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麒

（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 重庆 400031）

马礼逊于1815-1823年出版的《华英字典》作为中国第一部汉英英汉词典，无论是其词典本身的价值还是对中华文化的呈现与传播作用都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谭树林(2003)[1]、李金艳(2017)[2]和李丽(2018)[3]分别从不同方面介绍了《华英字典》对于中华文化传承和传播的作用；杨慧玲(2007、2016a、2016b)[4-6]、周绪彦(2011)[7]、游梦雨(2012)[8]和李伟芳(2015)[9]则是从《华英字典》作为词典本身及其对此后外向型学习词典编纂的启示做出了深入分析。前人的研究中既有对《华英字典》单方面进行研究，对其益于文化传播或是词典编纂的内容进行分析的；也有希冀对中华文化传播以及学习型词典编纂两方面都有所启发的。但尚未有学者从词典学方面对其书证进行分析，发掘经典文献对词目释义或作为例句的明晰性和典型性，以及二语学习者在词典使用过程中因此能获得的语言运用能力和文化交际知识。鉴于此，本文将对《华英字典》中所引书证的数量、来源、分布特点和不足之处进行考察，以期对今后的汉外词典编纂有所启发。

一、《华英字典》所引书证分析

汉外词典中引用书证除了可以使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负载词更加利于理解以外，对于其他常用词汇也有重要作用，因为作为书证的经典文献不仅负载着中国文化，这些带有文言性质的句子还涵盖了汉语的习惯用法，体现中国语言的历史演变。马礼逊所引用的书证包括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也涉及了距他时代最近的白话文小说——《红楼梦》，若二语学习者能在查询词典的过程中就对中国的这些经典名著有所了解，对中国语言的演变特色有所了解，甚至对其中的句子和习惯用法有所掌握，那对其汉语学习将是百益而无一害的。

（一）文献数量及其来源。鉴于第二卷所收例句以口语为主，第三卷为英汉词典，所以本研究考察对象仅为第一卷《字典》。考察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部分：第一，引用经典文献中的句子对某个字进行解释(句中不出现所释字)，如在解释“伦”字时引用《孟子》中的句子(见例1)；第二，引用经典文献中的句子作为某个字的例句，这种情况为大多数，如解释“伯”时引用《六书》中的句子(见例2)。

(1)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Mang tsze)

(2)兄弟之伦，长曰伯；次曰仲；又次曰叔；幼曰季。(Luhshoo)

笔者据此对《华英字典》第一卷进行了穷尽式语料搜集，其中有标注(即马礼逊对所引用来源的书籍名称有所标注)例句910条，无标注例句37条，共计947条。

（二）文献分布特点。《华英字典》中所引用的可识别经典文献共计52部，涉及到儒家、道家、法家等各家经典、历史传记、唐诗宋词、白话小说以及古代字典等多方面内容，其分布特点如下：

第一，体现语言发展历史对于二语学习者的重要性。书中引用最多的文献为《诗经》，共220 条例句，占总数的23.23%。其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最能体现中国早期语言特点。语言的发展变化虽是缓慢的，但马礼逊所处时期使用的语言已同《诗经》所收录内容的时期有了较大差距。他之所以还对其进行深入学习并大量放入字典中作为例句供其他外国人参考学习，除了因为自己的学习需求之外，还因为他深刻认识到了解语言历史及其发展过程对语言学习的重要性。

第二，体现了儒家学说在中国各家学派中所占的统治地位。书中虽各家经典都有所出现，如《论语》《庄子》《老子》《韩非子》等，但从文献和例句数量来看，儒家经典占绝对优势，如《尚书》《论语》《孟子》等共计书籍8部，例句401条，占总数的42.24%。不仅数量多，且各文献所引例句数量也多，明确体现了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所占的绝对优势。有这种优势不仅是因为其思想有利于封建君主的统治，更是因为其以仁、义、礼、智、信等优秀品质为中心的思想体现了中国的优良传统。

第三，体现了中国的主流宗教对二语学习者的重要影响。书中文献涉及佛教和道教经典文献，如《观音》《华严经》《道德经》等共计书籍3部，例句5条。其数量虽少，仅占总数的0.53%，但马礼逊作为英国的来华传教士，他致力于向中国人宣扬基督教教义及其相关内容，在其字典中出现了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宗教相关内容，说明他对汉文化学习的深入度之高，并且也明确意识到要想学好汉语，必须了解中国相关的文化，包括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化。

第四，引用史学经典文献。体现了二语学习者对所学语言国家历史发展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书中文献所涉及史料较多，如《左传》《史记》《汉书》等共计书籍8 部，例句108条，占总数的11.40%。文献数量多说明马礼逊对中国历史有着浓厚兴趣；其例句数量分布不均，例句最多的《左传》达63 条，超过史学经典的一半，《战国策》《五代史》《唐史》《宋史》四部书籍的例句数量都仅为1条，也从侧面说明了史料对于历史的了解作用虽大，但或因其语体过于正式，能收入进词典作为例句的内容并不多。

第五，借鉴母语学习者的启蒙材料。通过对母语者语言学习和认识事物的方式的了解，可以使二语学习者拓宽自己的学习方式并加快语言学习的速度。书中文献涉及儿童启蒙学习材料，如《三字经》《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书籍3部，例句18条，占总数的1.91%。这些文献都是中国古代孩童的启蒙读物，其内容容易诵读，便于记忆。如《幼学琼林》中对许多的成语出处作了许多介绍，读者可掌握不少成语典故，此外还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著名人物、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风俗礼仪、鸟兽花木、文事科第、释道鬼神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对中国的各种文化加深认识。

第六，参考了许多前人所编纂的字典。根据马礼逊前言所述，《字典》中的大部分字义解释和例句都是取自《康熙字典》，但经实证考察发现，除《康熙字典》外，马礼逊还参考了许多其他字典，如《说文解字》《字汇》《字书》《正字通》等书籍5部，例句18条，占总数的1.91%。虽数量不多，但说明马礼逊在编纂字典前对中国字典做了充分了解并选择了当时最新且最全的《康熙字典》作为自己汉外词典的蓝本，就如同当今汉语国际教育背景下大部分汉外词典都离不开《现代汉语词典》这样一本最为经典且具有参考价值的词典作为基础一样。但他直接引用于中国古代字典的例句较少，这也说明马礼逊在了解的基础上更多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三)存在的问题。总体来说，《华英字典》所引书证涉及范围较广，利于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以及语感的培养。但由于时代背景和条件的限制，这些内容也存在着些许不足值得我们反思。

第一，书名标注不统一。存在两种情况：一是一书多名，有的古书由于历史久远，且在后世经过了学者的修订和重编，存在其流传多种名称的情况，如《尚书》又名《书经》(见例3、4)，在标注时应选择其中一个名称，但马礼逊在引用其内容时未统一其书名，这对于不了解中国古典书籍的二语学习者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误会，如：

(3)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Shoo king)

(4)太保受同，祭，哜，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Shangshoo)

二是一书一名，但其标注形式有时以拼音，有时以汉字，不统一，如《左传》(见例5、6)。为避免给二语学习者带来过多负担，应统一使用拼音对例句出处进行标注，而例6中对其卷、集、页的说明值得借鉴，这样一来便于词典编纂者对例句出处的核对，也便于学习者对例句出处的查找。

(5)此季世也，言今乃齐之末世。(Tso chuen)

(6)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左传4th vol§10,page23.)

第二，直接引用其他字典例句或释义，未考据其最初出处。如“佖”和“冰”二字的例句分别标注为引自《康熙》《字汇》(参见例7、8)，但据考察，例7出自《诗经》，例8出自《古今事闻类聚》。此外，个别释例的内容马礼逊还直接引用《华英字典》第二卷《五车韵府》的内容，如例9对“侠”字的解释，但其实为唐代颜师古所释义。为保持同词典的一致性，此类文献整理来源时都以马礼逊所标注为准。不过在我们今天的词典编纂条件相较于马礼逊时期优异许多的情况下，所引文献都应找到其初始出处以保证其准确性，并且也可以减少学习者需要再次查找资料的负担。

(7)既醉止，威仪佖佖。(Kang he)

(8)积冰曰凌；冰壮曰冻；冰流曰澌；冰解曰泮。(Tsze hwuy)

(9)或曰，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Woo chay yun foo)

第三，不引用书名，直接用作者名。如引自《劝学》的书证标注为引自《荀子》，《朱子语类》标注为引自《朱夫子》(见例10、11)；或是不引用书名，直接用其合辑名称，如五经。

(10)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谓之囋。(Seun-tsze)

(11)自尧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Choo foo tsze)

第四，多处使用简称。如《孔子家语》直接标为《家语》，《大清律例》第二次出现简化为《律例》(见例12、13)。笔者认为，若所引用书籍不存在书名相似以致难以区分的情况，可适当使用简化，前提是第一次出现过书的全名并说明在后续提及时将使用其简称，如将《大清律例》简化为《律例》。

(12)不观高崖，何以知颠坠之患，不临深渊，何以知没溺之患。(Kea-yu)

(13)凡孙违犯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养有缺者，杖一百。(Leuh-le)

第五，所标注拼音与实际书名差异较大。如例14，马礼逊所标注拼音为Seu-k'heae，经考证句子的实际出处为《淮南子·天文训》。由于其他出自《淮南子》的例句标注皆准确(如例15)，且马礼逊所使用的拼音系统为其自创，所以尚不清楚Seu-k'heae的意思，无法确认是因为书籍名称的讹误还是其他原因。

(14)四时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Seu-k'heae)

(15)乱其目，嚂其口，淫其耳，营其心。(Hwae-nan-tsze)

作为一部外国传教士所编写的学习型汉外词典，虽有着些许不足之处，但更多的是值得我们当今词典编纂者学习的编纂精神和方式。在了解了其不足之后，我们更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完善当今的外向型汉外词典编纂。

二、汉语国际教育背景下外向型词典引用书证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汉语是书面语同口语差异较大的语言。在传教士入华学习汉语的时期，仅仅学习口语只能解决交流问题，对于有写作或是翻译需求的外国人，词典中仅仅有口语例句是不够的，书面语的学习必不可少。在马礼逊《华英词典》的第二卷我们就可以看出只列口语句子对于非母语者的简便性和直接性，但在这样的情况下马礼逊依旧保留第一卷中所学习《康熙字典》在释义引用经典文献内容，说明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有学者认为马礼逊在词典中加入口语例句是一项开创性的壮举，也有者认为在释文中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提升了《汉英字典》的价值[4]，却未有人正式提出在汉外词典中引用书证是一项对汉语国际教育有着重大意义的行为。

（一）重要性。首先，引用书证有利于文化词（在马礼逊时期“文化词”即“文化字”）的解释。在语言系统中，最能体现语言承载的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的社会生活的就是文化词，在二语学习中最难解释和翻译的往往也是文化词。

“儒、佛、伦、仁、孝”虽不是现代口语中所常用的汉字，但他们代表了中国文化中最原始，最核心的内容，这些内容是汉语二语学习者都理应掌握的。但如果通过现代口语很难对其进行解释，例句的数量少会导致其筛选的困难，所以通过古代汉语中的经典文献对其进行解释是最方便简洁，且最为准确的一种方法其次，引用书证利于学生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的了解。对于部分二语学习者来说，掌握日常交际口语就能满足其学习需求。但对于汉语相关专业留学生或是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学习者来说，词典中若能直接引用相关知识的例句，如在解释“仕”字时引用《礼记》的句子来表明中国古代想要通过读书入政者的人生轨迹：“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颐。”

此外，马礼逊作为一名传教士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通过自己对中华文化的了解编纂出了规模宏大的《华英字典》，当今的二语学习者若能在“汉语热”的大环境下学习到更多中国历史文化，一定可以取得更多更好的成就。

最后，引用书证利于学生语感培养。二语学习者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由于其母语的负迁移容易说出一些错误的句子，究其原因还是对汉语知识的缺乏。若能在词典使用的过程中就有大量典型的汉语句子作为学习内容，并对汉语从古代发展到现代的语言变迁有所了解，是有利于汉语学习的。因为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有着固定的语法规则，影响汉语的是大量的虚词和丰富的语序。所以学会词典中所引用的经典例句对于中高级学习者继续学习汉语和语感培养是大有裨益的；对于初级学习者来说，若能在合适的语境中引经据典也会凸显其汉语水平。

（二）可行性及注意事项。如今的科技水平发展迅速，大部分的文献搜索和收集都可以通过网络完成，比起马礼逊所处的还需自己找到印刷或手抄材料才能进行确认和核实的年代，把经典文献中利于二语学习者语言学习的内容录入词典是完全可行的。

若有机会有条件编纂一部这样的汉外词典，更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除了《华英字典》中已发现的问题以外，我们还应注意对例句的选择要结合实际。首先，因为中国从马礼逊所处的封建王朝时代已发展为现今的社会主义国家，古代思想中的一些不适应当今社会的内容理应剔除，如女子必须三从四德，从商地位低于其他行业等思想已不再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其次，每个二语学习者的学习能力和进度不同，编纂者更应注意对于各类学生情况进行深入了解，所选例句不能太过于复杂，适当的繁简结合如在寻找某个字的例句时既有中国古代特色的文言，又有方便学习者理解的半白半文内容，如此既能保持学习者的兴趣又能满足其对于语言和文化学习的需求。最后，由于时代的发展我们在新的词典中也应对“经典文献”这一概念做出符合当今社会的重新定义。比如除了古代的文言和白话小说外，我们近代的一些经典文学作品是否能纳入参考范围？若能，我们又应如何对其进行规范？这些问题会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解答。

结语

通过对马礼逊《华英字典》中书证所引用经典文献数量、来源、特点及其不足之处的分析，我们对汉外词典中保留以经典文献中的句子作为例句或进行释义这种方法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因为经典文献除了具有语言解释与教学的作用以外，还具有文化传播的意义。不管对于二语学习者语言能力的提高，或是汉语的国际推广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若能在马礼逊的基础上加以改进，选择出更加符合今天学习者需求和中国国情的文献及例句，那么汉外词典一定可以突破仅仅重视口语而忽略了学习者对书面语的需求这一特点，培养出更多高水平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