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梦依

（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兰州 730050）

中国传统文化以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兼济天下的大同情怀、天人合一的智慧之道，长期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习近平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将其铺就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之中，彰显了文化自信。他立足于全球南北经济发展差距明显、安全问题凸显、逆全球化和生态问题突出等现实背景，在续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点，其核心在于“世界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由各国共同治理，”[1]为解决世界诸多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开启了中国外交战略新的篇章。

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理解

习近平多次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一词是人的总称，指全世界的人；“命运”，即事情的运行规律；“共同体”指因种族、血缘、经济等而组成的不同层次的团体。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倡导全人类休戚与共、命运相连，共同遵守联合国规则，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内涵界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在国内外形势不断变化的情况下，随着时空推移和拓展而不断深化形成的包含交往观、安全观、发展观、文化观和生态观在内的全方位的思想体系。

第一，平等相待的交往观。各国由于地缘因素、历史发展、民族传统不同，其国家制度、发展模式必然迥异，但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前，必须摒弃不合理思维，树立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新型发展理念，利用对话形式解决国际争端问题。中国在国际上历来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始终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倡导建立平等对话、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勇于承担大国责任和义务，参与全球事务的管理，积极投身于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之中，力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赢得安全保证。

第二，公平正义的安全观。矛盾和冲突时刻充斥在国家交往之中，纷争和战乱严重威胁各国安全，继而影响到国家经济发展。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意干涉他国内政，奉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传统安全上给别的国家带来严重威胁。此外，非传统安全如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等也为各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一个和平、发展、稳定的国际大环境亟待建立一个合作共赢的新型体系。为此，必须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各国应树立“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意识，打造新型的国际关系，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共同应对国际上充斥的各种形式的安全威胁，更好应对纷争、化解矛盾，为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三，互帮互助的发展观。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整体，扩大开放、互利共赢是各国根据形势应当做出的正确选择。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进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表明，“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会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2]，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国家间贫富差距逐渐增大，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良性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在各国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旨在利益均沾，而不是达到一个你输我赢、零和博弈的局面。为此，各国在经济交往中应当加大开放力度，达成利益共识，为了共同的利益挑战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秩序，营造一个良性发展的经济环境。

第四，兼容并包的文明观。“文明的交流互鉴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也是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3]，当今世界正是由于多元的文化才丰富多彩。对于不同文明，一些国家采取“和平演进”的策略，企图以消灭一种文明的代价来达到本国的“文化霸权”地位，结果往往自食恶果。事实证明，单一的文明是无法实现整个社会良性发展的。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旨在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使各国在和平发展的大环境下永续发展，当今世界文明异彩纷呈，各国优秀文明成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只有尊重他国文化，在求同存异中共谋发展，吸收借鉴他国优秀文明成果，博采众长，才能创建一个兼容并蓄、和睦相处的世界。

第五，尊崇自然的生态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不仅是习近平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回应，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关系的认同和续承。人类历史证明：经济发展不遵循自然规律，必然会受到自然的“报复”。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开始“剑拔弩张”，工业革命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伴随着资源日渐枯竭、全球环境危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问题。随着各国经济与文化联系频繁，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破解之道，为人类未来社会发展描绘了一幅山清水秀的蓝图，它旨在使各国建立生态保护意识，积极承担保护环境的职责，携手并进，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4]。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倡导的原则。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表明了中国解决好国际事务的决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需要大多数国家参与并长期坚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国都应以身作则，权责共担，用“三共”原则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第一，共商，即国家间合作要互相尊重，平等协商。国家不论贫富、大小、民族、制度一律平等，只有特色之分，没有地位之别，这是各国在国际交往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事关全人类的伟大事业，需要各国达成共识，但是在进行国际交往时，由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理念和原则的理解不同，冲突和矛盾往往不可避免。此外，一些国家往往只注重本国利益关切，力图利用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维护本国利益，不能够着眼大局，这些都阻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需要各国克服意识形态、制度和发展程度等不同带来的阻力，着眼于全球环境的改变、全球经济的发展，以对话形式解决问题，平等相商，力求形成对于全球事务治理的共识。

第二，共建，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由各个国家共同参与。中国不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者，更是首个践行者。2013年，习近平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带一路”的倡议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搭建了一个更加开放、共赢的平台。中国一向主张通过本国的发展带动其他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因此，积极投身于“一带一路”的建设，“全力落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各项成果，组建‘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等合作平台”[5]，与多个国家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经过多年实践，越来越多的国家从中受益，积极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第三，共享，即发展成果由全人类共同分享。根据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来看，世界已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只有携手并进、共谋合作，才能促进本国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世界，自然也要为全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便是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全人类的解放为最终目的，主张建立一个新型伙伴关系，谱写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准则，最终达到各国利益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享原则要求中国“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机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甚至世界各国分享，让相关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5]，最终实现全人类共同幸福的美好愿景。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6]，与中国传统文化“多元通和、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天人合一”思想一脉相承。

（一）多元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智慧之源。中国地貌广阔，复杂的地理环境是多元民族产生的原因之一。中国历来是多民族国家，并且在多民族文化互相交融中得以巩固和发展，由此形成多元通和的文化传统。中国多元通和的文化传统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第一，哲学文化的相互交融。中国正统儒教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指导思想；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主张“道法自然”、济世救人，与中华民族特性相符；佛教在本质上属于外来文化，但它经过道教和中国正统儒教的洗礼，逐渐发展成为符合中国本土发展的思想。宋明以来，儒、道、佛三教互相影响，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三教合一”的局势，标志着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新阶段。第二，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相互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儒家正统思想与百家思想的借鉴、融合等方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确立了儒家正统思想的地位，由于中国海纳百川的文化特质，民间文化与正统文化得以共存，这样一来，既达到了统治阶级巩固封建秩序的目的，又使得底层群众得以进行日常生活，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要求，巩固了中国古代封建制度。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立多国家和多民族睦邻友好、和谐发展的国际关系，对于不同的文化要“以和为贵”，在多元文明相互借鉴、合作交流中共同发展。中国一直致力于与各国在良性竞争中谋求共同发展，2013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倡议旨在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使沿线国家共同受益，互惠共赢。无论世界局势如何诡谲多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仍是大势。“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愿景，反映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和而不同：体现人类交往的基本原则。多元通和的文化传统体现了中国人民有容乃大的胸怀，然而中国先哲进行交流并非是消灭差异，一味“趋同”，而是保留自己的特色，最终形成多元的文化格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便是和而不同思想的生动体现。和而不同思想对“和”与“同”进行了科学区分：“‘和’是包含着差异、矛盾与多样性，强调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同一性”[7]，而“同”则是绝对的形而上学的同一，二者存在本质不同，对此，孔子有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纵观古代中国交往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历来就是一个追求和而不同的国家，古代中国对外关系仅停留在文明交流、共同发展基础之上，并未产生对外扩张的意愿，这是古代中国封建经济与自古以来“协和万邦”的理念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清末，由于统治者“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以及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近代中国遭受了战争的迫害，由此坚定了中国人民和平发展的信念，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之路，这也为我们处理国际关系打下良好的基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你输我赢、零和博弈的战争。在大发展、大变革的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各个国家不同的宗教、文化传统以及政治制度都成为了横亘在国家交流之间的难题，各国应如何在世界多元文化中自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我们如今处在“地球村”这样一个大环境中，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只有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才能构建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期中国的外交定位，同时也是中国为世界奉上的“中国方案”。随着各国联系的日益紧密，其利益、命运逐渐趋向共同，只有彼此之间尊重差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能够在世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

（三）天下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最初表达。大同思想在中国流传已久。先秦时期，对于社会发展的理想模型，诸子有不同的看法，老子主张建立一个“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社会，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道德经·八十章》），至死不相往来。孔子推崇“克己复礼”，礼，是制度规范，即克制自己不恰当的愿望，恢复礼的秩序，在政治上则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孟子希望“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社会理想”[8]。墨子则提倡建立一个“兼爱”“非攻”人人平等的社会。我国传统思想家虽然对于社会理想模型构建有不同看法，但有着相同的价值取向：追求和平，社会和谐相处，这便是大同思想的最初表达。最早对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进行归纳概括的是《礼记·礼运》篇，其中这样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全球化时代，国家和人民结束了以往长期相互隔绝的状态，形成了难以分割的联系，各个国家和民族在经济和文化发展、社会诉求以及生态问题等方面上利益基本一致，与此同时，国际上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仍然存在、南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等问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面对这些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习近平在寻求全球性的解决措施时，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兼济天下”的大同情怀，融合我国在多年伟大外交实践中形成的指导中国外交的宝贵经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构想一经提出，得到了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体现了各国共同应对全球问题的迫切心理。

（四）天人合一：实现天人和解的中国智慧。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历来倍受哲学家们高度关注，中国先哲也不例外，其主张集中体现为“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思想是农耕文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家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思想，他强调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同源同生的，在大自然面前，要尊重自然规律，敬畏自然，开发利用资源时不可打乱自然界的平衡，包含着人与自然和平相处的理念。道家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即指客观规律，要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就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佛家思想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纳为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即个体依赖于整体，两者不可分割。不难发现，虽然先哲们关于天人关系众说纷纭，但与通常所说的“天人合一”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为化解生态难题提供了答案。

在生态问题已经蔓延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2015年，习近平在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时，倡导“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9]，这表明中国一直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态度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不仅是中国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同时也是为世界生态安全提交的一份满意的答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体系，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解决路径。而“天人合一”思想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来源。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习近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立足于现代化发展与中国积极融入世界的背景，着眼于对未来社会的畅想，创造性地提出一些重要论述，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等级观念的发展。中国古代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和封建制度使其不可避免地带有等级观念，因此，它主张的平等观念也并非是真正的平等，中国古代儒家学派推崇的“三纲五常”思想就体现了这一点。立足于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古代封建制度的本质不同就在于它倡导的是没有等级、没有大小之分的各国平等、公平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决拥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习近平指出，“联合国宪章，奠定了现代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10]，极具平等性。中国一直遵守国际规则，对待其他国家没有等级优劣之分，尊重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既得利益，为世界展现了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形象。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贯穿其始终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所在”[4]。儒家思想指导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特点，成为世界文明历史长河中独特的存在。然而，封建制度晚期，清代统治阶级的盲目自大与闭关锁国政策致使中国与世界隔绝，儒家思想也因其固有的局限性而趋于没落，不利于中国自身乃至在世界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集众家之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融合儒家思想的精髓，又吸收借鉴了国外文明的有利成分，既具有世界性，又保留了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体现了与时俱进性。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交往理论的发展。中国古代封建时期经济、文化发展曾一度达到鼎盛时期，各国纷纷派遣使者来华朝拜，学习中国的制度、文化，到了近代中国开始“盲目自大”，晚期封建统治者依然幻想自己是天朝上国，坚持闭关锁国政策，不肯学习西方优秀文化，直到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才有了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第一人”，近代有志之士开始觉醒，从学习西方器物、制度、文化，逐渐深入，以期找到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便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训得出的结论：只有进行改革开放，中国才能发展。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发展当中，“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正所谓‘独行快，众行远’”[11]，中国将终奉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实现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的愿景。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理念的发展。对于中国的发展方向，古代先哲多注重中国自身发展，讲究“一枝独秀”，带有一定的狭隘性。在世界大家庭中，每个国家与世界成为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单个国家的发展要依靠世界的发展才能实现。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国走向国际的一条道路，同时也是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战略，体现了他的大局意识。习近平“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12]的一席话，充分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便是希望周边国家搭乘中国的“快车”“便车”，进行深层次交流与合作，把“蛋糕”做大、分匀，进而扩大合作范围，努力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观念的发展。中华民族具有优良的传统美德，主要包括“整体至上”“舍生取义”的国家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际交往观、“自强不息”“修身自律”的人格修养观等，体现了中国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些道德观念在今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著名的“以民为本”“君舟民水”思想便是将“君”与“民”置于对立的两端，重在“驭民”而非真正“利民”。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人民视角，将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置于首位，主张“为人民服务”，这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有本质的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放眼于全人类，致力于实现各国共同利益，而不再只局限于一国，体现了中国在新时期的大国担当和使命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有责任也有义务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任，打破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建立新型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实现人类长远发展。

结语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国古代历史波澜壮阔，内涵丰富，只有批判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充分吸收中国哲学智慧，才能在惊涛骇浪的世界中站稳脚跟。中国欢迎世界聆听“中国声音”，愿意为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结合时代潮流，做到“超越式继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全球治理理念的创新，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它的提出不仅彰显了中国的文化自信，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为世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路径，促进世界体系朝着合作共赢的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