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琪 左金梅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青岛 266000）

芭芭拉·金索沃（BarbaraKingsolver）是美国当代文坛中颇具盛名的一位女性作家，曾获得过英国的橘子小说奖，南非国家图书奖等多项重量级大奖，她致力于“通过描写一些社会不公的主题来促进社会变革”。《毒木圣经》是金索沃的代表作之一，曾入围普利策文学奖和福克纳笔会奖。小说主要讲述了普莱斯一家从美国移居至刚果村庄基兰加传教的故事，其中作者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三女儿艾达·普莱斯（AdahPrice）的人物形象，艾达天资聪慧，但却身患残疾，致使她与家庭和社会格格不入。本文拟从凝视的相关概念入手，分析艾达身份建构的困境及其背后的凝视机制，同时揭示该人物通过反凝视策略从边缘化的他者形象到主体身份建构的过程。

一、艾达的身份困境：沉默的他者

艾达是一名先天不足的偏瘫患者，并且被医生判定有失语症。身为一名残疾的女孩，她在身份建构中面临着多重困境。

首先，作为一名女性，艾达在父权制社会中沦为他者。西方父权制传统认为，男性在社会中占支配地位，女性在家庭、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等重要文化领域都从属于男性，处于被支配的他者地位。[1]（P240）文中艾达所遭遇的父权制压迫主要来源于她的父亲拿单·普莱斯。拿单作为一名基督教浸信会的牧师，是父权制的典型代表，他个性偏执，性情残暴，身为普莱斯的大家长他强行把家族中所有的女性纳入他的掌控之下。艾达天性聪颖，在数学和文学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即使他们一家人离开美国去往刚果，艾达也一直在母亲奥利安娜的帮助下进行自学，然而这一切看在父亲拿单眼里没有任何价值，对他来说“让女孩读大学，就像把水泼进鞋子。很难说哪种情况更糟，是把水倒掉，浪费水好呢，还是把水留在鞋子里，让鞋子坏掉好”。[2]（P59）拿单不仅剥夺了艾达受教育的权利，还时时刻刻用宗教教条对其进行思想束缚。一旦艾达犯错，拿单就罚她抄写圣经，用上帝的语言来规范她的行为，努力在精神上把她变成符合父权意识形态下卑微顺从的女性。进一步说，拿单是用他自己的意志强迫艾达成为自己统治下的顺民。[3]（P80）身为一个女孩，艾达只能以男性附庸的角色而生存下去，丝毫没有社会地位可言。

其次，作为一名先天偏瘫患者和失语者，利娅还承受着大众异样眼光，遭到主流社会和家庭的排斥而成为边缘群体之一。艾达的残疾不仅是身体上的缺陷，更多的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评论家马克·杰夫瑞斯指出，残疾本身是由社会定义的，它被强加于那些有过受压迫历史的边缘化群体之中，是一个被污名化的标签，旨在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利益。人们习惯把大多数人所共有的特征称之为常态，残疾人因其生理上的缺陷而偏离了大众群体的常态，成为了被排斥、被边缘化的他者形象。[4]（P32）正如艾达的内心独白，“我是个瘸子”“怪物”“大多数情况下我是被遗忘的”，受主流社会排斥的她只能作为没有发言权的局外人而存在，甚至在潜意识里也默认了自己是一个异类。即使是艾达的母亲，在蚂蚁军团肆虐时，也选择了抛弃她救了没有残疾的小女儿露丝·梅，把行动不便的艾达独自留在蚁群中等死，这说明艾达的家庭也将她边缘化了。作为一名女性和一名残疾人，艾达受到了双重压迫，她在身体和思想上都无法构建起自己的身份，只能沦为沉默的他者。

二、身份困境之根源：凝视的暴力

凝视不仅在看与被看的辩证法中建立起有关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的二分法体系，还是一种权力规训。福柯认为：“不需要军队、有形的暴力、物质的约束，仅仅是一种凝视，每个人在他的重力之下将通过内化而成为其自身的监工。”[5]（P148）凝视，其实是一种无声的暴力，而艾达身份困境的根源就来自于凝视的暴力。在这种凝视下，艾达逐渐沦为客体，在思想和身体上受到了凝视的规训，潜意识里按照主流社会的价值标准进行自我异化。

首先，凝视对艾达的思想进行规训。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总是作为凝视的主体，而女性则成为了被凝视的对象，即客体。劳拉·穆尔维曾指出：“在一个被性别不平等所支配世界里，看的快感已经分裂为两个方面：主动的/男性的和被动的/女性的。”[6]（P19）作者金索沃巧妙地将视觉元素融入到作品中，揭示了父权制凝视对艾达的暴力和控制。父亲拿单在方方面面管控着艾达的生活，将她变为被动的客体。不仅如此，他还假借上帝之名，用上帝的全知全能之眼来监视艾达，他在祈祷时说“圣父，赐福我们，切勿让你的目光远离我们吧”，[2]（P73）表面上是祈求上帝的福泽，实则却是用上帝的化身和基督教教条来威慑艾达。拿单用这种携带着权利的凝视，使得艾达只能成为符合他的价值标准的映像，他认为传统女性应该是温驯、勤劳、简朴的，便将这种价值观强行灌输给女儿，致使艾达再无主体性可言。换句话说，拿单用基督教对艾达进行精神洗礼的背后，实则是对其的驯服和控制。在这种凝视下，艾达根本无法建立起独立的人格和身份，也无法真正建立起自己的信仰，只能作为一个空洞的能指符号，失去其自我意识。

其次，凝视也对艾达的身体进行了规训。人的身体其实是一种特殊的“驯顺的身体”（docile bodies），是社会的身体对生理的身体的规训或征服，它作为一种社会交往的符号，不断地受到社会关于身体的权力话语（美/丑、健康/病态、正常/反常等）的支配，因此在那些“畸形”或“有残缺”的身体中，主体会产生焦虑并对身体和自我产生认同危机。[7]（P9）作为一名偏瘫患者，艾达介绍自己：“我的右侧身体不听使唤。我出生时，半侧大脑就像梅干那样干巴巴的。由于某种意外，那一半大脑缺血。”[2]（P34）在主流审美的凝视下，残疾的艾达仿佛就是丑的化身，与完美无缺的双胞胎姐姐相比，她只能是“不伦不类”的存在。同时，这种规训的凝视还令艾达不自觉地以大众社会的价值标准来审视自己，她十分聪慧，对客观世界有着天然的洞察力，后来在学术上的造诣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幼时的她却从不认为这些特质真正属于她，她只能是家庭的拖油瓶，受到的优待都源自双胞胎姐姐，明明校长认为她们姐妹二人都极具天分，但是在艾达心中却始终认为自己是沾了姐姐的光。萨特在论述“他人的注视”时提到他人的注视使作为主体的我沦为客体，这时的我就不再是自由的，在这种目光下我的属性也发生了变化，[81]（P348）也就是说我不再能以本真的、独立的自我而存在，而是内化他人的价值观点进行自我异化，进而从原本的自我转变为他者。艾达身边的人都对她倾注过这样那样的目光，“无数双眼睛犹如一排排砖块砌成无数面窥探之墙”[2]（P430）将她紧紧包围，在医生的审视和诊断下，她变成了一个瘸腿的哑巴，被认为永远不能开口说话；在父母和姐妹眼中，她脑部受损，一侧身体坏掉，没有任何痊愈的可能。于是，她从未尝试直起身子走路，一直用左侧身体带动右侧，原本可以说话却变成了“真正的”哑巴，心甘情愿地放弃说话的权力，即使这意味着她自身主体性的消失。

三、反凝视与艾达的主体身份建构

蕴含着权力和规训的凝视是导致艾达身份困境的根本原因，然而她却没有轻易屈从于沦为他者的命运，而是勇敢地对权威进行挑战，通过反凝视的策略来重塑其身份的主体性。贝尔·胡克斯认为：“那种企图压制我们/黑人的注视权力的做法只能在我心中产生一种想要注视的强烈渴望，这是一种叛逆的渴望、一种对立的注视。我们通过勇敢无畏的注视而大胆地宣告：‘我们不仅要注视，而且要通过注视改变现实’。”[9]（P376）这意味凝视和被凝视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被凝视客体的觉醒和对现状的不满，凝视主体和被凝视客体的地位就会发生变化，来自客体他者的反凝视，实际上是对已有的视觉权力关系的挑战和颠覆。

在传统女性长期处于顺从和沉默的境地中，艾达勇敢地用反凝视策略对男性话语发出挑战。她通过倒着读书和创作回文来获取新的知识，用诗意而又深刻的回文揭示矛盾的内涵：“上帝活着（God live）”或是“邪恶的狗（evil dog）”。这种做法看似怪异，实则却是对父权制和宗教传统的挑战，她用这些荒诞的语句向我们揭示了当主流价值标准成为掌握话语权的人来维护自己地位、掌控他人的工具时，则必然显示出它的虚伪和残暴。艾达反向看世界的方式给了她的双重视野，让她大胆地反过来审视自己的父亲。通过反凝视，艾达发现了父亲的狭隘和傲慢，他从不关心自己的家庭，面对小女儿露丝·梅的死他也丝毫没用动容；他打着传教的旗号对刚果人进行精神统治，结局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这时艾达的眼睛也获得了权力，她意识到了父亲的鄙陋，并逐步消解了他上帝代言人的角色和他作为凝视者的主体地位。

苏珊·温德尔指出在当代社会中，只有残疾人才会被社会排斥，因而他们有着健全人无法获得的体验，并且更有能力超越关于身体的文化谬误。[10]（P77）当蚂蚁军团以摧毁一切的力量侵袭村庄时，艾达死里逃生，价值观发生了深刻改变。在此之前，她一直认为自己只能等着被遗弃，只是命运的偶然——受过特殊教育，从狮口中脱险——才令她获救。然而，经历了劫难之后，她才明白令她获救的并不是命运的偶然，而是她生存的决心以及她热爱生活的态度。她成功被埃默里大学录取，还通过积极接受治疗恢复了正常行走的能力。这种求生的本能也令她开口说话，她决定为自己发声，“我决定讲话，这样就有可能诉说，讲话成了一种自我防御”。[2]（P430）她的努力使她获得了更多的社会接受性，挣脱因性别和残疾加诸于她身上的枷锁，并通过女性话语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

当艾达意识到自我价值，从凝视的暴力中解脱出来之后，她的精神也跟着觉醒了。她写道：“我一半是本杜卡——走路歪斜的人，一半是本杜卡——膘肥体胖的鸟儿，狂野鲁莽地在河岸边横冲直撞，令你倒吸冷气。”[2]（P523-24）在过去，艾达只能是“羸弱身体与执拗意志的失败结合体”，[2](P365)但是现在她却这两个半身人完美混合在一起，达到了大于一的效果。这也揭示了这个角色的本质，艾达既是凝视下的受害者，也是反对凝视压迫的革命者，那霸道的、排除异己的主流价值标准犹如一个圆，圆心的位置被凝视主体所占据，但这个圆能辐射多大，却取决于被凝视的客体，因此只有勇敢地去打破这种畸形结构，才能获得美好的未来。

结语

艾达在《毒木圣经》中是一名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她因性别和残疾等因素，在凝视的目光下沦为被动的客体，面临着身份困境；另一方面，她凭借着反凝视策略，勇敢地消解了看与被看的二分法，建立起自己的主体地位。从艾达的身份困境到她建立起自己的主体地位，我们看到了凝视在社会和文化中对人的巨大影响。但凝视并不是用来制造他者身份的工具，只有消除社会偏见，实现身份的认同，才能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