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 ]李玮玲 □ 叶宽红 编译

少年李玮玲与父母在一起

我的父亲在1959年成为总理，当时，我只有四岁。不可避免地，许多人只知道我是李光耀的女儿。

我的一举一动和每一句话都被人关注，有时还会遭到批评。有朋友说，我是住在玻璃屋里。最近，父亲说我不擅长烹饪，又有朋友评述道：“你住在没有墙壁的屋子里。”幸好，我的脸皮没那么薄。只要心安理得，我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实际上，我的生活是公开的，我越是回避大众的眼光，他们越是会胡乱猜测。

我母亲的生活总是围绕着父亲，在我们小时候，她把精力全放在我们身上。记得有一次，母亲委婉地抗议父亲要她做的一件事。“亲爱的，这是一种伙伴关系。”父亲敦促道。“这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母亲回答。

这样的伙伴关系，或许有时不是完全平等的。这些年来，尤其是在母亲中风后，病情每况愈下，父亲担起照顾她的责任。和医生相比，她更喜欢父亲照顾她，凸显了父亲无微不至呵护她的细心。

他总是能记住她服药的复杂顺序。由于母亲左边的视线受影响，父亲会在她用餐时，坐在她的左侧，提醒她把盘子左边的食物吃掉，并替她捡起左手掉在桌上的食物。

我向来都很欣赏父亲对新加坡的无私奉献、坚持要做对的事的决心，以及敢与那些想教我们如何治理国家的外国人抗辩的勇气。父亲也是典型土生华人家庭的长子，连一个半生熟鸡蛋也不会剥开。土生华人家庭从不要求家中男子，特别是长子，做这些事情。

母亲的健康情况恶化后，他随即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照顾她吃药，让自己的生活围绕着她。我知道他需要费多少精力来做这一切，我也为他能如此用心感到意外。

既然我的父母如此恩爱，我为什么决定要孤身一人?首先，母亲给我定下太高的标准。我无法想象自己能成为和她一样的妻子和母亲。其次，我的脾气像父亲。他有一回跟我说：“我有的特性，你都有，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它们在你身上成为了缺点。”

父亲为母亲和我各定制了一枚金坠子，请书法家在上面刻了字。他为我刻的字，和母亲的不一样。我的坠子一边刻着“养精蓄锐”，另一边刻着“出类拔萃”。后面这句只是为了完整才加上去的，前面的这一句才是他想提醒我的。他要告诉我，对生活里的许多事情，不要苛求。

我知道，我的人生不能围绕着另一半而过，也不想看到对方为我而活。在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同形式的夫妇关系。可以肯定的是，双方必须改变行为或习惯来迁就彼此。我一向都很坚持按自己的习惯生活，并不想改变自己的行为或生活方式。

我第一次约会是在21岁的时候。对方是一名医生。我们出席一个晚餐聚会，我留意到其他宾客都是有钱的社会名流。过后，我赶紧与他撇清关系。

2005年，我和一小班朋友到非洲旅行，同行的李俊能教授列出曾经尝试追求我的人。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个人，还有三个人。后来，有两个变成我的朋友，另一个则同第一个人一样，被我拒于千里之外。

我如今已54岁，是一个快乐的单身者。除了家人，我还有一群要好的朋友。我的朋友多数是男性，我的名声让他们的伴侣永远都不会把我当作威胁。

十多年前，我还有一丝成家的希望时，父亲对我说：“你母亲和我或许出于私心，乐意看到你不嫁人，继续留在我们身边，照顾我们终老。但你会感到孤独。”

我想，一个人觉得孤独，好过两个人因无法彼此适应而感到痛苦。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适合我的选择，未必适合其他人

我奉劝年轻男女不要推迟结婚和生育的计划。我不是为了表达政治正确的观点才这么说，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劝告。因为身为别人的女儿、姐姐和妹妹，我得以享受天伦之乐，也看到哥哥和弟弟过着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