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悦，卢慕瑶，李文心

一、政策环境分析

1. 财政政策

近年来，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即偏向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断推进“减税降费”改革。2018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金额为1.1万亿元的减税降费目标；2018年9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联合发布通知，确定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的政策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至所有企业；2018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配套措施，将个税起征点从3500元上调至5000元，并于2019年1月1日开始执行； 2018年10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加快退税进度的措施。

2. 金融政策

1）利率政策

我国自2004年开始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2018年提出“双轨合一轨”的利率并轨改革，近年来，不断完善市场化的利率机制。2018年，为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我国央行四次降准，其中2018年10月15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高达1个百分点；美联储四次加息；欧央行则维持利率政策并未对利率进行调整。

2）汇率政策

人民币作为我国的本位币自1948年12月1日起开始发行，1994年1月1日起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7月21日起实行也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15年8月11日进行第三次汇改，央行调整了中间价，将昨日收盘价作为今日的中间价。

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2018年人民币汇率经历里较大幅的波动，人民币汇率从6.50贬值至6.86。2018年1月，央行暂停逆周期因子；6月，中美贸易谈判破裂，人民币汇率开始贬值；8月，央行重启逆周期因子，人民币汇率仍呈贬值趋势；12月，G20峰会中美领导人对贸易摩擦进行进一步谈判后，人民币汇率贬值趋势暂停。

3. 贸易管理政策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贸规模不断攀升，目前已经成为了对外贸易顺差大国，我国积极与世界各国建立贸易合作关系，推进全球化进程，2013年9月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提议，并不断开辟市场，扩大开放程度。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的经济依赖程度不断加深，2018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同比增长17.2%，达到3233亿美元。

美国自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来，将中国作为重点对象。2017年8月，美国宣布对中国发起“301”调查，中美贸易摩擦由此开始；4月，美国发布“301清单”，建议对价值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额外关税，并宣称要对另外1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中国采取对等500亿美元产品清单予以还击；8月，美国继续对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立即予以同等数额的反击。

二、中国国际收支概况

1. 经常账户

经常账户反映的是一国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关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初次收入和二次收入的流量， 其中货物贸易差额和服务贸易差额是经常账户的主要组成部分。2015年以来，中国经常账户基本上都呈现顺差状态，但盈余显著收窄。2015年至2018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分别为3042、2022、1951与491亿美元，经常账户占GDP的比率分别为2.8%、1.8%、1.6%与0.4%。甚至在2018年第1季度，中国出现了自2001年第2季度以来的首次经常账户逆差。无论从绝对规模大小还是从相对占比高低来看，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均表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

目前我国经常账户一直处于货物贸易顺差和服务贸易逆差的状态，但货物贸易顺差下降，服务贸易逆差扩大。在货物贸易方面，过去数十年以来，得益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货物出口的快速增长，我国一直维持着较高的货物贸易顺差，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受到全球需求转弱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货物出口增速放缓，货物进口增长加速，导致货物贸易顺差逐渐减少。在服务贸易方面，我国对其他国家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其中旅游的贸易逆差占主要部分。随着中国居民收经济条件的显著改善，特别是中产家庭对境外旅游需求的增加，带动了海外服务需求的增长，服务逆差持续扩大。同时，经过2010-2014年服务逆差的快速增加后，服务贸易需求进入平稳阶段。

2. 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

金融账户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和储备资产，其中剔除储备资产变化的金融账户反映的是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投资活动引起的资金流动，即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当海外投资者对我国持乐观态度，资产增持规模大于我国对海外资产的增持规模时，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就会处于顺差状态，反之处于逆差状态。

2015年至2018年，中国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余额分别为-4345、-4161、1095与1306亿美元，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占GDP比率分别为-3.9%、-3.7%、0.9%与0.9%，呈现出由较大规模的逆差转为较小规模的顺差的特点。直接投资方面，2015年之前，在我国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战略的影响下，直接投资一直处于顺差状态，是我国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的主要来源。但近几年内，受到我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内生产要素换成本上升等影响，中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由2011年2317亿美元的年度峰值下降至2016年的-417亿美元，直接投资一度转为逆差。2017年以来我国对海外非理性并购进行了限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出现回落，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一直比较平稳，因此近两年直接投资差额也转逆为顺。证券投资方面，与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管制相对应，政府显著加大了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对外国投资者的开放力度。随着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进程的提速，海外投资者对我国债券和股票持续增持，证券投资规模持续扩大，使得证券投资项下净流入的显著增长，顺差逐步扩大。其他投资方面，是金融账户中波动性最大的分项，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变化的主要原因。2014-2016年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的逆差主要由其他投资贡献。2017年其他投资顺差518亿美元，2018年转为逆差769亿美元，特别是四季度逆差规模达到369亿美元，导致当季金融账户转顺为逆。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中，证券投资项目顺差扩大，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直接投资项目转逆为顺，相对平稳；其他投资项目波动大，是金融账户变动最主要的因素。

3. 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反映了一国对外支付能力以及对外债的保障能力，其规模是发达国家衡量我国风险的重要指标。整体上看，近十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余额经历了先大幅上升，而后中幅下降，最终小幅上升的走势，近两年来基本保持稳定。按照IMF在不同的汇率制度及跨境资金流动管理模式下的标准衡量，我国外汇储备均处于充裕水平，适度充裕的外汇储备规模有助于稳定国内外市场对我国宏观经济和人民币汇率的信心，为国内宏观经济运行提供一个正常、有利的外部环境。从短期来看，中国人民银行仍将力保外汇储备稳定在3万亿美元这一阈值左右

三、趋势分析

经常账户方面，其顺差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货物贸易顺差下降和服务贸易逆差上升。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导致我国对美国的出口回落，但我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活动并未受到影响。短时间内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工厂的地位难以被动摇，因此短期内经常项目仍会维持顺差。但从中长期来看，随着中美贸易谈判的进展和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贸易顺差会逐步收窄，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国内服务品市场的落后导致服务贸易逆差继续下降，因此经常账户余额可能继续下降。

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方面，在政府加快开放国内资本市场与金融机构的影响下，外资增持我国证券资产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证券投资项目下的资本净流入可能呈现持续上升特征，证券投资顺差将持续扩大；近两年来，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持续缩减，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也明显提速，新的投资机会可能促进外商扩大直接投资，未来其他国家对我国的直接投资规模将维持在较高水平；金融去杠杆后信用风险也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未来其他投资可能随着汇率预期的变化依旧呈现双向流动的特征。

综上所述，在未来几年，中国可能面临经常账户逆差与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的“新常态”，为中国经济的宏观金融稳定问题带来新的挑战。

四、政策建议

保持稳定的汇率政策，降低汇率风险，进一步完善汇率制度。坚持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政策，并积极调整货币篮子中的权重，维持汇率的稳定性，避免人民币币值出现大幅波动。

避免贸易摩擦的持续发酵，与美国通过磋商解决贸易争端问题。不断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开辟多元化的出口市场，防止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我国也应积极加强多边贸易谈判和协商，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寻求最佳的解决办法；同时，我国在稳定出口时也应不断推进进口贸易发展进程，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并继续有针对性的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

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摆脱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断推进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对新兴产业的培育，提升重点产业链水平，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发挥产业集群效应。同时，应大力鼓励技术创新，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掌握先进技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最终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只有这样才可以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