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 镇

(江苏科技大学，江苏 镇江 212003)

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步实现现代化强国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基于对经济发展阶段规律的精准判断，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了分三个阶段建设乡村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实现农业农村基本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目标的举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路径，是对实现中华民族宏伟蓝图战略抓手的丰富和完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理论创新的主要体现，也为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提供了中国智慧。“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深化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坚持抓好基础性工作。”[1-2]其本质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关键是产业兴旺，而其过程展开是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科技广泛应用于农业及构建农业组织框架机制三维创新的和谐契合。

一、对世界农业发展模式的提炼和批判

蕴含于现代化强国建设体系中的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中华民族两个百年目标的应有之义，而乡村振兴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抓手。农业现代化是指用现代市场机制改造农业，用城市文明渗透、影响农村，用工业发展规律使农民致富。这正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所在。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考察作为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产业之一的农业发展理论，我们可以总结有四种基本模式或方法：

(一)土壤肥力保持模式

该模式与英国农业革命中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有关，沿经济思想脉络追溯,它和德国土壤衰竭思想也有密切关联。这些研究又为后来从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李嘉图(David Ricardo)到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所提出并加以应用的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的报酬递减规律提供了经验和理论基础[注]就增长理论的完整性来说，后来发展的“内生经济增长”“新经济增长理论”“边际收益递增”可以看作是该思想的延续。。该模式产生于工业化早期，工业的发展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够支持农业运行和发展的渗透力和支撑力，农业依然是一个高度自我维持和封闭的系统，农业的发展就只能是农产品的发掘、初级的加工和简单的交易，农业长期发展所依托的基础也就只能是对土地的合理利用和对土壤肥力的合理保护与维持。透视现代农业发展，由于工业发展对农业的支持，特别是技术进步对农业资源和农业生产率影响的扩大，农业发展已部分摆脱了对自然因素的过分依赖，这在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得比较明显。但是，由于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世界经济发展不均衡，在人口爆炸性增长的今天，对于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人均土地十分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有限的土地提供足够多的生存资料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性、安全性问题。这一问题暂时还不可能完全通过像经济发达国家那样的工业支持和技术进步来解决。因此，早期的土壤肥力保持模式对处于21世纪今天的农业发展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二)城市工业影响模式

该模式的提出，最初是为了说明一个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民经济中地理差异对农业集约程度和农业生产率的影响。这里的“地理差异”不是“自然的”而是“经济的”。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曾在1953年精辟地提出，农业生产和价格政策并不能消除一国农业发展水平和速度在不同地理区域上的显著差异，那些越是远离“经济发展中心”(往往是城市)的“外围”农业区域，其发展水平和收入就越低。该理论在二战后的诸多研究中已经被无数次证实。为什么农业发展受制于经济发展中心的严重影响呢？舒尔茨认为原因可能主要在于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结构不完善，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假设没有得到确定性的检验成果。现有研究表明，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工业发展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农业技术的广泛采用所需要的一个基本条件即劳动力在农业领域的比重要不断降低乃至绝对减少显然是不具备的。笔者认为，这一模式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与其说是工业化影响，还不如说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需求中心”对农业发展起到了拉升作用。不仅如此，如果从农业区域通达“需求中心”的贸易渠道不畅，那么农业发展的交易成本就会大大增加，城市工业对农业发展的带动力就会随之降低。舒尔茨所注重的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结构不完善的确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但降低交易成本的贸易畅通最终应归于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组织的完善。

(三)技术扩散模式

该模式认为，农业发展途径是通过有效传播技术知识来缩小农民间及地区间的生产率差别。应该说，农业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与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两大手段。该模式更为强调的是后者。它关注的不是“试验站”，而是诸如“建立农场管理研究和推广计划的开发工作”、农场管理技术的提高以及农民经验的不断积累等。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欠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落后和人们生活的贫困，该模式强调了“把受传统束缚的农民转变为‘经济人’的重要性”。继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中首创“创新”理论之后，其后续者如曼斯菲尔德(Aidewen Mnsifeier-de)、舒瓦茨(Nancy Schwartz)等人在技术创新理论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其中的技术扩散模型如“传染模型”[注]技术创新的“传染模型”用数学公式表示为X(t)=1/1 +exp(-α-βt)，其中，X(t)表示在特定时间t内新技术的潜在采用者的比例，α与β被认为是影响扩散速度dx/dt的参数。“传染模型”的几何表示是成S形的逻辑曲线，它表明技术扩散速度具有首先迅速上升然后又迅速递减的规律性。已有的对传染模型的批评包括：该模型是静态的，因为它假定潜在采用者一定且市场环境不变；该模型只考虑到技术扩散的需求方，而没有将新技术的供给者因素一并加以考察和分析。在技术扩散、推广与应用方面认为，技术的实际运用及其速度而非技术的原创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将更为显著[3]。应该说，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农业领域。问题在于，为什么农业领域中的技术扩散似乎并不遵循工业领域技术扩散的标准以及指数函数形式出现的“传染范式”，或者说，作为技术扩散显著特征的曲线的“拐点”为何总是远离坐标系的原点？深究个中原因，一个清晰的判断断然浮现：在农业领域中，缺乏一个组织有序的、市场化的技术渗透(扩散)与吸纳(应用)机制。发展中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症结可能正在于此。

(四)高投入产出模式

20世纪60年代，基于“技术扩散模式”的农业政策存在不充分性，且缺乏足够的可操作性，因而学术界重新审视“农业技术易从高效率国家向低效率国家扩散”这一假说。其结果导致了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这一著作中相关结论的产生。舒尔茨认为，为了使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如西方那样利用现代的“高产出的投入”，将传统农业部门转变成经济增长的生产资料的关键是投资。“贫穷国家传统农业部门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现代(非传统)农业要素的可得性及其价格……现代农业高生产率的主要源泉是再生产性资源。它们由专门的物质投入、技术以及成功利用这种投入所需要的能力所组成。”[4]舒尔茨结论的背景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绿色革命”的成功，新型粮食品种的研究开发与应用、化肥及其他化学制品的投入以及有效的土壤水分管理使得农业产出率得到极大提高，从而使得农业增长速度能够为与现代人口增长和收入增长的要求相一致的整个经济的增长提供稳固的基础。事实上，一般都认为，“高投入产出模式”将前述模式包含的农业发展思想和理论悉数囊括进去，从而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总括式、综合性模式，随后拓展和深入研究的所谓新型模式仍是遵循舒尔茨的思想，即去寻找“各种可供选择的技术发展道路途径”，其内核是技术创新。

但是，综观世界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40年中国农业发展的历程，不难看出，农业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应用远未达到令人类社会摆脱对生存资料——粮食的数量依赖的程度。然而，为什么农业技术创新乏力？为什么农业资本难以形成稳定机制？为什么在非农业的非价格因素的实际产出效率提高的同时其名义收入与相对收入却难以同步提高？这一系列事关农业长期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恐怕是难以通过单纯围绕对技术的研究开发这一标准或对农业发展理论的探讨来解决的。事实上，标准或传统农业理论集中关注的其实是如何提高农业的产出效率，而乡村振兴的内核除了农业生产总值(总量)的提高外，更重要的是去探究“三农”发展所依赖的结构跃迁和相应的组织与制度创新。这才是农业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与保障。

一个共识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本质是要素的更迭和转换。土地、劳动力要素为初始经济发展提供动能，贯穿于世界经济发展史，且最具明显效用的是技术、制度与组织三要素，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历史也是这三个要素创新集成进而发生作用的演绎历史。当然三者相互联系、集成创新运行在增加农产品产量和提高农业要素的投入-产出率中居于不同地位，发挥不同作用。它们的作用分别是：技术进步降低了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对生产的制约[注]传统经济理论一般认为农业技术进步是对人口增长压力的反应，现代经济思想将其扩展并归因为追求高质量生活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等因素。，依附于自然资源的产业会因科学技术的采用而快速成长，制度创新降低乃至消除技术开发和采用外部性[注]制度创新加快农业发展的范围很广，比较好的例子是建立了政府投资建成的生物研究的农业研究体系，以及有关土地法规的产权变更，这为有效利用资源提供了激励。，以及保证要素高效运行和相关产品环节“串谋”的组织创新。简单地说，围绕土地产权制度及“三农”相关制度的创新只是乡村振兴展开的前提；基于工业化特别是工业技术进步的现代科技武装农业并使其成为新的产业则是乡村振兴最主要的内容，乡村振兴的高度取决于现代科学技术对“三农”武装的边界。当然，乡村振兴不仅仅只依靠上述两者发力，只有当土地制度与现代技术成功和“家庭农场、公司农场和合伙农场”等较为完善的合作经济组织联结起来，乡村振兴才是一个新的收益递增的现实过程。

二、土地及相关制度创新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关键

早期的经济理论认为，农业发展缓慢的原因集中反映在农产品价格机制的不合理方面，只要理顺农产品价格机制就可以刺激农业的快速发展。现代发展经济理论认为，发展农业的根本条件是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二者同时发生作用。但在观察到新技术发明和应用效果不理想后，现代发展经济理论认为导致这一后果的原因是新技术发明和应用不充分，农业、农民缺乏刺激，造成农业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正是土地制度设计不合理。

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虽然存在多种形态的土地制度，但就大地产而言，可以归纳为租佃制、庄园制和种植园制。这三大土地制度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垄断，缺乏现代产权的流动性。在许多盛行租佃制的亚洲国家里，土地收益不仅由土地的地理位置和土壤肥力决定，而且还受人口数量的影响，较大的人口压力使得土地成为一种极其稀缺的生产要素，土地所有者凭借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而获得超额“租”费。这也导致在较长时间内土地价格大大高于其边际收益。与租赁制不同的庄园制和种植园制，其土地占有规模、经营规模和土地收益呈现正相关关系，土地所有者同时控制着土地使用权，进而他们就自然成为劳动的主要买主并拥有工资的绝对定价权，当然被雇佣的劳动者和他们的家庭仅只能维持最低生存水平。这种由于土地制度不公平带来的收益分配不平等，不仅使农业、农民没有学习新农业技术的能力，而且也使他们丧失了尝试使用新技术的积极性。因此，从土地制度和农业效率的关系这个角度看，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导致了现代产权流动性的缺损。这不仅是抑制农业开发采用新技术的主要因素，也是漫长农耕社会长期停滞的主要根源。

世界发展史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封建土地制度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掣肘，创造了在它之前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总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也表明，正是对土地依附关系的破除，使得“自由的一无所有”的农民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产业工人，土地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基本要素改变了形式，恢复了基于市场导向的资源配置过程的要素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注]尽管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存在着雇佣与剥削关系，但从要素流动的角度看，可以把劳动力归纳为经济运行的参与者。。土地产权也使得阿尔钦的“对必然发生的不相容的使用权进行选择时的分配，它们不是对可能的使用所施加的人为的或强制性限制,而是对这些使用进行选择时的排他性权力分配”[5]和德姆塞茨所提及的与北美印第安人皮革贸易相关联的土地所有权被异化，也使得土地使用权乃至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开始复杂化。这种撇开阶级性的土地所有权垄断带来的“绝对地租的获取”以市场为导向，部分土地产权(土地使用权)分割带动各自的经济利益强化、分叉现象的复合产权重心的移位，其原理与现代工业化进程中现代工商企业产权束中所有权、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发展并打破传统家族制的藩篱如出一辙，具有惊人相似的历史一幕。

将其置于世界农业发展演进中我们也可以清晰观察到，农业本身发生了从生产力低下的自然经济慢慢攀升到次高效率的商品经济，从传统技术缓慢积累到现代技术快速引进复制的历史性飞跃，但我们并没有由此得到劳动力集中起来形成超越农户经营的经济组织创新的必然结论。展望世界，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并没有改变农业进程中最主要的基本特征——家庭经营。无论世界各国自然条件存在怎样的差异，农业家庭经营形式无一例外都是占主流的。甚至从农业发达国家来看，家庭经营并没有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手段的丰富、市场的扩张而出现功能弱化和生存危机，也没有与农业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进程产生冲突而萎缩。一个普遍的结果是：各国农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恰恰为家庭经营不断注入了活力，使本国家庭的经营能力、市场扩张和现代化程度不断提升。我国的改革之所以选择从农村突破并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就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抓住了农民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问题，通过土地产权制度创新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占大多数的小规模的农业农户必将长时间存在，仍将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小农户经营仍将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农业持续发展的重要组织资源。消除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衔接阻滞，夯实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动力基础，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发挥他们在传承农耕文明、稳定就业增加收入、促进社会和谐有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总之，从传统低效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迈进绝不意味着对家庭经营的否定，以减少合并农户的方式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做法从无先例。大量小农户长期存在的家庭经营既是中国国情使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家庭经营都将是支持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制度。小户经营绝非是与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相适应的传统模式，绝非必然排斥对技术的采用，也绝非必然与社会化大生产相冲突。相反，这种兼容性很大的经营模式完全可以与农业商品化、农业社会化和农村现代化的推进协调一致。肯定小户经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并不意味这种产权安排最富效率，实际上，建国以来土地制度创新在实现产权效率的同时提升规模经济效益这方面体现得并不充分。我国农业竞争力低下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成本大大高于世界主要农产品生产国，大量土地不能有效播种经营，规模经济缺损带来农产品市场波动风险，同时补贴的增加还导致巨大的财政压力[注]参见党国英《中国向现代化强国转变，需要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新京报》2019年3月4日。。这种对小规模分散经营的修正创新并不是对小户家庭经营的否定。这是因为当前制约我国乡村振兴的主要矛盾之一的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表现的小户经营，而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小规模分散化格局。由于没有突破传统小农生产范式，小户经营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低下，很难消除小生产与大市场、社会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下的矛盾，资源配置效益低使其难以完成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进而也阻碍了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根据制度生成环境条件，对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的抵押、租赁、转让、经营和分配权等问题进行涉面广、层次深的创新是乡村振兴的前提。

上述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的制度创新链逻辑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直接的逻辑起点和坚实的制度基础。应该说，国内农业产量与农产品剩余规模的扩大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目标函数。土地制度变迁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初始基础，但仅仅依靠土地制度变迁而没有农村市场的形成，乡村振兴难以实现其整体目标。从农业现代化至关重要的逻辑起点土地制度创新展开，乡村振兴最核心的内容——工业技术武装就展现在我们面前。换言之，没有工业化进程中逐渐成熟的现代科技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推广和应用，乡村振兴目标整体实现也就无从谈起。

三、工业化现代技术的采用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和主要内容

没有人怀疑现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本质是“技术创新的大规模采用”。土地制度创新消除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障碍，但并没有消除阻碍这种转变的根源。相对稀缺的农业资源决定了农业的发展必须与技术创新联姻。世界发展史表明，人类社会首先经历原始部落，这个阶段人类的生存完全依靠初始的自然资源，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财富的创造受自然环境和气候的约束，采集业是社会的主要业态，技术的缺乏造成产出效率十分低下，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就异常缓慢。第二个阶段是农牧文明阶段。整个社会的产业形态主要集中在种植业和畜牧业，财富创造的基本投入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力，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仍然不高，“望天收”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为其主要特征。第三阶段是工业文明阶段。随着农牧文明末期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经验的积累带来剩余的极大丰富，工业化所需的原始积累得以加速完成，加上地理大发现带来市场疆域的扩展，社会生产力得以长足进步，人类社会由此进入工业文明阶段。19世纪末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电的发明运用、铁路运输为特征的工业基础设施快速普及，市场联系强度抬升，工商业迅猛繁荣，需求的拉动和诱导促使以电气、化工、石油为先导的产业群诞生，为后来的原子能、无线电、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生命科学、航空航天、新材料等一系列科学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奠定了基础。受工业技术演变轨迹的启发，日本农业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Yujiro Hayami)和拉坦(Vernon Rutton)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诱导性技术与体制变革。他们认为，供给要素的相对稀缺会导致要素价格的变动，进而会诱致技术进步变迁的结构和路径发生改变。技术进步使更多的廉价投入品不断产出，以替代过去价格昂贵的投入品。这个由市场价格带动的技术变化形成了农业发展进程中著名的“要素替代”，该理论解释了各国因初始自然条件不同而出现形式各异的农业现代化的技术渗透与应用模式。美国和日本可以说是这两种模式的代表。美国自1776年独立之后，开启了近一个世纪的西进运动，大面积疆域的扩张使其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土地丰饶而人口相对较少，因而美国的农业现代化遵循以节约劳动为特征的机械技术进步道路。但日本自工业化以来，在农业现代化进程启动之际，农业劳动力相较于土地、技术等要素而言处于“伪装失业”状态，加之自由的一无所有的农业农户没有储蓄购买农业机械设备等现实，且由于土地稀缺而劳动力丰富，欧陆国家尤其是日本农业发展走出了一条以节约土地为主的生物技术进步道路，即开发了以提高单位土地面积产量和农业土地生产率为目标的农业化学技术。需要说明的是，日本注重农业生物技术的生产模式和欧陆国家与英美国家农业机械化大面积推广的模式相比较，两者并非泾渭分明，相反，英美农业机械化模式也非常重视日本及欧陆国家化学技术进步模式，只是时间、比重不尽相同，几种模式之间是共生共荣的关系。

伴随着农业经济的纵深发展，激发产权效率和农产品调价等超常规方式的边际收益逐渐递减。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振兴乡村最终取决于现代科技对农业的武装。世界农业发展史表明，范围更大、深度更深地采用以机械-化学技术群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所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是打破资源条件对农业发展限制的有力手段，三项生物工程的大更新直接促成了农产品的三次历史性飞跃。大规模自觉应用科学技术和农业机器的结果每次都是人类社会农业生产和经营实现大跨越的根本。

应该说，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的产业兴旺的同义语就是使农业摆脱传统生产方式的阻滞并成为现代产业的关键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在现代农业发展的全过程中，市场需求容量和规模不是支持技术创新的决定性因素，动态意义上的相对的市场增长空间弹性才是激发的原点。市场空间弹性依赖于相对价格的下降，而相对价格的下降又进一步受制于技术创新的规模经济。尽管规模经济有独立于技术创新的可能性，但可以肯定，在现代农业形成的全过程中(特别是初、中期)，技术创新一定居于推进的主导地位。基于现代农业生成脉络就是科学技术早期对农业运行的两大最基本的投入要素——土地和劳动的传导和渗透，并逐渐扩展到相关全要素，因而农业生产全要素生产率(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组织、制度、知识产出效率)获得了空前提高，该过程可以被视作现代农业的生成脉络，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展开将使这一过程具备强有力的自我强化机制。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发展中国家兴起的“绿色革命”[注]1985年，速水佑次郎和拉坦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农业发展模型，即在任何一种经济模式中，农业的发展都要依赖于资源禀赋、文化禀赋、技术和制度的相互作用。这里的“绿色革命”主要是指种子革命。就是传统生物技术——遗传育种技术在农业生产(小麦和水稻生产)中的成功应用。

可以预见，日益显示其作用并将成为未来农业发展最重要的农业科学技术的生物技术体系改造和应用是乡村振兴的第一推动力。生物技术的不断突破将会引发人类生存依赖的大变革，蓝色革命的爆发将使海洋为人类贡献更多的食物；生命工程、计算机和材料革命以及无菌生物反应器可以大量生产各种必需食品；物联网、语义网将替代和改变人类许多需求；百年后人类将利用纳米技术任意复制自己喜爱的食品;等等。但农业被科技化装备完全改变可能还需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四、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是乡村振兴的保障

对世界农业发展进程中科学技术发明和广泛采用的现实模样、过程及节点贡献的描述归纳，旨在说明要高度认同科学技术对实现农业现代化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乡村振兴旨在成功转向充满活力的有效的“三农”生产体系主要取决于合适的技术进步。在土地稀缺的国家，政府部门的生物研究及对高产作物品种技术进步的追求是对农产品需求增加和土地价格相对于工资率上升的反应。由此可以认为，技术和制度的创新是作为对农业生产体系的非均衡和不平衡的反应而产生的，二者之间的运行似乎提供了一种机制，使得技术和制度创新对农业农村发展部分的内生性需求越发清晰。但需要明确的是，强调科学技术嬗变历史及其不断渗透和改造涉农要素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成功应用并非是乡村振兴的全部，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之间市场和非市场的关联性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实施也具有决定意义。例如，现代农业从其他部门购买投入和劳务，需要有交付产地的运输和销售的基础设施，需要依靠政府研究力量并得到教育支持，进而得到有关创新的信息。这是因为，按照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伴随着工业化快速发展，技术进步武装农业的步伐明显加快，农业产出效率也将大幅度提高(技术嬗变进程不断提高农产品产量)，这终究会引发农业经济运行的最直接矛盾——一家一户的小户经营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的不对称性矛盾。技术进步带来的农产品增长将会导致自给性需求与外部市场过剩的矛盾加剧。因此，需要指出的是，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不仅仅满足于“三农”领域的制度和技术创新，只有在农业生产过程市场化完成后，农产品商品化并被外部市场所吸收(销售市场化的实现)、不断产出的农产品因市场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供求矛盾解决后，乡村振兴才能是一个完整的实现过程。

不仅如此，遵循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规律，整个农业经济运行的市场化必将伴随乡村振兴实施的全过程。乡村振兴本质要求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目标函数所蕴含的农产品销售直接催生了农业市场化[注]一直以来，人们习惯用农业产业化代替市场化，其实在人类社会三次分工前，农业就以完整的产业形式出现并存在，培育、加工、贸易内生其中。农业市场化不是指产品销售市场，其根本是生产过程市场化，是要素组合、品种、生产和销售市场化的统称。因此，用农业市场化更加科学、严谨。。这是因为技术创新是促进劳动分工进而使产业分化的重要原因，使得收益逐渐提升和产业分化趋于深入。这就需要外力衍生创新从而使农业“迂回方式”的程度进一步提高。农业投资者为了进一步提高要素产出强度，就需要积极吸纳和布局已经被科学技术武装的具有较高 “柔性”的高级要素，并将其嵌入农业生产与经营全过程，反过来看，这又极大促进了生产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要改变世界发展进程中长期贸易形成的固化常态 和“外围”劣势，就必须创新需求并不断提供有效供给，如此必然会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进而增加农业经营者及相关者的收入水平。打破传统农业自给自足的经济格局，就必须使农业分工细化进而实现专业化，只有这样，乡村振兴进程中分工体系运行的内生要求才能更快地直接传导到农业的社会化运作中。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农场主或农户实际上主要从事的是组织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农场的工作，他们使各种围绕直接农业生产过程而进行的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服务变得井然有序。带有项目发展阶段特征和历史文化延续的乡村振兴内在要求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一定是以分工有序、运行有效、产品精致、生活文明为外在表现的。因此，以完成脱贫攻坚、保证农产品产量安全和人居环境整治为最前沿目标的乡村振兴中的优先战略安排，其根本就是“三农”要素优先配置进程中的制度、技术和组织创新系统思维的契合。

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供给侧，对于现阶段致力于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中国来说，笔者认为，日本及欧洲大陆的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以组织创新带动市场占有率上升并获得第二层次“规模经济”的方式[注]一般来说，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是指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而引起经济效益增加的现象。生产及过程规模提升带来的效益递增称之为“规模经济Ⅰ”，而通过销售各环节规模扩大带来的效益递增称之为“规模经济Ⅱ”。在乡村振兴实施进程中显得更具现实意义。它就是现代农业经济运行中“三农”领域相关主体生产关系外在表现形式的组织创新范式。其中，“农业合作经济组织+X”在乡村振兴进程会发挥乘数效应并达到经济结构的最优化。农业经济中的“联合与合作”源远流长，只是在现代农业经济产业中出现之后才开始吸引较多研究者的关注。以土地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变革，伴随科技渗透改造农业相关要素强度增强和广度扩展，农业组织框架及内在组织机制得以快速发展，市场谈判能力低下现状得以改变，风险收益的不对称性降低，政府绿色支持力度加大。这迅速提升了农业经营者的收益。小户经营者自发组织起来，以主体身份参与市场竞争，并获得应得的经济利益。概括起来就是，由农业产业“自然”属性决定的土地资产专用性强、生产单位分散、经营产业化程度低以及市场价格弹性低等因素使得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农民和农户极容易滑入贸易的不利方。采用合作经济组织的运作方式可以直接带来更多收益，这是乡村振兴问题导向必须把握的重要内容。例如，现代金融如何支持农业就是世界农业发展的一个难题。1885年，法国借力农民合作组织并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形成了农业经济的信贷网络：由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地区金库和地方金库三级机构组成的法国农业信贷战略联盟共同履行政策性金融职能;政府90%以上的低息政策性贷款经由农(水)协体系发放给农民和农业企业，此外他们还享有国家财政特种优惠支持和补贴;农业信贷银行系统为农业企业的融资占农业贷款总额的85%。正如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注]参见道格拉斯·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在分析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时所下的断语(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成功之所在)那样，我们完全可以由此推论，以市场化为引领的农业经济组织的创新与演进也同样是我国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所在。

总之，上述大量笔墨旨在说明乡村振兴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三维创新的作用，而制度、技术和组织的功能是依据一定的经济条件而发生相对变化的。经济史表明，三维创新虽然在不同时期的贡献率有所不同，但在大跨度视角下，时间上继起、空间上并存的特征还是清晰的、明显的。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农业被赋予食物供给、工业原料供给、生态保护、环境调节、生物能源供给、观光休闲、文化传承、国际竞争等多重功能，乡村作为乡愁的载体、绿色生活的空间，其独特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所认知。在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中，乡村的发展潜力还远未发掘。随着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加速和目标纵深化抬升，农业运行过程逐渐从初始的提升市场占有率和产品国际竞争力向产业有序化、产品精致化转变，农业优先发展思想理念必将推进以土地为核心的制度创新集合、工业革命技术成果无偿武装农业和市场化农业组织创新三维协调，其粘性将增强。换言之，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需要的技术、制度、组织三维创新成果将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内生动力。一方面，农业对内开放兴起和创新系统的完善可以吸纳足够的高级要素参与到农业运行体系中，从数量、质量和方向结构上改变其依赖外生性的被动局面；另一方面，受城市文明的传导、辐射和对流，各种要素产权边际的扩展加速将逐渐改变农民的社会地位并打破就业身份的固化局面。城市文明和乡村振兴将相互辉映、共生共荣，中华民族复兴的经济基础也将越发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