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甘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熙宁六年(1073)，司马光在洛阳尊贤坊北买田二十亩，营造独乐园(又名南园)。独乐园园小而名大，是宋代诸多园林中的研究热点。近年来已有多位学者对独乐园的精神和文化内涵进行了解读，他们认为独乐园或寄托着司马光的人格理想，或超然精神，或是对政治伦理道德的坚持和生活艺术美的营造[注]如：郝美娟.论司马光“独乐园”的文化内涵[J].北方论丛，2012年第4期，第70-74页；向有强.论司马光的“独乐”精神：司马光“独乐园”诗文的文化解读[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107-112页；宁群娣.论司马光独乐园诗文的政治和文化意义[J].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104-108页。，这些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观点。然而笔者认为，对独乐园及相关交游唱和活动的精神内涵的解读，应该既围绕“独乐”二字又突破二字的限制，且应将之置于司马光十五年寓洛生活的大环境中来考察，这样或能揭示出其更为深层的内涵与意义，以下试论述之。

一、超然之“独”与“众”的渴望

司马光在注《太玄》时曾说：“小人独乐其身而不能与众共之”[1]，在《越州张推官字序》中也说过：“故君子修身治心，则与人共其道；兴事立业，则与人共其功。道隆功著，则与人共其名；志得欲从，则与人共其利。”[2]126可见与众共享是司马光的一贯追求，也是他区别于小人的一个标准，那么，他缘何将园名为“独乐”，将自己置于君子的对立面呢？而刘安世又云：“温公创独乐园，自伤不得与众同也。”[3]那么，司马光究竟是趋向于“独”，还是趋向于“众”？可见司马光虽然取名为“独乐”，但其中的精神内涵却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

(一)不与新党同流合污与“自伤不得与众同”

司马光在《独乐园记》中曾对命名原因做了系统的阐释：

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此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所及也。孔子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此圣贤之乐，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各尽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乐也。[2]205

之后又描写了他在园中的闲居生活，认为世间乐事无有过之，因此将园命名为“独乐园”。在文章的结尾，司马光又借与人的对话解释了何以弃“众乐”而取“独乐”：

或咎迂叟曰：“吾闻君子之乐，必与人共之。今吾子独取于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谢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乐恐不足，安能及人？况叟所乐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弃也。虽推以与人，人且不取，岂得强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乐，则再拜而献之矣。安敢专之乎！”[2]206

原来是欲“推以与人”而不得，这其间又流露出了明显的为世所弃的“自伤”情绪。前述独乐，后又“自伤”自嘲，这便好似构成了一对矛盾。如何破解这一矛盾，我们可以从司马光居洛期间所作另外两首诗中找到答案。诗云：“直缘迂僻求闲地，岂是孤高慕古人？英俊满朝皆稷契，太山何少一飞尘。”[4]378“行乐筇枝瘦，延宾稻醴甜。麦田泥试屐，桑荫帽低檐。爱竹忙犹种，贪书老未厌。……自是散无用，非为智养恬。圣朝英颜富，兴许一夫潜。”[4]328-329这两首诗中“独乐”“自伤”、自嘲的语气与《独乐园记》如出一辙，但却比记文更为直露，直接点出了司马光宣示“独”的对象，那便是“英俊满朝”“圣朝英颜”。结合司马光选择退居洛阳的历史背景，可知他所指的正是当时得势的新党。

熙宁二年(1069)，自王安石推行新法开始，朝堂上便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司马光作为新法的坚决反对者曾多次与王安石、吕惠卿等人论辩，神宗虽然支持新法推行，但仍欲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但司马光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坚辞不受，最终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熙宁四年(1071)，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始来洛阳。两年后，辟独乐园。从这件事的始末可以得知，司马光并非真的是为世所弃，而是“不立于恶人之朝”[5]，主动地不与新党同流合污。他营造独乐园，撰写《独乐园记》是以新党为目标读者的，有意地向新党展示自己对他们的超然，没有同他们沆瀣一气也能自得其乐，这是司马光营造独乐园以及相关开展文学活动的最表层的内涵。

而记文结尾一段迂叟与人的对话，是司马光有意在向世人解释他为何舍弃君子的“众乐”而取小人的“独乐”，并非是他不愿行君子之“众乐，而是他“推以与人，人且不取”，为了坚守自己的立场和原则，不得不暂取“独乐”。司马光是一位非常爱惜自己名节的君子，他深患世人对他的德行有所误解，故而事先就做了解释。所以司马光记文最后一段的目标读者是广大世人，他“自伤不得与众同”的“众”也是指广大世人。这样前文所述的那个矛盾就得到了解释，司马光既“独乐”也“自伤不得与众同”，只不过相对于前面的“独”的“众”是指新党，而后面的“众”是指广大世人。因为“众”的指涉对象不同，所以司马光有了“乐”和“伤”的区别，他因不与新党同流合污而乐，因为不能将一己之乐“推以与人”而“自伤”，两者都是司马光想要表达的内涵，是不矛盾的，同时也不应该有所偏废。

(二)“众”的渴望与努力

在《独乐园记》的结尾还有一句话值得注意：“必也有人肯同此乐，则再拜而献之矣，安敢专之乎！”这说明司马光并非是想一独到底的，他还渴望去结交志同道合的人，渴望在新党之外结成一个新的“众”，一个新的群体。司马光不唯在记文中表达了这个渴望，在围绕独乐园进行的一些列交游唱和活动中，他还践行了这个渴望。

司马光虽为园取名“独乐”，但他在园中绝非杜门深居，形影相吊的，而是开门迎客，时时与朋友唱和往还的。他在诗中多次表达了他对朋友来独乐园做客的欢迎与期待：“南园劣容席，洒扫望公来。”[4]411“愧不先操篲，迎尘立道周。”[4]444“取酒邀嘉客，呼儿扫弊庐。”[4]452范祖禹在《和乐庵记》中曾载：“余以熙宁中入洛，温公方买田于张氏之西北，以为独乐园。公宾客满门，其常往来从公游者，张氏兄弟四人，出处必偕。”[6]范祖禹言“宾客满门”可谓不虚，从现存司马光寓洛期间的诗文来看，与之往还的有富弼、文彦博、席汝言、范镇、王尚恭、邵雍、鲜于侁、范纯仁、范纯礼等人，他们中的部分人还组成了洛阳耆英会和真率会。在交往过程中，他们留下了大量的唱和诗作，仅举司马光和范纯仁的部分唱和诗以备一观，司马光有《南园饮罢留宿，诘朝呈鲜于子骏、尧夫、彝叟兄弟》《病中子骏见招不往兼呈正叔尧夫》《其日雨中闻姚黄开，戏成诗二章，呈子骏尧夫》，范纯仁有《君实南园饮罢留宿二首》《和君实病中子骏招不至》《和君实姚黄玉玲珑二品牡丹二首》。除了与这些当时在洛阳的人交游外，司马光与远处外任的苏轼苏辙兄弟也有诗文往还。苏轼先是将自己写的《超然台记》寄给司马光，司马光作《超然台寄子瞻学士》诗，后司马光又将自己的《独乐园记》寄给苏轼苏辙兄弟，苏轼作《司马君实独乐园》，苏辙作《司马君实端明独乐园》诗。

司马光的独乐园一时间可以称得上是门庭若市，但却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他的座上宾的，正如他在诗中所说：“近时洛社名真率，箪食壶浆取次游。试问西来老朝散，可能同志便相收。”[4]461-462“苟非兴趣同，珍肴徒绮错”[7]266，对方须是与自己志同道合之人。检试当时与司马光交往的对象，其中富弼、范镇、范纯仁、苏轼和苏辙都曾反对过新法，这就使志同道合有了更深层的涵义。可以说，司马光以独乐园为阵地，实现了自己“众”的渴望，这也是他独乐园及相关活动的内涵之一。

二、表层的乐与深层的忧

如前所言，刘安世的“自伤不得与众同也”点破了司马光“独”字下“众”的渴望，其实它也同样揭示了“乐”的表层下，还有深层的“自伤”。但“乐”仍然是司马光想要表达的一层重要的内涵。

(一)闲居之乐

司马光在《独乐园记》中专门有一段详细描写了他的闲居之乐：

迂叟平日多处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贤，窥仁义之原，探礼乐之绪。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达无穷之外，事物之理，举集目前。所病者，学之未至，夫又何求于人，何待于外哉？志倦体疲，则投竿取鱼，执衽采药，决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热盥手，临高纵目，逍遥徜徉，唯意所适。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柅，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2]205-206

他在独乐园每日读书钓鱼，采药灌花，登临纵目，好不惬意。不止在记文之中，在寓洛期间的其它诗歌中，司马光也多次写到他的闲居之乐，如：“生涯数亩地，官业一轩书。竹结垂纶屋，泉分入座渠。惬心皆乐事，容膝即安居。梁静栖无燕，波澄戏有鱼。”[4]452“坐嗅白莲叶，卧看青竹枝。闲斋不成寐，起读圣俞诗。”[7]268读来同样令人神往。虽然神宗没有采纳司马光的政见，此时他属于失势的一方，但是个人的利禄荣宠绝非他的心之所向，所以他很容易就能将一己仕途的蹭蹬看开，他曾作《逍遥四章呈钦之尧夫》，第二首云：“闲思宇宙内，何物不由天。定分不移易，劳心徒充捐。鹏飞九万里，松寿一千年。斥鷃与朝菌，逍遥亦自然。”[4]470鹏飞万里之遥固然好，但是焉知鷃雀没有自己的快乐，每个人的命运早有天定，不需为之劳神。而且司马光也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国为民争取过，虽然没有挽回圣意，但至少做到了理足无憾，问心无愧。再者司马光寓洛的十五年“无案牍之劳形”，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发现生活的美并形诸于诗文。所以，司马光的乐多数情况下还是由衷的，而不是刻意展示给新党看的。

(二)无奈的闲

检阅司马光寓洛期间的诗歌，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就是他反复地写到“闲”。据李之亮先生的《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一书统计，司马光在这十五年中约作诗422首，其中有49次写到“闲”字，如：“饱食复闲眠，风清雨霁天。”[4]418“闲居虽懒放，未得便无营。”[4]424“吾侪幸免簪裾累，痛饮闲吟乐未央。”[4]338“欢趣何妨少，闲游勿怪稀。”[4]466，“闲眠”“闲居”“闲吟”“闲游”，好似他围绕独乐园的一系列生活都可以冠以“闲”字。司马光对“闲”的频繁抒写表面上看是为了展示他的闲居之乐和他超脱的人生态度，但如果将他所写和陶渊明做一个对比，我们就能发现，陶渊明写“闲”是去细细描绘他闲居的种种生活以及由此产生的快乐，他不会刻意地去强调“闲”，但“闲”已在其中矣。但司马光就会刻意地去点出“闲”，眠是“闲眠”，吟是“闲吟”，这就说明他在当时意识到自己很“闲”，而真正全身心沉醉于闲居之乐的人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他必然忘了自己是“闲”的，就如同《庄子·达生》中所言：“忘足，履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8]。司马光能意识到“闲”，就说明他没有达到真正的“适”，而司马光所以会有这种感觉，就因为他此时是一个“闲官”：

官闲虚室白，粟饱太仓红。朝夕扫三径，往来从二公。[4]501

齿衰心力耗，揣分乞西台。微禄供多病，闲官养不才。[4]308

何处初寒好，初寒肃政台。官闲免簿领，门静少尘埃。[4]386

司马光到寓洛后，先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后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都是有职无事的祠禄官，是名副其实的“闲官”。这个“闲官”虽然是他主动选择的，但却并非是心甘情愿的，他在闲暇之时虽然也会有轻松快乐之感，但背后还有着一重无可奈何，就如同他在《感怀》诗中所说：“胜事眼前无计奈，不游不饮欲如何？”[9]80-81

(三)深层的忧

司马光独乐园及相关活动“乐”的表层内涵下，不仅有无可奈何，还有更为深层的忧，正如他在《感怀寄乐道》诗中所说：“对食宁无愧，衔恩岂免忧？愚公欲转石，能者正操舟。衢路豺狼立，蓬蒿虺蜴游。……要之无可奈，萍梗任漂流。”[9]80新党当权如豺狼当路，自己虽有济世安民之心但却如愚公移山般难以实现，无奈之下便只有纵情山水园林，然而这背后岂能不忧？上文虽言司马光不计个人的荣辱，也理足无憾，故而能享独善之乐，但是他的忠君爱国之心却并没有止息，每每念及新法祸国殃民自己又无能为力，自是如摧心肝。司马光在神宗驾崩，太皇太后宣谕进言后上的《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中曾对他寓洛期间的心迹做了剖白：“既又自乞冗官，退伏闾里。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晨夕寤寐，何尝不在先帝之左右？……然每睹生民之愁怨，忧社稷之阽危，于中夜之间，一念及此，未尝不失声拊心也。”[10]146-149言自己虽然退居洛阳，不言政事，但却无时无刻不心系君主，对百姓的怜惜对社稷的忧患时时萦绕在心。司马光此言绝非媚上邀宠之言，以下几件事可以证明。

熙宁七年(1074)，朝廷因久旱下诏求言，司马光读诏书后喜极而泣，当即上疏言青苗、免役、市易、保甲、征伐、水利等六大弊政，并说：“古人虽在畎亩，犹不忘君，况居位食禄者乎？是以不敢畏当途，避众怒，爱微躯，保妻子，心知时事之可忧，而塞嘿不言也。……今坐视百姓困于新法如此，将为朝廷深忧，而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来，臣衰疾寝增，恐万一溘先朝露，赍怀忠不尽之情，长抱恨于黄泉，是以冒死一为陛下言之。”[10]103-113熙宁八年(1075)，司马光又上书吴充丞相，希望他可以劝人主广开言路，从而革除弊政。同年，又久雨不止，司马光作《苦雨》：“污莱闵下田，漏湿怜破屋。纵横委地麻，狼藉卧陇谷。怯闻饥婴啼，愁听寡妇哭。闲官虽无责，饱食愧有禄。”[7]273元丰五年(1082)司马光患病，于是预作《遗表》，但后来病愈，反而是神宗皇帝先于他过世，事后他在《遗表》上写了一段跋文：“元丰五年秋，吾言语涩，疑为中风之候，恐朝夕疾作，猝然不敉，乃豫作《遗表》，自书之，常置卧内。俟且死，以授范尧夫、范梦得，使上之。八年三月五日，宫车晏驾，此表无用，留以示子孙，欲使知吾事君区区之心耳。”[10]477通过以上几件事可以看出司马光忠君爱国的拳拳之心，时刻关注民生疾苦，自己虽不方便言事但却不放弃一切进言的机会，不为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难过反而担心自己的政见无法上达天听，一片赤诚令人感佩。怀揣这样一颗心寓居在独乐园，闲居之乐下掩藏的“忧”是可以想见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司马光虽然将园命名为“独乐”，但它的内涵却绝非“独”和“乐”可以概括的，“独”中还隐含了“众”的渴望和努力，“乐”下还掩藏着无奈与忧虑。清人沈葆桢在《独乐园赋》中曾说：“既众浊而我清，愿闲投而散置。是宜舒歌啸于涧槃，永栖迟于衡泌。友麋鹿于江湖，寄蜉蝣于天地。何乃闻神庙之求言，捧诏书而洒泪。口欲默而神伤，复抗疏而陈六事。痛心于市易之司，疾首于青苗之吏。然则公居斯园者十有五年。固万感之交萦，亦百忧之纷至。何乐境之足云，岂独醒以为志。”[11]可谓不刊之论。

三、司马光独乐园及相关活动的意义

既然司马光的独乐园有如此丰富的内涵，那也就决定了它承载着一般私家园林所不具备的，颐养性情、诗酒唱和之外的意义。

(一)涵养声望

司马光之前力谏神宗废止新法，为此甚至不惜放弃枢密副使的任命，已经为他赢得了颇高的声誉。而寓洛期间，他打开独乐园门迎客，与友人在园中游赏投壶，饮酒赋诗，还在园中做真率会，围绕独乐园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唱和，使他和他的独乐园频繁地出现在友人和洛阳百姓的眼中，又为他积累了极高的声望。在朋友的眼中，他是国之重任的托付者。《邵氏闻见录》载：“(吕诲临终前)温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温公呼之曰：‘更有以见属乎！’献可复张目曰：‘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12]范镇在《和君实新买叠石溪庄》也说：“学富名高难自晦，眼昏心悸始能闲。计君叠山溪边景，不得从容岁月闲。”[13]吕诲和范镇都是当时的名臣，也是新法的坚决反对者，吕诲去世较早，范镇此时也已经致仕，他们对新法都已经无能为力了，就只有将废止新法的重任托付给司马光，这是对他高度的认可。在后辈的眼中，司马光是他们的精神依托。范纯仁在居洛期间与司马光往来密切，他言：“怀贤本心服，非由誉望盛。庶以德义风，化此愚蒙性。欣陪杖屦游，晨夕不为并。”[14]苏轼在《司马君实独乐园》也说：“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才全德不形，所贵知我寡。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15]曾在洛阳跟随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范祖禹也有《春日有怀仆射相公洛阳园》，诗云：“松筠不改色，桃李自成蹊。”[16]他们都是司马光的晚辈，司马光的气节令他们折服，品行令他们钦佩，再加上他们拥有相同的政治主张，自然是唯司马光马首是瞻。而在天下百姓的眼中，司马光则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的希望。《宋史·司马光传》载：“凡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17]并且司马光在洛阳的十五年，对当地的民风也有很大的影响，苏轼的《司马温公行状》记载：“退居于洛，往来陕郊，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乎’！”[18]491司马光在洛阳百姓的眼中已俨然是神一般的存在，可以对他们的内心起一个约束作用。司马光的声望经过十五年的涵养，在神宗驾崩，他去汴京奔丧时达到了顶峰，据苏轼记载：“神宗崩，公赴阙临，卫士见公入，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民遮道欢呼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数千人聚观之。”[18]488所以，后来司马光入朝为相，实是众望所归，是他多年声望积累的一个结果。

(二)巩固群体

依前文所言，在司马光寓洛期间与之交往的范镇、范纯仁、苏轼、苏辙等人，都是他的志同道合者，他在《论王安石疏》中说：“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9]131司马光与他们虽然早就相识，但对王安石新法的反对使他们结为一个群体，一个具有政治属性的群体。后因神宗坚决支持王安石推行新法，这个群体中的成员纷纷被贬出京，只有司马光自熙宁四年(1071)后一直寓居在洛阳，其他成员致仕或去各地外任，只有部分时间在洛阳，甚至有人从未到过洛阳。那么这个群体还如何维系？司马光以独乐园为中心的唱和活动起了重要的作用。司马光将园命名为“独乐”，作了《独乐园记》《独乐园七题》等一系列诗文，并且还将之寄给其他成员，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政治主张和相似的贬谪经历，相信他们都读出了司马光这些诗文中的丰富内涵，于是纷纷寄题独乐园，与司马光呼应。如果单独来看，这应该是一次绵延时间较长、作品较为丰富文学唱和活动，但参与的人员却都属于一个共同的政治群体，那就使之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王水照先生曾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宋文学结盟思潮是政治上‘朋党论’的文学版，文学结盟是政治结盟的逻辑延伸。”[19]他们因为有相同的政治主张而结成群体，进而组织文学唱和活动，这样不仅可以巩固这个群体，还可以使之具有了政治和文学的双重属性。巩固群体的效果在哲宗即位后明显地显露出来，元丰八年(1085)七月，司马光应太皇太后之命上《奉诏荐举贤才奏》：“直龙图阁、知庆州范纯仁，临事明敏，不畏强御；……秘书省正字范祖禹，温良端愿，修身无缺。此六人者，皆臣素所熟知，节操坚正。虽不敢言遽当大任，若使之或处台谏，或侍讲读，必有裨益。……朝请大夫范纯礼、知登州苏轼、知歙州绩溪县苏辙……或以行义，或以文学，皆为众所推伏。……如文彦博……等，皆国之老成，可以倚信，乞亦令各举所知庶几可以参考异同，无所遗逸。”[9]133-134司马光在这篇奏章中向朝廷举荐了不少人才，不出意料文彦博、范纯仁、范纯礼、范祖禹、苏轼和苏辙等群体中人都在其中。这些人因为司马光的举荐一下都回到了政治中心，并且登上高位，配合司马光废除新法，实现了他们昔日共同的愿望。以独乐园为题的唱和虽然不是他们结盟的契机，但是它对这个群体的巩固，以及群体成员在贬谪期间心理上的相互慰藉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三)建立士人应对贬谪的新模式

司马光离开政治中心虽然是自己主动提出的，也有着较高的待遇，但是究其实质，他仍属于失势的一方，他寓居洛阳实与贬谪无异。尚永亮先生在《从执著到超越——贬谪与贬谪文学论纲》一文中曾归纳出了中国古代贬谪文学的发展阶段与模式：

从屈原到柳、刘，中经白氏而至苏、黄，标志着中国贬谪文学的三个重要阶段，也显示了贬谪士人的三个重要心理流程。如果将屈原赋中所展露的主要精神意向视作贬谪主题的一种基本模式，那么上述三个阶段的突出特点便应为模式的确立、模式的继承和模式的突破，亦即从执著走向超越。[20]

如尚先生所言，屈原代表的是执著模式，苏、黄代表的是超越模式，这两种模式可以说能够涵盖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的贬谪士人，但若仔细分析，司马光的贬谪与两种典型模式还是略有不同。从前文可知，司马光的独乐园及相关活动的精神内涵中有“忧”的一面，但是他的“忧”和屈原的“执著”不同，屈原更多的是因为自己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21]而幽愤怨嗟，执著于痛苦之中不能自拔，而司马光的“忧”并非为了一己的荣辱升降，而是担心新法危害国家祸及百姓，是忧国忧民之“忧”，所以司马光不属于执著模式。而与超越模式的代表人物苏轼相比，虽然前文分析他言“独乐”有表示对新党超然，不与之同流合污之意，但二人之间仍有差异。苏轼在贬谪中，参透了人生真相，使自己达到了一种无所挂碍的境界，“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18]1832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超越。但司马光因为始终系心与国家和百姓，新法一日不除自己便一日不安，所以他永远也无法达到苏轼的状态，他也就不属于超越模式。司马光以独乐园为中心，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应对贬谪的模式。他身在草野，可以不计个人的荣辱得失，但却依旧忠君恋阙，视国事为己任，并且还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干预国事，我们称之为积极干预模式。除了前文提到的应诏上书、规劝吴充、遗表劝谏和结交志同道合的人士之外，他还在独乐园中种植药材，在《酬赵少卿药园见赠》诗说：“鄙性苦迂僻，有园名独乐。满城争种花，治地惟种药。……身病尚未攻，何论疗民瘼。”[7]282-283可见他种药是有针砭时弊，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寓意在的。可以说，司马光寓洛期间是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各种努力来干预国事的，诚然他也不排除涵养声望，蛰伏待机，有朝一日亲自去废除新法。司马光的这种贬谪模式在中国古代的士人中是较为少见的，这是由他较高的政治地位、显赫的声望以及自身极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共同决定的，三者缺一不可。尽管少见，但它也是士人应对贬谪的一种类型，理应为我们所认识。

司马光营建独乐园以及以之为中心进行的一系列的交游唱和活动，是他寓洛期间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中可以折射出他为国为民的一片赤诚、他的高风远度以及显赫的声望。所以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言：“所以为人钦慕者，不在于园尔。”[22]南宋的宗泽在诗中也说：“范公之乐后天下，维师温公乃独乐。二老致意出处间，殊途同归两不恶。……种药作畦医国手，浇花成林膏泽大。见山台上飞嵩高，高山仰止如公在。”[23]将司马光的“独乐”与范仲淹的先忧后乐并举，可以说是对他高度的认可了，而司马光也理所应当且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