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远，蒋国海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一套在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框架内以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民主集中制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为主要内容的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这一党内政治生活的指导框架正是李大钊在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订立的，这也为其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契机。

一、对十月革命的经验总结，为早期党内政治生活指明了实践路径

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1]1471。李大钊也开始思考如何从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有益成分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但是要使该经验的借鉴适用于中国的现实状况，就必须对俄国样本中可借鉴的部分进行正确而深入的解剖，以求从中找到解决国内问题的答案，在这一点上李大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对十月革命进行详尽的分析之后，他认为十月革命之所以成功的关键在于列宁领导的革命党将马克思主义与群众运动开创性地结合了起来，他们动员“俄国国内许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跑到乡下农村里去，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理”[2]129，让更多的农民和工人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从而为俄国革命注入了生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劳农阶层，广泛发动群众运动，这是俄国革命为中国革命带来的重要政治组织经验。

在李大钊群众运动论述的影响下，各地带有革命倾向的早期党组织成员开始重新审视群众运动在中国革命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毛泽东将其注意力从早期的改良主义转变到群众运动上来，他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明确表示，俄式道路“较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3]1，因而极为赞成。党内注意力的转变，一方面，让发动群众运动成为早期党组织成员推动革命进程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也逐步使早期党组织的政治活动都围绕着发动工人运动这一目标展开。在1921年党的一大上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了党的中心工作是领导和发动群众。为了进一步推进一大纲领中所确立的中心工作，党还决定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一全国性的工会领导机构来更好地协调和统筹各地区的工人运动。党的一大标志着党内早期政治生活的中心议题是进一步探索在中国国情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现实途径和方法。为了贯彻一大纲领所提出的这一政治任务，党将组织内部的主要力量放到了发动工人运动上来，各地党组织在一大党所规定的任务和要求的框架内，通过积极组织工会、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开展阶级斗争教育等方式，从组织和思想政治两个层面不断提高工人群众的组织性和革命觉悟，尤其是1921年至1923年，在党组织的有力领导下，各地罢工浪潮此起彼伏，这些罢工运动锤炼了党的政治组织能力，培育了一大批政治中坚力量，也进一步将党内政治生活的重心转移到发动群众运动上来。

二、提出要在中国组建共产党而非社会民主党，奠定了早期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基础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在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对当时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是党在早期组织上和思想上重要的领导人和领路人。

十月革命的胜利，让李大钊看到了民族复兴的一丝曙光，他也将俄国的成功经验当作解决旧中国深重民族矛盾和民生矛盾的路径选择。在李大钊看来，他们的胜利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的党也不是其他性质的党而是“革命的社会党”。由此李大钊也开始逐步思考如何在中国组建一个在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式政党。为了进一步了解社会主义政党在革命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李大钊对当时俄国国内各种社会主义政党的性质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互相比对之后他认为，只有列宁领导的党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而以当时控制海参崴政府的党为代表的其他许多政党，虽然对外宣传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但根本上却是“外红里白”的“红萝荸”党。这实际上是李大钊有意识地对当时国内兴起的带有伪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潮的批判。1920年5月，陈独秀决定在上海建立共产党小组，本来想将党的名称定为社会共产党，但是随后在与李大钊商议的过程中，李大钊认为，“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社会主义团体”[2]615，因此党应该称为共产党而非社会民主党，陈独秀表示完全赞同，二人就此敲定了党的名称，这也为后来在中共一大上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做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同时，为了维护各地早期党组织的共产主义方向和马克思主义在组织内部的指导地位，李大钊旗帜鲜明地与组织内部的一些持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成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论战时，李大钊特别强调要严格划分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和以布尔什维克党为代表的第三国际之间的界限。李大钊认为，“前者是社会党人的运动，是半有产阶级的运动，后者是共产党人的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2]110，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人是绝对不能模糊的。李大钊与这些非马克思主义成员的思想论战有力地巩固了早期党组织的意识形态取向，提高了早期党组织成员的革命觉悟，为日后一大确定党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扫清了组织内部的思想障碍。李大钊在怎么建党和建设一个什么性质的党等方面的思想观点，对早期党组织的政治建设和党内政治生活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1921年，针对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和需要，李大钊果断号召“中国C派(communism)的朋友，那好不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各国C派的朋友相呼应呢”[2]615，呼吁尽快顺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随后中共一大于当年7月在上海召开，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最终将中国共产党作为党的正式名称。这使党从成立伊始，其性质即被确立为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从而与各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有了质的区别，这一政党性质要求党内政治生活的开展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党在一大纲领中不仅提出了党的奋斗目标，给当时党内的政治生活提出了新的问题，而且还进一步凝聚了党内的政治共识，为全党同志在党的一大后开展革命活动指明了工作方向。

三、最先在党内实践民主集中制，并将之确立为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在建设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时提出来的一项重要的政党组织原则，即通过实现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最大限度地挖掘党的潜力和战斗力以克服俄共(布)当时所面临的严峻的国内外生存环境。

俄共(布)取得革命胜利之后，李大钊认为，“中国的前途，只有走俄罗斯十月革命的道路”[4]119，建立一个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强密精固”的政党去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李大钊为了更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秘密成立了名为“亢慕义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大力团结吸纳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将以毛泽东、恽代英、高君宇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青年团结到自己周围，使他们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赞成走十月革命的道路。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区代表维经斯基与李大钊就俄国革命的局势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在李大钊的安排下维经斯基由北京转赴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人接连进行会谈，详细介绍了苏共的有关状况。会谈结束后，与会代表得出一致结论：“走俄国人的路”。在随后召开的党的一大会议上，即便此时“共产党尚未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但它的总路线，同样它的组织原则，都是按照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建立的”[5]45，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探索党的组织架构时，其参照对象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俄国共产党。

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李大钊对民主集中制原则身先示范，他在担任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领导人参与党内外活动时，总是不忘坚持民主主义的政治精神。李大钊在北方区委的日常工作中总是“以身作则，贯彻党内民主，实行集中领导”[6]47。即便是对一些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产业工人，如京汉铁路的史文彬、京奉铁路的邓培、京浦铁路的王荷波等，李大钊也十分重视他们在党发动工人运动过程中提出的建议。当时区委决策程序是，凡是涉及有关方面的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充分的研究，提出解决方案，然后在党委会上进行详细讨论，最后按照多数决原则予以通过。在区委干部的任用方面，李大钊也是本着大公无私、不讲派系的精神，提拔任用全凭革命才能以及在革命实践中所作出的贡献，所有干部的拔擢都要在党组织会议上经过充分讨论之后才加以任命。正是在李大钊的直接参与下，民主集中原则在北方区委的政治运行中得以实践并形成制度规范。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一方面规范了党组织内部的纪律，让党员时刻保持高昂的革命热情，为北方区委的政治团结和稳定提供了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广泛的研究讨论，也提高了北方区委政治决策的科学性，有力地推动了陇海铁路和长辛店的罢工运动的开展。李大钊领导下的北方区党委在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如议事规则和选人用人等方面，基本上贯彻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要求，为其他地方党组织建立公平透明的用人机制、妥善处理党组织和个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早期的经验借鉴。

四、为毛泽东提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三条原则提供了理论素材

为了纠正大革命后期党内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家长制”“非无产阶级化”等异化现象，毛泽东在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上提出了“思想建党”的政治思路，强调要廓清党内政治生活就必须“善于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在实践中实行马克思主义”以及“多联系群众”。实际上李大钊在他推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就已经对这三条原则进行了理论上的初步探索和实践上的行为示范，为后来毛泽东思考解决党内生活中的政治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石。

作为五四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李大钊从运动中发现了无产阶级所蕴含的政治能量，因而把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了劳工群众身上。这一发现更加推动了李大钊世界观的转变，1919年5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标志着他彻底脱离忽视人民群众的唯心主义阵营，转变成一名肯定劳动人民和群众运动历史地位和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重视劳工阶级对争取中国革命胜利过程中所能起到的巨大作用，认为劳工阶层是革命力量压倒反革命力量的关键所在，“一旦斗争起来，非仰赖劳工阶层不可”[2]128，必须予以十分的重视，所以在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必须广泛联系群众，充分调动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和积极性，这可以为中国革命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为了联系、调动尽可能多的社会群众，增强革命阵营的力量，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李大钊向知识分子阶层伸出了橄榄枝，他指出，知识分子要创造理想社会、解放劳苦大众，就必须实现自我的改造，而改造的唯一途径是与“工农群众”相结合。1919年，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中写道，这场胜利是整个世界上庶民们的胜利，这也使他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认识到了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工阶级是推动革命的社会主体力量，而且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运动将在各个国家产生并形成世界性的影响。阻碍这种新运动进路的以旧军阀、封建贵族以及帝国主义为代表的封建社会残余和各种反革命势力，将会被群众运动冲毁。从中也可看出李大钊对群众的重视程度，他不仅将群众运动作为当时党实现政治目标重要途径，而且他将群众放在中国革命的框架内去思考，这是对前人的突破和创新。李大钊有关群众的论述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的道路，也为毛泽东群众观点的提出进行了先期的理论探索。

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李大钊一直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特殊环境下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理论雏形。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重视其“时代性”的自有特质，“把这个理想运用到实际政治中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2]306。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理论的时候，要以其周围的实境为依据，即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途径就是要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除此之外，李大钊还认为实践之外，我们“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在掌握科学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下，一方面继续在继承的基础上探索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要更为充分地了解中国国情，使人“向实际的方向去做”。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李大钊在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上都做出了相当的贡献。比如，李大钊在民主革命时就强调，“无产阶级是国民运动中的领导因素”，革命必须积极发动工人和农民进行武装斗争，这些政治思想都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做了前期准备。李大钊还进一步指出，理论就是要将其作为解决具体的、实际的社会问题的特殊材料和工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成熟以后，也必然带有中国社会的独有属性，这不仅是实践经验上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哲学基础。李大钊的这一观点为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所面临的如“农民革命问题”“阶级问题”以及“革命领导权问题”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思路。

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在开展党的工作和社会运动的过程中，敢于承认自身的错误，勇于自我批评，为塑造良好的党内工作作风做出了表率。1922年5月14日，胡适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提出早日召开南北会议、恢复旧国会、制定宪法、改革选举制度等“好人政府”的施政目标。此时的李大钊也正寻找救国的道路，在胡适等人“好人政府”的游说下，李大钊起初也认为“好人”要做社会的砥柱，必须要有为进行政治层面的社会改革尽智出力的奋斗精神。陈独秀在得知这一消息以后，立即致信李大钊，说明中国共产党不是改良党，党的领袖在改良主义的声明上签字不仅会在社会上模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属性，在党内造成政治目标上的混乱，而且“好人政府”的主张必将给正处于上升时期的中国革命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他还在信中强调“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之下的政党政治，是必然包涵许多腐败与罪恶的”[7]187。中共中央也在随后发布《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明确指出“好人政府”本质上是“向恶势力作战”的障碍物，这一声明直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好人政府”的政治态度。李大钊在得知中央的公告后，立即做了自我批评，抛弃了“好人政府”这样的改良主义主张，并在当年6月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国内军阀政治的横暴，国外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将中国改良的各种希望都澌灭殆尽了”[4]96，改造如今社会最好的工具就是政治斗争。李大钊的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知错就改的工作作风，彰显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担当，为党内成员的自我检讨、自我提升、自我教育和正确纠正党内同志的错误，维护党内优良的政治作风树立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