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翔宇

(成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春秋史(前770～前453)是一部列国卿大夫的生成演变史。作为春秋社会政治与文化的主体，卿大夫不但传承、践行着西周以降延续发展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理念，而且对其予以损益、诠释与创新，并在社会演进中重塑、整合、建构着春秋社会的伦理体系与价值认同，最终宣告贵族社会的终结——开启战国“布衣将相”新时代。因此，对春秋卿大夫的研究显然是了解春秋伦理、信仰与政治社会结构的一个关键。但长久以来，学者在“卿”“大夫”“卿大夫”的概念及其使用上则显得较为混乱。针对这一现象，笔者曾就春秋卿、大夫、卿大夫的内涵生成与时代变迁[1]，春秋卿大夫与“国人”的历史关系[2]等作过系统研究，并以之为基础，分析了春秋称谓演变所揭示的政治社会结构变动及伦理变迁。然因题旨和篇幅所限，还有如下问题尚待厘清，即春秋“卿”与“上大夫”的身份关系，“卿大夫”是“官”名还是“爵”称，以及春秋“官”“爵”合一征象的社会根源及演变趋势等。鉴于此，本文拟以《春秋左传》记载为基础，辅以《国语》《仪礼》等传世文献，并通过相关史料分析对比，对上述问题作一些探究，以就教于方家。

一、春秋“卿”非“上大夫”辨正

对于春秋“卿”与“上大夫”的身份关系，清代学者江永在《乡党图考·上大夫下大夫考》中说：“按卿与大夫，《春秋》皆谓之大夫。分言之，卿为上大夫，其大夫皆为下大夫也。诸侯三卿：司徒、司马、司空。就三卿分言之：司徒，执政一人，为上卿，亦曰冢卿；其余为下卿，亦曰亚卿、介卿也。总之，皆为上大夫。”[注][清]江永《乡党图考》卷十《上大夫下大夫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二〇四·四书类，第21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19页；[清]阮元编《清经解》卷270(影印本第2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4页(B栏)。又清人崔述在《丰镐考信别录卷之二·周职官附考》中则指出：

按：《春秋》于列国之卿皆书为“大夫”，则是卿乃上大夫，大夫则下大夫也。故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东迁以后，卿日益尊，故但称为卿以别于他大夫，而此文与《王制》遂沿而称之耳。又按《春秋传》，卿之下有上大夫、嬖大夫；《周官》亦有中大夫、下大夫之别；疑皆后世所增，如鲁三卿之外复有臧、叔、子服、叔仲等氏，晋六卿之外复有郤缺、赵穿等未有军行之卿者然。恐当以《孟

子》此文[注]按：这里崔述所说的“《孟子》此文”指《孟子·万章下》“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参(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二十《万章章句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版第677页。为近是。[3]

近人杨伯峻先生也说“上大夫位即卿”[4]221。但征诸文献，江、崔、杨三氏之说可商。通过相关资料的对比分析，笔者认为，春秋时期“卿”非“上大夫”。其一，春秋“卿”“大夫”称谓的内涵、外延不同；其二，从春秋时期的整体状况来说，“卿”是总称，它有明确、清晰的内部秩次，而“上大夫”为特指，是“大夫”内部秩序的最高一级；其三，江永指出“大夫”可指卿与大夫，崔述更敏锐地发现《春秋经》用“大夫”指“卿”的事实，却忽视了“大夫”的内涵生成与时代变迁，即“大夫”一词有一个从狭义指“卿”到内涵、外延渐次扩大(将一些中层贵族纳入其中)，再到“卿”“大夫”称谓逐渐分化而适用不同等级人群的演进过程[1]。除此之外，传世文献《左传》《国语》还可提供以下五条铁证：

(一)《左传》桓公三年载：“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4]99在这段记载中，“诸卿”“上卿”“下卿”与“上大夫”并言，则“卿”非“上大夫”。此证一。

(二)《左传》昭公二年记：“夏四月，韩须如齐逆女。齐陈无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宠于晋侯，晋侯谓之少齐。谓陈无宇非卿，执诸中都。少姜为之请，曰：‘送从逆班，畏大国也，犹有所易，是以乱作。’”[4]1228-1229《左传》又载：“叔向言陈无宇于晋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齐使上大夫送之，犹曰不共，君求以贪。国则不共，而执其使。君刑已颇，何以为盟主？且少姜有辞。”[4]1230-1231根据以上记载，前者说陈无宇非“卿”，后者谓陈无宇为“上大夫”，是“卿”非“上大夫”，清晰可辨。此证二。

(三)《左传》昭公元年说：“郑为游楚乱故，六月丁巳，郑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孙段氏。罕虎、公孙侨、公孙段、印段、游吉、驷带私盟于闺门之外，实熏隧。公孙黑强与于盟，使大史书其名，且曰‘七子’。”杜注曰：“自欲同于六卿，故曰七子。”[4]1215若杜预所言不误，可知郑公孙黑(子晳)不属于“六卿”之列，故而郑国史官才将与盟者写作“七子”。换言之，如果公孙黑不与盟，郑大史或将书作“六卿”。此外，同年《传》载郑子产说：“子皙，上大夫。”[4]1213将这两则史料对比分析，那么至少在春秋时期的郑国，“卿”非“上大夫”。此证三。

(四)《左传》昭公五年载“晋韩宣子如楚送女，叔向为介”[4]1266，楚灵王称两人“今其来者，上卿、上大夫也”[4]1267。根据同年《传》薳启强之论[4]1268-1269，此时晋国六卿的排列次序是韩起、赵成、中行吴、魏舒、范鞅、知盈；晋国“九大夫”排序是叔向(羊舌肸)、祁午、张趯、籍谈、女齐、梁丙、张骼、辅跞、苗贲皇。可见在当时的晋国，“上大夫”(如叔向)位列晋“九大夫”之首，“上卿”(如韩起)则位列晋“六卿“之首；“卿”与“大夫”判然有别，更无须论“卿”非“上大夫”这一问题了。此证四。

(五)《国语·鲁语上》谓季文子使子服它(即孟献子之子仲孙它)为“上大夫”而不言“卿”[5]173；又《国语·晋语八》载韩宣子问叔向如何处置秦后子、楚公子干的禄邑问题，叔向对曰：“大国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上大夫，皆一卒可也。”[5]435-436叔向所言十分清楚，“卿”与“上大夫”判然有别。此证五。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卿”非“上大夫”[注]对于“卿”非“上大夫”的身份关系，段志洪先生亦持此论，她说：“或认为卿、大夫的等级相互交错，即卿为上大夫，然后有中大夫和下大夫。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上大夫不在卿之列。”(段志洪《周代卿大夫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唯其所述颇为简略，且有史料阙漏。，至此可下断言。前贤所谓“卿为上大夫”之说，不符合春秋史实。

二、春秋“卿”“大夫”是“爵”抑“官”辨正

关于春秋“卿”“大夫”“卿大夫”的内涵、外延及内部等级秩序，有人已对其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1]。但在“卿”“大夫”的性质上，目前学界尚存在“爵”位与“官”名之争。因此，还需要对这一问题予以分析和辨正。

按：爵者，酒器也，《说文》将其归入鬯部可证[6]229。具体而言，殷周时代的青铜爵乃“合煮郁金之类香草以为香酒的煮酒器”[7]。用“爵”制作的这类香酒不但弥足珍贵，而且有通神、降神之用，是周人祭祀、飨宴、朝会时的必备之物[注]按：《说文解字·第五篇下·鬯部》：“鬯，以酿，郁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段玉裁注云：“攸服，当作条畅。周汉笺皆云‘芬芳条畅’可证也。《郊特生》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于渊泉。’云‘郁合鬯’，与下文‘萧合黍稷’，皆谓二物相合也。《周礼·郁人职》：‘凡祭祀、宾客之裸事，和郁鬯以实彝而陈之。’《注》云：‘筑郁金，煮之以合鬯酒。’按：此正所谓郁合鬯也。郑注《序官》‘郁人’云：‘郁，郁金香草，恒以和鬯’；注‘鬯人’云：‘鬯，酿秬为酒，芬香条畅于上下是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段注》，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9月版第228页)据上可知，鬯酒(即香酒)不仅弥足珍贵，而且具有通神、降神的作用，是周人祭祀、飨宴、朝会时的必备之物。。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作为饮酒器的“爵”渐渐向礼器转化，从而成为社交、邦交的礼序之器，其伦理意味已远超器物本身。对此，(宋)王黼在《重修宣和博古图(卷十四)·总说》中写道：

凡彝器，有取于物者小，而在礼实大；其为器也至微，而其所以设施也至广。若爵之为器是也。盖爵，于饮器为特小，然主饮必自爵始。故曰：在礼实大。爵于彝器是为至微，然而礼天地、交鬼神、和宾客，以至冠、昏、丧、祭、朝、聘、乡射，无所不用，则其为设施也至广矣！[8]

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商周社会，“爵”的上述社会功能遂使其具有其他酒器如觚、觯、卣等不可比附的特殊地位。或许，这就是后世用它代指功勋、社会等级伦理秩序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爵”何时用来指称社会等级，目前尚无确切的史料证据。根据晁福林先生的研究，爵制应与分封制、宗法制的实施同步，“可以说它滥觞于周代的册命制度”[9]。衡诸史实，其说可从。

学者周知，在春秋时期，凡称“卿”抑或“大夫”者，都拥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如采邑)、政治基础，这一社会群体是位于春秋社会秩序中国君之下、士之上的一大社会阶层，是春秋贵族社会政治与文化的主导。这一历史状况与前述“爵”的社会功能若合符契，故而《白虎通·爵篇》说“公卿大夫者何谓也？内爵称也”[10]，当是对春秋社会状况的正确概述。换言之，春秋时期的“卿大夫”称谓是“爵”称而非“官”名。

或云：从《左传》所载春秋话语体系看，时人多称卿、大夫以“位”而不以“爵”。实则不然，这恰恰是春秋时人将“卿大夫”视为“爵位”的坚实证据。《左传》成公十八年载：

晋士鲂来乞师。季文子问师数于臧武仲，对曰：“伐郑之役，知伯实来，下军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军，如伐郑可也。事大国，无失班爵而加敬焉，礼也。”从之。[4]913-914

又《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4]1191

上述文献，前者说臧武仲论“无失班爵”，后者言公孙挥善辨“班位”，则爵、位同义。除这两则史料之外，其他文献亦不乏实证。如《国语·鲁语上》载孟文子[注]孟文子，鲁大夫公孙敖之子文伯榖。曰：“夫位，政之建也。”韦昭注云：“建，立也。此位，谓爵也。言爵所以立政事也。”[5]162爵、位同义，不言自明。再《说文》人部：“位，列中庭之左右谓之位。从人、立。”清人段玉裁曰：“引申之，凡人所处，皆曰位。”[6]394卿大夫的社会等级，即其在春秋伦理秩序中所处的位次。这与“爵”之本义及引申义类同，故爵、位同义可知。如果细究左氏之文，则在春秋时人话语体系中，爵、位、班三者皆同义，均指贵族社会的等级秩序。《左传》桓公十年：

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功焉。齐人饩诸侯，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后郑。郑人怒，请师于齐。齐人以卫师助之，故不称侵伐。先书齐、卫，王爵也。[4]128

按：引文“周班”即“王爵”，即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热烈讨论的“周五等爵”[注]这里仅以“周爵”论说班、爵同义，并不细究周代“五等爵”这一复杂、深奥的学问。笔者视野所及，迄今为止，学者对周代“五等爵”的研究，大致存在以下三种观点：(1)否定“五等爵”的存在，代表作如傅斯年《论所谓‘五等爵’》(《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0—129页)，杨树达《古爵名无定称考》(《积微居小学树林全编》卷六《故书古史杂考之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86页)，郭沫若《金文丛考》第二章《金文所无考·五等爵禄》(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0—53页),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134页)等；(2)肯定“五等爵”的存在，代表作如金景芳《古史论集》(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05页)，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第3—17页)，陈恩林《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第59—72页)，刘源《“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62—78页)；(3)肯定周代贵族等级制的存在，但对于“五等爵”制持审慎态度，代表作如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5—589页)，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页)，许倬云《西周史》(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79页)。此外，刘芮方《周代爵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魏芃《西周春秋时期的“五等爵称”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等对周代爵制问题的系统梳理也有助于“五等爵制”的深入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庄公二十三年《传》曰“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4]226,文公六年《传》载“贾季怨阳子之易其班也”[4]552而使赵孟(赵盾)为中军帅[注]《左传》文公六年载：“六年春，晋蒐于夷，舍二军。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军。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且谓赵盾能，曰：‘使能，国之利也。’是以上之。”参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44-545页。,皆为班、爵同义之证。总之，班爵、位班、爵位等，皆指春秋政治社会结构中的贵贱等级和位次高下。

因此，从语源、语义及时人话语体系三个角度来看，春秋卿大夫是爵位而非官职甚明。又《仪礼·士冠礼》载：“以官爵人，德之杀也。”(汉)郑玄注：“杀，犹衰也。德大者爵以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唐)贾公彦疏：

云“以官爵人”者，以，用也，谓用官爵命于人也。云“德之杀也”者，杀衰也。以德大小为衰杀，故郑云：“德大者爵以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官者，管领为名。爵者，位次高下之称也。[11]959

郑玄、贾公彦对官、爵分别加以诠释，则官、爵不同十分明确。另外，从《左传》所载春秋前中期的相关史事来看，亦无称“卿大夫”为“官”的具体语境。换言之，在春秋前中期时人的话语体系中，“官”与“爵”有着明确区分。笔者视野所及，《左传》所载当时史事，凡言“官”者无一例外[注]《左传》庄公十四年载：“厉公入，遂杀傅瑕。使谓原繁曰：‘傅瑕贰，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纳我而无二心者，吾皆许之上大夫之事，吾愿与伯父图之。且寡人出，伯父无里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对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贰如之？茍主社稷，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臣无二心，天之制也。子仪在位，十四年矣；而谋召君者，庸非贰乎？庄公之子犹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赂劝贰而可以济事，君其若之何？臣闻命矣。’乃缢而死。”[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97～198页]虽有“官爵”连称一语，但似乎非官爵同义复指之谓。细究郑厉公“吾皆许之上大夫之事”，“上大夫”重指爵位，“之事”重指职事，原繁之答语亦针对郑厉公而言。这里官与爵还是区分得比较清晰。，皆指具体职事，似无以“官”指代社会等级秩序者。其证据如次：

(1)隐公八年《传》众仲云：“官有世功，则有官族。”杨伯峻注：“谓以先世有功之官名为族姓，如司马氏、司空氏、司徒氏，宋之司城氏，晋之士氏、中行氏之类。”[4]62可见，众仲所谓之“官”乃针对具体职事而言，并非社会等级伦理秩序。另外，桓公六年《传》鲁申繻论取名时说“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4]116，更特地突出“官”的职事性特征。

(2)《春秋》文公八年载：“宋人杀其大夫司马。宋司城来奔。”《左传》记其事云：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礼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杀襄公之孙孔叔、公孙锺离及大司马公子卬，皆昭公之党也。司马握节以死，故书以官。司城荡意诸来奔，效节于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复之。亦书以官，皆贵之也。[4]567-568

又《左传》文公十六年追述史事，说：

初，司城荡卒，公孙寿辞司城，请使意诸为之。既而告人曰：“君无道，吾官近，惧及焉。弃官，则族无所庇。子，身之贰也，姑纾死焉。虽亡子，犹不亡族。”[4]621

通过分析对比，可知上述史料中的“官”均指司马、司城二职，甚明。

(3)昭公七年《传》载郑罕朔出奔晋国，韩宣子问朔之位于子产，子产对曰：“卿违，从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于敝邑，亚大夫也；其官，马师也，获戾而逃，唯执政所寘之。”[4]1293根据郑子产所言，罕朔在郑国，其“位”是“亚大夫”，其“官”乃马师一职。由此可见，至少在郑国“官”与“爵”是判然有别的，否则子产不会说出“朔于敝邑，亚大夫也；其官，马师也”这样的话。

(4)《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出使鲁国，宴会之上，叔孙昭子(叔孙婼)问“少皞氏鸟名官”的根据，郯子曰：

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4]1386-1389

当孔子听说郯子关于古官名沿革的讲述之后，便立即向郯子问学。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通过对《左传》文本的比较分析，可知叔孙昭子(叔孙婼)、郯子、孔子所言之“官”指历正、司分、司至、司启、司闭、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司事、五工正、九农正等具体职事，郯子“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可证。

(5)文公十年，楚、陈、郑、蔡等国陈军于厥貉，将讨伐宋国。宋华御事自度力不足御敌，所以“逆楚子，劳且听命。遂道以田孟诸”。对此，《左传》载：

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子朱及文之无畏为左司马，命夙驾载燧。宋公违命，无畏抶其仆以徇。或谓子舟曰：“国君不可戮也。”子舟曰：“当官而行，何强之有？《诗》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纵诡随，以谨罔极’。是亦非辟强也。敢爱死以乱官乎？”[4]577-578

对于子舟(文之无畏)“敢爱死以乱官乎”一语，杨伯峻先生注：“爱，惜也。不行其职责为乱官。言不敢惜死以弃职守。”[4]578若杨氏所论不误，则子舟所言之“官”当指左司马。结合子舟所说“当官而行，何强之有”，可知他强调的是左司马一职的分内之责，而非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前述同类史料，见载《左传》者极多，不一而足。若欲详察，只消查阅《左传》有关“官”“位”“班”“爵”的相关记载，便会了然于心。

总而言之，在春秋时期(至少前中期)时人的话语体系中，凡言“官”者，都针对具体职事而言。这同《说文》中“官，吏事君也”[6]773强调官吏的职事性特征颇相符契。无怪乎童书业先生曾斩钉截铁地说：“卿为爵位，非官职。”[12]这是正确的结论。

三、春秋时期“官”“爵”合一征象的社会根源及演变趋势

春秋时期，“卿”“大夫”是“爵”称而非“官”名，前文已明。但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尚不能就此止息，因为学者还有卿大夫“亦官亦爵”[注]赵伯雄《周代大夫阶层的历史发展》(《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第1至26页)，李孟存、常金仓《晋国史纲要》第十四章《晋国的各种制度·职官和军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225页)。的折中之论。因此，我们在前文所述基础之上，需要对春秋时期“官”“爵”合一征象的社会根源及演变趋势予以赘述。

学人周知，春秋时期虽有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转变的历史趋势，但毋庸讳言，血缘组织及其宗法伦理依旧是当时政治社会的主流文化。于是，贵族爵位高低不仅直接决定其权力、官职大小，而且决其采邑的多寡、规模及其社会待遇，所谓“爵以建事，禄以食爵”[注]按：语出《国语·晋语八》所载晋大夫叔向之口，参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6月版第436页。者也。对此，齐思和先生曾在《周代锡命礼考》一文中说：“盖古者有爵者必有位，有位者必有禄，有禄者必有田，任命与封建，其实一也。”[13]这在《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中是有迹可循的。譬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郑伯赏入陈之功，赐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产辞邑不受，并陈述了如下理由：“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赏礼，请辞邑。”[4]1114当时，郑国六卿的排序是：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印段，子产位居第四。按照郑卿之间“降杀以两”的规定，则子产是不得越级受赐的。又《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公与免余邑六十，辞曰：‘唯卿备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禄，乱也。’”[4]1128-1129《国语·晋语八》载叔向之言曰：“大国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5]435-436如果这些记载是春秋时期晋、郑、卫等国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那么其他诸侯国当不例外。总之，春秋时期有爵者必有位，有位者必有禄，这应是时人“官爵”“禄爵”连称的社会根源[注]相关史事见《左传》庄公十年、襄公二十六年，参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10月版第198页、第1123页。。

但从《左传》其他相关记载来看，又存在另一种情况，即在春秋时期，官职大小又是卿大夫巩固、延续其家族势力的有力保障。如《左传》文公十六年，宋公孙寿说他“弃官，则族无所庇”[4]621；襄公三十一年，郑子产说“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4]1192-1193;又北宫文子对卫侯说“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4]1194。这些历史记载说明，在春秋时期的政治社会结构中，“爵”“官”“禄”之间又呈现出交叉、合一的征象。其中，“爵”是获取官职、禄邑的前提和基础，是春秋卿大夫及其家族在其诸侯国内社会地位、权力等级的重要标志。《仪礼·丧服》郑注云可证：“爵，谓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无爵，谓庶人也。”[11]1097如前所述，春秋前中期“官”“爵”之间有明确区分；但到春秋晚期，“爵”“官”之间的界线似有渐渐缩小的态势。这可从齐灵公时《叔尸锺铭》(1.272·2b-6)所言“余命汝职，佐正卿命于外内之事”[14]得到印证。铭文将“职”“正卿”与“外内之事”联系到一起，说明在春秋晚期的齐国，作为等级秩次的“爵”称也有了职事性的社会特征。此外，《国语·鲁语下》载公父文伯之母“论劳逸”时说“卿大夫朝考其职，昼讲其庶政，夕序其业，夜庇其家事，而后即安”[5]196，同样将“卿大夫”与职事相关联。春秋晚期齐、鲁言语上的这一征象，应是当时政治伦理变迁的一个反映。究其实质，实乃地缘政治不发达、官僚体系不完善时期的历史现象，同时又蕴含向官僚社会转型、发展的潜流及趋势。比如：秦国的“右大夫”[注]《左传》襄公十一年载：“楚子嚢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帅师从楚子，将以伐郑。郑伯逆之。丙子，伐宋。”参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6月版第990页。，晋国的公族大夫(任“公族大夫”者，似与后世“流官”性质接近)[注]根据李毅忠先生的研究，晋国在公元前607年“作公族”之后，公族之职便具有“流官”的性质；“其选材范围限定在卿族内部，可谓是一种有条件的‘流官’，具有进步性。”这在晋国公族大夫的选任上表现尤为突出。参李毅忠《两周政体变迁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227-230页。，尤其是春秋晚期魏献子所命十个县大夫，实际已与战国秦汉时期的“流官”性质相近，然而又带有封建制的历史遗痕[15]。或许，正是上述历史因素才使读者产生“官”“爵”合一的感知错觉，亦是学人称春秋卿大夫“亦官亦爵”的原因所在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