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宙华

摘 要：本文从建设视角、发展方法两个角度，对新马克思主义批评下的后现代图书馆学建设发展做出了讨论。意在通过本文的研究，为后现代图书馆学后续的理论研究与体系发展提供文本帮助。

关键词：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图书馆学;超空间性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后现代”思潮出现在我国理论界当中，并形成了逐渐增强的现代化叙事使命。由此，要想实现后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发展，就必须要立足哲学、社会、经济等多个学科领域，以便获得有力的理论支撑。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新马克思主义批评下的后现代图书馆学进行讨论研究。

1 新马克思主义批评下后现代图书馆学的建设视角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阈下，要想研究社会空间的形态变化，就必须要秉持起辩证化的思想意识，站在批判的视角看待建设问题。从当前来看，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当中，社会空间的形态变化与“人”这一主题是分不开的。由此，便可将后现代图书馆学的批判内容划分为逐层递进的三个等级：在第一个等级当中，可将空间视为社会条件的物化载体。在此背景下，负责管理空间、利用空间的人，也被看作是社会运行下的各条件元素的被动操纵者;在第二个等级当中，可将空间视为社会知识的填充领域，即图书馆空间本身具有其价值性与职责性。但同时，基于新马克思主义对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否定批判，任何知识信息都是其所处时代、所处空间的“选择”与“创造”。这样一来，在历史的变革与断裂过程中，图书馆空间中的知识也可为看作是后工业社会大生产的附庸。由此，便反映出知识在社会价值与历史价值之间的辩证性与批判性;

在第三个等级当中，处于后现代非理性状态的图书馆生存模式也受到批判。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后现代图书馆学的建设变革，与社会关系的动态稳定相互依存。在不断的解构与重构之間，图书馆的价值功能才被最终确定，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才得以通过螺旋上升的方式达成完整。上述三个等级以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视角，对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理想化建设提出了思考。此外，著名学者、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Fredric Jameson在谈到后现代主义时，表示“只有在作为社会文化或者生产方式的结构改变时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这更进一步强调了后现代图书馆学建设发展的批判价值。

基于以上，我们可站在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角度上，对后现代图书馆学的建设展开如下讨论：

首先，后现代图书馆学兼具社会性与知识性，其研究领域是一个范围广阔、内容复杂的文化空间。同时，后现代图书馆学相关的文化元素涉及到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具有明显的当代特征，使得其历史价值区域断裂瓦解，进而呈现出扁平化发展的“无深度感”。结合这些特点，新马克思主义套用了“工具理性”的批判概念，将后现代图书馆学纳入到“第四个机器时代”的体系当中，其价值意义也不再趋向于传统的单体化，而是形成了大范围、延伸化的碎片状态[1]。

其次，后现代图书馆学的建设具有“超空间性”，即逐渐淡化甚至消除国家的界限概念，以密集化、渗透化的发展方式，逐渐融入到全球各个角落的社会运动当中，进而使得后现代图书馆学本身的空间批判较为复杂。对此，Fredric Jameson在其研究理论中以“鸿运大饭店”为比喻，对“超空间性”进行了解释：由饭店大厅中心向四个方向延伸出的塔楼，很容易对客人的动线思维造成影响，进而使客人迷失在复杂交错的饭店空间当中。其后，客人的现代空间认知将被淡化，只保有“浸淫其中，失去整体的距离感，使你再不能由感受体积、透视景物的能力”。同时，新马克思主义也围绕“超空间性”展开了表述，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后期各国经济、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背景中，思辨方向识别模糊下的一种隐喻概念。由此可见，后现代图书馆学在“超空间性”状态下的建设与批判过程，就是处理内在问题、解决内在矛盾的变革过程，其建设结果往往是社会文化环境的解构，进而将图书馆的生产活动融入到社会市场当中。

2 新马克思主义批评下后现代图书馆学的发展方法

Fredric Jameson在漫长的后现代理论研究过程中，不光研究批判了政治意志与文艺表达之间的辩证关系，还围绕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属性展开了细致分析。同时，将新马克思主义批评观与社会文化相结合，也是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主要特点。Fredric Jameson以主导叙事、主导符号等方式，将社会环境状态、经济市场规律与文化信息结合起来，实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范畴的拓展延伸，继而促成了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视阈下新历史观点的形成。同时，基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立足实际的思辨方法与研究方法，新马克思主义也提倡以现实社会作为批评领域，对现有的大众文化现象做出关注。由此，在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视阈下，后现代图书馆学的发展必须要倾向于当代社会的横向研究，并充分审视图书馆学在大众视野中的价值性。这与以往图书馆学偏重知识与技术的研究是明显不同的[2]。

除此之外，Fredric Jameson还对文化信息在跨国渗透中的运行方式进行了研究，并表示文化殖民与商品殖民的进行往往是同步实现的，进而使文化跨国蒙上了浓厚的经济色彩和政治色彩。因此，后现代图书馆学要想实现发展，就必须要理清当前社会环境中商品生产的规律与方向。从本质上来讲，无论何种文化思潮，都产生于其所处的时代，后现代图书馆学亦然。所以，后现代图书馆学在后续的发展历程当中，应及时转变研究观念，重新投入到社会文化的整体审视当中，进而对后现代社会中碎片化、扁平化的文化信息状态形成认知，并明确各文化信息间看似独立、实则练习的内在规律。

此外，新马克思主义以辩证观点为基础，认为任何事物的整体中必然存在矛盾与差异。对此，Fredric Jameson提出要将社会环境视为一个整体，但还应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分别考量。基于此，在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过程中，必须要将相关的社会背景、文化环境作为基础和根源。同时，文化虽然占据着决定性的重要位置，但其他影响因素与后现代图书馆学发展的相互关系也不可忽视。所以，在研究、发展后现代图书馆学的过程当中，还应秉持起“总体性”的方法论眼光，既要明确社会整体在文化、经济、政治等多个方面的系统关系，又要尊重并顺应各元素发展的不平衡性，从而使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领域长期存在于当代时间的维度当中。

3 总结

总而言之，在后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过程中，新马克思主义相较传统马克思主义具有明显的应用价值。在后现代图书馆学反本质、反基础的观点背景下，新马克思主义更加倾向于承担责任、解决问题，进而站在空间、历史、经济等多个社会元素的关系角度，对后现代图书馆学的建设发展做出了批判解释。

参考文献

[1]陈立华.新马克思主义批评下后现代图书馆学的建设与发展[J].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2018，28（04）：61-64.

[2]陈立华.我国后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建设与发展研究[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17，35（05）：4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