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锋

【内容提要】纳萨尔运动起源于1967年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起义，至今已有半个世纪。印共(马列)的成立标志着纳萨尔派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政党，但亦隐藏着冲突与矛盾。印共(毛)是目前纳萨尔派的主要政党，它活跃在“红色走廊”地区，对印度政府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以印共和印共(马)为代表的主流左派与以印共(毛)为代表的激进左派之间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同时，主流左派践行的议会政治亦不乏成功的案例。关于纳萨尔运动存在四种阐释机制：法律与秩序的视角、经济发展的视角、心理认知的视角以及意识形态的视角等。印度政府采取综合性的策略遏制纳萨尔运动，然而由于协调不畅、政策执行不力、地方政府自主性过大等原因，印度政府未能彻底根除纳萨尔运动。

1967年初，印度西孟加拉邦北部的纳萨尔巴里(Naxalbari)[注]纳萨尔巴里地区是一块约100平方英里的战略要地，它西接尼泊尔，东部是东巴基斯坦(后于1971年成立孟加拉国)，距离锡金、中国西藏和不丹仅30-50英里。爆发农民武装叛乱，由此拉开了纳萨尔运动(Naxal Movement)的序幕。印度的纳萨尔群体受毛泽东思想的启发，它们反对议会民主制，主张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国家政权。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的纳萨尔运动对西孟加拉邦乃至印度的左翼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半个世纪以来，尽管纳萨尔运动内部存在各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但是它们彼此之间也经历了联合与统一的进程。本文主要梳理纳萨尔运动的斗争历程、主流左派与激进左派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以及对议会政治的尝试，并对纳萨尔运动形成机制的四种阐释以及印度政府采取的诸种反制措施进行阐述。

一、从纳萨尔巴里到“红色走廊”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特伦甘纳地区的农民在印度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武装革命。[注]当时的特伦甘纳地区属于安德拉邦，现在则是特伦甘纳邦。然而在苏联的影响下，印共最终放弃了斗争，转而接受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张，其后来的纲领也表明旨在通过和平手段进行民主革命。印共亲苏的立场导致党内亲华派的强烈不满，中共也斥之为“修正主义”。关于国家性质以及斗争路线等方面的分歧导致印共出现严重分裂。1964年，党内的反丹吉派另立印共(马)(CPI-M)。但是，印共(马)成立不到三年也加入议会政治体系，此举同样遭致很多革命者的反对。1967年爆发纳萨尔巴里起义之后，中国的北京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和《北京评论》等媒体盛赞印度人民的武装革命，将纳萨尔巴里起义称为“响彻印度的春雷”“原野之火”以及“印度革命的马前卒”等。纳萨尔巴里的革命烈火迅速蔓延到毗邻地区。例如，斯里卡库拉姆民众在韦姆帕塔普·萨蒂亚纳拉扬纳(Vempatapu Satyanarayana)的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吉利贾人(Girijan)从地主那里夺得粮食以及其他财产，并进行分配。1968年5月14日，“全印革命协调委员会”转变成“全印共产主义革命协调委员会”(AICCCR)，即后来的印共(马列)，以查鲁·马宗达(Charu Mazumdar)为首的纳萨尔派在决议中号召联合抵制选举。1969年4月22日，即在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全印共产主义革命协调委员会”转变成印度历史上第一个毛派政党——印共(马列)(CPI-ML)。然而，由于在斗争路线上存在分歧，印共(马列)在成立之初并未包含印度其他很多革命团体，诸如纳吉·瑞迪(Nagi Reddy)领导的安德拉革命共产主义委员会、坎亥·查特吉(Kanhai Chatterejee)领导的“南印”团体(Dakshin Desh)以及其他一些共产主义群体没有加入印共(马列)。这些革命群体不认可印共(马列)是能够代表全印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性政党，有些甚至认为马宗达在不具有充分合法性的情况下成立了新党。[注]“南印”团体即后来著名的纳萨尔组织“毛派共产党中心”(Maoist Communist Centre, MCC)的前身，它也强烈抨击印共(马)的“修正主义”。因此，以马宗达为核心的印共(马列)从一开始就未能团结印度国内所有的革命组织。

20世纪六七十代之交，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马宗达对党建的方式和纳萨尔巴里斗争模式的目标并没有形成很清晰的观点。马宗达强调建立一个秘密党，并且声称纳萨尔巴里斗争不是为了土地与庄稼，而是为了夺取政治权力，但在实践中却又陷于纯粹的经济主义，而这正是“修正主义”的原罪。[注]Mohan Ram, Maoism in India, Delhi: Vikas Publications, 1971, p. 85.马宗达倡导歼灭路线，拒绝广泛动员群众、忽略农民的生计要求，他坚持将印共(马列)作为秘密党进行运作，以小规模分队的形式实行游击战和都市恐怖主义等。印共(马列)没有实施具体的土地革命纲领，游击战也逐渐退化成为“个体歼灭”。对此，党内很多人士持批评的态度，认为马宗达的做法是以党取代大众组织，甚至以为不需要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就能夺取国家政权，这种革命路线从根本上不同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20世纪70年代初，对都市游击活动的有效性产生质疑是导致党内出现严重分裂的重要原因。其他纳萨尔群体与马宗达之间的分歧主要包括：在是否采取攻击性行动的问题上，纳吉·瑞迪明确反对马宗达；马宗达呼吁学生脱离学校投身于革命运动，而“全印共产主义革命协调委员会”的召集人苏史塔尔·罗伊·乔杜里(Sushital RoyChowdhury)则持反对立场；萨蒂亚·纳拉扬·辛格(Satya Narayan Singh)反对马宗达专制的领导风格，并谴责马宗达的斗争路线是一种“个人恐怖主义”。革命者内部对如何采取歼灭战术也持有不同意见，如阿希姆·查特吉(Ashim Chatterjee)认为歼灭战应该与大众斗争相结合。印共(马列)的领导者卡努·桑亚尔(Kanu Sanyal)认为，纳萨尔巴里运动的特征是争夺国家权力，而纳吉·瑞迪领导安德拉群体则认为，当下的斗争主要是为了土地而非国家权力。当时加尔各答的其他纳萨尔群体，如阿西特·森(Asit Sen)领导的革命群体，也批评印共(马列)忽略工会运动，认为工人应该将福利斗争上升到新的政治高度，并配合武装斗争。

也正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马宗达曾派秘使索仁·博斯(Souren Bose)悄悄前往北京。博斯受到了周恩来与康生的接见，并听到了中共对纳萨尔运动的批评意见。当时中共并未支持纳萨尔派模仿中国的革命道路，并指责“中国的主席是我们的主席”这类宣传口号。1970年11月29日，索仁·博斯向马宗达提交了一份报告，然而，马宗达压制了这份不同意见的报告。1972年7月16日，马宗达在加尔各答被警察逮捕，监禁12天后死于狱中。马宗达去世之后，随着西孟加拉邦政府的强力打压，印共(马列)迅速衰落，党内出现严重的分化现象，继而分裂出很多革命群体。纳萨尔运动遭到政府镇压后，革命处于低谷期。当时的革命者对印共(马列)的态度分成两派，其中一派将纳萨尔运动出现的挫折归咎于印共(马列)的成立，认为马宗达等人仓促地发动纳萨尔巴里起义时，全国的革命形势尚未成熟，而且成立印共(马列)仅是“全印共产主义革命协调委员会”少数人的决定，而党内领导层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共的认可。作为纳萨尔巴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卡努·桑亚尔后来亦认为，印共(马列)的成立是革命内部的一种分裂行为。另一派则认可成立印共(马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它标志着反对党内“修正主义”、抵制议会政治路线的胜利。1970年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即“八大”)赋予马宗达以最高权威，尽管后来在斗争路线上出现某些失误，但是从总体上而言，党的政治立场是正确的。因此，在印共(马列)党内，马宗达的忠实信徒仍然继续坚持歼灭路线，他们谴责纳加布杉·帕特奈克(Nagabhushan Patnaik)等人是“修正主义者”。1972年12月，支持马宗达式斗争路线的革命者还成立了印共—马列(查鲁群体)[CPI-ML(Charu Group)]中央委员会，由贾吉特·辛格·索哈拉(Jagjit Singh Sohala)担任总书记。1975年夏，随着英迪拉·甘地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纳萨尔运动也转入地下活动。[注]自从马宗达领导的纳萨尔运动失败以后，又加上中国在东巴基斯坦问题上的立场，中国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保持沉默，并放弃了推动印度纳萨尔运动的计划。由于受到国家的严厉镇压、内部分裂和派系斗争以及西孟加拉邦政府采取的土地改革措施等，20世纪70年代中期，纳萨尔运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大体而言，导致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运动出现衰落的原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注]Ajay Mehra, “Naxalism in India: Revolution or Terror?”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12, No. 2, 2000, p. 60.第一，在唤醒农民的强烈革命渴望之后，领导者未能适应迅速变迁的政治环境，因而未能在国家的压制下继续维持和推动运动的发展；第二，当无法通过这样一场革命运动推翻政权，也不能彻底改变社会境遇时，革命者未能提出长远的目标、计划和理论观点；第三，领导层盲目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未能与印度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最后，查鲁·马宗达号召对阶级敌人施行歼灭战，在安德拉邦和比哈尔邦都采取这种策略，这使纳萨尔运动具有浓厚的纯粹暴力的特征，最终导致暴力本身成为目的，而忽略了之所以发动运动的根本动因。尤其是在加尔各答施行城市歼灭战时期，纳萨尔运动失去了大众运动的特征，逐渐退化成小群体的暴力行径。

在纳萨尔运动的历史上，一直以来都存在呼声，要求不同的革命群体联合起来进行武装斗争，共同反对阶级敌人。1982年1月1日，比哈尔邦和西孟加拉邦的印共—马列(统一组织)和安德拉邦的印共—马列(中央组织委员会)[Central Organising Committee CPI(ML)]合并形成印共—马列(党联盟)[CPI-(ML) Party Unity]。该组织的初衷是为了统一与联合各印共(马列)组织。此后，又有其他印共(马列)群体加入。印共—马列(党联盟)可谓纳萨尔群体中的“第三条道路”，它认可纳萨尔巴里起义的价值、印共(马列)的历史作用、马宗达作为党的缔造者以及印共(马列)的基本路线。同时，加入印共—马列(党联盟)的纳萨尔组织亦承认党的革命实践发生了偏离与失误，因此，应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修正理论与实践。1998年8月，在政治、意识形态和组织等方面经过长达五年的磋商之后，印共—马列(党联盟)并入印共—马列(人民战争群体)，新党改名为“印共—马列(人民战争)”[CPI-ML(People’s War)]，并且势力不断扩大。印共—马列(人民战争)的形成也促使纳萨尔运动的总体战术发生改变，它不再仅仅是土地革命，而且也包括各民族的斗争。随着纳萨尔派的实力显著增强，暴力也迅速升级，而采取议会实践道路的印共—马列(解放)[CPI-ML(Liberation)]则逐渐失去了地盘，包括原先由他们控制的比哈尔邦中部地区。印共—马列(解放)在纳萨尔的政治版图上不断被压缩的同时，人民战争群体的影响范围从安德拉邦扩展至比哈尔邦、奥里萨邦、中央邦、贾坎德邦、恰蒂斯加尔邦和马哈拉斯特拉邦等。20世纪90年代，在所有与纳萨尔主义有关的暴力活动中，人民战争群体、毛派共产党中心(MCC)和印共-马列(党联盟)占了绝大多数。2001年，人民战争群体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宣布北特伦甘纳、南特伦甘纳、安德拉—奥利萨邦边界地区、加德奇罗利县(Gadchiroli)、巴拉加特—冈迪耶(Balaghat-Gondia)和寇尔—凯穆尔(Koel-Kaimur)是他们的主要游击区。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战争群体与毛派共产党中心之间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冲突与摩擦不断，造成革命力量的严重内耗。2004年9月21日，两者合并成立印共(毛)。由此，纳萨尔派在印度中东部地区形成了“红色走廊”，对印度中央政府构成了不可忽视的威胁。新世纪的纳萨尔派采取更加实用主义的姿态，尤其是加纳帕蒂(Ganapathy)成为纳萨尔派的领袖之后。目前的纳萨尔运动完成了组织者和参与者的新老更替，它可谓“新生代”的纳萨尔运动。革命领导者摒弃成见，放下历史包袱，淡化意识形态分歧，破除派系之争，以更加灵活、务实的态度来处理纳萨尔理论和实践问题，实现纳萨尔运动的大一统。

二、意识形态之争与议会政治

20世纪60年代末，印共(马列)认为印度农村的上层建筑仍然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他们拒绝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进行土地再分配，而是坚持消灭阶级敌人、建立解放区，彻底摧毁封建关系。印共(马列)主张在摧毁国家机器之后再进行土地革命，而将在尚未摧毁国家权力的前提下试图进行土地革命的路线都斥为“修正主义”。纳吉·瑞迪领导的“安德拉革命共产主义委员会”是马宗达领导的印共(马列)的主要反对者。在《人民战争的问题》(Problem of People’s War)一文中，安德拉革命共产党讨论了穷苦农民的处境，尤其是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被地主强迫侵占。安德拉群体也认识到必须将土地再分配的斗争与夺权相结合，因为只有通过夺取政权才能捍卫土地革命的成果。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和直接的形式，在这一点上，无论是马宗达还是纳吉·瑞迪领导的安德拉群体，都达成了共识。但是，两者对于具体采取何种形式的武装斗争存在较大的争议。武装斗争是否应该结合诸如没收土地和农作物等经济运动、是否将农村斗争结合城市斗争、武装斗争之前应作怎样的准备以及在攻击对象和地域选择等问题上，双方争执不下。

概括而言，纳吉·瑞迪领导的安德拉革命共产党在四个方面的立场不同于马宗达领导的印共(马列)。首先，在建立地下党组织的问题上，马宗达群体主张避免公开参与工会和其他大众组织，而认为应该在工人阶级中建立地下党组织，为武装斗争作准备。在马宗达看来，印度的工会运动通常采取改良主义的路线，雇主和政府通过强制性的操控手段迫使工会领导妥协。因此，传统的工会运动无法支持革命。其次，马宗达认为土地革命需要大量的活动家，他们不应该再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城市公开的大众组织。在他看来，这些大众组织无法动员土地革命，而且农村地区的政治权利运动必须取代经济诉求。马宗达领导的印共(马列)对大众组织的这种态度被其他很多纳萨尔组织批评，他们指出马宗达关于阶段斗争的观念过于狭隘，不应该放弃城市和农村的群众运动，而且经济运动与政治运动可以并行不悖，摒弃群众运动意味着抛弃作为毛泽东思想之核心的群众路线。再次，安德拉群体希望能将游击战与其他形式的阶级斗争相调和，不是将歼灭策略作为唯一的斗争形式，一味地搞秘密谋杀。而马宗达狭隘地运用林彪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将阶级斗争简化为游击战，又将游击战进一步简化为小分队行动。一些纳萨尔领导者认为，相比于作为个人的地主，封建官僚机构更应该是攻击的目标，印共(马列)犯了以人身攻击代替制度革命的致命错误。最后，印共(马列)的党纲并没有涉及反对英帝国主义。与之相对的是，纳吉·瑞迪领导的安德拉革命共产主义委员会明确指出英帝国主义是印度人民的主要敌人之一，并且在它的联合战线中，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农民和中产阶级一样是革命联盟。此外，在关于主要社会矛盾的分析中，印共(马列)认为封建主义与印度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次要矛盾。而安德拉革命共产主义委员会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盟与印度民众之间的矛盾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印共(毛)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印共(马列)的主张，它不承认印度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并且认为印度的资产阶级具有买办性质。印共(毛)的《党纲》将印度的政体概括为“在新殖民主义形式下，间接地遭受帝国主义统治、剥削和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体制”。《党纲》还指出印度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帝国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其中封建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为了解决这两大基本矛盾。印共(毛)认为，在当代印度农村社会，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和宗教机构是主要的受益者，他们通过土地放租、高利贷、经济垄断和资本剥削等途径获取高额利润。印共(毛)的军事策略是通过游击战逐步占领印度的农村，然后将这些占领区发展成革命根据地，最终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国家政权的目标。以印共(毛)为代表的纳萨尔派认为，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的联盟里，农民是重要的同盟者，地主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则是帝国主义剥削印度人民的工具。纳萨尔派早期武装革命的主要内容是个人歼灭和恐怖袭击，其对象包括地主、警察、政敌和国家行政人员等，通常由武装小分队执行谋杀任务，然后迅速消失在丛林之中。印共(毛)的人民战争相对注重大众动员，同时它也破坏通讯、电力等民用设施。纳萨尔派还在占领区内提出并实施土地改革、农业生产以及其他各种发展计划。

为了保护支配性群体的核心利益、维护政局稳定，印度政府竭力设法使各类温和的左派组织及其动员机制制度化。在印度的诸多左派群体中，印共和印共(马)已经被纳入议会政治体系，成为主流政治中的左派，而被称作“极端左翼激进分子”的纳萨尔派仍未被制度化。体制内的主流左派和体制外的极端左派相互攻击，主流左派批判纳萨尔派未能紧跟不断变化的社会形势、拒绝理解具体的社会现实，[注]Nilotpal Basu, “The Tragedy of ‘Maoism’,” in Prasenjit Bose(ed.) Maoism: A Critique from the Left, New Delhi: LeftWord Books, 2010.并且将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经验机械地运用于当代印度。[注]Manoranjan Mohanty, Revolutionary Violence: A Study of the Maoist Movement in India,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77. Manoranjan Mohanty, “Challenges of Revolutionary Violence: The Naxalite Movement in Perspective,” 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 Vol. 41, No. 29, 2006, pp. 3163-3168.这些左派通过大量地援引毛泽东的著述，如《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矛盾论》等，批评纳萨尔派偏离毛泽东思想，盲目地追随、模仿中国式革命道路，在政治实践中忽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执拗地坚持唯武装斗争论，陷入“纯粹的教条主义”的泥淖，[注]P.M.S. Grewal, “Indian Maoist: Flawed Strategy and Perverted Praxis,” in Prasenjit Bose(ed.) Maoism: A Critique from the Left, New Delhi: LeftWord Books, 2010, p. 38.以致于无法从自身的历史或从秘鲁、菲律宾和尼泊尔等国的武装斗争中汲取经验教训。在主流的左派看来，纳萨尔派的领导层对印度社会本质的理论认识仍然停留在半个世纪以前的判断。[注]C. P. Bhambri, “Revolutionary Armed Struggle in India,” 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 Vol. XLX, No. 7, 2015, pp. 72-73.诸如，纳萨尔派认为从殖民统治中挣脱出来的印度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尼赫鲁政府是帝国主义的官僚买办等。纳萨尔派忽略了近60年来印度社会发生的结构性变迁，包括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城市非正式就业部门的扩大、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国家行政能力和军事实力的增强。[注]P.M.S. Grewal, “Indian Maoist: Flawed Strategy and Perverted Praxis,” in Prasenjit Bose(ed.) Maoism: A Critique from the Left, New Delhi: LeftWord Books, 2010. 也有批评指出，纳萨尔派始终没有将人民民主革命具体划分为若干阶段以及每个阶段中主要矛盾的转化问题。印共、印共(马)等主流的左派认为，可以将议会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转变为人民运用国家权力的武器，通过议会有可能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注]中共明确反对这种“和平过渡”路线。纳萨尔派对资产阶级议会与选举政治的认识也不同于列宁，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完全抵制参与资产阶级国民代表大会。列宁明确承认议会是阶级斗争的场所，但他反对将议会斗争作为主要的斗争形式以及对资产阶级民主产生幻想而忽略议会外的斗争方式。印共(马)认为印度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受国外垄断资本的影响，印度的大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他们为了寻求发展印度的资本主义，而与帝国主义和国际金融资本合作；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它的经济地位免遭全球资本的侵占，它又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只能通过妥协、施压和讨价还价而不是对抗来解决。因此，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阶段，印度大资产阶级“通敌卖国”的角色有所增强。[注]Nilotpal Basu, “The Tragedy of ‘Maoism’,” in Prasenjit Bose(ed.) Maoism: A Critique from the Left, New Delhi: LeftWord Books, 2010, p. 62.

在有些印度学者看来，印共(马)是印度诸多共产党派别中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它坚持具体情境具体分析，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本质上是唯物的、辩证的和反教条的。后殖民时代的农民运动是一种动态的阶级斗争，印共(马)对印度统治阶级性质的判断以及它提出的人民民主的策略都更加适合印度的实际情况。印共(马)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不同于印共(毛)。印共(马)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进步性的，但是它受大资产阶级和地主联盟支配。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加速了农民阶级的内部分化。在印共(马)看来，现今印度国内外的形势与当年革命前的中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不可照搬中国农村革命的实践。印共(马)指出，具有寄生性质的买办资产阶级依附于帝国主义阵营，它们与帝国主义之间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而非买办性质的资产阶级，如工业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它们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印度大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合作不应该等同于买办关系。而印共(毛)认为，印度是大地主和官僚买办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并拒绝承认工业资产阶级是革命联盟。在主流左派看来，印共(毛)的这种定性在本质上低估了资产阶级的力量，而且印度的工业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大党并不具有官僚买办的性质。因此，在印共(马)看来，印共是“修正主义者”，印共(毛)则是“左倾冒险主义者”。[注]Sitaram Yechury,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and Analysis: Contrasting Approaches of Maoists in Nepal and India,” 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 Vol. 41, No. 29, 2006, pp. 3168-3171.此外，主流左派的努力是为了维护印度作为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纳萨尔派在《印度革命的策略与战术》中明确区分了印度东北部、克什米尔地区以及其他从未将自身看作是印度一部分的邦，并认为印度的统治阶级强行占据着这些民族的领土。因此，纳萨尔派实际上支持这些民族和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

事实上，印度的主流左派参与议会政治实践亦不乏成功的范例。例如，在1967年2月举行的第四次全国大选中，西孟加拉邦印共(马)的领导人不顾党内异见者的反对加入了由印共等其他十多个非国大党党派组成的“联合阵线”(United Front，UF)，并出人意料地赢得了选举的胜利。由左翼力量组成的联合政府不只是在西孟加拉邦成功地上台执政，还包括在印度南端的喀拉拉邦。当体制内的左翼共产党力量先后在喀拉拉邦与西孟加拉邦的选举中获胜并执掌地方政府时，它被认为是验证了苏联“和平过渡”路线的可行性。在西孟加拉邦，印共(马)是联合政府的重要构成，它的两位重要领袖乔蒂·巴苏(Jyoti Basu)和哈雷·克利须那·孔纳(Hare Krishna Konar)分别出任内政部长(主管警察)和财政部长。喀拉拉邦的联合阵线政府一直到1969年10月下台。1967年11月21日，西孟加拉邦的联合政府被解散，它激起公众的愤怒和暴乱，他们将矛头指向英迪拉·甘地，加尔各答街头几乎成为战场。1969年2月，纳萨尔派呼吁联合抵制议会中期选举，然而并没有成功。当时西孟加拉邦的选民纷纷排队投票反对国大党，联合阵线政府第二次上台执政。这表明，西孟加拉邦的很多民众对议会政治抱有信心。联合阵线政府并没有完全忽略土地问题，它大范围地调查20世纪50年代以来土地的非法征用情况，这也导致内部各股势力之间的冲突，最终加速了它的垮台。

大致而言，以印共和印共(马)为代表的主流左派采取“阵地战”的策略，印共(马列)和印共(毛)实行的则是“运动战”的策略。在印度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过程中，通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一旦确立联合阵线(即“阵地战”)，它便迅速反对革命的“运动战”策略，因为极左翼的立场严重威胁渐进式的改革进程。事实上，这两种不同的战略类型之间是可以相互连通的，然而，主流的左派与极端的左派却使之截然对立起来，割裂了“阵地战”与“运动战”之间在革命运动过程中的辩证关系。[注]Arup Baisya, “Strategic Dilemma of the Indian Left,” 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 Vol. 49, No. 4, 2014, pp. 13-16.“阵地战”与“运动战”之间的对立最后成为“改良主义”与“冒险主义”之间的对立，这便是印度左派面临的战略困局。此外，纳萨尔群体内部或者不同时期的纳萨尔主义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别。例如，以马宗达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纳萨尔主义者，也即早期的印共(马列)，主张人民民主革命；而印共(毛)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印共(马列)主张歼灭战，而印共(毛)则采取更加多元化的革命手段，除了针对性的歼灭战术之外，还包括各种政治战、消耗战等。印共(毛)还更加注重意识形态的宣传。现在的纳萨尔派高层认为，“红色恐怖”并非目的本身，它也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而是有针对性的、差别化的革命暴力行动。

三、纳萨尔运动的四种阐释机制

在印度学术界，对纳萨尔运动通常存在四种不同的阐释机制，即从法律与秩序、经济发展、心理认知以及意识形态四个方面进行阐释，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纳萨尔运动，同时也解释了纳萨尔运动的产生及其存在的根本原因。

(一)法律与秩序的视角

印度建国以来，尽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做出种种努力和承诺，但是各种腐败现象仍然层出不穷，基层治理不善导致政府未能充分实现最初提出的目标。国家行动的受惠者往往是富裕的特权阶层，统治精英希望继续享有特权，他们并不想颠覆社会权力结构。地主、高利贷者、警察和地方官员相互勾结，形成关系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共同盘剥低种姓和部落。在印度很多偏远的地区，只要纳萨尔派的威胁一旦消除，便很快恢复传统的地方治理格局。印度底层民众遭受的各种结构性暴力是导致他们揭竿而起、奋力抗争的主要因素，最初的纳萨尔巴里起义就是因此而爆发。纳萨尔巴里反叛在4个多月后遭到地方政府与警察的残酷镇压。1967年7月，西孟加拉邦的联合阵线政府授权警察部队对叛乱者采取行动，运动很快被控制，大多数革命领袖被逮捕。此后，安德拉邦的警方亦宣布斯里卡库拉姆地区是动乱区，并发动清剿行动，逮捕和杀害许多纳萨尔分子。印度的警察是镇压纳萨尔运动的主要力量，他们不仅维持着法律与秩序，还担负着保护地主和传统社会的政治任务。印度警方还不定期地对纳萨尔派采取武力行动，这些剿灭行动通常有着不同的代号，诸如“灰狗行动”“猛虎”“眼镜蛇”等。

从根本上而言，法律与秩序的视角也是国家安全的视角。这种视角认为，“纳萨尔威胁”归根结蒂是一种社会秩序问题。它将纳萨尔运动视为一种无序的社会动乱，是社会失序的表征形式，对国家安全和权力机构构成严重的威胁。作为社会的合法治理者，印度政府必须严厉打击纳萨尔派，采取军事和武力手段遏制、肃清纳萨尔势力，使社会重新回归安全有序的和谐状态。持法律与秩序视角的人们倾向于主张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纳萨尔问题，因此，政府应取缔各类纳萨尔组织，使之无法公开、合法地动员大众。革命者被视为不安定的动乱分子和十恶不赦的罪犯，必须严加审判，并相应地施以惩罚。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律与秩序的视角是解释纳萨尔反叛的主要视角，也正是在这种视角的主导下，印度政府主要强调以军事镇压手段来对付纳萨尔运动。事实上，这种以暴制暴的遏制策略也是导致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纳萨尔运动卷土重来的重要原因。

(二)经济发展的视角

1966-1967年，孟加拉和其他地区发生严重的农业危机，同时又由于货币贬值，底层民众的生活十分艰难，甚至出现饿殍遍野的人间惨像。这也是导致1967年初纳萨尔巴里爆发农民武装叛乱的重要原因。1969年，当时的印度内政部长在全国的首席部长会议上曾警告说，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维护社会公平，那么“绿色革命”将难以继续发挥作用。然而，印度社会的各种不公平现象仍然在持续。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印度政府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两极分化更是日趋严重。市场化、工业化、商业化和全球化等对印度的农村人口造成极大冲击，任何印度社会的严谨观察者都不会忽视印度国内面临的各种矛盾。农村经济停滞不前，农民自杀成为一种社会现象，饥饿更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在这种背景下，原本逐渐淡出印度政府和主流社会视线的纳萨尔派又重新浮出水面。纳萨尔运动的“浴火重生”与作为其主要参与者的阿迪瓦斯(Adivasis，即“部落”)和达利特(Dalits，即“贱民”)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阿迪瓦斯和达利特处于社会底层，建国以来，他们的生存处境不仅未能得到合理的改善，反而更加赤贫和边缘化。他们被强制征地、迁置而流离失所和穷困潦倒。2006年2月，印度政府开始执行“经济特区”(SEZ)政策，对外国投资企业提供廉价的土地、优惠的关税等措施。然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经常出现强制征用土地的情况，尤其是部落民的土地，因此它引发很多争议和抗议。

总之，印度社会中的各种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种姓制度、父权制、性别歧视等传统制度与观念盛行。印度宏观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国家经济总量迅速增加，但是它也产生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自然资源与原材料，而部落聚集区往往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因此，国家的发展需要与世代栖居在这些土地上的部落民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部落民不信任国家的发展战略，他们感到不公平和被剥夺，对政府的敌意与日俱增。第二，政府建立经济特区，强制征地，又导致与征地农民之间的冲突。第三，贫富分化加剧，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被边缘化的阿迪瓦斯和达利特群体，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不仅没有提升他们的地位和改善他们的处境，反而将他们远远抛出了全球化的发展轨道。这种社会经济状况与20世纪60年代西孟加拉邦农民的遭遇存在颇多相似之处。

(三)心理认知的视角

萨德汗舒·萨朗基 (Sudhanshu Sarangi)与劳伦斯·艾莉森(Laurence Alison)通过对纳萨尔成员的生活史进行访谈发现，被访者的叙述遵照某种受限制的修辞模式，它在结构与意象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注]Sudhanshu Sarangi & Laurence Alison, “Life Story Accounts of Left Wing Terrorists in India,” Journal of Investigative Psychology and Offender Profiling, No. 2, 2005, pp. 69-86.由于生活极端贫困并遭受各种社会压迫，他们通常认为政府腐败不堪，在心理认同上将富农、商人和政府官员等视为异己的“他者”；而纳萨尔派的领袖则是受压迫者的救星，他们致力于反对压迫性的和腐败的政权。因此，整个世界被一分为二：受苦受难者和十恶不赦者。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忠诚于纳萨尔主义，寻求一个没有剥削和欺压的理想社会。纳萨尔成员通过拒斥、解构政府的合法性基础而产生道德上的解脱，使他们不再受道德框架的制约，并进而使暴力合法化。针对阶级敌人的充满忿恨的修辞使暴力成为道德上正确的反抗行为。由此，纳萨尔意识形态对道德进行了重新定义，革命暴力成为一种必须履行的责任，是良知和道义的体现。这种自我认知能够使纳萨尔成员的攻击行为与暴力正当化。因为国家已经沦为统治阶级用来剥削、压迫劳苦大众的工具，因此必须通过游击战推翻它。一切形式的民主表达(尤其是选举政治)都是虚伪的骗局。这是纳萨尔派长期以来通过宣传和灌输其意识形态而造成民众认知的改变。在底层民众的现实世界里，恶与善、压迫与解放、恶棍与英雄、沉沦与拯救等是泾渭分明的。

鉴于此，萨朗基与艾莉森更多地从个体认知和心理方面阐释纳萨尔运动，他们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纳萨尔运动或左翼激进主义纯粹是社会经济问题的产物，并且能够通过发展这些落后地区的经济来解决纳萨尔问题。显然，印度其他很多地方同样也存在贫困与剥削现象，然而这些地方的人们并未揭竿而起、暴力反对政府和政治秩序。在冲突的环境下，特定社会身份的形成是现实感知和社会动员的重要基础，它促使个体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对压迫者的暴力斗争。萨朗基与艾莉森强调形成身份认同的过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要素共同作用于身份形成与纳萨尔运动之间的关系。因此，不仅法律与秩序的安全取向难以彻底解决纳萨尔问题，而且单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范式也未必能够完全奏效。

由于被极度边缘化的共同体与国家结构、经济支配者之间存在着张力和冲突，如果不从根本上重新定义这些共同体和行政结构之间的关系，那么这种情况将难以改变。因此，需要彻底重构底层共同体与国家结构之间的关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首先需要改变的是个体的生存经历和感知以及身份归属的类别化，并积极干预认同生成的心理过程，[注]Sudhanshu Sarangi & Laurence Alison, “Life Story Accounts of Left Wing Terrorists in India,” Journal of Investigative Psychology and Offender Profiling, No. 2, 2005, p. 81.尤其是寻找自我、认同“内群体”敌视“外群体”以及英雄修辞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也是心理生成和暴力的合法化过程。微观的个体心理认知在集体行动及其动员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经历和感知对于参与纳萨尔运动甚为关键。如果个体的经历或体验强化了左翼激进主义的修辞，那么经济的发展将无助于抑制个体参与纳萨尔运动。认知与话语之间具有同质性，纳萨尔成员共享着同一种认知心理和信仰体系，他们形成了强烈的信念，即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奋斗终身。这种叙述文本使个体忠实于革命暴力，并能长久地自我维系对纳萨尔运动的信仰。

(四)意识形态的视角

意识形态的论述主要是从纳萨尔主义的视角来阐释革命运动。纳萨尔派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它认为1947年建国后的印度并没有真正获得独立，并将印度社会定性为半封建的新殖民地国家，半封建社会的特征成为官僚买办资本家为了全球资本的利益而剥削印度人民的基础。自印度立国以来，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不仅剥夺了农民的土地，而且还瓦解了他们原有的生计模式。在纳萨尔派看来，印度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和劳苦大众之间的矛盾。纳萨尔派的意识形态是民众广泛参与革命运动的强大驱动力。意识形态的视角也涉及纳萨尔运动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与斗争。在成立印共(马列)之前，革命者内部已经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后来“毛派共产党中心”(MCC)和纳吉·瑞迪领导的安德拉群体并没有参与印共(马列)的事务。半个世纪以来，革命者内部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一直伴随着纳萨尔运动。

纳萨尔派的政治宣传通常是基于阿迪瓦斯、达利特的真实生命体验。纳萨尔主义不仅在意识形态上适合部落民，而且它还提供了一种与之相契合的生活方式，因为带着弓和箭生活在丛林中本来就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此外，生活在森林里的部落民与纳萨尔派之间的交往也更为顺畅，而与国家官僚机构的互动则令他们感到渺小、卑微和失望。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纳萨尔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需要提出政治性的解决方案。[注]Rajat Kujur, “Contemporary Naxal Movement in India,” IPCS Research Paper, No.27, 2013.从广义上而言，也可以将意识形态的视角视为一种文化的视角。

上述这四种阐释机制也是解释纳萨尔运动的不同路径，它们包含了多重维度，既涉及激进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也涉及心理层面的因素以及作为文化的意识形态分析。概而言之，它们分别代表着政治、经济、心理和文化等四个维度的解释。

四、印度政府的反制措施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纳萨尔派的活动重心位于安德拉邦北部和比哈尔邦南部，在这些地区的阿迪瓦斯和达利特群体中活跃着人民战争群体(PWG)、毛派共产党中心(MCC)和党联盟(PU)等纳萨尔组织。在这些偏僻、落后的地区，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力量很薄弱，纳萨尔派占据了权力的真空。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纳萨尔派的力量逐渐扩展到毗邻的贾坎德邦、奥里萨邦、恰蒂斯加尔邦、马哈拉斯特拉邦以及中央邦等地。2006年，印度内政部报告称有9个邦的76个县受纳萨尔暴力的影响。2008年，位于新德里的“冲突管理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nflict Management)称纳萨尔运动已经不同程度地波及全印16个邦192个县。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印度政府并不愿意承认纳萨尔叛乱的严重性，认为它仅仅是地方性的法律与秩序问题，不足以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是未曾预料的是，纳萨尔运动在新世纪以全新的姿态卷土重来，并且很快成为印度前总理所说的“国内最大内患”。印度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引发诸多智库、学者、作家、新闻记者、民间团体以及独立观察家的关注。

近些年来，印度政府从多个层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遏制纳萨尔运动，这些措施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军事方面。政府与警察部队配备大量先进武器以及特殊装备，诸如适合丛林作战的装甲车、无人侦察机等。镇压纳萨尔运动的警察部队高度现代化且训练有素，中央后备警察部队(CRPF)也可以适时提供援助。受纳萨尔影响的印度各邦还根据自身的特点和纳萨尔力量的强弱采取不同的军事策略。除了警察力量之外，地方性的地主武装也加入到清剿纳萨尔派的队伍之中。譬如，在比哈尔邦，早在1994年，为了应付毛派共产党中心和党联盟，在国家力量缺席的情况下，高种姓的地主自发成立了武装组织(Ranvir Sena)以反击纳萨尔派。在安德拉邦，政府的反纳萨尔措施比较得当，迫使纳萨尔派战略性地撤退，暂时退避到毗邻地区。第二，组织层面。在政府应对纳萨尔运动的初期，各邦之间的军事行动几乎陷于混乱状态，尤其是缺乏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长期有效的应付措施。即使地方政府有相对完备的政策，但是由于执行机构效率低下、缺乏协调而未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如今，印度政府在受纳萨尔势力影响的邦设立首席部长常务委员会，建立相应的协调组织，统一地方各邦的行动，并加强情报共享，以共同遏制纳萨尔叛乱活动。2006年底，由印度内政部(MHA)牵头设立“纳萨尔管理部”(Naxal Management Division)，从全局监督各项反纳萨尔措施的协调工作。第三，法律层面。除了确保切实履行现有的法律之外，印度政府还颁布各类新的国内安全法律条文，使防范、镇压和取缔纳萨尔运动及其大众组织变得有法可依。其他还有些法律涉及保障低种姓与部落的合法权益，例如《潘查亚特扩展到表列地区法》(Panchayat Extension to Scheduled Areas Act，PESA)和森林权利法案(the Forest Rights Bill)等。第四，经济发展方面。出于生计问题的考量和社会压迫是底层民众加入纳萨尔运动的重要因素，因此，印度政府一向重视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在每一次镇压农民起义之后，政府都会采取措施将土地分配给无地者，确保耕者有其田。印度政府还推出了一系列发展举措，诸如先后颁布《贫困县行动倡议》(Backward Districts Initiative，BDI)和《落后地区补助基金》(Backward Regions Grant Fund，BRGF)等，以期改变贫困落后地区的面貌。地方政府也加大财政拨款力度，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类发展项目。第五，意识形态方面。印度官方利用多种渠道大力宣传政府治理的绩效，强调印度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改变官员作为“统治者”的形象，以充分体现其亲民的方面。同时，官方媒体、政府官员以及智库研究者等都竭力抹黑纳萨尔派，尤其是渲染其“无差别的暴力”(indiscriminate violence)。主流的媒体采取选择性报道的方式，夸大由纳萨尔派造成的暴力事件的严重性，广泛宣扬纳萨尔暴力活动导致平民伤亡的数量。印度政府甚至公开宣布纳萨尔组织为“恐怖组织”，策略性地将受纳萨尔派武装影响的地区标签为“红色走廊”。第六，诱降政策。印度政府对纳萨尔高层和普通成员提出优厚的投降条件，只要他们放弃武器，就可以避免法律的追究并得到经济补偿。最后，除了强化军事行动能力之外，印度政府还与纳萨尔派进行和平谈判，以希望将极端左翼激进分子纳入主流政治体系的范畴。[注]在这种谈判过程中，双方可能都为各自的目的而试图操控国家的政治进程。对纳萨尔派而言，在某些情况下谈判能够为它赢得宝贵的时间以巩固、重组自身的力量。

总之，印度政府同时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入手来遏制纳萨尔运动，这些不同层面的措施主要可以归结为“安全”和“发展”两个维度，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而且尽管印度政府采取“两手抓”的策略，但它基本上是以军事遏制和打击为主，经济发展为辅。从印度政府的立场来看，即使无法彻底击溃、消灭纳萨尔派，也希望能够将它纳入主流的政治体系。此外，也有学者主张从微观的个体心理认知的角度来应付纳萨尔派，认为有必要改变个体认知结构，即作为“苦难者”的自我、作为“剥削者”的国家(“他者”)以及作为“救星”的纳萨尔派。[注]Sudhanshu Sarangi & Laurence Alison, “Life Story Accounts of Left Wing Terrorists in India,” Journal of Investigative Psychology and Offender Profiling, No. 2, 2005, pp. 69-86.这种社会身份的形成与结构化对个体行动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此，可以采取三种相应的对策。第一，在底层民众中树立“良民”的角色模型，并打通阶级流动的渠道；第二，破坏纳萨尔派作为“英雄”与“救星”的理想形象，如谴责他们滥用暴力、利用阿迪瓦斯和达利特满足私欲，或者贴上“犯罪组织”或“恐怖主义”等标签；第三，重塑或巩固国家的合法性权威，消除其作为“压迫者”或“暴政者”的形象，宣扬它在宏观政治方面的绩效和民主政治模式等。事实上，这些措施已经在印度政府对纳萨尔派的遏制策略中有所体现。

印度政府在实施各种反制纳萨尔运动的措施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由于纳萨尔派不只是局限于某个邦，而是占据着不同邦的交界处，政府力量在这些区域较为薄弱，这尤其需要不同地方政府之间采取联合行动，单个邦的独立行动往往难以奏效。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享有很大的自主权，这经常导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令不畅，各个地方政府之间更是缺乏充分协调。党派林立以及朋党之争不仅导致政治不稳定，而且也削弱了联邦政府的力量，使中央政府无法协调各邦的反纳萨尔行动。各个反纳萨尔委员会并无实权，但又相互制肘，中央政府的干预和协调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在如何应付纳萨尔派的问题上，地方政府各行其是。总之，印度政府存在腐败丛生、任人唯亲、谋取私利、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等现象，政府的专项财政拨款往往被挪作他用，或被挥霍一空，致使无法顺利开展土地改革措施，或有效地执行各类发展项目。有些邦还故意夸大纳萨尔问题的严重性，以套取更多的国家财政拨款。此外，尽管近些年来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地方警力仍然相对不足，而且执行力较差。在行政管理混乱、军事反应迟钝、腐败和治理不善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印度政府的反纳萨尔政策显得脆弱、杂乱和不连贯，从而无法真正有效地落实一种全面、综合和整体主义的反纳萨尔战略。

结 语

纵观半个世纪的纳萨尔运动，印度国内的政治生态和经济状况对革命运动的兴衰有着重要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印度国大党的威望有所下降，印度政坛开始出现多个党派，尤其是形成各种联盟阵线，对抗建国以来一直执政的国大党。同时，“绿色革命”未能让那些边缘化的群体受惠，许多小农失去土地，农村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由于经济发展停滞，无地农民、佃农、小农和部落等农村的底层穷苦者首当其冲。1972年以后，在英迪拉·甘地的领导下，印度的政局逐渐稳定，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一些土地改革和发展措施，以改善农民的生计。因此，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印度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困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印度的政治结构出现了系统性的变化，出现了诸如印度人民党等很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区域性或全国性的政党。政治的多元化导致朋党林立，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贫弱、行政效率低下，与此同时，自从20世纪九十年代初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尽管印度的宏观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是它导致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尤其是自然资源的肆意开采、经济特区的建立等，导致部落民流离失所、怨声载道。

关于纳萨尔运动的四种阐释机制事实上分别对应着印度政府采取的不同遏制策略。若将纳萨尔问题视为法律与秩序问题，那么对应的解决方式是军事遏制策略；若认为纳萨尔问题是经济发展问题，那么对应的是经济发展措施；若认为纳萨尔问题是心理认知问题，那么对应的是国家机器的宣传策略；若认为纳萨尔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那么对应的则是政治解决手段。大体而言，政府采取“安全”和“发展”的遏制策略，也即“胡萝卜加大棒”。纳萨尔运动既是政治、法律与秩序问题，同时亦是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