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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作品中的“颓废”叙事

2019-02-16任江辉

关键词:文学作品意识文学

任江辉

(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厦门,361021)

一、引言

二战结束后,日本战败,整个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动荡和秩序混乱现象层出不穷,传统道德和价值观丧失,大多数民众的思想变得空虚和混沌,不同的社会思想和文学思潮不断涌现。在这历史语境下,“日本的战败深刻影响着该时期日本文学的发展,许多作家以战争主题和战败状况为叙事素材开始进行小说创作”[1],日本无赖派作家就是其中之一。主要代表性作家是太宰治、坂口安吾、北原武夫、三好十郎、织田作之助、高见顺、石川淳、檀一雄、田中英光、伊藤整等人,他们“秉承特异的文学理念,采取个性化的文学艺术手法,以颓废式叙事来阐释战后日本社会的景象和一般民众的心理,在日本整个社会中引起了共鸣,对日本战后文学的转型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2]。而坂口安吾是该文学思潮的主要代表性作家之一,其与另一著名作家太宰治被一同称为无赖派文学思潮的两大泰斗。坂口安吾不仅仅从文学作品的描述中阐释其作为无赖派文学作家的“颓废”叙事艺术,而且在其文学评论作品中鲜明地提出无赖派文学思想的纲领性理论。从实践创作上和理论层面上均渗透着无赖派文学的“颓废”叙事意识,为战后日本文学思潮刻上富有鲜明个性的哲学意识和人文气息。

二、日本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作品中“颓废”叙事的具体表现

坂口安吾作为日本战后典型文学思潮“无赖派文学思潮”理论的提出者,其文学的“颓废”叙事艺术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时间的历练和社会环境的熏陶不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从其文学作品的叙事内涵和特点来看,整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初期时间为1906年至1929年,该时期是其“颓废”叙事艺术形成的萌芽期。在这期间坂口安吾深受反抗文学的影响,热爱文艺,虽参与征文活动,但并没有什么成就,处于文学创作的困惑期。中期时间为1930年至1945年,该时期其“颓废”叙事艺术正处于发展期。他一边和学友努力创办刊物《言语》,一边不断推出《风博士》《吹雪物语》《炉边夜话集》《黑谷村》《珍珠》《紫大纳言》等优秀作品,受到了当时日本各界的关注,并以新手作家的姿态进入日本文坛,逐渐获得了当时文学界的认可。与此同时坂口安吾在该时期发表的随笔《日本文化私观》(1943年)中,强烈地批判日本传统文化中的注重形式美的观念,“反对日本传统的私小说、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要求摆脱传统小说的束缚”,[3]呼吁通过颓废和堕落来实现人性的自由和解放,这一反常态的“颓废”叙事艺术的主张在当时日本学界反响极大。后期时间从1946年一直延续到1955年,该时期是坂口安吾叙事艺术的成熟期,也是其文学创作的高潮期。在这一时期,坂口安吾于1946年发表了《堕落论》,该文犀利地指出要达到人性的解放和自由必须“堕落”,在当时的日本文坛引起了轰动,被日本文学界盛赞为无赖派文学的理论性纲领和“颓废叙事”的宣言书,是无赖派文学“颓废”叙事的理论基础。该时期坂口安吾的“颓废”叙事意识日趋成熟,创作成果颇丰,其陆续发布的文学作品均渗透着“颓废”叙事的艺术气息,如《盛开的樱花林下》《不连续杀人事件》《风与光与二十岁的我》《安吾巷谈》《道镜》《夜长姬与耳男》等作品。从坂口安吾的“颓废”叙事艺术的整体内涵可以看出“他的风格中呈现出脱离琐碎与感伤的大气,具有日本文学所罕见的粗犷和豪放”,[4]细细研读其作品,可以看出从“颓废”叙事意识的抒发到“颓废”叙事人物的刻画,从“颓废”叙事空间的书写到“颓废”叙事手法的应用,无不洋溢着坂口安吾“颓废”叙事艺术的灵魂。

(一)“颓废”叙事意识的抒发

日本无赖派文学中的“无赖”一词,在中国的《辞海》中释义有:奸刁、撒泼等恶劣行为或人物;没有依傍;可爱、可喜等。而在日本文学中的含义与中文不尽相同,在日语中表层的意思是指杂乱无章、无用、无赖、颓废、堕落之意,其更为深层次的涵义包含反抗、反叛、反对传统等内容。而坂口安吾是无赖派文学中具有典型性的作家之一,“无赖”思想中的“颓废”叙事意识蕴含在其文学作品中。“堕落”“孤独”“反叛”“自由”等“颓废”叙事意识不仅是其文学理念的核心内涵,更是其文学创作的艺术源泉和文学作品的内在灵魂。在《痴女》《盛开的樱花林下》《为青面鬼洗兜裆布的女人》《夜长姬与耳男》等经典小说中,其刻画了一个个鲜活的颓废堕落的负面女子形象,凸显了其“堕落”的精神世界;在《金钱无情》《行云流水》《不连续杀人事件》等推理故事中,其描绘了不同主人公内心的孤寂和无奈,呈现出其文学思想中的“孤独”意识。在《日本文化私观》《青春记》等个人随笔中,明确提倡反对日本传统的形式美,彰显了其“反叛”的思想意识。而其“自由”意识的体现是在阐释其“堕落”意识、“孤独”意识的文学创作中,融入“反叛”意识的抗争心态,“以堕落来体现真善美,以颓废来反衬人性的特点,为了实现思想的解放和人性的自由,坚持不懈地秉承颓废的实践和堕落的表达”[5],以期达成“民主”和“自由”之目标。以上所述的“堕落”“孤独”“反叛”“自由”等“颓废”叙事意识是相辅相成的,相互影响的,构成坂口安吾叙事意识的整体内核。统观坂口安吾的文学创作历程,可以看出“堕落”意识、“孤独”意识、“反叛”意识、“自由”意识这四种“颓废”叙事意识构成了其美学叙事的重要内容,该叙事意识也贯穿在坂口安吾创作的艺术手法中,渗透于其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

(二)“颓废”叙事人物的刻画

坂口安吾的美学意识颇具无赖派文学思想的表征,富有“颓废”叙事意识。“颓废”意识和格调充斥在其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特别是其作品中的叙事人物。在叙事人物塑造上,堕落颓废的叙事人物形象生动、栩栩如生。而这一类叙事人物均为负面的人物形象,男性叙事人物一般是落魄穷人、失业人员、流浪汉、酒鬼、盗贼、自杀者、吸毒者、杀人犯、强奸犯、色情狂等颓废人群,女性叙事人物也大多是妓女、女鬼、淫荡女、陪酒女、物质女、卖笑女等堕落女性。坂口安吾正是运用细腻的笔触,将两性的混乱和负面的生活方式融合在堕落行为和颓废形象的叙事人物身上,刻画出具有“无赖派”特质的“颓废”叙事人物形象。《痴女》一文作为坂口安吾文学理论名篇《堕落论》的文学实践之作,是《堕落论》的具体化和形象化。在《痴女》中,“白痴女、男主人公伊泽、俗人们”这三种渗透着颓废意识和荒诞思想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其中主人公伊泽是个对工作失去兴趣、对生活感到无望的好色纵欲之徒,而痴女是个荒淫、道德观念缺失的白痴妇女形象,俗人们也是只求性欲不求情意的乱性者形象。可见,坂口安吾将颓废堕落的思想意识深刻地镌刻在《痴女》一文中的叙事人物上,以简洁明快的笔端临摹出“颓废”意象,把人物形象加以生动化和具体化。在叙事人物心理的揣摩上,无论是主人公伊泽还是白痴女,甚至是俗人们这样的次要人物形象,对人物心理词汇的精确推敲和人物心理描写的细致入微均在艺术表现上一览无余。总之,不管从叙事人物形象的设计上,还是从叙事人物心理的塑造上,“大多是通过放荡的两性关系或男女纠葛,以感官的享乐,来蔑视、反抗伦理道德和传统观念,展示所谓自由的人性”[6],以期充分体现坂口安吾的“颓废”叙事艺术,凸显其文学创作的人文内涵和美学思想。

(三)“颓废”叙事空间的书写

叙事人物形象的刻画和叙事空间的书写往往是密不可分的。坂口安吾在文学创作中将这两者结合得更为巧妙,其小说《盛开的樱花林下》中对“颓废”叙事空间的书写匠心独运。

“‘樱花’这一词汇具有自身的魅力,日本人对于樱花树有着一种特别的亲近感”[7]樱花是日本的国花,代表着日本的精神象征,赏樱这一生活场景被世界公认为最具东瀛色彩的情节在《盛开的樱花林下》一文中颠覆性地得到批评和嘲弄。坂口安吾一反常态,与以前日本作家笔下的东瀛式美学象征的樱花书写不同,将“颓废”叙事的空间设计在恐怖的樱花林下,借用山贼对樱花林感触的多次心理描写以及其在樱花林下杀死心爱女人的癫狂状态来衬托其“颓废”叙事空间的阴森和恐慌。其叙事空间中的樱花林并不是现实中原生态的自然场景,而是其虚构的一个隐喻性的叙事空间,他赋予该叙事空间以特殊的象征意味,在表达自然生态的善良和美丽的同时,隐喻着其丑恶、恐惧和颓废。在这一叙事空间中主人公山贼杀人如麻、荒淫无度、抢劫无数的“颓废”叙事情节历历在目,其第八个妻子虽美若天仙,但贪得无厌、冷漠无情的生活态度跃然纸上,最后山贼在樱花林下狂乱地杀死了该女人后的孤独、无奈以及梦幻似的叙事空间想象也凸显其叙事空间书写的艺术性和成熟性。这一特点也渗透在坂口安吾的其他作品,如《为青面鬼洗兜裆布的女人》《夜长姬与耳男》《金钱无情》《行云流水》《不连续杀人事件》等。正是这种隐喻性的叙事空间书写,才凸显其“颓废”叙事空间的张力和想象力,也是奠定其作为无赖派文学泰斗的主要因素之一。

(四)“颓废”叙事手法的运用

坂口安吾在对叙事人物刻画和叙事空间描写的同时,运用“颓废“叙事手法建构了其文学作品的精神色彩。在直觉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意识支配下,其不拘于日本传统小说的局限,运用反客观的叙事手法,不直接对客观世界和现实生活进行正面客观描述,采用戏谑式的“颓废”叙事手法,侧重对文学作品中的叙事人物和叙事空间的主观虚构,以期对当时日本的世俗进行讽刺和抨击,具有浓烈的戏谑色彩。其《风博士》是一个以“喜剧”文艺修饰手法反衬出“悲剧”的文学作品,以风的描写意象刻画叙事人物的孤寂和无奈,该小说似传说又似笑话,既有幽默之感,又有寓意之悟。在《为青面鬼洗兜裆布的女人》一文中,其运用戏谑的“颓废”叙事手法,将遭受战争灾难后的民众想象成青鬼,将彻底的堕落描绘成抗争,以颓废和无奈的创作意识,将虚构和现实想象融合得巧妙绝伦。在文学叙事中,坂口安吾运用反讽的手法,采取戏谑式的艺术形式,巧妙地刻画了一个个“颓废”的典型人物形象,从而来反衬社会现实,抨击虚假和丑陋,赞扬真实和善良,其叙事艺术颇具“以自虐的姿态表现出对时代的批评精神”[8],这也是其“颓废”叙事艺术的内涵所在。

三、日本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作品中“颓废”叙事的成因

坂口安吾“颓废”叙事的艺术阐释都蕴藏着其独特的美学意识。而不同作家其文学作品的美学意识的形成均不尽相同,即使是同一时代或同一类型的作家,其自身特有的美学意识也是各有千秋。其中坂口安吾的美学意识,是通过其文学作品中的“颓废”叙事展现出来的。而坂口安吾文学作品的“颓废”叙事书写和其个人经历、自身性格紧密相关,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的影响下形成的。其个人性格造就了其“颓废”叙事的独有特色,其自身经历成就了其“颓废”叙事的表现形式,而其所面对的社会状况和历史背景以特有的方式影响着其“颓废”叙事的特异性。就其“颓废”叙事形成的因素而论,笔者从人类社会学的视野观之,将其分为内在成因和外在成因。

(一)个人性格和阅历奠定了其“颓废”叙事的内在成因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可以形象地概括坂口安吾“颓废”叙事形成中的个人成因。坂口安吾的“颓废”叙事与其特有的性格紧密相关。坂口安吾虽然出生于日本新泻县的名望家族,但其天生叛逆的性格让父母和老师均感到棘手。逃学旷课,与暴力的学长打架,学习和生活不循规蹈矩构成了其生活的日常主题。由于不安心学习,沉迷于文艺,其学习成绩极差,许多科目期末考试没有通过,故被迫留级。虽屡次被热心教导,但是坂口安吾还是我行我素、屡教不改,最后被学校开除。这种天生反叛的性格和其对文艺的热爱构成了坂口安吾“颓废”叙事的内在因素,也正是由于这种叛逆的性格与其“颓废”叙事中的“反叛意识”相吻合,才使得其文学作品中的“反叛意识”更为突出,更加鲜明。同时,其叛逆的性格也表现在评价其他文学名家的言辞和态度上。在评价其他文学名家时,坂口安吾大多以大胆的笔锋、犀利的语言、毫不忌讳的论调,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文学观点。在评价日本文学巨匠志贺直哉的时候,其言语尖锐,武断地评述道:志贺直哉的文学称不上日本文学的正统,日本传统层面上的“私小说”应该摒弃。在评价日本知名文学评论家小林秀雄的时候,其旗帜鲜明地评论道:“小林秀雄是个不折不扣的古董鉴定家而已”,明确指出小林秀雄文学评论过于迂腐、死板、无新意。很明显,坂口安吾叛逆的性格和其深刻的“颓废”叙事在其文学理论和实践上表现得鞭辟入里。

不仅仅是其叛逆的性格,其特殊的个人生活阅历也深深影响着坂口安吾的“颓废”叙事的形成。该叙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物形象、思维状态、深刻内涵都不同程度地映射出其自身的生活阅历。在家庭生活上,出身名门望族的坂口安吾出生的时候家庭经济衰落,其母亲整日忙于照顾众多的儿女和繁杂的家事,对坂口安吾照顾不周、疏于管教,因此坂口安吾在其幼小的时候就缺乏家庭的温暖和母爱。在爱情婚姻上,在与女作家矢田津世子共享四年柏拉图式精神恋爱的同时,还和其他女性出轨,个人私生活不检点。后来虽然和梶三千代正式结婚,但是婚后生活并不如意,多次患有忧郁症,并同时遭受神经衰弱症、安眠药中毒症等病症的拖累,在颓废和郁闷的生活中进行文学创作。洞察坂口安吾的生活阅历,可以窥探出坂口安吾的人生经历在其文学作品的“颓废”叙事中体现得一览无余。其母亲、恋人、妻子的现实影像被其刻画成文学作品中活生生的叙事人物,幼小心灵中的母爱缺失和家庭温暖不足的内心孤寂都构成了其文字作品中蕴含的无奈和孤独等“颓废”叙事内涵,其叛逆的性格和特有的生活阅历像一对平行线如影随形地构成了坂口安吾“颓废”叙事的内在成因。

(二)特殊的历史语境建构了其“颓废”叙事的外在成因

文学是艺术的载体之一,是社会文化表现形式之一,其“颓废”叙事往往受到当时社会状况的影响和制约。因而坂口安吾的“颓废”叙事的形成也离不开当时社会状况的影响。二战结束后的日本到处是一片荒废混乱的景象,黑市泛滥、强盗出没、社会失业率高涨、通货膨胀严重,整个社会秩序处于混沌状态。二战前根植在民众心中的传统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开始受到质疑,“效忠天皇”的行为准则受到极大否定,战争时期极力宣扬的种种蒙蔽愚弄国民的军国主义和天皇主义,和以此影响而培养起来的大国国民意识立刻崩溃。旧的道德准则和价值体系急剧崩盘,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意识完全失去了主心骨和精神内核,虚无孤独的国民心理呈现出来,颓废堕落的社会精神状态像瘟疫一样不断蔓延开来。但是“由于缺乏新的主体性和方向感,树立一个崭新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十分渺茫,如此一来现有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受到了当时日本一般民众的质疑,虚无意识弥漫着整个日本社会,无道德底线和道德缺失的事情不断发生”[9]。这样混沌的社会现实和颓废虚无的国民意识,是坂口安吾文学作品中“颓废”叙事的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物质基础和人文源泉。

坂口安吾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社会状况,以其敏锐的眼光抓住当时社会的精神实质,透过其犀利的笔端准确透析当时社会的价值内涵,展示其独有的美学特征。其作品的“颓废”叙事符合日本战后的时代气息,与深入剖析当时社会时弊相呼应,赢得众多读者的热烈响应。也就是说,坂口安吾文学作品的“颓废”叙事与当时的日本社会心理和社会状况相吻合,集中反映了当时日本民众的心态,得到了大多数日本民众的认同,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引起了共鸣。坂口安吾的“颓废”叙事也正体现了战后日本社会心理和国民心态的主要特点。

被称赞为日本无赖派文学旗手的坂口安吾,其“颓废”叙事艺术不仅拥有无赖派文学的内涵,而且也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质。其文学作品体现的“颓废”叙事意识包括堕落意识、孤独意识、反叛意识、自由意识等文学思想意识,在这些“颓废”叙事意识的指导下,其笔端刻画的反映当时社会现状的穷鬼、酒鬼、妓女、流浪汉、吸毒者、乱性者等颓废堕落形象已深入人心,获得国民认同,引起社会共鸣。同时,坂口安吾在日本战后文学思潮中,特别是对日本无赖派文学的贡献在于其毫无忌讳地倡导“颓废”叙事艺术的文学创作,鲜明地提出无赖派文学理论。其在《堕落的文学论》《日本文化私观》《文学的故乡》《堕落论》等著名文论中,积极为“颓废”正名,明确宣扬“颓废”的正能量和破坏力,赋予“颓废”以崭新的理念和思想,大量提倡在凤凰涅槃式的“颓废”中追求民主和自由。可见,坂口安吾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特异的美学意识,深入剖析时弊,粉粹了传统的道德伦理秩序,尖锐地剖析了二战后日本社会的荒芜现实和日本国民大众的孤独和虚无的精神状态,以其独有的“颓废”叙事艺术与民众产生了共鸣。而要准确地透析坂口安吾的“颓废”叙事艺术的特征,应该客观地剖析其“颓废”叙事产生和形成的内外在成因,深入探求其“颓废”叙事艺术不断发展和成熟的特点,同时要紧密结合中国学界和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详细探究其“颓废”叙事艺术的实质和内在,才能够比较客观系统地把握坂口安吾“颓废”叙事艺术的真正内涵和哲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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