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雨夕

摘    要： 自译是一种特殊的翻译现象，在翻译研究中一直备受关注。本文以余光中诗作《当我死时》的英文自译本为例，从互文性视角探究原作与其他文本的互文现象，以及诗人在自译该诗作的过程中对原作这些互文现象的取舍和翻译策略的选择。

关键词： 自译    互文性    诗歌翻译    余光中    《当我死时》

一、自譯概述

“自译”（self-translation）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翻译现象，《翻译研究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翻译自己作品的行为或者这一行为的结果”（Baker，2010：257）。自译现象的“特殊”之处在于，相较于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承担的“源语语言文化和译入语语言文化的中间人”身份，自译者实现了作者和译者身份的重合，在这种双重身份下，文本的创作者往往具有良好的双语能力和写作能力，能够跨越“中间人”，直接与不同语言文化环境中的读者沟通。

长期以来，有关自译的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化地带，“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自译还只是作为一种翻译现象在理论研究中使用”（陈吉荣，2009：186）。这是因为自译过程中出现的原作与译作之间出现的显著语言、内容和思想差异，学界对于这样一种特殊的现象是不是翻译还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自译不是翻译，而是作者对于自己作品的二次创作或改写。如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认为自译是“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的其中一种（Bassnet，2001：31）。另一派学者持有相反的观点，认为自译是一种翻译行为。如波波维奇（Popovic）在《翻译研究词典》中指出：“自译是指作者本人将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自译不是原文本的变异，而是真正的翻译。”（胡湘雨，2017）这与大部分学者相符，认为即使自译或多或少包含着创作成分，但其仍属于翻译研究的范畴。

二、创作、翻译与互文性

互文性这一概念滥觞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的结构主义语言符号观，索绪尔将语言看成是一个由相互差别的符号构成的差异性系统，这些符号本质上是非指称的，且其背后所指的关系错综复杂;之后，巴赫金（Bakhtin将语言活动的社会语境引入互文性研究，将文学语篇视作不同作品，不同主体和不同文化语境之间的对话（辛斌，2008）。法国符号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于1986年在《符号学》一书中明确提出“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这一概念。她指出：“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克里斯蒂娃，2015：87）

“互文性”强调文本之间的联系与对话，认为任何文本的创作都离不开前文本及其语境的交互，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原创作品”，文本的意义存在于与其他文本的交互之中。互文性理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作为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视角受到人们的关注。德国翻译理论家诺伊贝特在《语篇翻译理论》（Translation as Text）一书中指出：“译者要认识到翻译就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互文活动。”（王梦恬，2016）

互文性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宏观上的互文性指的是文本间的体裁之间和文本间的风格之间的相互指涉关系;微观上的互文性涉及的是文本中的字词句与其他文本的字词句之间的关系（秦文华，2006：36-38）。本文将以宏观和微观上的互文性为切入点，以余光中诗作《当我死时》的创作和翻译为例，探讨其中产生的互文性现象。

三、诗作《当我死时》

余光中先生生前专注于文学创作，从事评论与翻译工作，横跨诗歌、散文、翻译、评论和编辑五界，各呈姿采。不过，这样一位艺术上的多栖主义者总是被论者称为“诗人余光中”或“散文家余光中”，在翻译方面的成就鲜有论及。但实际上，余光中数十年来共翻译经典名著十余册，其中包括于1957年出版成书，最早的《老人与海》中译本，再加之其丰硕精辟的译论，余光中在翻译领域的成就可谓蔚为大观。《余光中谈翻译》和《翻译乃大道》两书收录了余光中先生的翻译思想，系统介绍了其在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翻译与批评、中西文学之比较、翻译与创作、中文的西化等多方面的观点与见解。

《当我死时》一诗是余光中1966年于美国密歇根州所作。是年余光中受聘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英文系，任副教授一职，自其1948年七月离开大陆已有十七年之久。期间，他迁居香港，求学于台湾，随后又辗转至美国，十七年羁旅漂泊的生涯使余光中倍受去国怀乡之苦闷。这首诗便是诞生于这种心境，满载诗人漂泊异乡的忧思及对祖国的深深思念。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将这首诗转换成英文的过程中，虽然保留了一些意象以传达原作的思想感情，但在行文中进行了一些改动。诗作原文和译文引录如下：

为了对这首诗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下文将着重从《当我死时》一诗体现出来的与其他中文诗歌的互文性及其与英文十四行诗的互文性展开分析，再探索余光中对该诗的自译本与原作这些互文性现象的翻译策略。

四、中英诗歌互文性在《当我死时》中的体现

本文重点探讨的互文指涉是存在于不同文本之间的关系，探讨《当我死时》一诗与中国古典诗歌在意象和写作手法上的互文性及其与英文十四行诗在语言和体裁上的互文性。

纵观全诗，我们不难发现，这首诗在句型上带有明显的英文句法特征，对位译成英文似乎显得毫无违和感，但其内涵却是古色古香的中国味道。首先，最能体现中国古典诗歌特色的便是该诗中的意象，如“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便化用李煜《虞美人》一词中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江水东流象征乡愁之绵长;又如最后一句“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表达了浓浓的思乡之情。“鹧鸪”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意象，因其叫声音似“行不得也哥哥”（意为“哥哥，别走”），被常用以指代故乡或归乡思乡之情，例如南宋词人辛弃疾在《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中写下的“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及诗人李商隐《桂林路中作》一诗中的“欲成西北望，又见鹧鸪飞”。而“安魂曲”则是弥撒曲的分支，来自西方，是与天主教文化互文的产物。

另外，此诗将“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了望”的现实情境与“睡整张大陆”、“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等反向夸张手法下的想象相结合，在梦境与现实的交织中将诗人渴望魂归故里的急切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虚实结合的技巧是中国古典诗歌惯用的写作手法，例如宋代词人周邦彦在《苏幕遮》中写道：“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最后一句是以虚构的梦境作结，缩短时间与空间的距離，使作者思归之心得到片刻的满足。诗人余光中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汲取营养，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将现实中生前的思乡之苦转化为梦中死后的安眠之乐，这种将死亡当作一种幸福的情感将诗人对祖国的眷恋演绎到极致。

除了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吸收和借鉴外，这首诗也反映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向哀叹中文之式微，中文之西化的余光中（2014：107-129），在创作该诗时却在语言上带有明显的英语句法特征并且与英文的十四行诗在体裁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从语言上看，该诗在创作时明显受到英语语法的影响。最明显的方面在于其使用了大量的语言标记，如“当……”“在……”;此外，诗中频繁进行词类活用，如“葬……”“枕……”将动词变为使动用法，再如“最母亲的”“最纵容的”等词将名词形容词化，这也许是诗歌常用的“陌生化”语言，但难以否认其英语语法特征;最后，状语成分后置也是一个突出的特征，如将“在长江与黄河，之间”地点状语后置，以及“滔滔，朝东”伴随状语后置。

从体裁上看，《当我死时》一诗采用的是自由体，这种新诗体本身就是与英文诗歌互文的产物。本诗没有中国古典诗歌严格的格律，却颇显英文十四行歌的特点。十四行诗是欧洲一种格律严谨的抒情诗体，最早流行于意大利。十四行诗每首分成两部分，按四、四、三、三编排，即前一部分由两段四行诗组成，后一部分由两段三行诗组成。每行诗句十或十一个音节，通常采用抑扬格，诗尾押韵，但具体方式不尽相同。《当我死时》全诗共十四行，前四行为第一节，五至八行为第二节，后六行亦可分为两节。全诗除少数几行在字数上稍有出入外，其他诗行均为十一字。虽然都和十四行诗的典型规范略有出入，但是总体来讲，都能明显看到英文十四行诗的影子。

由此可见，《当我死时》一诗是现代诗与古体诗，中文诗与英文诗互文的产物。面对这种古今中外文本互文指涉、相互交织的情形，译者在翻译中如何处理和再现这些诗歌互文，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五、《当我死时》一诗自译本中互文性现象的翻译

首先，从诗歌的格律上看，余光中的自译本放弃了原作中反映出来的十四行诗诗体，但在格律上还是基本体现了每诗行六音步的音步（foot）框架，然而特定诗歌的韵律（meter）格式在余译本中则没有明显的体现。

其次，从韵脚上看，原诗属于现代诗或自由诗，在韵脚方面没有过于严格的要求，但诗人在创作过程中还是有意无意地使用姑苏辙（如“颅”、“土”、“度”、“陆”、“图”、“湖”等）、波梭辙（如“我”、“河”、“侧”）、江阳辙（如“床”、“想”、“望”、“乡”）及中东辙（如“东”、“经”、“明”、“睛”、“庆”）等。余的自译本并没有完全遵照某一特定诗体的押韵格式，但在某些诗行间或诗行内进行押韵，并且通过使用其他手法和策略，对其难以再现的原诗韵律美进行转化和补偿。如“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一句中“坦然”两字在韵母“an”在余译本中被翻译为“sleep my soundest”，转化为“s”的头韵，相较于张译本中的“I fall asleep unperturbed”在韵律上更胜一筹。另一个非常巧妙的处理是余译本对原诗第六行中“滔滔”一词的翻译。“滔滔”是一个拟声词，用以形容大水奔流的样子。余将“滔滔，向东”翻译成“That on and on flow forever to the east”，其中对“on ”的重复与“滔滔”这一叠词形式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而“flow forever”中使用的头韵对清辅音[f]的重复，实际上是通过上齿咬下唇发出连续不断的气流模拟河流向东连绵不断的流动。

再者，从意象上看，余光中在翻译自己创作的诗歌时表现出很强的自主性，对原诗中的意象进行更多的干预，其对原诗中意象的处理可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保留了原诗中“安魂曲”的意象。因为该意象本身就是东渐而来的，所以对于英语读者来说，将其保留不会带来任何文化意义上的不理解。

第二，余自译本的最后九行集中表现了其对原诗中一些中国意象的替换和省略。这九行诗与原诗的最后六行在诗行数及其顺序上进行很大的调整，实际上已经可以看作是对原文的重组和改写。对于原文末尾出现的“西湖”、“太湖”和“重庆”在译文中被替换成“Boyang”（鄱阳湖）（此处应为误译，“鄱”音为[pó]）、“Dongting”（洞庭湖）和“Koko Nor”（青海湖），并且“鹧鸪”这一意象也完全省略掉。这样的处理方式并非无根无据：一方面，余光中出生于江苏南京，对自称“江南人”的余光中而言，位于江南地区的西湖和太湖是故乡的象征，他曾求学于重庆，这里也承载着他成长的记忆。对于中文读者来说，原诗中这三个意象承载的乡愁情结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一读者群眼中的乡愁指向的是更具体的出生地或长期生活的地方，而非祖国。但是于英语读者来言，原诗中这三个诗人故乡的象征，相较于鄱阳湖、洞庭湖和青海湖，略显陌生，因为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并不熟悉原诗中提及的这三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及诗人的成长背景。英语读者眼中的鄱阳湖、洞庭湖和青海湖是中国的象征，诗人的乡愁便是对祖国的思念，这种替换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位客居异国的诗人笔下的乡愁。另一方面，替换后的意象更符合译文的行文。结合上下文看：

“...drank with one gulp all the rivers and lakes，

From the mouth of Yangzi all the way up

To Boyang and Dongting and to Koko Nor.”

引文中加粗的部分都隐含着“水”这一意象及“一饮而尽”的连贯动作，基于此，若强行保留原文中的“多鹧鸪的重庆”在逻辑上便会产生矛盾。译文将这座西部城市替换成一个同样位于中国西部的湖泊，不仅在“水”的意象上一脉相承，而且展现了这种“一饮而尽”，从长江口自东而西，横贯祖国这种空间上延伸，将乡愁表达得更尽兴。

第三，诗人余光中在自译过程中还添加了一个刚刚断奶的孩子（a new-weaned child）的意象，同时与上下文的“母亲的”（maternal）、“摇篮曲”（cradle）、“哄睡”（lulled）和“大口吸”（gulp）相呼应，在文内形成互文，更加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刚刚断奶却离开母亲已久，极度渴望回归母亲怀抱的幼儿形象，展现诗人对祖国母亲的深深依恋。

综上所述，余光中先生对诗作《当我死时》的自译本在重现原诗互文性的过程中都有所损失，但也或多或少地采取补偿策略。作为作者，余光中对原作进行很大的改动，在翻译中也体现译者更大的自主性，其“创造性”翻译策略对于展现诗歌这一艺术形式的效果真正体现其作为一位诗人在诗歌创作方面的造诣。

六、结语

互文性视角下为自译这样一种特殊的翻译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维度。本文通过对余光中《当我死时》一诗的自译与原作比较研究得出以下启示：自译实践彰显自译者的主体身份。自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能动地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对原文进行调整。自译者的生活经历背景下的话语情境会与其创作形成互文，因此，其他译者在翻译时可以对此进行借鉴，回归作者创作时的话语情境，以越过原文呈现的文本意圖，更准确地揣摩作者意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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