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德云

下乡，一行四人，坐在吉普车里，边走边聊，聊乡下的事儿。

自从全面遏制“车轮上的腐败”之后，很多单位取消了公车，但该下乡还得下。谁都没说下乡不准用私车对不对？没说，就是可以用。

吉普车是老朱的。老朱当过多年乡镇领导，年前才调入瓦城。鉴于老朱路熟车技好，我们三个一致同意，让老朱给我们当司机。

路过复州镇辖区内的一个村子，叫八里。意思是再走八里，就可到达复州。这个村子以种桃出名。油桃、脆桃、黄金桃、久保桃、水蜜桃等，好多种。春天的时候，这个村子还张罗过一场“桃花节”，可想而知，桃树的种植规模有多大。

现在是夏天，正是收桃季节。各路客商的车辆挤在公路两边，道路一下子窄了很多，车速也慢了下来。我们扭头看车外，除了各种车辆，还能看到各种人，各种桃。

四个人的话题里自然而然就有了桃。说桃的价格、桃的味道，说桃的其他种种。

吉普车跌跌撞撞终于离开八里村，这时话题已经转到樱桃身上。除了桃和苹果，我们这里还是樱桃的种植区。

不管是说桃还是说樱桃，老朱都是主讲。后来才知道，老朱是内行，农大毕业生。

老朱不光说桃说樱桃，还说了些扶贫往事。

老朱说，他在三台乡当农业助理那会儿，搞扶贫，动员农民栽樱桃。初春，正是植树的好季节，乡干部一拨拨都走下去，挨村动员。大会小会，唾沫星子乱喷，可村民一个个都木着脸，袖着手，似听非听。白给的樱桃树苗没人要。回去一汇报，乡长气得拍桌子，说：“这还了得？翻天了不是！他们不栽，我们栽！机关干部都下去，把树苗栽到老百姓的地里去，非逼着他们富起来不可！”

车内一阵哄笑。

老朱说：“是真的啊，一句假话没有。”

我说：“真去栽啊？”

老朱说：“可不是！那个春天，我们乡政府机关干部，天天栽树，灰头土脸的，一连干了二十多天。”

我在心里感慨，没想到乡镇干部还得上劳动课。

老朱继续说：“你说可气不可气，有的村民，就站在地头上，叼着烟，看你给他栽树，好像这事跟他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后来呢？”

“后来，”老朱说，“四五年后，樱桃结果，市价居高不下，老百姓尝到了甜头，不少人跑到乡政府要樱桃苗。乡政府又不是苗圃，哪有苗啊。有人看准市场，大搞育苗，狠狠赚了一笔。”

我们三个听众都感慨：“扶贫这事儿，真是不容易。”

老朱又说起他当副乡长期间发生的事儿。“还是扶贫。这回是大棚蔬菜。”老朱说，“我们在一个村里搞试点，原计划只扶持十户，结果二十多户报名，那个吵啊。没办法，乡里咬咬牙，决定扶持二十户，每户提供一定的资金和技术。棚头房修得那叫敞亮，足够一家人居住。还挖了沼气窖，干净，也节省能源。这事忙了一整个秋天。入冬，快到过年的时候，一天，我们正在开会，突然听到一阵农用车的轰隆声进了政府大院。走到窗前一瞅，我吓了一跳，心说怎么啦这是？谁要闹事啊。一溜三辆农用车，装满青黄的蔬菜，挤在政府小楼门口。每辆车的车斗边沿，都坐着两三位壮汉。我赶紧下楼，仔细一瞅，乐了，这不是种植大棚蔬菜的那些人吗？到政府大院来干吗？大伙儿见了我，也乐，说：‘第一批蔬菜下来了，我们不能忘本，给政府送些来，让领导尝尝。我说：‘这扯不扯？送也不能送这么多！”

我故意问老朱一句：“三车蔬菜怎么处理的？”

老朱说：“我指挥他们送食堂里了。”

三个听众都笑。

老朱说：“笑什么笑？没白吃！我们哪能占老百姓的便宜？不光没白吃，我随后还给他们联系了几个蔬菜批发商，定期到村里收购。现在那个村，已经是蔬菜大棚专业村了。”

“噢，干得不赖。”三个听众都感慨。

老朱说：“想起这事儿，很开心哪。”

四个人都笑。

老朱沉默了一瞬，又说：“还是我当副乡长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怪人，也跟扶贫有关。那年乡政府决定，为水稻种植区内的贫困户补助一些稻种和化肥。挺好的事儿，大伙儿都高兴。第二年春，一天我正在办公，突然砰的一声，门被踢开，一个老农冲进来，敲着我的桌子说：‘你是不是庄稼人啊？什么时候了，还不送稻种和化肥？”

三个听众忍不住，还是笑。

老朱说：“我抬头一看，认识，就是前一年我的貧困户，老李头。老李头气得浑身发抖。我看见他在腋下还夹了两只蛇皮口袋。”

老朱说：“这事儿让人心里挺闹的。你说那老李头，那么蛮横，为什么呢？”

我给老朱的三个故事加以概括，得出的结论是：“扶贫这事儿，难心，开心，偶尔也闹心。”老朱听罢，连连点头：“对对对，就这意思。”

说话间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复州镇政府。停车，开门，下车。都沉默不语。大概每个人都在心里合计，不知这次来乡下扶贫，结果会是难心、开心还是闹心。

〔本刊责任编辑 钱璐璐〕

〔原载《百花园》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