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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崇高使命和任务

2019-02-19周子槱

社科纵横 2019年9期
关键词:理论家理论工作者马克思主义

周子槱

(厦门工学院友恭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以新使命、新任务。每一个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都要自觉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和任务,“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融通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努力成为一个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鲜明的时代风貌和广阔的世界视野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一、“真懂”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具有严密而完整的科学体系,要全面掌握、准确理解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非下一番苦功夫不可。如何才能做到“真懂”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统一的答案,但以下三点却是必不可少的。

其一,打破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化”壁垒,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整体的理解。鉴于人们喜欢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作分门别类的研究之现状,如何做到马克思主义“整体化”而不犯“碎片化”的错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这就是说,我们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自觉”,从而对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单学科研究的同时,也要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自觉”,对之作出基于整体性的贯通的综合研究。历史地看,列宁之所以说“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1](P112),邓小平之所以说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2](P42),其实都是在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来对待,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

其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统一的理解。就经典马克思主义来说,既要坚持马克思思想与恩格斯思想的统一性,反对“马恩对立论”,又要坚持“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统一性,反对“两个马克思”;就经典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来说,既要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统一性,又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说,则是要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统一性,反对以其中的一个方面否定另一方面。

其三,认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真正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任务艰巨、使命光荣,要求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要严谨治学,认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真正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对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任何一个细节都要进行细致的审察,力求精益求精、推陈出新,力戒一知半解、浅尝辄止、敷衍了事和草率马虎的态度。晚年恩格斯就曾对那种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就认为掌握了其全部理论的不求甚解态度提出过严厉批评:“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3](P594),然而,“我们最需要的不是空乏的结论,而是研究。结论要是没有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4](P511),因此,“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人们出大力,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3](P587)习近平也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而“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5]

二、“真信”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6](P10)同时,它也给我们自己以重要启示:从来没有什么抽象的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什么离开具体实践的抽象的一般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当代世界的社会主义;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以至于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希望在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预示着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因此,每一个有作为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都要以高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信,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形态,担负起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言献策的崇高历史使命,即“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7]

要使“真信”马克思主义落在实处,就要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上的主体自觉和方法论自觉,立足“中国立场”、提出“中国问题”并拿出“中国方案”,从而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的既有研究框架与结论。诚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关注现实的理论倾向,它提供了一种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样式,同时也开辟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作更深广阐释的可能性,因而值得学习和借鉴,但要说只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传,那就言过其实了。因为它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偏离无论如何也是不能被忽略的,而就其实践性而言则更是付之阙如;同样,西方“马克思学”确实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重要启发,但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多的是来自学者的主观建构而非思想史上的事实,却也是不能否认的,因为这种研究虽然宣称自己是“中性”的纯学术研究,但其实往往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贩卖者,或者成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堡垒。不言而喻,虽然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国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颇有相似之处,但二者的研究格局、理论视野终究是异质的,不能同日而语。因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学术研究,它既尊崇学术研究的固有标准,又不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这里没有什么“中性”的、“纯学术”的研究,而与之相反的主张则不仅于创新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无益而且有害,往往沦为西方各种学术观点的“搬运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是没有什么前途的。因此,每一个有作为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都要以高度的使命感、自豪感和自信心,努力建构中国的理论话语和学术话语,解答“中国问题”并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阐释“中国道路”,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占据应有的地位、享有应有的荣誉。

三、“真用”马克思主义

所谓“真用”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立足中国实际,回应时代诉求,展开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研究,提出解决时代问题的新方案。“真用”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使命和任务,也是我们的自我要求:不仅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积极参与这种理论的实际运用过程,从生动的社会生活出发,对新时代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积极预测、展望与规划,通过富有前瞻性的理论研究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的强大解释力和生命力。这正如毛泽东曾指出的那样,“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8](P815),“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9](P374)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如何“真用”马克思主义呢?虽然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但以下几点却显得特别重要。其一是以实践激活“文本”。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如果这种“文本”研究最终定格为学者的“学术游戏”,那就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是那种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引出的能够解决当代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是实践的而非纯理论的“文本”研究。其二是密切关注事关人类命运和前途的全球性问题。当代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问题即是世界的问题,而世界的问题也无不是中国的问题,所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在事关人类命运和前途的全球性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具有世界影响的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回答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其三是直面当代中国的特定现实和特殊问题,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6](P18)这一紧迫而重要的时代课题,聚焦公平、正义、环境、法治等人民群众最为关注、对实现民族复兴来说最为紧迫的大问题,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实践中展开理论创新,从而不负人民重托,不辱时代使命,做大学问、真学问,出精品研究成果。

四、融通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做一个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就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5]。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并非固守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某一时期针对某一问题所作的个别结论,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自觉把我们的思想认识“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10](P538)。正因为这样,所以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1](P63),“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1](P291-292);也如列宁所言,“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12](P26)。因此,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表率,“坚持实践观点反对教条主义、坚持问题导向反对经院主义、坚持理论自信反对虚无主义”。[1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高度的文化自信,融通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它要求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又要有广泛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作出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5]

一方面,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以深厚的中国历史和文化涵养为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持久动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双重创新,既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又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此,所谓“不忘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这两个“老祖宗”都不能丢,丢了就失去了根本;所谓“文化自信”,就是“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14](P349),其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信心,即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信心,因为“今日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只有透彻地了解了“历史的中国”,才能够更好地了解“今日的中国”,才能真切体会“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具体的历史内涵,也才能对当代中国的未来发展趋势有准确把握。

另一方面,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文化自信,也表现为具有广泛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高度自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产物,它的发展过程就是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交融、交锋的过程;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吸收外来”,广泛学习和借鉴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世界意义,扩大其国际影响。因此,每一个有作为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都要以自信开放的心态、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博采众长的能力,学习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勇于与国外马克思主义交流、交锋,在理论的相互竞争锻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品格,使之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和感召力的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五、努力做一个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真信”“真懂”“真用”马克思主义,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是新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崇高使命和任务,因而只有努力做一个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方显示出一个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有的理论自信、理论勇气和责任担当。当然,就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队伍的现状而言,“真信”“真懂”“真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与成为一个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要求还存在不小的距离。这主要表现为:一些人所尊奉的,还是一些已经僵化过时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则远未被把握到;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仍然停留于嘴边、口头上,既然未融入自己的精气神之中,也就谈不到付诸于行动中了;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方面,则存在着不愿用、不敢用、不会用、不真用等情况,以至于可以这样说:理论创新落后于实践创新已是不争的事实,“讲坛马克思主义”与“论坛马克思主义”相“脱节”的现象还相当普遍;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的倾向依然如故,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热衷于上工程、争项目、“抢帽子”者众而安于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者鲜,“空头文章”泛滥而“学术泡沫”盛行;一些研究者没念好马克思主义的“真经”,总想着“西天取经”,而一些研究者则早就丢开了“老祖宗”,也从来不愿念“真经”,打着追求“纯学术研究”的旗号搞“去意识形态化”,教条主义地指摘马克思主义,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这方面错了,就是说那个方面也错了;一些研究者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单纯的学说和研究的对象,而没有把它作为一种科学的信仰来对待,这就事实上放弃了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责任担当,很难谈得到有什么崇高境界;一些研究者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贯通性研究的格局和视野,或者汲汲于对马克思主义作某种主观化、任意化、“碎片化”的理解,或者单纯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作一些分学科的研究;一些研究者舍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现实性,鼓吹“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自满于做一个埋在故纸堆里的“学问家”;至于那些以“创新”、“发展”为名背离、虚无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则更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绝缘的。

种种迹象表明,现在是向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提出“努力成为一个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样的要求的时候了。其所以要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我们在“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还在路上;其所以能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使命重大、任务艰巨,需要数以百千万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军事学家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一旦涌现出一大批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么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将会有更大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晚年恩格斯就曾提出了“脑力劳动无产阶级”[15](P481)概念,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命题则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明确提出的:“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8](P814),而“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9](P533)。虽然时代变化了,但经典著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论述仍具有重要的现实针对性,因为我们提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一概念,并不是说只有无产阶级领袖人物才可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不是说只有理论研究的“名家”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是说,任何一个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只要能够做到“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并持之以恒地坚持下来,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者说能够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因此,每一个有作为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都要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最高学术追求,承担起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使命和任务,正如毛泽东所言,“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8](P814-815)新时代需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矢志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为人民、为时代做大学问、真学问的学术抱负,能够勤奋学习、严谨治学,作出无愧于新时代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自觉维护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共同体利益,摈弃华而不实、急功近利等不良学风,遵守求真务实、谦逊诚实、批判创新等基本学术规范,反对学术腐败,发扬学术民主,倡导学术合作,营造自由平等地讨论问题的学术氛围,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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