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宗昌

(汕头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生态美学的研究逐步在国内兴起。1987年，鲍昌主编的《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第一次收录了“文艺生态学”词条，其中介绍了卡尔松等人的生态美学观。之后陆续出现了一些与西方生态美学相关的论文。李欣复的《论生态美学》(载《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12期)是国内较早对生态美学进行较为深入探讨的理论文章。经过近三十年的理论建设，生态美学思想虽然仍有许多未完善之处，但显然已经成为当下美学界主流话语之一。

在中国生态美学思想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山东大学曾繁仁教授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开始着手探索生态美学理论建设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他步入生态美学理论建构的高峰期。2002年9月于《文艺研究》发表的《试论生态美学》，标志着他对生态美学思考已逐步成熟。他已发表相关论文70多篇，出版相关专著或编著6部。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生态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人民出版社，2012年)、《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的空间》(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年)、《生态存在论美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转型期的中国美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等。除此之外，他还积极引导青年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推动生态美学的持续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本世纪以来，他指导超过三十个博士与硕士完成相关论文，这些学者逐渐成长为相关领域的后备力量。

曾繁仁生态美学理论经过近二十年的探索，已经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拥有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已形成一系列核心内涵和核心概念。曾繁仁生态美学思想的提出和建构，显然有着人类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宏观背景，同时受到西方相关哲学与美学思想的影响，诸如存在主义、现象学、环境生态学、深层生态学等。也就是说，曾繁仁生态美学思想的提出有着宏阔的时代背景、哲学背景和学术背景，但是，它并非照搬西方概念或理论。他本人对此也有明确的意识和自觉：“从国情上来看，一般来说西方发达国家属于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而中国属于资源紧缺型国家。我国以占世界9%的土地面积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森林与水资源都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生态足迹较为紧迫，人均国民收入仍然处于低水平，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任务比较繁重。因此，西方的有些生态环境理论在中国并不适用。而从文化方面来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明显存在，中国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国家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如何创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接轨并适应中国人民生活方式的包括生态美学在内的生态文化形态是我们的当务之急。”[1]所以，曾繁仁生态美学从构建伊始就十分注重中国话语的探索和中国特色的体现。

一、曾繁仁生态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曾繁仁生态美学思想是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同时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

1． 它的诞生是人类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的理论回应

“1972年6月5日世界第一次环境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发表人类环境宣言宣告环境问题成为人类共同的重要问题，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生态文明时代。”[2]10这个时代是工业文明时代之后的必然结果。随着工业文明带来的包括环境问题在内的诸多问题不断涌现，人类表现出了生态文明的觉醒。莱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和贝切伊的《增长的极限》等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关注到工业文明的弊病以及生态文明的到来。根据赫拉利的《人类简史》描述，工业文明的核心主题是“增长”与“消费”，人们不断追求经济增长，同时为了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又不断刺激消费。这种增长主义，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所遭遇的诸多问题，尤其是资源与环境问题，在国内不同程度地再次上演。曾繁仁生态美学思想的提出，既是对人类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的理论回应，同时也是对我国生态文明发展的积极思考。

曾繁仁在《生态美学导论》出版之时(2010年)提出：“2007年10月我国第一次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之后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问题。”十九大报告则已经将建设生态文明提升为“千年大计”，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文明建设伴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明确、不断提升、不断深化。曾繁仁生态美学理论的构建从本世纪初算起，也可以说是始终伴随着这一基本国策在成长发展。

2． 理论基础之一：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论生态哲学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被誉为上世纪初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哲学思想之一，其创造性地使用了“此在”的概念，“此在，根据其在世界中存在的基本状态，已经同样源始地和它的这一揭示状态一起，在世界、在之和自我等方面而被揭示出来。”[3]工业文明时代的主客二分认识论被颠覆，代之而起的是此在与世界。培根、笛卡尔等以来的“我思故我在”等口号宣扬之下的理性主义，以及“人类中心主义”受到前所未有的怀疑。曾繁仁充分认识到存在论哲学的时代意义和价值，讲道：“生态美学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存在论生态哲学，这是由工业革命时代主客二分的认识本体论世界观到后工业革命生态文明时代的‘此在与世界’机缘性关系的存在论世界观的重要转型。正是基于这样的转型，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才从工业革命时代的二分对立到后工业革命的生态文明时代的两者须臾难离，生态哲学与生态美学从而得以成立。”[2]22在2015年出版的《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一书中，曾繁仁仍然将之作为基本的哲学立场。

3． 理论基础之二：生态现象学

“现象学”最早可见于黑格尔著作，但是这里所言的现象学显然非黑格尔所言，而是以德国哲学家胡塞尔为代表所创立的哲学流派，它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人类的唯科技主义哲学与文化的反击，其本身就包涵极为丰富的生态哲学内涵。曾繁仁认为：“生态美学的基本范畴是生态存在论审美观，其所遵循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生态现象学方法。”[4]“生态现象学反映了当代哲学的发展方向，是一种生态文明时代的主导型哲学。”[2]35他认为胡塞尔现象学的“悬搁”与“现象学还原”“交互主体性”原则等，有力反击和超越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人类中心主义”等，都为生态哲学观念奠定了哲学基础。

4． 理论基础之三：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

曾繁仁生态美学是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作为重要理论基础的。在《生态美学导论》一书中，曾繁仁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单独列为第二编“生态美学的理论指导”，而将其他哲学思想列为“思想资源”。所以，曾繁仁生态美学理论显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根本理论基础的。他讲道：“作为当代人类精神的导师和伟大理论家，他们以极其深邃的洞察力和敏锐眼光对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做出了预见与分析。就我们目前的研究来看，其预见和分析的深刻性是十分令人惊叹的，它是新世纪我们深入思考与探索生态审美问题的极其宝贵的理论指导与重要的思想资源。”[5]119“首先要奠定唯物实践观在当代存在论美学观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发掘并坚持马克思的实践存在论观点。”[6]66

经过近三十年的理论建构和探索，曾繁仁生态美学理论虽然还没有达到成熟与完善，但是显然已经形成较为核心的内涵与概念范畴。他认为：

从目前看，关于生态美学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生态美学仅研究人与自然处于生态平衡的审美状态，而广义的生态美学则研究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和人自身处于生态平衡的审美状态。我个人的意见更倾向于广义的生态美学，但将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的研究放到基础的位置。因为，所谓生态美学首先是指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许多基本原理都是由此产生并生发开来。[7]

所以，曾繁仁生态美学是涵盖自然、人生、社会等方面的全面的理论体系，它从讨论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出发，但是又超越了单纯自然生态美学。

曾繁仁生态美学理论现有的核心范畴包括：诗意地栖居、天地神人四方游戏、家园意识、场所意识、参与美学等。这些概念范畴涵盖了人与世界的共生生态关系、人类的终极关怀、生态审美观等各个关键层面，他本人也曾较为成功地对文艺作品进行了相关解读，基本证明了这一理论的自洽性。

二、曾繁仁生态美学理论开放性的表现

曾繁仁生态美学理论有其产生的宏大时代背景和思想背景，并且形成了较为核心的概念与范畴。但是它显然不是照搬西方的某种理论体系，或贩卖某种哲学学说。追求理论的圆融和完善是他的固有目标，但是这一理论从诞生伊始便一直保持着开放性特征。具体说来有如下表现。

1． 对理论的充分自知与开放性态度

生态美学理论目前仍然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他(曾繁仁)又认为：由于生态美学作为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目前它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因而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决定了生态美学的前学科性质”[8]。曾繁仁对此有明确的自知，并对理论的完善秉持明确的开放性态度。

他珍视学术论辩对生态美学发展的重要作用，他在《论辩是生态美学前进的动力》中提到：“当然，认知论生态与环境美学是当代西方环境美学的重要形态，目前仍然在发展当中，包含诸如分析美学等诸多重要成果，它的存在与发展，无疑同现象学、存在论、生态美学形成一种对话与交流的态势，有利于生态美学的丰富发展。”[9]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论形态，生态美学仍处于发展状态。理论家不能将之封闭在自我满足、自我欣赏的境地之中，要承认其局限性，更要勇敢面对各种理论质疑。

对这一理论目前存在的不足与局限性，曾繁仁曾多次明确：“当代存在论美学观目前仍在探索与形成当中，而它作为当代西方哲学——美学理论形态之一，自身具有不可免的片面性，因而其局限是十分明显的。”[6]66面对这种不足，他十分注重同其他观点的交流，也十分注重建设路线的思考。

对于与其他观点交流，他特别提到了中西对话的重要性。他说：“中西对话是中国生态美学当代以及未来发展的主题。只有在中西对话中才能找到生态美学发展的创新路径。”[1]而对于理论建设路线的思考，他则极为谨慎，他认为“中国特色”是这一理论的终极路线：“我们面对西方当代存在论哲学——美学理论，不能生吞活剥地加以接受，而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唯物实践观为指导的当代存在论美学观。”[6]66

曾繁仁生态美学理论的这种充分自知和开放性态度，是保证这一理论不断进步与发展的基础，也是保证其鲜活性与科学性的必要前提。

2． 对理论资源的多元选择

如上所述，曾繁仁生态美学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为指导，同时也将存在主义以及现象学理论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这三者可以看作是曾繁仁生态美学理论的基本哲学基础。但是，他并没有将此理论体系的建立仅仅局限于此，他十分自觉地对古今中外相关的思想资源进行挖掘。他说：“当代存在论美学观应该借鉴大量的古代与现代的理论资源。从古代来说，应该借鉴西方古典存在论哲学——美学资源。首先是借鉴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的资源，譬如哲学家阿那西曼德提出万物循环规律与人的生存的关系，对当代存在论不无启发。再就是借鉴康德以来的西方近代哲学家关于艺术与人的生存关系的思考。”[6]65

曾繁仁2010年出版的《生态美学导论》所关涉的理论资源还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海德格尔的生态审美观以及西方18世纪以来的生态美学资源等。而到2015年出版的《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一书中，思想资源的涉猎就已经扩展到胡塞尔的现象学、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梅勒生态现象学，以及气本论生态生命哲学与美学等。“进一步来看，由于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的开拓，曾繁仁的学术研究越来越能够找到各个理论的相通之处，于是他的学术研究体现出了理论融合与对话的特点。”[10]

可以看出，曾繁仁一直在以开放的心态，积极挖掘和甄选古今中外优秀的思想资源。

3． 理论维度的开放性

上文所述，曾繁仁将自己的生态美学理论定位为广义的生态美学，它的理论基于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提出，但却致力于构建一个涵摄广泛的理论体系，表现出极为重要的开放性特征。

曾繁仁突出了生态美学在世界观建构上的作用。他在《生态美学导论》中就指出生态美学的提出“具有新的世界观建设的作用”，“我们认为，当代生态审美观应该成为新世纪人类最基本的人生观，成为我们基本的文化立场与生活态度”。曾繁仁生态美学建构之初就致力于广义建设，贯通自然、社会、人生等诸多领域，绝非封闭的狭义理论。

从生态美学理论的基本论域看，曾繁仁已经将其论域扩展至诸多方面。2015年出版的《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中已经涉及“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生态审美本性论与身体美学”“参与美学”“生态语言学”“生态审美教育”等内容。

随着近几年研究的深入，生态美学理论日渐成熟。而曾繁仁对生态美学理论的研究拓展到诸多领域，展示出这一理论巨大的涵摄力。他在2018年6月发表的《生态美学走向生活：新时代的“简约生活”方式》一文提出：“从时代观、自然观、发展观、生态伦理观、生活观、文化观与美学观等7个方面阐释了‘简约生活’提出的历史、现实与理论根据，特别阐释了其与‘美丽中国建设’的紧密联系。”[11]显然，这一理论的涵摄面已经触及生活方式。

三、中国化之路与传统文化智慧的发掘

毋庸置疑，曾繁仁生态美学思想的提出源于西方相关理论，他本人对此也不避讳。但是我们必须同时看到，这一理论在构建之初就十分注重中国话语的构建。这种理论的中国化与对中国话语的追求，显然也可以看作是曾繁仁生态美学思想开放性的重要表现。他说：“但生态美学毕竟是借鉴西方资源的产物，作为以人的生存状况与经验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必然应该是普适性与本土性的统一。……目前，在生态美学的建设中，特别要强调的正是其本土性的强化——坚持生态美学建设的中国化之路。”[5]474

曾繁仁生态美学理论坚持走中国化之路和中国话语的建构，一方面是基于普适性与本土性统一的基本认识，同时更是基于一个重要的学术事实：西方生态哲学和美学理论大多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影响。曾繁仁认识到了这一学术事实，并对此多次加以阐述：“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西方真正的生态哲学与美学话语大多受到了东方儒道佛文化的影响。因此，探索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不仅是发掘中国文化宝藏的需要，还是真正弄清西方生态美学真谛的需要。”[12]67《生态美学导论》也明确表示：“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文化古国，作为农业国家有着十分丰富的生态文化智慧，但我国在这方面的发掘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现在有充分的材料证明，西方当代包括生态美学在内的生态理论的发展都与借鉴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密切相关，但我国理论界却对此认识不够。”[5]472此外，他还讲道：“中国古代哲学与美学的诸多形态与诸多‘后现代’理论具有少有的相合性，这是已经被证实的事情。”[12]67

既然这一理论所因以提出的西方的相关哲学与美学理论都与中国古代生态智慧密切相关，我们更没有理由因为它有西方背景，而一概否认其在中国的合理性，我们更应该积极发掘和整理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话语，走生态美学理论的中国化道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坚实的生态美学理论体系。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而言，这一工作不仅有先天的优势，而且也只能由我们自己完成，绝不能期待抄录外来学说或由外人完成。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看，其与当代的“生态”及“存在论”等核心哲学话语是一致的。曾繁仁说：“生态美学在中国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国古代长期的农耕文明与广袤的内陆环境诞育了人与天时、地利紧密相关的生态文化。”农耕文明之下的生态智慧浸染着中国古代文明，这是曾繁仁所认识到的，他也将之视为生态美学理论建构的巨大宝藏。

早在《生态美学导论》一书中，曾繁仁就整理了一系列“生态美学的中国资源”，其中包括“《周易》与儒家的生态审美智慧”“道家与佛教的生态审美智慧”“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的生态审美智慧”等。如果说，此时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发掘还处于较为概括和粗浅的层面，那么，随着《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一书的出版，其研究显然已经趋于精细化。其中已经提出了诸多生态美学论题，如“‘天大之大德曰生’的生命哲学”“‘保合大合’的生态审美境界”等。这些论题具有十分鲜明的中华话语特征，是曾繁仁生态美学理论的增长点，也是其理论开放性的典型展现。

特别是他提出的“生生之学”的范畴，以及程相占提出的“生生美学”，表明曾繁仁生态美学理论中国化迈出了重要一步，是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尝试。曾繁仁曾撰文称：“生生美学是生态美学的中国传统形态，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它的正式出场与改革开放及其进一步深化密切相关。……生生美学在本质上与当代生态存在论美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13]

所以，这一理论的中国化之路是伴随曾繁仁生态美学理论始终的，中国话语的建构不仅有学理的基础，而且有构建的可能与必要。

综上所述，曾繁仁生态美学理论虽因西方相关哲学思想与生态理论而提出，但是无论从其广泛的哲学基础看，还是从其开放的态度，以及宽广的涵摄力看，这一理论都具有极为鲜明的开放性特征，而不应将之视为自我封闭的理论工具。这一理论的中华话语建构不仅有学理基础，而且极具可能性和必要性。当然，这更是曾繁仁生态美学理论开放性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