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亭亭

（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衡阳 421001）

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1917-1967)在20世纪美国文坛中声誉斐然，曾被认为是仅次于福克纳的“南方最出色的小说家”。其小说中特有的风格、深刻的主题对评论家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从早期的新批评、女性主义到20世纪90年代的酷儿理论，不断发展的批评理念使麦卡勒斯的作品获得了多角度的研读，国内外对麦卡勒斯的研究评判都已有相当的规模。

麦卡勒斯曾多次提及自己创作的主题是精神隔离，1959年她在《创作笔谈：开花的梦》中写到：“精神上的隔离，是我大部分创作的基本主题。我的第一本书与这个主题相关——几乎整本书都与此相关。”[1]（P197）此后对其作品的批评多围绕“精神隔离”的主题，但也造成了解读作品时往往脱离了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以她的第一本也是成名作《心是孤独的猎手》(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1940)中的希腊人安东尼帕罗斯为例，这个聋哑又弱智的扁平人物多被冠以象征意义，例如被解读成宗教或神话符号。即使后来的研究跳出了新批评的影响并开始关注作品中的现实意义，但是对安东尼帕罗斯更具现实性的阐释仍旧不充分。人物的畸形被看成是作者自身的投射，“因为她没有找到自己所属的类别，所以她把自己的影子投射到形形色色、身份各异的一系列遭到惩罚、受到鄙视的人身上。”[2]又或因病至残的麦卡勒斯对残疾人物的塑造被看成了创伤写作。著名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对于身份为白人的麦卡勒斯“能够像对待她的同族人那样，如此自然和公正地处理黑人角色”[3]（P135）表示过肯定。的确，麦卡勒斯力图真实地表现美国南方的种族歧视，展现黑人、菲律宾人等少数族裔，以及边缘化人群的生存困境，但这并不代表麦卡勒斯的文本中就超越了种族和阶级的禁锢而没有偏狭。对照当时的优生学等医学话语来看她对安东尼帕罗斯的塑造，不仅可以发现她不自觉流露出的种族优越感，也可看出潜在其意识深处的对“他者”的偏见。

一、用直觉塑造的残疾人

《剑桥美国文学史》在评价《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角色时说到“读者不难辨认出他们的世界就是舍伍德·安德森在《俄亥俄州瓦恩斯堡镇》（1918）中描述的那个世界。”[4]362麦卡勒斯的小说深受舍伍德·安德森及其作品《俄亥俄州瓦恩斯堡镇》的影响。二人作品最明显的共同之处就是人物的怪诞化。但是不同于安德森笔下心理异化和畸形的怪诞人物，麦卡勒斯的作品中的大多数怪诞人物在身体上就是残缺或病态的。《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辛格和安东尼帕罗斯都是聋哑人，考普兰德医生患有严重的肺结核，餐馆老板比夫性无能，杰克·布朗特则有酒精成瘾的问题。麦卡勒斯认为“每个人在精神上都是孤立和孤独的，……一个人身体上的畸形只是以一种夸张的形式显示了这种困顿的状况。”[3]（P13）正如麦卡勒斯最初把小说的标题定为《哑巴》，身体的残疾在小说中意义重大，各种畸形的身体正是为了表达小说“精神隔离”的主题。

《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考普兰德医生、餐馆老板和少女米克等都把辛格看作倾诉对象，希望通过对他的倾诉而寻求心灵的慰藉。但是失聪的辛格根本不可能去了解他们的内心。同样，辛格把同是聋哑人的安东尼帕罗斯视为自己的聆听者，不停地用手势向他诉说自己的内心，但安东尼帕罗斯却是一个智障，自私又贪婪的他从不理会辛格的真心。身体的残与病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无望，孤独的主题由此产生。在创作《心是孤独的猎手》的过程中，如何表达小说的主题曾一度困扰着麦卡勒斯，直到一天她想到了把主人公设定为聋哑人，顿时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当麦卡勒斯和自己的母亲提到用耳聋的辛格来做小说的主人公时，母亲问她认识几个聋哑人时，她的回答是“我一个也不认识，但我认识辛格。”[3]（P75）从麦卡勒斯的回答中可看出畸形的身体在其小说中的关键作用，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现实中她对将要刻画的残疾角色并无充分的了解而认识，对角色的塑造主要来自于她自己的创作想象。

麦卡勒斯的家庭成员以及自己都有或多或少的身体残疾，成长过程中也一直对身体畸形者有浓厚的兴趣，这些成为她书写残疾人的缘由。但是对残疾角色的书写热情并不意味着她对各种残疾人的生活困境有敏锐的观察。在创作《心是孤独的猎手》的过程中，麦卡勒斯的丈夫曾提到临镇要召开的一次聋哑人大会，建议她去看看以获得更好的写作灵感，但是麦卡勒斯却拒绝了，她说：“这是我最不愿意去做的事，因为我已经完成了我对聋哑人的构想，不希望再被干扰。”[1]199她担心的是太多的事实会妨碍她的直觉。

麦卡勒斯的创作中常从身边的真实人物来获取原型和灵感，比如《心是孤独的猎手》中辛格和她的父亲一样，都在犹太人的珠宝店里工作；小女孩米克明显有她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影子，杰克·布朗特的身上也可以看到麦卡勒斯的丈夫的若干特点。安东尼帕罗斯的形象据说来自于一个在哥伦布市工作的希腊经销商，但小说对其作了相当大的改动。如同麦卡勒斯对聋哑人缺少第一手的认识一样，对安东尼帕罗斯这个不仅聋哑还有智障的残疾人，麦卡勒斯不用担心“过多的事实”妨碍她的直觉，因为她在现实中对此类人没有直接的接触，所以直觉主导了所有关于他的创作。

二、优生学话语中的劣等智障者

哈利·维尔（Martin Halliwell）注意到，19世纪初时浪漫主义作家常把智障的形象与天真无邪联系在一起，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华兹华斯的《痴童》；20世纪初的自然主义和早期现代主义作家们则越来越多地把白痴人物作为身体退化和道德败坏的象征[5]（P135-137）。虽然麦卡勒斯并没有用安东尼帕罗斯的智障来代表他的堕落或退化，但是在将其刻画成一个“头脑、身体和精神的发育都是一个七岁孩子”[6]（P138）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她的创作直觉并没有完全脱离当时的社会语境。相反，正是由于缺少对智障人士的直接且深入的认识，她对安东尼帕罗斯的刻画反而成了当时流行的优生学话语的再现。

麦卡勒斯缺乏对智障人士的了解的最明显证据就是安东尼帕罗斯莫名其妙得的那场病。得病之前的安东尼帕罗斯人畜无害，脸上挂着“温柔和呆滞的笑容”[7]（P3），他在堂兄的水果店里打杂，虽然智力明显低下，只热衷于喝酒和吃，但是能用手语做简单的祷告，也学会了象棋的开局几步。但是十年平静的小镇生活终止于安东尼帕罗斯突发的怪病中。“这以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了变化。麻烦来了。”[7]（P7）安东尼帕罗斯开始变得暴躁，他不仅偷窃饭馆的胡椒瓶，还对着银行大楼的墙根撒尿，故意在街上碰撞行人等。法院对他的指控接连而来：“偷窃、有伤风化、人身攻击，诸如此类。”[7]（P8）虽然现代医学发现智障的产生多与大脑等神经系统先天发育不足或后天受损相关，但安东尼帕罗斯究竟是天生智障还是因病大脑受损致使行为发生变化，麦卡勒斯并未交待具体的病名和病因，可能正是因为缺少对“过多事实”的了解让她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虽然造成变化的原因不详，但有一点却值得注意，那就是安东尼帕罗斯的行为改变恰好与20世纪初社会对智障者认知的变化相吻合。

历史学家詹姆斯·特伦特注意到在1900至1920年期间，“美国社会越发强调心智残障者的道德缺失和高生育率，认为这是社会中各种罪恶产生的最主要和持久的原因。[8]（P14）智力残障从一个单纯的神经系统疾病而转变成社会问题，其中医学研究的发展，如病因学、遗传学的发展等在其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尤其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迅速发展的优生学运动。

优生学诞生于19世纪末的英国，旨在“用遗传原理并借助相关手段来改善人类自身素质”[9]（P86）。优生学们认为人的品性，不论好坏，也不论精神还是身体的，基本都由其遗传物质决定，因此优生学首先需鉴定出各种遗传因素的优劣。优生学家亨利·高达德把法国人比奈发明的智商测验引入美国用以检测出弱智者，弱智者被认为是“存在先天的心智缺陷，故不具备正常人的道德感和自制力。”[9]（P87）他们不仅是家庭的负担还会构成对社会的威胁，是典型的遗传基因低劣者。

原本安静地生活并能完成简单工作的智障者安东尼帕罗斯在莫名的大病过后就变成了优生学话语中典型的弱智者，他的“种种狂躁的举动”不仅让辛格花光了钱并处在混乱和担忧中，还威胁到镇上其他人的安全。在优生学者看来，这种“低劣”的弱智需要被严格监管才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因此小说中安东尼帕罗斯很快就被他的表哥送去了疯人院。从这处不符合史实的情节也可以看出麦卡勒斯对现实中的智障者缺少了解。“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美国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全国的公共机构经费被削减了近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全美被收容的智障者总数却在增加。”[10]（P44）经费减少但人数增加的结果就是“需要被收容的病人往往需要等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被入院收治”[10]（P50）但是安东尼帕罗斯却可以被“迅速”送进疯人院，这种安排应是麦卡勒斯创作的需要，这样辛格的孤独才可以更突然且更有戏剧性。

安东尼帕罗斯不是小说的主角，麦卡勒斯只需要他的聋哑和智障来阻碍辛格的倾诉，当辛格需要完全的孤独时，优生学话语恰好可以让他迅速变成一个道德缺失，需要被隔离的危险人物，他被送入疯人院隔离恰好可以实现对辛格的“精神隔离”。

三、优生学话语中的种族他者

麦卡勒斯在谈及自己的创作中曾说：“我置身于所写的角色里，太过于浸身其中，于是他们的行动也变成了我自己的。当我在写一个小偷时，我就成为一个小偷；……当我写一个聋哑人时，我就在故事进行当中变得不能说话。”[1]（P201）但很明显，麦卡勒斯在塑造安东尼帕罗斯却缺少对聋哑人或智障者生活的感同身受。安东尼帕罗斯成了一个跳出她常用创作方式的另类人物，不仅是小说中的“他者”，更是优生学话语中的“他者”，背后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是一个智障人士，还因为他的希腊裔身份。

优生学思想于1900年前后被推介到美国，而后美国的优生学发展势头甚至超过了英国。与英国的优生学关注“优选”不同，美国的优声学家们更强调如何防止“劣生”，这是由于世纪之交的新移民浪潮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美国的人口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引起了美国优生学家的焦虑。20世纪美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几乎同步，外来移民在这一进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美国的新移民高峰期。不同于19世纪中叶的移民多为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人、爱尔兰人、英国人和德国人，19世纪80年代开始新的移民潮中移民多来自东欧和南欧的意大利、波兰、希腊等，“1891-1900年，这些新移民占移民总数的52%，1901-1910年则上升到72%。”[11]（P47）东南欧的新移民大多没有特殊技能，往往只能从事最艰苦和危险的廉价体力劳动。当这些社会底层人群数量激增时，美国本土白人的生育率在1900年前后却持续走低，大约只有1800年的一半。这种看似“劣胜优汰”的发展趋势让美国的本土白人和优生学者们十分担忧，优生学与已有的种族主义、排外思想等社会偏见融合在一起，极力去证明这些新移民的低劣血统并阻止他们的增殖。

研究家族遗传的优生学代表作《善恶家族》(The Kallikak Family：A Study in the Heredity of Feeblemindedness)不但“证实”弱智是一种隐性的遗传因素，还在贬低智障者的同时“证明”日尔曼族裔血统的优越性。作者高达德对书名的设计中就能看出其暗含的族裔歧视：Kallikak并非这个个案研究中家族的真正姓氏，而是用希腊文的“优”和“劣”两个词拼造而成。高达德用他的研究“证明”了“约40%至50%的移民都是弱智”[8]（P168）包括希腊移民在内的东南欧新移民被优生学者们描述为带有遗传缺陷的低劣族裔。美国的参议员洛奇甚至坦言美国种族的最佳组合“就是撒克逊人、盎格鲁人、朱诺人以及诺曼人和凯尔特人结合而成的‘英格兰民族’……1880年后涌入的不同血统的移民损害了这种组合的优质品质。”[12]（P420）优生学一套看似科学和客观的研究帮助建构起了一套“英格兰民族”白人优越论的话语体系，被认为弱智者居多且基因低劣的希腊等东南欧移民在这个种族等级金字塔中无疑是位于底层的种族他者。

小说最初的叙述是“镇上有两个哑巴，他们总是在一起。”[7]（P1）随着讲述的继续，其中敏捷和智慧的哑巴的称谓固定了，他被称作辛格或辛格先生；另外那个肥胖和迷糊的哑巴时而被称作安东尼帕罗斯，更多数的时候就只是“希腊人”或是“胖希腊人”。从此“希腊人”这个词就与肥胖、贪吃好酒、自私暴躁、偷窃抢夺、行为下流等各种消极和负面的表述相连，几乎与优生学中对血统低劣的希腊裔移民的描述如出一辙。除此之外，小说中对不同族裔分级的描述简直就是优生学种族优劣论的翻版：一次小姑娘米克邀请同学和朋友们来家中聚会，她认为自己办的派对“开头棒极了”，因为她的同学们一开始谈论的就是“我有部分苏格兰爱尔兰和法国血统，还有——”，“我有德国血统。”[7]（P108）布朗特挑衅酒馆里有种族歧视的人时自嘲地说“我是部分黑鬼加南欧猪加东欧猪仔加上中国猪。”[7]（P22）小说对的优生学话语的再现中，聋哑和智障的希腊裔安东尼帕罗斯完全符合种族他者的特征。

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希腊人也不应被忽视，他是安东尼帕罗斯工作的果品店的老板，也是他的表哥。这个同为希腊裔的表哥“不懂多少英语”但是“对美元了解得很”，在安东尼帕罗斯生病后可以马上利用金钱和关系把他送进疯人院。作者麦卡勒斯特意在希腊表哥那个美国化的名字——查尔斯·帕克后加注“这就是希腊人表兄的名字”[7]（P8），这个加注显然就是要让读者注意到这是个为了摆脱希腊裔身份而改的新名字。但从希腊表哥被特意地加注说明的名字设置中可以看出种族认同在美国民族认同中的重要性，只要先摆脱低劣的少数裔身份，种族他者和阶级他者的身份也就可以随之消失。

结语

麦卡勒斯亲身体会过残疾无助的痛苦，又成长于种族问题严重的南方，她力图真实地展现黑人等少数裔、同性恋者等边缘人群的遭受的种种不公和排斥，使他们的困境成为审视美国主流社会自身问题的一个参照物。但是“在想象文学中都有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体系在较自由的表层下运作，”[13]（P18）结合优生学话语来看《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安东尼帕罗斯，麦卡勒斯对这个希腊裔智障者的丑化和他者化的书写就显而易见了。即使是深具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了种族感和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