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妍 蒋贺丽

摘    要： 阎连科小说中的诸多个体由于异乡的艰难经历而渴望回归乡土，然而身份的确然改变使其难以“还乡”。本文通过梳理小说中的两种“还乡”类型，探究“还乡”个体精神上的归属困境，发掘“还乡”失败的原因，指出阎连科小说中“还乡”的局限性。

关键词： “还乡”    归属困境    融入乡土

一、“还乡”类型呈现

阎连科小说中坚守故土的一类人是农民，他们的身份是农民，工作是务农，身份没有因为空间地理上的移动而产生大的变化，未脱离农民本质，在与乡土融合时不会产生隔阂。军人和知识分子是由农民衍生转变而来的身份，他们出生在农村，后来完成居住地和身份的转变。“离去—归来”与“离去—归来—再离去”是阎连科小说中的两种还乡模式，小说中的人物把家乡当成精神和身体的最后归属之地，但是难以找到回归爱情、亲情、融入乡村的精神归属之道，最后要么成为乡土的“异己”者，要么成为城市的“他者”。

1.“离去—归来”模式

“离去—归来”模式是指离开家乡之后又回到故乡。阎连科小说中有一类人虽然还乡后身居乡下，但在乡人眼里是受了城市的腐蚀，故而在精神上对其排斥，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被贴上标签，这一类人便是“离去—归来”模式下的乡土“异己”者。

他们为了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离开家乡，其中为救治自己的心上人而去九都卖淫挣钱的蓝四十（《日光流年》），想为父报仇而离开家乡靠卖淫获取金钱和权利的朱颖（《炸裂志》），出卖自己的婚姻为了复员后回村能换取村干部的职位而去当兵的高爱军（《坚硬如水》），他们还乡之后为乡人精神上所排斥或远离。乡土接纳他们的身体，但不容忍他们身上被都市所粘贴的标签，还乡之后他们都面临着难以获得爱的难题，但是爱才是人类精神的最后归宿，他们把精神寄托在仇恨或权力上即使身在家乡精神却在漂泊，他们难以获得心灵上真正的港湾。

2.“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

乡土小说中“离去—归来—再离去”的还乡模式在阎连科小说中呈现，并且经过变形成为艰难的离乡—无奈的还乡—不得不离乡的寻求归属之路，这是带有悲剧意味的模式，是因为阎连科小说中的人物在离开家乡时借助众人的辅助和付出，背负太多期待，无论是军人还是知识分子，这种举全村之力完成关键一步的奋斗模式在未开始之前就负载太多的血和泪，在完成奋斗的过程中又牵扯太多的、复杂的人性因素和集体因素，这就导致如果不是衣锦还乡便难以“还乡”。阎连科小说中的人物在人生的中途还乡，还乡是对都市生活失败的逃避，最后的“再离去”是他们经过乡土群众的精神施压，不得不重新离开家乡。亲情、爱情、乡民之情不再接纳他们，他们还乡却难以寻觅身体和精神的归属，成了城市和乡土的边缘人。

在《生死晶黄》中大鹏被军队开除，他认为家乡会是一个永久的避难所，然而欢送从军时村里人齐聚一堂，失败归家时众人冷漠以对，面对姑姑和相亲对象的惆怅和嘲讽，乡亲一次次对他复员原因的审判，众人对他道德上的质询逼得他无处容身。他从原来坚持自我无罪到接受集体意志，最后只得丢弃以前看重的自尊和脸面向营长下跪请求返回军队。同样在《小村小河》中负伤未继续完成任务的梁柱，受到军队的质疑，返回家乡后遭到亲人、爱人、乡民的一致冷落。《中士还乡》中回乡之后，因为无权无钱在家乡难以立足，妹妹长吁短叹，结婚对象退婚。结局可想而知，他必然会再次离开家乡回到部队。这些人还乡失败，难以融入家乡，并且在家乡的经历让他们丢掉意志并开始遵从集体意志。

知识分子本该是精神上昂扬高蹈的存在，然而《风雅颂》中的教授杨科却被挤压得精神孱弱变形，到处寻找依托却无处安放。杨科被城市体制碾压逃离城市，回到家乡后因为自尊而拒绝玲珍的爱情，他的城市生活与村民的想象背道而驰，出于尊严他难以与村民进行内心真实的交流。他精神上无处皈依，想通过花钱的方式对妓女进行精神教育，劝她们回家从良，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找回失去的尊严、话语权和精神寄托，通过这种方式他的精神暂时获得满足。玲珍死去，她的女儿嫁人，他失去了精神上的最后归宿并癫狂杀人。最后他不得不逃离家乡，寄托在诗经之城这样一个精神上的乌托邦之地，成为难以融入家乡和城市的边缘人。同样身为知识分子，《寂寞之舞》中天才型少校郭松刚同杨科一样被剥夺了行动自由，甚至是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自由，他们被组织者送进精神病院进行精神禁锢。因精准的别国战争敌情的軍事预言被领导质疑脱离部队，在家乡做教师因为教育理念不同，被村民当成精神病，最终他离开奔向他的精神向往之地。这些人在精神上左冲右突，企图还乡寻找归宿，然而终究以失败告终。

二、“还乡”的精神旨归

还乡是为了找到精神和身体的归属之地，阎连科小说中还乡的人物均遭到爱情、亲情和乡邻之情的拒绝，导致精神无处皈依。无论是“离去—归来”模式还是“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中的人物都无法在精神上找到自己的依托，这其中身份的改变是人物难以还乡的浅层原因，思想文化差异是次要原因，乡民对个体的期待与现实矛盾是难以还乡的深层原因。

1.精神上无法还乡

阎连科在《风雅颂》中借杨科之口说出“爱——才是人类精神最终的家园，是一切精神失落者最为本根的故乡”[1]。在“离去—归来”模式中他们把离乡还乡的目的寄托在爱欲、权利和仇恨上，结果想得到爱的得不到，把精神寄托在权利和仇恨上，更得不到爱。他们虽然身在家乡，却总是处在爱人远离，亲人怨怼的精神氛围之中。《日光流年》中蓝四十离乡卖淫是为了救治爱人获得爱情，卖淫的手段毁掉了目的，她采取的行动导致她难以再获得爱情。《炸裂志》中朱颖得以复仇，但是复仇的同时丧失了爱。《坚硬如水》中高爱军出卖婚姻以求获得权力，爱欲必然难以正常实现。

在“离去—归来—再离去”的还乡模式中，自从个人离开家乡，身份的转变就已经让他们与乡民拉开距离。离乡者与在乡者之间的文化思想差异，让他们精神上产生隔阂。功成名就之后在乡人心中俨然成为掌权者，形成一种地位的差别，导致他们不能与乡人平等对话，他们即使身居家乡，精神难以融入其中。个人身居家乡，精神上被众人奉上神坛。《风雅颂》中的杨科教授回乡，村人把他神化，认为他摸摸孩子的头，孩子就能考个好成绩，以至于村民排队争相而往。但人们不会允许他们长期留在家乡，因为这意味着“信仰”会崩塌。其次，如果在城市中难以生存，身份和经济条件不成功，那么失败而归之后在村人心中成为怯懦者、失败者，越加被村人看不起。“昨天受群众拥戴的英雄，一旦今天失败，立即就会受到侮辱。实际上，原来的威望越高，受到的侮辱就越强烈”[2]。身份转变后，无论在城市异乡是成功还是失败，他们都无法实现精神上的“还乡”。归乡者失去了可以精神沟通的对象，没人真正体谅、关心他们的内心需求。最后，他们精神向往还乡，但是真正归来又发现已不是自己离开时那个“可爱可亲”的家乡，只能再次离开。于是他们便成为城市的“他者”，与农村难以融合，而城市已然无家。

2.再離乡时精神变化

广博的土地上可以承受任何灾难，但是当生养他的土地，最后的人生避难所都不再接纳他，那么他的心灵无处皈依。如果他成为军人或教授可以算作他从农民身份跳脱出来走向人人敬仰的神坛，既然走向神坛就必须完美无缺，乡民们这种思想的单一把他逼到违背人性的境地，作为结局他要么成功要么死亡。《生死晶黄》中大鹏在恐惧死亡的人性和军人职责间徘徊，他遵从内心的恐惧，但回到家乡遭到冷落，因为军人只能勇敢没有退缩，同样《小村小河》中梁柱也面临着众人道德的审判。《风雅颂》中杨科既然是教授便不能去天堂街找小姐，他因此遭到众人的驱赶。阎连科小说中的“还乡”是失败的，已经走出故乡的个人在面临巨大变故时幻想着故乡能够容身，但最终精神和肉体都难以再容身于故乡，“故乡”总是逼迫他们再一次出走，“再离去”时不是个人精神的有效抉择，是包含个人对集体意志的无奈和屈服。乡村和城市社会的洗礼剥离他们的正常人性，他们精神上的自我坚持，在返乡之后被抹去。为自己而活，才是一个人最拥有强大精神内涵的时刻，经过乡人道德审判的洗礼，他们的人生心境已经完全改变。

3.“还乡”的双向诉求

个人期待还乡，期待找到身体和精神的归属之地。将“乡”作为关照物看，它对这些个体有或隐或显的诉求，而且是诸多乡民潜在的、共识的诉求，这些诉求是否得到满足是决定乡土社会能否再次接纳个人的决定因素。那些农村的小商小贩没有脱离农民的本质，集体对他们没有大的期待和愿望，因此很容易回归故乡。

“故乡”对还乡中的个体的诉求并非纯粹字面意义的“利益”，而是一种隐性的要求和期待。在“离去—归来”模式中，故乡对个人的利益诉求可以概括为：个人不应该损害乡民的集体名誉不能破坏伦理道德，如果损害了，个人就应当受到精神的排除和远离，以此保持集体的道德。因此那些出卖自己身体的女性、不符合婚姻道德规范的野合，必然受到集体的排斥。另一种“离去—归来—再离去”的还乡模式中，属于更明显的利益诉求，以至于个体精神受压迫到必须再次出行都不能断掉这种诉求。这一切是因为村里每个人都认为这是脱离了农村的个体，是地位突然爬升的“幸运儿”，是理应给全村带来利益或者想象中的“远景”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把个人成功当做榜样从而不允许或者不接受榜样失败的行为是一种直接的利益诉求。那些又一次出发或者再次奉献自己的人，人们这种单方向的利益期待接续上，人们又开始“接纳”这个个体。

三、“还乡”模式的内涵

鲁迅最早在五四时期《故乡》、《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等“还乡小说”中开创了“离去—归来—再离去”的还乡模式，对现当代文学中的还乡母题产生重要影响。阎连科小说中的还乡模式，虽然形式上与鲁迅的还乡模式类同，都呈现出“离去—归来—再离去”的表现样式，但精神内涵上却不同。与鲁迅还乡模式相同的是个人记忆中的故乡应当是温馨的，不同的是“我”始终对故乡抱着审视的态度，回乡后一直拥有完全的自主意志。当《故乡》中的“我”发现自己跟故乡已确实脱轨，故乡的人们仍旧过着令自己默然的生活，是他自己选择再次离开，“再离去”是个人的主动选择，包含着个人对集体的失望乃至绝望，赋予个人以主体地位，“我”主动远离故乡。鲁迅的乡土小说里，个人似乎从来不追求乡土世界的接纳和理解，鲁迅是“故乡”的观照者，是他在看故乡。阎连科作品中的再离去，却是为了更好地回归，为了回归到农民思维中去，是载负着农民思维期待的离去，人物本身是被“故乡”观照的，故乡之人看他。两位作家同样对乡土充满关切，一个是不顾一切离去，一个却是不顾一切融入，虽然都对“还乡”提出了解决方案，但是鲁迅更注重自我意志，阎连科旨在关注人在城市和乡村无处容身的艰难处境，最后结果是委曲求全于集体的要求并借此强行“回归”，阎连科虽然给出了精神家园的最终归宿——爱，但是俗世种种限制，让小说中的人们最终失去精神归处。这是阎连科认为的回归之路，也是阎连科自己的精神阀限，他始终没有抛弃故乡的勇气和行为，始终希望做回农民——没有改变众人的能力，只能改变个人意志以求融入乡土。

阎连科小说中存在“离去—归来”、“离去—归来——再离去”两种还乡模式。两种模式都面临“还乡”失败，即爱情、亲情、融入乡村的努力都告失败，人物精神上无处依托。这是由人物身份的转变、家乡对个人的诉求所影响并决定的，最后人物在城市和乡村的挤压下无处容身，沦为城乡之间的夹缝人。没有考虑过未来精神需求并做好心理准备就盲目背井离乡，出现问题又简单以为回家就能逃避一切，难以再次融入乡土又满怀痛苦和失望，这是还乡个体的精神困苦，也是阎连科对世俗社会人处境的思考。

参考文献：

[1]阎连科.风雅颂[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95.

[2]勒庞.乌合之众：群众心理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