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市民社会经济地位与体质水平的关系研究

2019-02-28甘春龙张彦峰

中国体育科技 2019年12期

甘春龙，郭舜，张彦峰

GAN Chunlong1，2，GUO Shun3，ZHANG Yanfeng4*

社会经济地位通常由个人或家庭的教育、收入和职业来衡量，已被确定为健康结果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目前，国内外研究已经证实，社会经济地位会对人口健康产生影响（许金红，2015；Seubsman et al.，2011）。那么，社会经济地位对人们的体质水平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近年来，学者们也对其进行了探讨。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体质得分较低，与高收入家庭相比，儿童的体质健康状况更差并且肥胖的风险更高（Jin et al.，2015）。另有研究发现，父母教育程度低、家庭收入低、流动人口背景与儿童身体素质差、BMI 和体脂百分比高、活动行为低有关（Imhof et al.，2016）。西班牙妇女的体质健康与教育和收入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在低教育和收入水平组别最为明显（Saavedra et al.，2008）。在南美洲，巴西和哥伦比亚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与体质状况呈反比关系（Guedes et al.，2012；Otero et al.，2017），而智利的一项研究发现相反（Sandercock et al.，2017）。造成矛盾结果的原因尚不清楚，可能是由于社会经济地位和体质的定义与测量存在差异，也可能与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差异有关。社会经济地位与体质关系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更加要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更系统的研究，并强调研究可能解释这种关系变化的相关因素（Zhang，2017）。

同时，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影响机制的研究也仍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而这直接关系到政策的可操作性。一方面，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有直接的正面影响，提供个人健康相关的知识、技能和资源；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常常以更广泛和间接的方式影响健康，如塑造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Adler et al.，2002）。其中，对于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影响机制的研究方向之一是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一般用体育锻炼和饮食等作为健康生活方式的中间变量，吸烟、饮酒等为不健康生活方式的中间变量。学者们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但结论并不一致。有研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居民更倾向于体育锻炼、健康饮食，以及控制吸烟、饮酒等不健康行为，从而健康水平更高（王雪燕，2014；Borodulin et al.，2012）。另外一些研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反而更容易出现吸烟、饮酒等不健康行为（黄洁萍，2013）。还有部分研究认为，作为中间变量的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并不显著（袁迎春，2016）。而体育锻炼对体质水平的影响也已被广泛认可和证实（国家体育总局，2017）。那么，社会经济地位是否也通过体育锻炼进而影响体质水平，鲜见相关的研究报道。

定期进行市民体质监测，发布监测结果，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掌握市民体质现状与动态变化的有效途径，并藉以提高市民对体质健康的认识，推动市民参与体育运动，促进身心健康。澳门体育局协同卫生局、教育暨青年局、社会工作局、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和澳门理工学院于2015年开展了第3 次全年龄段人群的体质监测，研究和探寻影响澳门市民体质的因素，对澳门地区的全面发展以及相关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澳门市民的体质水平，以及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市民是否通过体育锻炼的中间机制影响体质水平等内容进行了探讨。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59 周岁的澳门成年市民，居住在澳门5年或以上者。

1.2 研究内容

1）社会经济地位对澳门市民体质水平的影响。综合已有研究可以发现，不同学者在对社会经济地位进行指标选取时，都根据自身数据的特点和研究需要采取了不同的指标系统。相关研究（黄洁萍等，2014）多采用教育程度（学历）、收入和职业3 大指标对社会经济地位进行测量，用其中的单个或者几个变量综合度量。在澳门市民体质监测中未涉及收入，本文根据研究对象和数据资料的特点，关注学历和职业（工作种类）2 项指标是否会影响市民的体质水平。2）社会经济地位的各项指标对参加体育锻炼的影响。3）分析参加体育锻炼对体质水平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体育锻炼与体质水平的关系。4）考察远端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通过作用于近端的体育锻炼，进而影响体质水平，即参加体育锻炼是否是社会经济地位和体质水平的有效中间变量。

根据本研究内容，提出如下研究假设。1）假设1：市民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体质水平也越好。假设1a：市民的学历程度越高，体质水平越高；假设1b：非体力劳动者的体质水平高于体力劳动者。2）假设2：市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有可能参加体育锻炼。假设2a：市民的学历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参加体育锻炼；假设2b：非体力劳动者参加体育锻炼的可能性高于体力劳动者；3）假设3：参加体育锻炼的市民体质水平更高。4）假设4：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促使市民选择参加体育锻炼，并进一步提高体质水平。

1.3 研究方法

1.3.1 数据来源

2015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市民体质监测数据库。

1.3.2 变量设置

1）因变量——体质水平。采用体质评定等级反映受试者体质水平，根据《澳门市民体质测定标准手册》，体质等级分为不合格、合格、良好和优秀4 个等级，将4 项结果合并为二分变量：“不合格”和“合格”（将合格、良好、优秀合并为“合格”）。2）自变量——社会经济地位。以学历程度和工作种类作为衡量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调查中学历分为小学程度以下、小学、中学、专上教育、硕士和博士6 类，重新划分为小学程度及以下、中学、专上教育、硕士及以上。工作种类划分为体力劳动者和非体力劳动者。3）中间变量——体育锻炼。依据问卷调查中“平均每周体育锻炼的次数”选项（①不锻炼②1 次以下③1～2次④3～4 次⑤5 次及以上），重新划分为“体育锻炼”和“不锻炼”。“体育锻炼”统计样本为选项②及以上，“不锻炼”统计样本为选项①。具体变量设置见表1。

1.3.3 数据处理

表1 变量与赋值说明Table 1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and Assignments n=3290

1）计算不同年龄组、性别、学历、工作种类、体育锻炼情况澳门市民的体质合格率，对各组的差异进行比较。

2）通过Logistic 回归，分析各指标对澳门市民体质水平的影响。参考已有文献，为了验证社会经济地位是否通过影响体育锻炼，进而影响市民的体质水平，建立了3个Logistic 回归模型。模型1 为社会经济地位模型，自变量包括社会经济地位各项指标和控制变量；模型2 为中间变量（体育锻炼）模型，自变量包括体育锻炼和控制变量；模型3 为联合模型，自变量包括社会经济地位、体育锻炼和控制变量3 项。3 个模型的因变量均为体质水平。

3）用SPSS 17.0 软件完成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澳门市民体质水平现状

2.1.1 不同年龄组成年人体质水平比较

从表2 可知，男性体质合格率略高于女性；成年乙组体质合格率明显高于成年甲组（P＜0.001）。其中，男性成年乙组体质合格率明显高于成年甲组（P＜0.001），女性2 个年龄组差别不大；从不同年龄组来看，成年甲组男性体质合格率略低于女性，成年乙组男性明显高于女性（P＜0.001）。

表2 不同年龄组成年人体质合格率比较Table 2 Qualified Rate Comparison of Physical Fitness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2.1.2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成年人体质水平比较

2.1.2.1 不同学历成年人体质合格率比较

随着学历的升高，体质合格率也逐渐升高（P＜0.01）（表3）。不同性别表现为相同的变化规律，其中，不同学历程度的女性成年人体质合格率差异显著（P＜0.05），男性则不明显。

表3 不同学历成年人体质合格率比较Table 3 Qualified Rate Comparison of Physical Fitness in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 Groups

2.1.2.2 不同工作种类成年人体质合格率比较

非体力劳动者的体质合格率明显高于体力劳动者（P＜0.01）。不同性别表现为相同的变化规律，其中，不同工作种类的男性成年人体质合格率差异显著（P＜0.05），女性则不明显（表4）。

2.1.3 是否参加体育锻炼成年人体质水平比较

参加体育锻炼的市民体质合格率明显高于不参加体育锻炼的（P＜0.001，表5）。

表4 不同工作种类成年人体质合格率比较Table 4 Qualified Rate Comparison of Physical Fitness in Different Types of Work

表5 不同体育锻炼情况成年人体质合格率比较Table 5 Qualified Rate Comparison of Physical Fitness in Different Physical Exercise Groups

2.2 澳门市民参加体育锻炼的现状

2.2.1 不同年龄组成年人参加体育锻炼情况的比较

澳门男性成年人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百分比明显高于女性（P＜0.001，表6）。成年乙组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百分比与成年甲组相差不大；男性成年甲组高于成年乙组，但差异不显著，而女性成年甲组明显低于成年乙组（P＜0.001）。从不同年龄组来看，成年甲组男性明显高于女性（P＜0.001），成年乙组男性略高于女性。

表6 不同年龄组成年人参加体育锻炼情况的比较Table 6 Comparison of Physical Exercise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2.2.2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成年人参加体育锻炼情况的比较

2.2.2.1 不同学历成年人参加体育锻炼情况的比较

随着学历的升高，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百分比也呈升高趋势（表7）。其中，男性成年人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百分比随着学历的升高不断升高（P＜0.001），而女性成年人参加体育锻炼的情况则呈现U 字形，两侧比例高，中间相对偏低。

表7 不同学历成年人参加体育锻炼情况的比较Table 7 Comparison of Physical Exercise in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 Groups

2.2.2.2 不同工作种类成年人参加体育锻炼情况的比较

不同工作种类成年人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百分比相差不大，不同性别表现为相反的趋势。其中，女性体力劳动者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百分比略高于非体力劳动者，而男性则是体力劳动者明显低于非体力劳动者（P＜0.05，表8）。

表8 不同工作种类成年人参加体育锻炼情况的比较Table 8 Comparison of Physical Exercise in Different Types of Work

2.3 社会经济地位、体育锻炼与体质水平的回归分析

2.3.1 社会经济地位对体质水平的影响

总体回归模型显示（表9），成年男性比女性体质合格率更高（回归系数为0.186＞0，P＜0.1）；年龄组别与体质合格之间的关系为负相关（回归系数为-0.709＜0，P＜0.001），即成年甲组市民体质合格情况低于成年乙组；学历程度与体质水平存在显著相关性，学历越高即受教育水平越高，市民的体质水平越高的可能性越大；工作种类对市民的体质水平没有影响；对比性别模型可以发现，不同因素对性别的影响比较相似。假设1a 得到验证。

表9 社会经济地位对体质水平影响的回归分析Table 9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Physical Fitness Level

2.3.2 体育锻炼对体质的影响

结果显示，体育锻炼非常显著地影响体质水平（回归系数为0.709＞0，P＜0.001，表10）。假设3 得到验证。

表10 体育锻炼对体质等级影响的回归分析Table 10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Physical Exercise on Physical Fitness Level

2.3.3 社会经济地位对体育锻炼的影响

总体回归模型显示（表11），男性更倾向于参加体育锻炼（回归系数为0.541＞0，P＜0.001）；年龄组别与体质锻炼之间的关系为负相关（回归系数为-0.285＜0，P＜0.01），即成年乙组市民更愿意参加体育锻炼；学历程度与参加体育锻炼存在显著相关性，学历越高即受教育水平越高，市民参加体育锻炼的动机越强；工作种类对澳门市民是否参加体育锻炼没有影响。假设2a 得到验证。

对比性别模型可以发现，不同因素对性别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男性市民在不同年龄组别上没有明显差异，而女性成年乙组比成年甲组更愿意参加体育锻炼（回归系数为-0.519＜0，P＜0.001）。从工作种类来看，男性市民也不存在明显差异，而女性体力劳动者比非体力劳动者更愿意参加体育锻炼（回归系数0.210＞0，P＜0.1）。从学历来看，男性市民学历程度会显著影响参加体育锻炼的情况，而女性则不明显。

表11 社会经济地位对中间变量（体育锻炼）影响的回归分析Table 11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Intermediate Variable（Physical Exercise）

2.3.4 社会经济地位、体育锻炼与体质的关系

根据前面的分析结果，建立联合模型。比较表12 的社会经济地位模型、体育锻炼模型和联合模型，如果“社会经济地位—体育锻炼—体质水平”影响路径存在的话，联合模型中社会经济地位各项指标的Exp（B）将比社会经济地位模型更小，且中间变量模型的Exp（B）基本保持不变。结果显示，中间变量模型和联合模型体育锻炼Exp（B）相差不大，社会经济地位模型的学历与联合模型Exp（B）值相比下降了。联合模型中，中学学历的Exp（B）值下降了0.003，专上教育学历下降了0.082，硕士及以上学历下降了1.141。表明，学历程度通过影响体育锻炼，进而影响市民的体质水平。工作种类对体质水平没有影响。假设4 得到部分验证。由于男性学历程度会影响中间变量体育锻炼，而女性不明显，所以对男性进行了单独分析。统计结果显示，男性的情况与总体一致，澳门男性市民的学历程度通过体育锻炼进而影响体质水平。

表12 社会经济地位与体质水平的中间路径回归分析Table 12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ntermediate Path between Socioeconomic and Physical Fitness Level

3 分析与讨论

3.1 澳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市民体质水平的特征分析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致力建设健康城市，在国家体育总局的支持下，回归后进行了3 次澳门市民体质监测，并充分应用监测数据，出版了相应的体质监测报告，提高市民对体质健康的认识，引导市民科学健身。学者们也加大了对澳门市民体质研究的关注。关于澳门市民体质的相关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探讨澳门市民的体质特征，分析总结澳门市民的身体形态、机能与素质各指标的年龄变化特征和性别差异等（江崇明等，2008）；以及横向地与其他城市居民体质状况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张彦峰等，2015）。本文从社会经济地位角度出发，对澳门市民的体质水平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显示，澳门市民体质状况性别差异不大，而不同工作种类、不同年龄组、不同学历程度、是否参加体育锻炼人群的体质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表现为：成年乙组体质合格率明显高于成年甲组；参加体育锻炼的市民体质合格率明显高于不参加体育锻炼的；非体力劳动者的体质合格率明显高于体力劳动者；随着学历的升高，体质合格率也逐渐升高。另外，女性市民在某些方面并不完全与总体情况一致。其中，女性在年龄组和工作种类上的体质合格率差异均不明显。这与部分学者（商兆祥，2011）的研究报道既有相似的地方，又表现出不一样的特点。如对于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居民，主要表现为随教育程度的提高，体质合格率逐渐增加，这与本文的发现一致。但有研究（莫晓燕等，2014）显示，受教育程度高、低2 个群体在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2 个方面呈现出“相互错位”的特征。对于不同工作种类、不同年龄组等因素上的研究结果也不完全一致（艾险峰等，2013），这与研究的对象不同等有关，也表明我国居民体质水平存在不同社会分层的差异。因此，澳门市民体质水平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异仍然存在，其中，偏向受教育程度高、非体力劳动者的特征更为明显。也表明，澳门市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种类都很可能是影响市民体质状况的原因。

3.2 澳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市民体育锻炼情况的特征分析

研究认为，不同形式的社会分层造成了不同体育锻炼行为发生率。各社会阶层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体育锻炼发生率都有所不同，阶层等级与体育行为发生率基本呈正相关（李骁天等，2014）。部义峰等（2015）研究报道，体育参与在性别、年龄和居住地等人口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更受到表征社会层次变量的影响，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从事职业声望越高，体育参与的概率越高；体育参与分层也受到人口学变量和表征社会层次变量的影响，但体育参与层化主要与教育程度密切相关，收入水平与职业类型的影响程度减弱。本研究结果显示，澳门市民成年人参加体育锻炼的情况在性别和学历上存在明显差异：男性明显高于女性；随着学历的升高，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百分比也呈升高趋势。其中，男性成年人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百分比随着学历的升高不断升高（P＜0.001），而女性成年人参加体育锻炼的情况则呈U形，两侧比例高，中间相对偏低。澳门市民成年人参加体育锻炼的情况在年龄组和工作种类上没有明显差异。但从不同性别来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其中女性成年甲组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百分比明显低于成年乙组，而男性体力劳动者明显低于非体力劳动者。因此，澳门市民体育锻炼参与度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异仍然存在，其中，偏向受教育程度高的特征更为明显，而在工作种类上的反应不明显，表明澳门市民的受教育程度很可能是影响市民体育锻炼参与度的原因。

3.3 社会经济地位、体育锻炼和体质水平的关系研究

3.3.1 社会经济地位对体质水平的影响

对于我国其他城市居民的研究表明，学历程度是影响体质水平的重要因素。如研究发现（汪振环等，2017），重庆市老年人体质健康状况整体较好，文化程度是影响重庆市老年人体质健康达标情况的唯一因素；受教育程度是成都市老年人体质健康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韩海军等，2014）。本研究发现，学历程度与体质水平存在显著相关性，学历越高即受教育水平越高，澳门市民的体质水平越高的可能性越大，表明学历程度是影响澳门市民体质水平的重要因素。一个人的学历程度是影响体质水平的重要因素，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Fujishiro et al.，2010；Richardson et al.，2012）：1）受教育程度越高，往往具有较高的认知水平，健康意识会相对更好，对体质及相关因素了解的机会越多，对培养增强体质的意识，促使其采取健康的行为有一定的作用；2）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体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能力越高或途径相对更广，同时获取医疗保健服务的机会也越多，对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就越好，其体质健康水平就越高；3）个体教育程度的高低会对其生活方式、健康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4）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往往自身综合素质相对较高，能够拥有较好的职业及较高的工资水平，进而影响余暇时的体育锻炼；5）受教育程度越高，对自身健康、营养摄入等的重视程度越高，并能进行自我指导，健康自我管理水平更高。

表13、14 是不同学历澳门市民对体质测定的认识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学历越高的市民对体质的了解和认识程度越高，进一步说明了学历对于市民体质水平的影响。同时也提示，澳门政府部门在下一步工作开展中还应加大对于体质测定工作的宣传和推广力度，尤其是对低学历人群。

表13 “是否听说过体质测定”的人数百分比Table 13 Proportion of People Who Have Heard of Physical Fitness Surveillance /%

工作种类的影响作用未能得到验证。单因素分析时发现，不同工作种类市民的体质水平是存在差异的，但在学历的交互作用下，工作种类对体质水平的影响不明显。城镇非体力和体力劳动者由于受教育程度、工作环境、经济水平、生活压力、休息习惯和所具有的体育锻炼氛围等不一样，对体质等级水平的影响也可能不同。这与我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城乡差异等有关。一方面，本文为了便于研究选择了工作种类这个指标，而没有对职业进行更合理的划分；另一方面，澳门经济社会比较发达，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不像国内其他城市或者城乡之间的差异那么大。

表14 不同学历澳门市民对体质测定的认识程度及其人数比例Table 14 Macao Citizens’Awareness of Physical Fitness Surveil‐lance and Their Proportion in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s /%

另外，对于控制变量，澳门成年男性体质合格率更高，成年甲组市民体质合格情况低于成年乙组。结果表明，年龄组越大体质反倒越好，体质水平随年龄组增高的可能性更大。这与我们习惯的认识和理解相反，年轻人并没有更加身强力壮。这可能与年轻人的生活和工作压力更大有关，而中老年人生活更加稳定，可供支配的时间更多，可以选择参加丰富多彩的娱乐休闲、体育健身等活动。

3.3.2 体育锻炼对体质水平的影响

体育锻炼对体质水平的影响，已被广泛认可和证实。体育锻炼可以提高人体的心肺功能、肌肉力量、柔韧、平衡和反应能力，改善身体成分，从而达到增强体质、提高健康水平的效果。本研究的体育锻炼模型结果也显示，体育锻炼非常显著地影响体质水平，进一步验证了体育锻炼是影响体质水平的重要因素。

3.3.3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对体育锻炼的影响

研究表明（马江涛等，2014），我国居民参与体育锻炼主要受年龄、工作时间、社会阶层、城乡、性别、民族、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健康状况的影响。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重要因素，学者们的研究发现比较一致。如叶孙岳等（2016）发现，教育水平与体育锻炼正向关联；彭大松（2012）研究发现，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个体参加体育锻炼的比例将增加16.4%。本研究同样发现，学历程度与参加体育锻炼存在显著相关性，学历越高即受教育水平越高，澳门市民体育锻炼的参与度越高。

从性别来看，澳门男性更倾向于参加体育锻炼。这与彭大松（2012）的报道一致，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发现，男性从事体育锻炼是女性的1.176 倍。关于年龄对体育锻炼的影响也存在一定差异。本文主要按年龄组区分，其他研究多以年龄进行划分。澳门成年乙组市民，尤其是女性，更愿意参加体育锻炼，也表明在综合考虑了教育水平、工作种类和性别等后，青年人群可能因为身体自我感觉健康、社会经济压力大、工作繁忙和闲暇时间少等原因而没有足够的体育锻炼行为。工作种类对澳门市民是否参加体育锻炼没有影响。但对比性别样本模型可以发现，不同因素对男女性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女性体力劳动者比非体力劳动者更愿意参加体育锻炼，而男性差异不明显。

总体来说，澳门市民体育锻炼人群的层化现象明显，其层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性别、年龄组和学历程度。教育资本占优势的个体更容易从事体育锻炼，从而获得健康资本。

3.3.4 社会经济地位通过体育锻炼影响体质水平的路径分析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澳门2017年人均GDP 为79564 美元，成为全球三强之一（谢四德，2019）。经济的爆炸式增长引发了人力资源的短缺，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收入结构的分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导致澳门人口结构、职业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出现变动。具体表现为（娄胜华，2014）：人口结构中，移民群体迅速扩容；职业构成上，博彩从业员群体迅速壮大；阶层结构方面，中产阶层的形成与成长。在澳门整个社会结构变化过程中，也逐渐形成其独有的人才结构特点。一方面，回归后特区政府十分重视教育投入，宣布实施15年免费教育，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澳门市民整体教育质量大幅提升。通过表15 也可以看出，澳门市民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逐年上升，这与澳门政府在公共教育支出上的投入是分不开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澳门高中、初中、小学或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仍占很大比例，而且澳门在公共教育支出占GDP 比重上也低于香港、珠海等城市（刘祖云等，2017），从业人员低学历也成为制约澳门适度多元发展的一个瓶颈（柯建刚，2014）。另一方面，澳门就业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博彩业的月工作收入中位数为20000 元，按年增加400 元；非博彩业维持14000 元，与2017年相同。但是，博彩业就业人员的学历以高中教育较多，占34.6%，高等教育的比例为24.1%；非博彩业有39.9%的就业人员具高等教育学历。这种状况与澳门产业结构的特殊性密切相关。澳门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组成，但第三产业比重达到了95.8%，第三产业中又主要由博彩及博彩中介业为主，达到了50.5%（2018年）。

因此，澳门市民不同行业的收入水平并不完全与其受教育程度成正比，与受教育程度的关系，既存在一致的状况，也存在不一致的状况。澳门在经济发展取得骄人成就的同时，又因为其独特的产业结构，形成了特殊的就业人口群体，低学历的就业人口造成了澳门人才结构失衡。因而出现了澳门很大规模从业人员收入较高，学历却偏低的特有现象，这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根据前面的分析结果，建立联合模型，对社会经济地位通过体育锻炼影响体质水平的路径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学历程度通过影响体育锻炼，进而影响市民的体质水平。提示，反映澳门市民社会经济地位的学历指标可以通过影响体育锻炼进而影响市民的体质水平，这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依据，在下一步工作开展中应进一步加大对低学历人群的关注，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