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坤，曹金发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一、尹会一和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概说

尹会一(1691--1748)，字元孚，号健余，曾任扬州知府、两淮盐政、河南巡抚、江苏学政等职。尹会一早在年少读书时就立下经世致用的志向，他在《题范文正公祠》中说：“余读《义田记》，愿学公之为人；读《文集序》，愿学公之为文；读《神道碑》，愿学公之为臣。”[1]他在《健余先生读书笔记》中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志在则然。得志与民由之，不私此志于天下也，不得志独行其道，不负此志于天下也。”[2]尹会一很重视志向的作用，他少年时就立志做一个像范仲淹那样的人物，他认为有志向的人，才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尹会一的志向就是做人要诚，做官要为百姓办事，这样才能实现经世致用的抱负。

尹会一的老师朱轼、孙嘉淦都是注重实践的学者型官僚。他在给老师孙嘉淦的信中曾这样说道：“侧闻视学京畿，以大儒经世之业，普春风化雨之施，文教振兴，胥本至诚而动，固非及门所能步趋，而奉敦有素亦不敢不勉……事无大小，专务求实，使人不问而知为先生弟子，此则某之所期以仰尊师诲而上报主知者。”[3]尹会一认为要光大老师的名声，就要做到像老师一样以大儒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为指导，文教振兴，诚心实意地做事，做到实事求是，这就是尹会一想要达到的目标。他的两位老师对他早期形成经世致用思想的作用是巨大的。他始终把经世致用作为他为人做官的处世之道，强调经世致用的功效，脚踏实地地做事，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

尹会一成年时，正是理学的地位被新兴汉学超越的时期，他早年深受宋明理学的熏陶，所以没有走上新兴汉学的道路，而是强烈地捍卫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表现出突出的务实精神。朱熹等理学家吸收了佛、道以及诸子之说，对经典文本进行一种新诠释和当下解读，从而达到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发展和超越，进而打造与佛教相抗衡的思想和知识体系[4]。汉学者认为应当通过文字训诂，逐字逐句地还原解释，才能正确理解圣贤经典，才能发扬学术的实事求是精神，但是他们却是一心钻入故纸堆中，不问世事，一心只讲义理，远离政治，只谈学术，从而变成了空谈，几乎重蹈了宋儒的覆辙。尹会一认为汉学者的考证辨伪，仅仅只能证明经书的真假，而不能达到穷经致用，只有从书中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并且亲身实践，才是真正的目的。“尹会一更加重视实用的道理，反对虚无之论，他坚守自己内心的内圣外王的目标，真正做到了表里如一，知行并重。”[5]

顾炎武，字忠清，号亭林先生，与王夫之、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被称为清学开山始祖，主要作品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顾炎武是著名的经学家、音韵学家。他作为清学的开山鼻祖，运用经世致用的思想，朴实的考据方法，改变了当时空虚的学术风气，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学术时代。顾炎武考据学的特点是注重对历史现实的揭示，但是他并不是一味地揭示历史现象，而是从现象看到本质，找出历史的盛衰之理，为后世提供借鉴的作用。

顾炎武早年深受其母的影响，据《亭林余集》记载，顾母教育自己的儿子勿忘国恩，勿忘先祖的遗训，“我一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目地下”[6]。母亲的教诲无疑是影响深远的，尤其是在家破人亡的时期，这也是他积极地参加反清复明活动的一大原因。顾炎武还通过著书立说来表达自己的经世致用思想，《日知录》就囊括了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7]序言里介绍了这本书的由来和名字的出处，以及创作这本书的原因，最后一句“以正后之君子”是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给后世学者以启迪，教他们做人做事的道理。

顾炎武认为，只有充分发挥儒学的经世致用功能，才能利国利民，国泰民安。明末清初，社会处于大动乱、大变革之际，许多读书人因为思想观念一时无法适应，所以大谈心性，远离现实，埋头故纸堆中，形成了空谈的风气。顾炎武此时作为一个经世致用的思想家，倡言“匹夫之贱，与有责焉”[8]，这就是后来梁启超引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出处。顾炎武认为作为一个现实中的人，不能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远离现实，只有奋发向上，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现实，才是真正的人。只有每个老百姓真正担当起自己的责任，这个国家才有希望，这个民族才能自强。

顾炎武的另一部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也深刻地表达了他的经世致用思想，这本书的材料都是“有关民生利害者”，顾炎武以讲述郡国的利与弊来提醒国人要重视兵防、赋税和水利等。顾炎武通过实地考察，仔细辨伪，为了国计民生，不辞劳苦，改正了原书记载的许多错误，他的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是十分宝贵的。

二、尹、顾二人经世致用思想的相同之处

尹会一与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都反对空谈，提倡实学。尹会一在《健余札记》中记载：“同年某，语及孙宫保大肆讥评，谓正心诚意之谈，徒为欺罔后学。制义取士，只须精于时文，弋取科第，便是显亲扬名之孝。若日事道学，而不得科名，父母之心乐乎?余因此言出于士大夫之口，所关世道人心不小。极口辩矫，大略谓：生于天地间，既得为人，人心便不可不正。心有意便不可不诚，不正心，不诚意，即不可为人。含为人之道，而欲中举会试，以窃朝廷之爵禄，而博父母之喜悦，其为欺罔君父孰大焉?以是教后学而陷溺其心，是杀之也!虽理足以胜之，但锢蔽已深，岂口舌之所能争?”[9]孙宫保大肆批评理学，认为理学所说的正心诚意，只是欺负后来的学者不懂学问，他认为只要会作当时的文章，考取功名，便能够显扬父母的名声，就能尽到自己的孝心。尹会一认为这种言论出自士大夫之口，对人心的影响很大，人生于天地间，既然是人，那么人心就不能不正，不正心，不诚意，就不是人了。为人的道理，怎么会只是想高中做官，然后窃取朝廷的爵禄，这样来博得父母的喜悦，这种行为简直是欺君罔上。这里尹会一就是用做人要正心的道理来批判一味地追求功名利禄，有孙宫保这种思想的人，虽然能做官，但是可想而知，这样的人又怎么能担当起经世致用的责任呢？顾炎武和尹会一一样也是反对空谈的，他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如果一篇文章对国家没有益处，那么这样的文章还是不必写了。无论文章写得多么动人，多么有感染力，文章都必须落实到实践中去，必须对国计民生有益处。文章要反映社会现象，要有自己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并且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切实有效的方法，这样的文章当然是越多越好，反之，那些空虚无营养的文章，则是不写为妙，因为这样的文章毫无用处，只会增加负面影响。顾炎武对待文章的态度正反映了他经世致用的思想。怎样才能写出好的文章呢？顾炎武提倡直言，反对巧言，直言就是实话实说，要敢为人先，实事求是，充分考虑百姓的疾苦，帮助百姓解决问题，这样的文章才会是好文章，才能体现经世致用的精神。

第二，都提倡服务百姓。尹会一在为官时，一心一意为民办实事，办好事。在任河南巡抚时，尹会一非常关心百姓疾苦，教育百姓要不误农时，许多河南的百姓不懂得这个道理，他认为：“凡物之生长，必有其候，故农时以勿违为先，而力田以早种为主。”他还让地方官责成乡老劝谕百姓遵守。尹会一曾写过一首农诗：“要种田，莫偷闲，人勤粪大乐丰年。要吃饭，防天旱，凿井开渠早打算。要满收，通水沟，水来即去涝何愁。要得富，多种树，本钱不费利无数。要实惠，养畜类，鸡鸭猪羊都好喂。要如意，行善事，忍耐公平真吉利。”[10]这首诗也正体现了他注重农业实践的思想，如果没有亲自的实践，怎么会有正确的结论？尹会一关心百姓的生活，爱民如子，发挥经世致用的精神，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最终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他明白先圣的大道理，并且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在他为官的生涯中，做到了待人以诚，为官清廉。乾隆皇帝曾这样评价他：“向闻汝操守清廉，办事尚属明白。而且实心任事，故有此用。勉力图报，莫负初志，则将来之任用，正未可量也！”[11]尹会一用心办事，操守廉洁，乾隆皇帝勉励他，希望他能不忘初心，继续努力，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尹会一充分发挥经世致用的思想，并且把经世致用的思想运用到实践中，做到了实事求是。艾文锦在《尹会一评传》中说：“尹会一在为官时，着眼点不在当官做老爷，而在经理吏治、民生之要务。尹会一以兴学育才为己任，重在课实学，省虚文，储才致用。既要忠心报效朝廷，又不满足于官方倡导的空谈学风，既要遵从圣旨，对朝廷唯命是听，又想革除阻碍社会发展的某些弊端，反映到哲学上，就形成了尹会一既以程朱信徒相标榜，又推崇颜元的惟务实学这样一种矛盾的状况。”[12]顾炎武处在明末清初的年代里，百姓生活困苦，衣食无着，只有想办法改变百姓的生活状态，才能恢复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才不至于陷入空谈，他一心想为百姓谋得更好的生活，在顾炎武的一生中，忠君爱国的思想可以说是始终伴随着他。这也是他一辈子不肯入仕清廷的原因，他用手中的笔做刀枪，力主经世致用，主张反清复明，与清朝统治者作斗争。他猛烈抨击君主专制，“为民而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8]，他认为君主、诸侯、士大夫和老百姓，他们的地位是一样的，“为民而立君”就是要为老百姓服务，以经世致用的思想，来拯救时弊。这点和尹会一的思想是一致的。

第三，都带有时代局限性。在封建社会里，他们都没有跳脱这个背景，仅仅是寄希望于封建帝王能为天下苍生做好事，并没能彻底地反对封建社会，反对君主帝王的统治，反对帝制。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仍带有一定的英雄史观，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决定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要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则取决于帝王的作为。尹会一则是积极地拥护清廷的统治，他认为天下要想大治就必须依靠贤明的君主，寄希望于君主能善于纳谏。尹与顾两人思想都带有封建性，这是他们的不足之处，也是他们的时代局限性。

三、尹、顾二人经世致用思想的不同之处

尹会一与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时代背景与个人境遇不同。顾炎武处在明末清初，南明残余仍然和清政府顽强地斗争，顾炎武弃笔从戎，提倡反清复明，他对明朝忠心耿耿，甚至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年轻的时候就抱有强烈的爱国情怀，这份情怀伴随了他的一生。虽然南明政府在清廷的镇压下逐渐瓦解，但是顾炎武的这份爱国情怀并没有随之消失，反而是历久弥坚。他对国家和民族有着深深的使命感，给后世留下了很大的影响。尹会一所处的时代是雍乾时期，这一时期，清廷已经完全确立了统治地位，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大力提倡考据辨伪的汉学。社会上弥漫着空谈、空虚的学术风气，尹会一作为笃信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他提倡用理学的经世致用思想来反对当时空虚的学术风气，在他的著作中，总是流露出学以致用的思想，提倡实学，反对空谈。

第二，政治抱负不同。政治抱负不同，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内容就有了区别。顾炎武反对清朝的统治，希望恢复明朝的统治，因此他的思想带有忠君爱国的性质，他爱的是明朝，一生都在为反清复明奔波，虽然最后清朝仍然确立了统治地位，但是他仍不忘初心，在晚年，他把自己比成精卫，“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期。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13]，顾炎武矢志不渝，为了反清复明，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而尹会一的思想却是一心一意为清朝统治者服务的，他认为君主要想成为明君，就必须懂得纳谏，信贤用贤是第一要务，他时时刻刻提醒统治者，要善于用人，要任人唯贤，这样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

第三，理论与实践的侧重点不同。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更强调理论，他倡导清议，读书人要认清现实，努力用自己的能力去改造社会，为社会创造价值，这正体现了他的强烈的关注时事、关注社会的精神。尹会一的思想更体现在做人为官的层面上，他的著作《四鉴录》就是为现实服务而写的，他在序言里写道：“取鉴于古，而各尽其道，则治功成焉，不然，明于论人，暗于责己，虽上下数千年，记诵无遗，亦等诸玩物丧志耳。正朝廷以正百官。”[14]这里他强调要从古代的事迹中找出做人做官的道理，并且付诸实践，这样才能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第四，民族意识的强弱不同。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既继承了孔孟之道，又带有强烈的民族大义，这是尹会一所不具备的。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对明亡的深刻总结，反对“宁赠外邦，不与家奴”的观点，他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就是为了唤醒广大老百姓，呼吁人民以民族大义为重，勇于担当自己的责任，这正体现了顾炎武的爱国赤诚之心和高风亮节的民族气节。而尹会一处在康乾盛世，他所感受到的和顾炎武不同，他的志向自然就和顾炎武不同，他怀揣着的就是希望统治者能任用贤才，让社会更加祥和，百姓的生活更加美好，所以他的经世致用思想更多的是在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在不损害封建统治者利益的情况下，维护百姓的利益。

综上所述，尹会一和顾炎武在经世致用思想方面，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相同点是两人都反对空谈，都带有为百姓服务的精神，都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不同点是，尹会一更强调实践的重要性，顾炎武则是理论多于实践，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还带有民族大义，这是尹会一不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