战略也逐渐制度化。按照里根政府的说法，“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我们的政策，可以看出很大的连续性。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国的基本利益和目标几乎没有变化”[8]。换言之，美国决意发起冷战，而且根本不愿意放弃冷战，它要做冷战的最后“胜利者”，因而冷战就在人心阴暗处成了一种不妥协的生死决战。美国意志的坚强，很显然地体现在苏联被和平演变而解体的冷战结束上，美国成了最后的“赢家”，却又是那么的不体面和光明磊落。很显然，冷战中的美国已经丧失了“山巅之城”的文化使命，正如亚当斯所言，“无论哪里出现或即将出现自由和独立的原则，哪里就有她的灵魂、她的祝福和她的祈祷。但是她不会到国外去寻找并消灭恶魔。她是一切自由和独立的祝愿者。她只是她自身自由和独立的斗士和捍卫者”，假若美国想去统治别人的话，“可能会变成世界的独裁者。他将不再是他自身精神的主人”[9]。诚哉斯言，本应成为世界和平与自由的促进者和捍卫者，美国却在二战后至今的世界进步中走错了路，做错了事。

二

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冷战，不仅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而不可避免，而且是无法调和的利益追逐所规定的长期对抗。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人类的空前浩劫，劫后余生的欧洲人很自然地最关心怎样防止德国法西斯复活，战胜的英美列强们首先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怎样解除战败国的武装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苏联在战争中迅速成为帝国主义围攻中的欧洲巨人，它的西部是一大片在一战后被西方视为“缓冲地区”的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并且联合成一个以苏联为首的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相平行、相对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阵营。这在苏联的安全战略中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样的东欧对于西方意味着失掉战前的“势力范围”，因而被看作是西方影响的削弱。于是，欧洲分成两半，美苏对峙局面日渐明朗，人们称之为“两极”格局，当然这种格局不仅限于欧洲[7]50--51。美国学者斯蒂芬·E．安布罗斯认为，“关于‘冷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问题，谁也说不出一个恰当的日子，但是‘冷战’之所以产生并成为早期的那种样子的争端，可以肯定是在东欧”，西方对于东欧在战后出现的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很不甘心，希望东欧仍“保持战争的社会结构”[10]。换言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幻想战后在东欧重建亲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像战前那样把苏联包围起来，显然已经力不从心了。鉴于战后苏联军事力量的空前强大，国际影响的空前增大，英美等西方世界都感到仅用武力颠覆苏联政权更是今非昔比了，于是一场“非暴力”的全方位对峙苏联的新型博弈方式就应运而生了，美苏战时同盟迅速瓦解，两极对抗的戏剧化“冷战”剧情就上演了半个多世纪。

凯南的长电报和遏制主义理论对战后美国对苏的冷战政策的确立和执行产生了直接而重大影响，是杜鲁门主义的理论基础，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则为杜鲁门主义的公开出笼作了国际舆论的准备。作为战后美国对苏冷战的主要决策者，杜鲁门迫不及待地公开了对苏遏制的“杜鲁门主义”，揭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希腊危机成为这个序幕的良机。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一篇咨文，详述了希腊和土耳其的局势，说明美国给予希、土援助以及监督这些援助涉及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然后他把世界政治分为自由民主和极权主义两个非此即彼的对立营垒，并明确提出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必须在这两种生活方式中进行选择。杜鲁门不指名地将苏联称为“极权政权”，并宣布美国将通过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表明美国将支持和帮助世界上所有选择“自由制度”抵抗“极权统治”的力量的明确态度。他要求国会授权，在1948年6月30日前，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并选派美国文职和军事人员前往这两个国家，监督美援的使用[11]260--265。杜鲁门在解释这篇咨文时说，“这就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是“向全世界说明，美国在这个新的极权主义的挑战面前所持的立场”。他说：“我相信，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12]杜鲁门的这项政策声明，很快就被称之为“杜鲁门主义”。杜鲁门主义宣告美苏冷战的爆发，美苏关系从此转为冷战的全面对峙，两国冲突也逐渐演变为世界范围内的两大集团的尖锐对立，两极格局逐渐定型，一直延续了近半个世纪。

杜鲁门主义是一份语言强硬的反苏反共的政策声明，其具体实施需要依靠切实可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行动的单一或综合运作。在政治上，1947年4月22日和5月9日，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援助希腊、土耳其法案”。5月22日，杜鲁门签署“援助希腊、土耳其法令”，杜鲁门主义正式付诸实施。随后，美国大规模插手希腊内战。大量美援不断流向希腊，而且拨款陆续增加，到1949年年中，希腊共得到6．48亿美元的援助，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内战中的军事需要。最后，在美国军事头目范佛里特的亲自指挥下，于1949年扼杀了希腊人民革命。同时，美国的势力也渗透到土耳其。美国预计援助希、土的4亿美元中给予土耳其达1亿美元，美国军事代表团抵达土耳其，改组并控制了土耳其军队，攫取了海空军基地。1948年，美土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1949年，双方又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美国逐渐将希、土两国纳入自己的全球战略体系，在东地中海建立了“抵抗苏联侵略的屏障”和美国势力的前哨阵地，“我们选择希腊和土耳其不是因为它们特别需要援助，也不是因为它们是民主的光辉典范，而是因为它们是通向黑海和苏联心脏的战略大门”[13]。

对冷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甚至对两极格局形成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以经济方式实践杜鲁门主义的马歇尔计划。西欧是美国战后利益的总汇地区，美苏矛盾最为尖锐，而非希腊和土耳其所能比拟的。战后西欧的经济凋敝和社会分崩离析都将会给共产主义思想提供趁虚而入的机会，欧洲一旦崩溃会给美国的经济带来直接的灾难性影响。面对一个既是经济性又是政治性的双重难题，美国必须出面总揽全局。1947年4月28日，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广播讲话中表示，欧洲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亟需援助，“病人已奄奄一息，而医生还在踌躇”，必须马上采取行动。5月23日，在马歇尔的指示下，已调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席的凯南提出援欧报告。5月28日，国务院召开会议，最后确定了援欧计划的基本原则。6月5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接受名誉学位时，向在场的8 000多名听众发表了15分钟的演说，提出了一项大规模帮助欧洲恢复战争创伤的“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其要点是：(1)通过美国的经济援助，使世界特别是欧洲恢复到正常经济状态，以保持稳定与和平，并使“自由制度”得以存续；(2)强调美国的政策不反对任何国家和主义，只反对饥饿贫穷和混乱；(3)欧洲的复兴是欧洲人的事，所以援助倡议和具体方案首先来自欧洲，美国则视其需要和自己的能力所及给以援助；(4)美国的援助不能零敲碎打，而是要求欧洲国家，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国家联合提出一个总体方案，作为美国援助考虑的基础[11]267--271。马歇尔计划刻意“淡化”意识形态，把东欧和苏联包括在受援国之内。该计划的主要制定者凯南等人认为，如果苏联拒绝美国的提议，美国“正好就把分裂欧洲的责任推到苏联头上”，如果苏联接受，那么美国就以援助为手段迫使东欧国家“放弃其经济生活中的几乎是排他性的苏联取向”[14]。另一方面，美国还可以通过美援进一步加强西欧“在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倾向”以抵制苏联的影响[15]。由于苏联和东欧以及一些不愿意与苏联对立的国家的退出，马歇尔计划从“欧洲复兴计划”变成了“西欧复兴计划”。1947年12月9日，杜鲁门向国会提交了关于“美国支持欧洲复兴计划”的咨文，要求国会在1948年至1952年间拨款170亿美元援助欧洲。国会在1948年4月2日通过了“1948年对外援助法”，即批准了马歇尔计划。4月3日，经杜鲁门签署，马歇尔计划正式开始执行。据统计，美国共向西欧16个国家和德国的美英法占领区提供了总额为132亿美元的援助。其中英国及其自治领等获得32亿美元，法国获得27亿名员工，意大利获得15亿美元，德国的西占区及后来的西德获得14亿美元[16]。马歇尔计划促进了西欧经济的复兴及各国之间的经济联合，并逐步稳定了西欧各国的政局，加强了美国对西欧的政治控制。这个计划还大大加深了东西方的分裂，原来还在两极之间摇摆不定的东西方国家只能择一而从，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终于垂落[6]。

马歇尔计划对冷战激化和欧洲分裂以及两极格局的最终形成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作用。用经济和政治并用手段将一个复兴的西占区德国融入欧洲的方法，不仅能够彻底消除极端民族主义对德国的束缚，解决困扰欧洲和世界多年的“德国问题”，而且能够将西化的德国变成反苏反共的前哨阵地。美英双占区和法占区合并，在西占区召开制宪会议筹建西德联邦国家，并将之纳入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范围内，从而导致了某种程度上的西欧国家区域性政治联合。美国对西德的民主改造引起了苏联的紧张，以西占区币制改革为导火线，苏联采取了封锁柏林的行动，引发了第一次“柏林危机”。1948年6月，苏联全面切断了西占区与柏林之间的水陆交通，停止苏占区对西柏林的牛奶、蔬菜和其他食品以及煤电供应，开始了长达11个月的封锁。美国也不示弱，决定对西柏林进行空运，据统计，在全部封锁期间，以美国为首的空运部队总计飞行19.5万余架次，空运货物140余万吨，花费2.5亿美元，满足了西柏林200多万居民的需要。但是人们真切地感到了美苏这两个战时盟国在战后第一次濒临战争的边缘，冷战出现了第一次真正的高潮。第一次“柏林危机”是以苏联的退却而告结束，但是德国的分裂已不可逆转。以1949年9月和10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相继成立为标志，欧洲冷战对峙的经济、政治和地理界限基本落定。

与此同时，尚未复苏的西欧各国也要求按照马歇尔计划的自助互助与他助方式，在军事上谋求美国的援助，北约组织就是美国与西欧相互协作的一个产物。以1948年3月英、法、比、荷、卢等5国的《布鲁塞尔条约》为基础，到1949年4月4日以美国为首的包括英、法、比、荷、卢、挪、加、冰、葡、意、丹等12国正式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公约包括1个简短的序言和14项条款。主要内容是：缔约国应以不断的而有效的“自主及互助”方法，维持并发展其单独及集体“抵抗武装攻击之能力”；任一缔约国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或安全受到威胁时，各缔约国“应共同协商”；各缔约国同意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如果此种武装攻击发生，每一缔约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承认之单独或集体自卫权利之行使，应单独并会同其他缔约国采取视为必要之行动，包括武力之使用，协助被攻击之一国或数国以恢复并维持北大西洋区域之安全[17]。公约生效20年后，任何缔约国可在通知废止本条约一年后，停止作为本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在1949年8月24日开始生效，北约组织正式成立。1949年9月17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了诸多机构，例如北约最高权力机构的北大西洋理事会，由各缔约国外长组成；由各缔约国国防部长组成的防务委员会，防务委员会下设各国参谋长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在军事委员会内设立由美、英、法三国代表组成的常设小组；设立5个地区性军事计划小组，即北大西洋地区计划小组、加-美地区计划小组、西欧地区计划小组、北欧地区计划小组和南欧--西地中海地区计划小组。这些小组负责制订和协调本地区内的防务计划，美国参与了所有上述5个地区计划小组。北约的建立标志着跨大西洋的西方军事战略界限基本划定。北约虽然强调了安全与防务的军事组织，但就其实际作用而言，它的政治意义显得更为重要。北约公约的开篇就声明，各缔约国“决心保障基于民主、个人自由及法治原则的各该国人民之自由、共同传统及文明”，表明了北约绝非一个普通的地缘政治上的军事集团，更是要自觉维护一种共同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1]23-24。北约组织是美国破天荒第一次在和平时期同美洲大陆以外的国家建立的军事集团，杜鲁门把它看作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之一。美国通过其在北约的领导地位，加强了对西欧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并在欧洲大陆组成了一个遏制苏联的弧形包围圈，标志着美国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部署已基本完成[13]。

美国在政治上的杜鲁门主义、经济上的马歇尔计划和军事上的遏制战略，在苏联和斯大林看来，都不过是美国妄图推行全球霸权的信号，英美领导人酷似希特勒及其同伴那样散布“种族优越论”，即讲英语的民族是唯一的最优秀的民族，应当统治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美苏“冷战”阴霾首先在欧洲翻卷，随后波及全球。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威胁，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主权和利益，苏联和各东欧国家从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加强了联系，签订了一系列双边、多边和共同的协定与条约，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首先是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加强苏联与欧洲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治协调。其次是支持东欧各国共产党人清除亲西方势力，东欧国家都有共产党或工人党单独掌握领导权，结束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执政的局面。再次，针对马歇尔计划，苏联采取相应措施加强与东欧各国的经济合作，1947年先后与保、捷、匈、波、罗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1949年1月25日，六国代表正式签署并发表了《关于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公报》，决定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4月，在莫斯科举行经互会首次会议，正式宣告该组织诞生。其后阿尔巴尼亚和民主德国加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战后两极格局中唯一不是由美英安排的大事件。1950年2月《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它深刻地影响了亚太地区格局和世界格局[5]32。最后，1954年11月29日至12月2日，苏联和除南斯拉夫以外的7个东欧国家在莫斯科召开保障欧洲和平安全会议。1955年5月11日，苏联和东欧七国在华沙举行了“欧洲国家保障欧洲和平与安全”第二次会议。14日，八国缔结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即《华沙条约》，成立了与北约相抗衡的军事集团“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华约在莫斯科设立政治协商委员会和缔约国武装部队司令部两个机构。华约的诞生，既标志着在欧洲形成了两大阵营的对峙，又标志着冷战达到了高潮，也标志着雅尔塔体系所确定的美苏势力范围更加不可侵犯。从此，西欧成为美国的冷战帮手，东欧成为苏联与西方抗衡的伙伴，冷战格局正式形成[6]235-236。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结果是造就了两种社会制度中的各自鳌头，苏联和美国的战后世界霸主之争是人心的必然博弈，而综合力量稍逊的苏联很快成了美国要实现其全球霸权的必须逾越的唯一障碍。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的潜规则，制约着美国不能孤注一掷地兵戎相见，最好的博弈之道就是“冷战”，即除直接对战之外的所有手段。美国不得不的“冷战”反映了战后苏联的巨大强势和潜能，是不争的事实。苏联版图扩大了，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1941年并入苏联，还从芬兰、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占取了部分领土。苏联还积极帮助东欧一些国家取得了解放并加速民主政权的建设，使社会主义超越了一国的国界而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变成了一种世界体系。苏联从此结束了长期以来被孤立和单独作战的状态，并在东欧国家建立了至高无上的领导和主宰地位。苏联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拥有否决权，意味着在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时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苏联在联合国的活动相当程度上反映并符合国际进步力量与维护和平力量的要求。世界上爱好和平与主张正义的人们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和它的故乡苏联，苏联成了人类进步的象征与维护和平的中坚力量。苏联更拥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到1945年大战结束时，苏军共有1136万人，是当时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武装部队。苏联的军工生产能力很强，在战争最后三年，每年平均生产4万架飞机、3万多辆坦克和3万多件自动武器、12万门各种大炮、45万挺机枪、300多万支步枪和200多万支冲锋枪、10万门迫击炮和几亿发炮弹。除了飞机的生产，苏联的武器生产能力居世界首位[18]。即便战后苏联实行部队复员和军工转产，军队人数减少2/3，但仍保留了175个师、2.5万辆坦克、1.9万架飞机。苏联常规武装力量占据了对美国的优势。在维持强大的武器生产能力的基础上，苏联还加速对先进武器的研制。为打破美国对原子武器的垄断，苏联也加速了原子武器的研制工作。早在1942年夏，苏联已经做出制造原子弹的决定，到1947年底，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原子弹的秘密已不复存在。1949年8月末，苏联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但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它信守、而且今后仍拟信守原来的无条件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立场。苏联保持住了世界军事大国的地位，成了美国的主要军事对手[13]72-73。此外，苏联在战后初期加强了国内政权建设和经济复苏进程，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反帝斗争。在尖锐的国际斗争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苏联提出了两个阵营和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1947年9月，苏联出席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的代表日丹诺夫在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中把国际政治力量划分为“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和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帝国主义势力，制造新战争，反对社会主义与民主，支持一切地方反动的反民主的和亲法西斯的政权和运动”；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的基础是“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这个阵营“受到一切国家工人运动与民主运动和各国兄弟党的支持，受到各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受到各国所有进步民主力量的支持”；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的目的“是反对新战争威胁与帝国主义扩张，加强民主和根绝法西斯主义”。苏联谴责美国准备战争、破坏和平的政策，指出美国统治集团的这一政策是“反共十字军运动的必然结果”，是“引起对美国劳动人民基本权益的进攻，引起美国政治的法西斯化，引起最野蛮的仇恨人类的‘理论’和观点的散播”；美国为了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在军事和经济上进行扩张以及进行思想斗争。为了挫败美国的战争、扩张计划，苏联必须进行上述三个方面的斗争，并取得胜利[19]。

正是建立在武力不能剿灭苏联政权的背景下，美苏冷战延续了近半个世纪，期间往返曲折的进退失据，又在妥协中屡次缓和，但总趋势是不断升级的全局冷战和局部热战。所谓缓和，是指冷战期间美苏关系所呈现的一种相对松弛、对抗程度较低、合作成分较多的形态。美苏关系一共出现过三次缓和。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美苏都试图向对方发起策略性的和平攻势，从而导致了两国关系的第一次缓和，其成果主要是东西方首脑的会晤以及在战争遗留问题上一系列协议的达成。进入70年代后，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各自面临的严重困难，美苏都对本国的对外战略进行了调整，特别是尼克松政府实行了全面的战略收缩，促成了它们关系的第二次缓和。第三次缓和则主要打上了1985年成为莫斯科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的印记。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戈氏在其“新思维”的指导下对苏联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全面和急剧的调整，对美国的要求作出了重要的让步。当然，这一缓和的出现也与当时里根希望利用对苏政策的成就摆脱“伊朗门”事件的影响有关[20]。三次缓和的动力不同，结果也有重要差异，根源都在于实力不济和战略调整，而一旦一方显示强势，缓和局面就会消失。艰难而长期的拉锯战，使冷战双方的代价逐渐加大，造成了政治危机、经济崩溃，这在苏联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精疲力竭的苏联放弃了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对峙而自动走向西方化的多元民主制。1989年12月，老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会晤，双方强调不再以对方为敌手，并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协议和解，美苏关系出现重大转折。特别是苏联、东欧国家的体制改革出现了质的变化，各国逐渐由公开化、民主化走向放弃一党制，实行多党制的西方式民主道路。到1991年底，苏联共产党被迫解散，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苏联分裂为15个国家。是年12月21日，俄罗斯等11国在阿拉木图签署《关于独立国家联合体议定书》，宣布苏联不复存在。这就意味着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消亡，也最终完成了两极格局解体的过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赢得了“胜利”。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和平”地进入后冷战时代。

必须承认，尽管冷战中出现了缓和态势，甚至没有触发成核战争，但并不意味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放弃了全面对抗，而美国更没有放弃全球霸权的企图，那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手法变化而已。和平是脆弱的，只不过没有完全破碎，因为美苏都没有完胜的把握而置对方于死地，核恐怖起了根本性的制衡作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滥制和某种歇斯底里的意外使用，将使历经几千年而艰苦积累起来的人类文明毁于一旦。自日本核灾难以来，人类就生活在核时代的恐惧之下。冷战期间，美苏展开核武器制造竞赛，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苏已拥有核武器1万多枚，合计约200多亿吨TNT当量，其威力总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100万倍[21]。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在1963年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成为美苏在核时代签署的第一个限制军备竞赛的条约，尽管其目的在于限制其他国家，但仍可视为东西方关系缓和的积极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部分禁止核试验是和解精神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胜利”，它是“继后在20世纪60年代初达成一系列军备控制协议必不可少的促成因素”[22]。在诸多国际危机的处理上，都以苏联首先退却而得以缓和，但美苏双方在处理危机时几乎是心照不宣地遵守某些原则：坚持为对抗留有余地，努力寻求谈判与妥协的途径，避免因危机升级冲突失控而无可挽回地引发战争。在1958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苏联和美国的坦克对峙不到24小时就先后撤走，并不是苏联领导人决定退却，而是肯尼迪总统通过一条非正式渠道，由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联系一名隐蔽于苏联驻美大使馆内的军事情报官格奥尔基·博利沙科夫向赫鲁晓夫提出要求后，双方商定的一种精心安排[23]。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从1962年10月22日到12月14日，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来往信件就达25封，其中近一半信件在冷战结束后才得以解密。在这些信件中，双方虽然相互指责，但都表明了避免因这次危机而使世界陷入核大战，以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危机的强烈愿望[24]。正如赫鲁晓夫所说：“尽管我们的阶级对抗是不可调和的，肯尼迪和我在防止军事冲突的问题上，却找到了共同的立场和共同的语言。”[25]易言之，美苏双方都需要从冷战对峙中赢得最大的利益，而非同归于尽的结局，保持原貌或许正是核恐怖平衡下的最大收益。冷战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对抗激情和原定战略的收益预期。退出历史舞台的一种必然归宿，就是让冷战被钉死在人类进步的耻辱柱上，因为没有人能够从冷战中真正得到安全和幸福。

从总体实力上讲，美国略胜一筹，最后它的胜出也是意料之中。掣肘美苏不能暴力扼杀对方的第三种力量，就是第三世界的兴起。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长期冷战期间，世界和平岌岌可危。到了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区和国家都被卷入到了美苏所主导的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斗争之中。美苏在把欧洲视为最优先考虑地区、在欧洲形成直接军事对峙的同时，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建立起前沿阵地。双方都总是千方百计地削弱对方，千方百计地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对第三世界国家，美国采取军事入侵、政治颠覆和经济、军事援助等手段，广泛地扩张，不允许苏联渗入。在美洲，美国甚至鼓动发布《加拉加斯反共宣言》，形成了共同反对与防止共产主义在该地区蔓延的联盟。苏联则打着支持民族民主与解放运动的旗号，通过政治支持、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意识形态宣传等手段，在第三世界培植自己的力量，极力加强同美国的竞争。进入70年代后，两极化的世界模式才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东西方之间的紧张状况才出现缓和迹象。这一方面是因为以中苏分歧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裂痕在加剧，而中美关系则在尼克松访华后得到改善；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在复苏，逐渐成长为经济大国。世界出现了多极化的苗头。20世纪80年代是冷战进一步趋缓直至最后终结的年代，首先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实行改革，对外政策随之发生重大调整。后是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领导人，直接推动同美国的缓和与合作，结束了两国的严重敌对状态。最后是柏林墙的倒塌和苏东剧变，才是冷战得以完全结束[26]。换言之，冷战期间也是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形成之期，西欧、日本、第三世界特别是中国等多种力量的迅速发展，有效遏制了美苏对抗的力度、程度和时间长度。美国寻求“单极”和主导世界潮流的种种努力，受到了多极化的牵制。虽然美国的综合国力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是其进一步推行霸权主义的强大物质基础，但是，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力量也在增强，合作和竞争的国际关系都是全方位的，遍及各方面和各领域。在合作中有竞争，在竞争中又有合作。竞争是绝对的，合作是相对的。从总体上来说，世界格局仍由大国关系主宰。大国关系的内在动因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并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尽管多极力量缺乏制衡美国的意图和实力，但毋庸置疑的规律是，如同历史上任何霸权一样，美国也逃脱不了盛极必衰的命运，只是其衰落的时间、过程和方式难以预料。在冷战期间，美国企图建立“单极世界”和建立以它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图谋是难以成为现实的。当前美国想做的，是推迟美国衰落的时间，延缓其过程，充分利用这段时期建立有利于美国的国际制度。美国的衰落和世界多极化将是大势所趋[5]46。

冷战的确终结了，但共产主义和人类进步事业仍将在艰难中前行。苏联解体是20世纪国际政治中最引人注目、影响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使战后两极格局中的一极不复存在，最终结束了雅尔塔体系下的两极格局，宣告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东西欧对峙局面的结束。苏联解体表明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重大挫折，也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敲响了警钟。苏联解体是战后国际秩序演变的一种历史结果，它所宣告的冷战结束并不仅仅因为欧洲冷战体系的不平衡性，也是亚洲冷战体系的脆弱性所影响的一个结果。在欧洲呈现出两大阵营、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典型的两极格局，且具有成熟的政治、安全、防务协商机制，而在亚太地区则呈现出多元结构、多种军事力量并存的状态，在相当一个时期难以形成欧洲式的对话或对抗机制。在亚太地区，有激烈的武装冲突，例如美国直接参与、苏联暗中和间接参与的两场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有影响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巨大事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苏分裂和中美和解，再加上苏、美、中、日、印等大国之间关系的不断变动，不仅影响到亚太地区的冷战格局，而且影响到整个世界冷战的态势及其演变[1]9。更重要的是，苏联也好，美国也好，政权治理和全球治理的问题成了今后人类共同面临的文明困境问题。如何走出冷战，走向人类的普遍安全，更是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中面临的最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且在经历20世纪人类血腥的诸多战争后，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极端性和全面消耗人类精神和自然资源的各种“冷战”，将何去何从，都不是任何一国的大难题，而是人类生存与否的大问题。文明史告诉我们，世界旧秩序和世界新秩序的历史纠缠，将会在任何社会制度和思想进步的发展时期中承续，并且需要更多的良善和智慧的最根本运作，来实现人类的和谐相处、同舟共济，而不是相互猜疑、相互绞杀和独存于世。

统而言之，民族国家形成是“持续不断的启蒙过程”的文化产物，但却在所谓“唯科技论”的近代化推动下，变成了席卷全球的殖民化运动。资本来到世间的罪恶早已罄竹难书，由此而来的民族国家，特别是大国的逐步全球化的殖民运动，将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进行了几轮的洗牌，一次次的武力强制性的破坏或重建，实际上都在践踏着文明支流的演进和化合成世界文化的本源性路径，所造成的文化灾难和物质损失难以估量，而且这种灾祸迄今仍在蔓延之中。冷战就是人类文明史中的特殊一页，期间的斗争双方严重对立，激烈竞争包括军备竞赛和核竞赛。地区性冲突连绵不断，世界处于核恐怖核威胁之中。有些历史学家称冷战为“近代历史上的荒谬插曲”，是“漫长的、代价高昂的、黑暗阴郁的、危险的事件”，是“人类最接近于集体自杀的一次经历”[27]。所幸的是，人类集体自杀没有成为现实，人类自我控制能力和最底线的善良与智慧没有被滥用，冷战和平结束，但冷战的惨痛教训以及深蕴其后的根源仍将是历史延续文明的重要课题，而且永不枯竭。最令人不可忘怀的是，冷战暴露了人性进化的停滞性或倒退性，是人心之盲目而无谓的争强好胜，并以漠视人权和践踏文明成就的罪恶被钉在耻辱柱上。16世纪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度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28]因此，回顾近半个世纪冷战期间的一些不堪回首的过往经历，探寻其中的是非曲直，无疑是一剂时刻清醒大脑、培养理性处理国际问题的良方。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冷战教会世人的是，生命和爱是唯一至高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