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朝新

反腐败工作出现了新趋势。

自2018年7月底以来，先后有六名厅局级以上干部主动投案，一时间形成一股风潮。

已经退休半年的副部级官员艾文礼或许没想到，他“引领”了一波官员自首的风潮。

2018年7月3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投案自首，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此后短短20天时间，主动自首的在职官员和退休官员已从省部级扩展到县处级。

再不自首，也要被抓

2018年4月3日晚，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溪洛米乡乡长冯莹盈一夜未睡。

让冯莹盈无法入睡的是当日州纪委发布的一则消息：雷波县中田乡民政助理唐荣强、工作人员吴海因涉嫌挪用公款罪被移送司法机关，该乡二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三人被纪律审查。

看到这个消息，30岁就当上乡长的冯莹盈忐忑不安。她心里清楚，自己也存在跟唐荣强等人类似的问题。

2012年，时任一车乡副乡长的冯莹盈从县民政局领回40本失去依靠的16岁以下儿童的补助存折，但一直没有发给当事人。2014年因赌博欠下高利贷被逼债，冯莹盈将40本存折里的钱取了出来。截至投案时，她共从40本存折里取出60余万元。

“就在昨天，我看见中田乡几名干部出了事，当时就害怕了，想到这些事情迟早要面对，就主动来纪委监委自首坦白……”2018年4月4日，冯莹盈选择了到雷波县纪委自首。

一名长期在基层纪委担任副书记的副处级官员认为，官员主动投案自首，第一个可能就是跟冯莹盈一样，看到跟自己犯有同样问题的官员被抓，意识到自己可能也要被抓，被迫主动投案自首。

还有一些官员得到了更为明确的信息，知道自己已经被纪委纳入视线范围内，不自首迟早要被抓。被称为贪腐官员投案自首第一人的安家盛，就属于此种情况。

2004年，安家盛当上了北京市国土局局长，一干就是四年。其间，他收受了一名房产商的贿赂。后者先是多次提出要在郊区给安家盛买一套别墅，被他拒绝了。后来，房产商直接用拉杆箱装了200万元现金过来，这一次他收下了。

2015年春节前，已退休的安家盛和老伴打算一起出境旅游散散心。在机场出境口，工作人员告诉他：“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指示精神，你不能出境。”

一听说自己被限制出境，安家盛马上明白了。2015年2月4日，他走进北京市纪委传达室：“麻烦您通报一声，就说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前局长安家盛前来投案自首。”

投案≠自首

自首是可以获得从轻处罚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十七条明确规定，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问题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主动认罪认罚，自动投案，真诚悔罪悔过的，经监察机关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并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在移送人民检察院时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

2018年6月底出狱的童名谦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他在担任湖南省衡阳市委书记期间，衡阳出现震惊全国的贿选案。案发后，已经担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童名谦主动自首。

2014年8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公开开庭审理后认定，“童名谦玩忽职守，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从重惩处”。《刑法》规定，犯此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若从重处罚，可按上限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但北京市二中院认定，童名谦主动投案自首，认罪、悔罪态度较好，量刑时酌予考虑，只判了五年。后来，童名谦因狱中表现良好又减刑半年。

《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罰。

湖南省廉政智库首席专家王明高教授认为，“这些政策的实施，也给腐败分子分析利弊形成了有效的政策导引，投案和自首将更多地成为其明智的选择。”

什么样的情形属于自动投案呢？2018年8月13日，中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在显著位置刊登《如何理解被调查人自动投案？》一文。按照该文解释，不管所犯的问题是否已经暴露，不管纪委监委是否已经开始调查，不管是否已经潜逃外地，不管是在外地还是本地投案，不管是主动还是亲属劝说投案，不管是亲自还是托人代为投案，只要是在被纪委监委留置前投案，都算主动投案。

王明高指出，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叫自首，如果只投案而不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不能构成自首。

身边的熟人一个接一个被揪出来

雷波县纪委尚未察觉冯莹盈的问题，但这位女乡长已经吓得睡不着并主动自首。几年前，情况可不是这样：有些官员即便已经知道纪委在调查自己，仍旧抱有侥幸心理。

湖北省科技厅原副厅长张震龙就是一个典型。在写给湖北省纪委的悔过书中，张震龙讲述了自己想自首又没有自首的侥幸心理。

2010年8月，张震龙被任命为湖北省科技厅副厅长。早在担任湖北省荆州市金州区委书记时，他就开始“用金钱往来的次数来衡量上下级关系的亲疏，用过年过节的往来看待一个下级是否知道感恩”。

2014年春节后，得知湖北省纪委开始调查自己，张震龙的第一反应是做好三件事，“一是迅速把相关人送给我的钱退回去，这样可以减轻处罚；二是迅速了解调查组的动向，找了哪些人、问了哪些事、社会上有哪些传闻，这样可做到心中有数；三是到省纪委找调查组说明问题、承认错误，这样可以从轻处理”。

得知消息后的一周内，张震龙退出人民币20多万元、美元4万元，但就是下不了决心自首。此时的张震龙还抱着侥幸心理。八天后，湖北省纪委将其“双规。”

自首可从轻减轻处罚的宽大政策已存在多年，但自首的官员近几年才多起来。持续的高压反腐，才是更重要的诱因。

王明高认为，“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成效有目共睹，给腐败分子的震慑威慑作用不断强化，在这种强力反腐的环境下，腐败分子心存侥幸的心理防线必然受到巨大冲击。”

江西省宜黄县一名官员自首后向当地纪委交待：“我看着身边的熟人一个接一个被‘揪出来，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心中一天比一天焦虑。纸是包不住火的，逃避不是办法，迟早有一天得面对。”

检举揭发可立功

担心被知情人士举报，也是部分官员选择自首的一个原因。

上述江西省宜黄县自首的官员也表示，“与其每天担惊受怕，最后被别人告发，不如主动‘自首，争取从轻发落。”

从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部分受贿案发现，很多行贿者除了给地方“一把手”行贿外，还会给其他能影响自己仕途的官员行贿。一旦“一把手”被查，很多行贿者就会被纪委监委纳入视线范围内。为了“举报立功”或者配合纪委办案，以换取从轻发落，这些行贿官员会把自己行贿过的其他官员也揭发出来。

一名曾担任过副厅级官员的知情人士透露，在一个县级官场，如果只给书记送不给县长送，或者只给县长送不给书记送，很容易被当做“书记或者县长的人”。一旦被当做某个领导的人，就会陷入地方的政治斗争中。因此，多数官员选择要送就都送。在这种大环境下，贪腐官员往往是一串一串的。这种关联性行贿，使得一个官员落马后很快就会牵扯出一串其他的官员。

重大举报一旦查证属实算立功的政策，又使得一些因受贿落马的官员也会尽量去揭发检举其他官员。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湖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陈连生的判决书披露，为了立功，陈连生被“双规”后举报了湖北长江出版传媒股份公司总经理周艺平，直接导致正厅级的周艺平落马。

（胡世民荐自七一客户端/《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