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威

（河南大学文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1）

《花月痕》作为明末清初的最为流行的小说至今变得默默无闻，文学价值观念的发展和读者的不断更替，使得《花月痕》体现乱世飘零之感的小说，已经难以像先前一样产生巨大的影响，但这并不能遮蔽它曾经的辉煌。清末民初的许多作家都受其影响，甚至郁达夫作品《沉沦》中男主人公也有韦痴珠落魄的身影，“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小说中,几乎没有其他作品像《花月痕》那样,曾经在中国小说界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它一度是小说家创作的楷模,开创了一种小说创作的风气,在当时的小说界占据了统治地位。”[2]

一、历史内容的复杂性对悲剧主题的催生

1858年，魏子安完成了《花月痕》初稿。这部“风花雪月”小说的自传性质已经毋庸赘言，丰富的研究成果都能为此证明。[3][4]对于“写意小说”悲剧性意蕴的把控，大的时代背景像是一间特别“温室”，催生着悲剧种子的发芽。

国之残缺，士之恨。“子安名秀仁，福建侯官人，少负文名，而年二十八始入泮，即连举丙年（一八四六）乡试，然屡应进士试不第，乃游山西陕西四川，终为成都芙蓉书院院长，因乱逃归，卒，年五十六（一八一九——一八七四），著作满家，而世独传其花月痕（《赌棋山庄文集》五）。”[5]（P200）魏秀仁的生活年段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从巅峰走向衰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对国家的侵蚀，割地赔款的压榨使得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已经如同一位“苟延残喘”的老人，到处无力咳嗽。“好好中华的天下，被那白鬼乌鬼闹翻了。自此士大夫不征于人，却征于鬼。”[1]（P243）小说四十七回荷生率兵抗“倭鬼”，沉了倭鬼火轮船27座，擒住倭鬼万余人。战争频频报捷，要知道，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在无力抗敌的情况下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丧权辱国的条约，丧失了东北、西北共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对于文中沉了敌方火轮船，擒住敌军万余人的描写是作者假想的胜利。弓箭吓跑了坚船利炮，实则是夸大了自身的武器实力，西方工业革命之后武器先进，弓箭在杀伤力上很难与炮火相抗衡，“精神胜利法”的描写倒成为了作者施展抱负的途径，现实中英法联军彻底将封闭已久的国门击溃，国家任人宰割，这些战乱和屈辱让国人长期处于压抑低沉萎靡的氛围，“面对这种痛入骨髓的压力，中国对西方产生了永久的怨恨。”[6]作者之所以这样处理，一是借“弓箭击败炮火”来彰扬自己的爱国之心，发泄长久以来的压抑之情；二则是通过假想的胜利来安慰自身，表达国家富强胜敌的渴望。外患频发的晚清，国家残缺，成为韦、刘“惨淡末世情缘”的催化剂；屡次不第的人生履历，使韦既踌躇于志向抱负的无处伸展，又难以对国家的软弱加以苛责。这样动乱于外，愤懑于内的心理缠绕，形成了魏子安一种无力的“恨”。

沉重的外忧急速加剧内患，魏秀仁亲眼目睹了政府黑暗腐朽、朝廷倾颓。从作者自身影射到作品中，韦痴珠的人物形象十分凸显，虽韩荷生有卓越军功显赫地位，但批评家们似乎更热衷于对落魄书生韦痴珠的关注。这种恃才自傲的士大夫特性是晚清时期有着自我，拒绝社会污浊，同时也怀才不遇、难觅伯乐的一批士大夫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作者追求的较为合理的存在状态。反观小说里国家现状，朝廷并非不知“危难当头”，实则是知而无力解救，倒是也上演“精神胜利法”对上书的人进行判罪，而对其上书的事实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然则这样的境况并非一纸上书就能“唤醒”，而后韦痴珠便有“人生有通塞，公等系安危。我近来绝口不谈时事！”[1]（P11）其间隐约可看出韦较为悲观消极的人生观。对于阻碍对于压迫往往选择承受，成为被动方，若奋力一搏，成为主动方，或许会力挽狂澜。

《花月痕》的出现晚于《红楼梦》100多年，在清末民初时期最为流行。“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小说创作是明清小说发展的尾声”[7]（P119），这不仅是明清小说发展的尾声，同时也是传统文化的尾声肇始，新文化的酝酿发端，总之黄金岁月已经逝去，“迟暮”之感越发深刻。处处笼罩着无论政治或是文化的“末世情缘”，就是《花月痕》中整部小说中阴郁气氛弥漫的原因。

二、哲学意味的深刻性对悲剧主题的升华

“宿命论”的哲学观点由来已久，古今中外对于“宿命”的探索十分普遍。传统文化中富贵天注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等等都包含着宿命论的意味。《花月痕》中韦痴珠和刘秋痕的爱情是对宿命的妥协，“宿命论”的意味升华了其悲剧主题，散发着“余恨悠悠”的哀婉。“他们似乎以惨淡决绝的心情，迎向恋情的苦果，其极致处，竟予人以‘苦中作乐’的扭曲感。”[8]（P88）这种扭曲感甚至已然成为刘“慷慨殉情”的情感支撑。

被命运玩弄于手掌。韦痴珠一生的经历从上书获罪——流徙于异乡——与秋痕相识-——爱妾蒙难于太平战乱——和秋痕相知相爱不能相守——感染肺病死于他乡，一辈子未走出落魄和穷困。名士坎坷，韦按照设定好的人物线路从始到末韦一步一步从生走向死。悲剧本身并未让人过于感动，而明知是悲剧，还凛然践行“悲剧”，这样对“宿命”的百分百妥协，更让人哀感。

相对于韦痴珠命运的坎坷，刘秋痕的人生用悲惨作为概括并不为过。三岁丧父母改嫁——卖于章家为婢——被牛氏、李裁缝拐作女儿——沦为妓女——与韦一见倾心——被迫分离——韦染肺病而亡——自缢殉情。刘秋痕一生的命运从未自己做过选择，“这种消极挨打的做法”[9]使得秋痕的,生命形式总是受制于他人。至此遭遇，归于“劫数”；受制于他者，归于“偿还冤债”。这样典型的“宿命论”主义者，对命运的逆来顺受，悲情使然。这样的阅历使得秋痕内心清冷、孤芳自赏，不肯委身于恩客。这样的人生实则预示着最终的死亡，若没有韦痴珠的“出人头地”，带来的结果必是毁灭。同样是名士与妓女的交往，韩荷生和杜采秋的命运齿轮却驶向腾达。“设穷达两途，各拟想其所能至，穷或类韦，达则如韩，故虽自寓一己，亦遂离而二之矣。”[5]（P201）韩、杜二人最终爱情美满、地位显赫，这样的命运反衬让韦、刘的爱情显得更为哀感。

自古以来，对于爱情中生死的描写似乎是创作者所钟爱的，对于死亡、毁灭、绝望的运用才是爱情真谛释放的极致状态，爱情并非爱情本身，成了超越生死的“神物”。韦、刘两人的爱情是双方命运崎岖路上唯一慰藉，美人坠落，名士坎坷，悲剧主题的升华也正体现于这样的深刻哲学意味中。在既定悲剧的现实下，“对理想爱情的追求，表现出唯情至上的倾向。痴情士妓，不顾身份门第，一旦相爱则生死不移，甚至以身殉之。”[10]（P55）作者先行设定了悲情的宿命，韦、刘二人始终处于命运的被动，却毫无反抗之力，纵观他们的人生，各个时期的漂泊流转都成为了悲情结果的“加速器”，“为悲情而悲情”地进行着。

三、审美选择的指向性对悲剧主题的彰显

审美选择与哲学意味并不能真正独立开来，哲学意味的选择中定然包含着审美倾向。审美其实包含两个要素，一个是执行“审”动作的主体，一个是被审的“美”为客体。《花月痕》中的审美主体必然是创作者和读者，而体现“美”的客体则是小说的人物、形式、或是抽象的主题、情感等。魏子安对《花月痕》做过解释，“《花月痕》胡为而命名也？作者曰：余固为痕而言之也，非为花月而言之也。”[1]（P422）指向性极为鲜明，“痕”本意为疮伤痊愈之后遗留的疤。而后衍生为伤痕、裂痕、痕迹等等。总之有着残缺，不圆满的意义，在小说中“痕”指的是韦、刘最终未得圆满的爱情悲剧，而小说中的刘秋痕之“痕”，与题目《花月痕》之“痕”，且就当做是无意的巧合吧。

韦痴珠和刘秋痕的正式见面在小说十四回，梦境中秋痕的形态描写其实还是预示着韦、刘的爱情还未开始就已经有了悲剧注定。简单三言两语却透出很多信息，“寒愁”两字女子清冷忧郁的模样跃然纸上；“锁恨”又将女子不与世俗同污的愤懑状态点明；“凝眸一盼”相视指感情深沉；“立在山坳”则是暗示着女子的生存环境并非明亮，而身处幽沉难以脱身的痛苦之境；“神情惨淡”直接可以看出刘悲惨的生活现状。一幅“冷美人”画像跃然纸上，除了人物形态的曼妙和美以外，更多的则渲染着悲情基调。同样是对美人描写，杜采秋以另外一种鲜明的气质与刘秋痕的哀戚气质形成强烈反差。荷生梦见丽人“濯濯如春月柳，滟滟如出水芙蓉，比秋痕还好！”[1]（P40）采秋以明朗的性格吸引着韩荷生，积极动态的“濯濯”“滟滟”两个形容词暗示着韩、杜两人明亮的前途。

最为触动人心的是作者对于小说中人物情感的安排，韦、刘最终恋情的无果，浪漫的提早夭折，作者对于“痕”悲剧主题执着近乎执拗。韦痴珠和刘秋痕一“痴”一“痕”作者从名字设定就已经选择，不会让韦、刘二人走向圆满。韦痴珠悲于无法为秋痕赎身，没有足够的钱财供养秋痕。但是小说中痴珠身边围绕的风流雅士都是社会中较为有地位的人，太傅、紫沧、谡如、韩荷生等等，且不说他们没有义务为秋痕赎身，就算为促成这对苦命鸳鸯来说，他们定也义不容辞。从韦痴珠角度来说，既然真正互为交心，可先借钱财为秋痕赎身，日后再还也是一个尽力争取的办法。小说中却看不到韦痴珠任何为秋痕赎身的努力，显得为“悲”而偏执。“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自我、经验、他者都是小说创作的条件，魏子安独特的人生际遇和感情经历促使他在创作之时就已经做了审美选择。他选择了“悲剧”中心主题，人物设置、情节安排都在不遗余力的为“悲剧”主题服务，在作者眼中，这样的悲剧性才能尽情释放美，才足以达到爱情的真谛。

“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1]（P262）成为韩、杜之圆满，韦、刘之悲剧的写照。作者言“故无情者，虽花妍月满，不殊寂寞之场；有情者，即月缺花残，仍是团圆之界，此就理而言之也。若就书之事而言，则韩杜何必非离，而其痕则固俨然合也；韦刘何必非合，而其痕固俨然离也。虽然，人海之因缘未了，浮生之踪迹无凭。”[1](p40)可见作者的心意明了，对于“悲剧主题”的定位，早已做出抉择。就其小说内容而言，或许是作者于心不忍，韦刘二人死后在仙界中重聚，对其悲剧性则起到了一定的消释作用。[11]“痕”意味着残缺，小说伊始就指向性明确，这样残缺体现的爱情美，对于悲剧主题的彰显十分清晰。

结语

“哀感顽艳”的《花月痕》无论是历史内容、审美意味或是审美，都抓住了“悲剧”主题未动摇。人们总是唏嘘韦刘的爱情之悲，羡慕韩杜的终成眷属，作为悲剧主题的偏执者，就让作者把“痕”的悲情推向极致吧，作为后人，合理感受就好。小说中也有过于“滥情”和“诗词繁杂”的体现，但是瑕不掩瑜，《花月痕》的确以其独特的风格影响深远，作为旧传统到新文学的过渡承袭，也推动了文学史的发展，在当今也应得到更多的重读重识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