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葵 谢宜修

(荆州市社科联 研究室，湖北 荆州 434023)

位于贵州遵义市新蒲新区新舟镇的沙滩村，自乾隆至清末民初的100多年间，涌现了几十位作家和学者，刊行诗文集和学术著作100多种。其代表人物郑珍、莫友芝和黎庶昌并称“沙滩三杰”。郑、莫、黎三家共聚沙滩一带，世代交往，结为姻娅，互为师友[注]郑珍师从莫友芝之父莫与俦；黎恂是“沙滩三杰”的老师，也是黎庶昌的大伯父，还是郑珍的大舅父、岳父；郑珍之女嫁莫友芝之子；莫友芝之妹是黎庶昌的原配夫人。，人才辈出，在中国文学史和学术史上都占有相当的地位。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编写的《遵义新志》，把黎、郑、莫三个家族共同创造的丰硕文化成果及其体现的人文精神统称为“沙滩文化”。“沙滩文化”是清代中后期全国知名地方文化之一，代表当时贵州文化的最高水平，改变了人们视贵州为文化荒漠的印象，不仅是贵州文化发展史上的奇迹，也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所罕见。

王柏心(1799—1873)，字子寿，一字坚木，号螺洲，晚号薖叟，湖北监利县人，晚清湖北著名学者、思想家。道光二十四年(1844)举进士，官刑部主事，旋乞养归，执教于荆南书院，直到病逝。“江汉间言道德文章，裒然属之先生五十余年。”[1](P1442)太平天国战乱时，曾为清军将领张亮基、胡林翼等出谋划策，曾国藩、左宗棠等遇事亦常就咨询。“前湖广总督林则徐闻其名，礼致之，许为国士。其为文经术湛深，议论纯正，悉有关于伦纪风教之大，学问心术之微，海内名流争相传诵”。[1](P20)晚清名将左宗棠评价王柏心：“学问深邃，识略超群，足达其忠爱之意，非时贤所易及也。”[1](P23)王柏心去世，名臣郭嵩焘为其撰写墓志铭，桐城派大儒方宗诚为之作传记，对他的道德文章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王柏心著有《枢言》《导江三议》《漆室吟》《百柱堂诗词》《子寿诗钞》《螺洲近稿》等，汇编为《百柱堂全集》53卷刊行于世。

王柏心交游广泛，“嘉道间知名之士，若姚春木、刘孝长、汤海秋、梅伯言、朱伯韩、戴云帆、马湘帆、宗涤楼、邵位西、王少鹤诸君，一见倾心，引为挚友。又主持风雅，奖进执政党，如将不及，海内之士，望若灵光”[1](P1443)。王柏心与“沙滩三杰”友情深笃，鱼雁频仍，切磋问难，互相攻错，诸人皆获益良多。王柏心曾为郑珍的《巢经巢诗集》、莫友芝的《黔诗纪略》作序，与黎庶昌亦有诗文酬唱。迄今为止，“沙滩三杰”致王柏心书札共发现四通。笔者辑录“沙滩三杰”致王柏心书札四通，加以标点释读，钩沉爬梳，以期对研究四人生平、行谊、交游、著述及思想提供较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一、郑珍与王柏心书札

郑珍(1806—1864)，字子尹，晚号柴翁，自署巢经巢主，贵州遵义人，道光举人，以大挑二等[注]“大挑”是一个清代人才选拔的术语。清乾隆以后定制，连考三次及以上会试没有考上的举人，挑取其中一等的以知县用，二等的以教职用，名为大挑。每六年举行一次，意在使举人出身的有较宽的出路。，选为荔波训导，崇尚考据，治学严谨，著有《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仪礼私笺》等70余种，学者推祟为“西南巨儒”。1837年，他应遵义知府平翰的聘请，同莫友芝一起撰修《遵义府志》四十八卷，历时4年而成，被梁启超誉为“天下府志第一”。其诗作被同光体诗派推奉为宗祖；柳亚子把郑珍的诗评为“三百年来第一流”；钱仲联认为“子尹才气功力，俱不在东坡下”,并引胡先骕语曰：“郑珍卓然大家，为有清一代冠冕，纵观历代诗人，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驾乎其上者。”[2](P280)钱仲联《论近代诗四十家》中写道：“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经训一菑畲，破此南天荒。”[3](P138)

《道咸同光名人手札》收录郑珍致王柏心书札一通，原文如下：

子寿仁兄先生侍右：

前月末，奉七夕所作手函，环诵再四，谆恳无量，窃怪吾兄好成人美，抑何过也？《逸字》小稿，珍私意海内无专荟此事，致病鄦君，故忘简陋，拟与通人裁榷，庶复见南阁之旧。而吾兄顾不屑指斥，反极其奖论，人所不为，苦心穿穴，诚属好难。然若膺先生于六书可谓精极，而如珍至不足数者，犹时时觉有遗义。而今谓管窥之说，都无一非，其谁信之？俟后尊见望签出寄示，所心祷耳。《漆室吟》大著柏容表兄处竟留下，亦其佩不忍释而然。印本多，乞再一分，寤寐萦之矣！

黔中尽为害马蹂躏，官不能救民，贼到处，民率化为贼；官到处，贼又化为民。递减递炽，何时能了？家与湄潭界一山耳，去冬适鄂生南溪旋，贼入焚掠吾里。珍闻乱，除日及家，妻儿已崎岖避入蜀矣。正月，贼复逼近，遂只身出。及桐梓，与家人遇。因留至五月始归。迄今乱靡有定，拾橡随狙，非所云苦，悬悬此身，特未知经落何地？望吾兄螺洲，思根钜郁洲矣。比田帅前队已近，待乡里可无虞，或即出峡相晤，未可定。

昨得鄂生书，渠以病举代解军柄，后复奉调到省养病。此时计已行摄南溪依然也。莫紫湘在京候选已两年，积薪尚多，其季九堇，现摄怀宁，拟往彼，此时当至徽州耳，并附闻。

惟动履頣适是颂，神驰无暨

愚弟郑珍顿首

九月廿四日[4](P685)

信中所说“《逸字》小稿”是指郑珍的《说文逸字》，于咸丰八年(1858)正月脱稿，同年秋，刻印于望山堂，即戊午家刻本。此信是向王柏心请教，他认为当时尚无此类专著，使许慎的《说文解字》受到曲解(许慎曾为南阁祭酒)，他的心愿是恢复许慎原貌，王柏心对此大加赞赏；郑珍恳请王柏心提意见，但王柏心没有提出异议，故郑珍在信中说：“都无一非，其谁信之？”

信中还通报了贵族苗乱的情况，反映作者对时局的忧虑。郑珍除夕之夜赶回家里，家人已经入蜀避难，颠沛流离，辛苦备尝，情景好似杜甫在秦州(今甘肃天水)时。根矩，邴原字。邴原，北海朱虚(今山东临朐东)人。“以操尚称”“有勇略雄气”“躬履清蹈，进退以道，盖是贡禹、两龚之匹。”[5](P350)黄巾起义爆发后，邴原带领家人迁移到东海，住在郁洲山里。当时孔融任北海国相，力荐邴原为官。但邴原认为天下不靖，又举家迁移到辽东郡。郑珍将王柏心比作东汉邴原，是极高的评价。

信中提到的“柏容表兄”指黎兆勋(1804—1864)，字柏容(亦作伯容、伯庸)，是黎庶昌的堂兄，郑珍的内兄。黎兆勋曾与郑珍、莫友芝同窗，通经史，嗜诗词。礼部尚书潘祖荫称他和郑珍、莫友芝三人为“黔之通人”，曾任过贵州石阡府学教授、开泰县学教谕、湖北鹤峰州判，有《侍雪堂诗钞》《葑烟亭词钞》传世。王柏心赠送郑珍的《漆室吟》被他截留，只得请求再赠一部。

信中提到的“鄂生”是唐树义之子唐炯，字鄂生，1859年署理四川南溪知县。由此推测此札当作于1859年左右。唐树义(1793-1855)，字子方，遵义老城人，清嘉庆二十一年(1815)中举，道光六年(1826)以大挑一等方式补任咸丰知县，继任监利、天门知县。监利任内，因防汛之功，晋升汉阳府同知。后得林则徐等保荐，升甘肃巩昌知府，代理道员。历任兰州道员、陕西按察使、湖北布政使，代理巡抚。后与巡抚意见不合，称病辞官回乡，于贵阳修筑待归草堂闲居养老。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陷南京，清廷诏唐树义出山，任湖北按察使，率清军与太平军作战。五年(1855)正月，兵败金口(今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投江自尽。唐树义工诗词，好与名士交游，郑珍、莫友芝等均为座上宾。道光年间曾资助郑珍辑黔北诗集《播雅》，资助莫友芝白银500两编印《黔诗纪略》。

王柏心因唐树义介绍而结识郑珍。咸丰四年(1854)正月初七日，曾为郑珍《巢经巢诗集》作序，《百柱堂全集》失收。郑珍《巢经巢诗钞》有《送唐子方方伯奉命安抚湖北，兼寄王子寿柏心主事》，略云：“容城王坚木，胸罗万戈矛，我读其《枢言》，跂望怅阻修。知应抱成竹，江边迟故侯。见时道问讯，此意还痴否？早晚持櫑具，相逢黄鹤楼。”[6])(P126)容城是监利县治，坚木是王柏心的字。郑珍之子郑知同撰《敕授文林郎徵君显考子尹府君行述》里提到王柏心：“辛亥夏归，乡前辈唐子方树义方伯时致仕，与先子往来最洽。癸丑，叠膺召命往剿抚湖北，挽先子同行，谓可与监利王子寿先生共图厥政，子寿先生负经济才者也。先子不欲远适，力辞谢。后方伯以战不利，殉难金口，先子极悲之。”[6](P1426)记述了郑珍与唐树义的友情。

九堇即莫友芝之弟莫祥芝(1827-1890)，字善徵，号九茎，别号拙髯。咸丰初年随贵州韩超镇压桐梓县杨隆喜领导的农民起义，被授县丞。

莫紫湘即莫友芝。田帅指田兴恕(1836-1877)，字忠善，湖南镇筸(今凤凰县)人，时任贵州提督，奉命弹压民变。

二、莫友芝与王柏心书札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自号郘亭，又号紫泉、紫湘(一作紫香)、眲叟，贵州独山人。其父莫与俦(字犹人)，清嘉庆四年(1799)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知县和贵州遵义府学教授，著有《二南近说》《仁本事韵》《贞定先生遗集》等书。道光三年(1823)，莫友芝随父到遵义，在湘川书院就读，与郑珍同窗，从事文字学、经学的研究，志同道合，成为至交。道光十一年(1831)友芝乡试中举，以后屡试不第。道光十八年至二十一年(1838-1841)，和郑珍合作修纂《遵义府志》。在编纂中因对汉晋时遵义所属地名“郘亭”未作认真考证，故自号“郘亭”以警醒自己。

道光二十二年(1842)，莫友芝主讲于遵义湘川书院。咸丰八年(1858)赴京。咸丰十年(1860)，随胡林翼去太湖。次年，随曾国藩到安庆，充幕宾，代曾氏收购江南遗书，督领江南官书局，以校勘经史为任。同治四年(1865)，莫友芝任金陵书局总编校，定居金陵，筑影山草堂，庋藏明清善本，尤以唐宪宗元和年间写本《说文解字》残本最为珍贵。经校勘，写成《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对文字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曾国藩为之题词：“插架森森多於笋，世上何曾见唐本！”

莫友芝毕生穷究经史，精于版本目录、金石的考证，工诗善书，与郑珍并称“西南巨儒”。著有《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等23种。莫友芝去世后，曾国藩曾撰挽联：“京华一见便倾心，当时书肆订交，早钦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酒樽和泪，来吊诗魂。”[7](P226)并资助1000两黄金，由莫友芝次子莫绳孙及九弟莫祥芝扶灵柩到遵义沙滩下葬。

王柏心《百柱堂全集》载有多首二人唱和诗。黎伯容、莫友芝合辑的《黔诗纪略》撰成，王柏心为之作序。莫友芝卒后，王柏心作《闻独山莫子偲卒于扬州赋诗悼之》《闻独山莫子偲卒于扬州赋诗悼之》。其一诗云：“飘摇及老成，黔祸最纵横。竟类楚三户，难招鲁两生。窜身向淮海，叉手揖公卿。太息儒林传，谁为列姓名。”[1](P835)

《道咸同光名人手札》收录莫友芝致王柏心书札一通。

子寿尊兄有道左右：

昔往还唐方老、鄂生乔梓间，每数海内文章、经济通人，必先以王监利，意中耿耿，殆逾十年。戊午冬，道出荆州，已询审讲席斯在，瞻近可期，乃适以度岁解馆。今年秋自京师还，沿汉舟抵鄂，又不得由荆州一面之缘，如此差迕，天下事不知底极，耿耿之怀，何时得晤言倾吐耶？

至柏容判官许，谓常得消息，知道履佳胜，足慰驰企。读近著《漆室吟》，合以夙昔《枢言》，江湖忧国，乃切于廊庙十倍！何以枯守衡门，竟不一出？世道可知，然求志隐居，亦关福命。五柳千橘，殆非偶然。友芝行年五十，桑梓糜烂，几于托足无所。出门浪走，未知止泊，但得希君高躅，于愿已满。有弱弟祥芝从军在怀宁，亟往一看，就寻一二故人，为谋还山登舟。

手此致候，不能尽意，冀他日溯江西上，勿乖螺山走访缘耳。

鄂生令蜀，铮铮可谓不负教诲，亦幸方翁有子。然以鄙意观，昔两制府尚非真能用鄂生人，后来益不敢，必惧其任事意气、锋芒太露，徒以招宵人之忌。先生师友情至，幸更有以裁之。

千万千万，伏冀为道珍摄。

愚弟莫友芝顿启

十月十日武昌舟中[4](P681)

此信写作时间不详。莫友芝生于1811年，从“友芝行年五十”推测，写作时间大约在1860年左右。此信首先表达了对王柏心的仰慕。乔梓，指唐炯、唐树义父子。后文“唐方老”“方翁”亦即唐树义。信中提及戊午(咸丰八年，1858年)冬，莫友芝曾经过荆州，但王柏心回家乡监利过春节，二人失之交臂。写此信的这年秋天，莫友芝又曾到武汉，但无暇到荆州会晤，感到非常遗憾。故王柏心悼莫友芝诗曰“虽无倾盖遇，摇落倍霑巾”。[1](P839)

他读了《漆室吟》《枢言》二书，非常敬佩，盛赞王柏心身处江湖，心忧廊庙，奉劝他慨然出山，兼济天下。“五柳”代指陶渊明。“千橘”用李衡的典故。“衡(李衡)每欲治家，妻辄不听，后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汜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临死，敕儿曰：‘尔母恶我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5](P1156)这是将王柏心隐居比作陶渊明、李衡，是很高的评价。

三、黎庶昌与王柏心书札

黎庶昌(1837—1896)，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早年师从郑珍，讲求经世之学。同治元年(1862)，上书论时政，以廪贡生得授知县，入曾国藩幕，深得信任，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弟子”。曾署理江苏吴江、青浦等县知县。光绪二年(1876)，随郭嵩焘出使欧洲，任驻英、法、德、西班牙四国参赞，游历了比、瑞、葡、奥等国，写成《西洋杂志》一书，晋升为道员。光绪七年(1881)任出使日本大臣。光绪十六年(1890)任满归国后，曾任川东兵备道等职。黎庶昌志在用世，其出使外国纪游之作尤寄深意。黎庶昌使日期间，曾搜罗典籍，刻《古逸丛书》26种共200卷；为家乡购南藏本佛经全帙6771卷；又与日本友人以诗文唱和，刻《日东文讌集》3编，于保存典籍和中日文化交流颇有贡献。著有《拙尊园丛稿》《丁亥入都纪程》《西洋杂志》《黎氏文集》等。还曾编撰《曾文正公年谱》。

黎庶昌致王柏心书札第一通，是读《枢言》之后的评价。

子寿先生大人史席：

成童即闻楚四贤中有子寿先生者，学邃德迈，思欲一见，而无由也。既而得读《枢言》一编，卓识似贾太傅，而伟论似仲长统，益大韪之。不意荆州便道，竟睹光仪，畴昔私衷，于斯而遂，虽陈蕃周举之遇叔度，未足以远喻鄙怀也。所惜者先生抱经世之学，不获展用于时，以为黔黎福耳。

荒江屏处，时抱杞忧，百赋千诗，长歌当哭，此志亦可悲矣！唯是楚中文献，渐以寥落，先生尚巍然灵光之不朽，关系岂浅鲜哉？庶昌少见寡闻，深有望于长者之教诲，倘蒙不弃，赐我德音，则厚幸矣！

客岁见许大著，春初寄到者，为友人分去，至今未得。尚希将《漆室吟》、《枢言》两集寄掷一、二部为感，临楮不尽倾佩之忱！

敬请道安，伏惟垂察。

黎庶昌

顿首上

三月廿九日[4](P895)

唐树义于清道光乙未年(1835)刊刻《楚四家词》，收录了湖北籍词人刘淳《云中集》、张其英《角山集》、王柏心《子寿集》、蔡偁《黄楼词》。“楚四贤”疑指此四人。

此信先谈了拜读王柏心《枢言》的感受，认为“卓识似贾太傅，而伟论似仲长统”。贾太傅，即贾谊(前200-前168)，汉文帝时任长沙王太傅，著有《过秦论》《论积贮疏》。仲长统(180-220)，字公理，汉末山阳郡高平(今山东省邹城)人，曾参与曹操的军事，但未得重用，著有《昌言》。《过秦论》《昌言》都是传世名作，故黎庶昌将王柏心著作与之相提并论。

信中说“不意荆州便道，竟睹光仪”，可见黎庶昌在经过荆州时拜访了王柏心，并且深感荣幸，将此遇合比作“陈蕃、周举之遇叔度”。叔度，黄宪字。《世说新语》载“周子居常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他对王柏心“抱经世之学，不获展用于时”表示同情和愤慨，对王柏心志向和才华表示仰慕钦敬。最后，因以前赠书“为友人分去”，请王柏心将“《漆室吟》、《枢言》两集寄掷一、二部”。

黎庶昌致王柏心手札第二通如下：

子寿先生大人钧座：

前日由京抵寓，遇先生及汪先生在坐，私心快慰，以为得见两贤，可徐请益。不图江上维舟，先生行赋西归矣，怅恨无似！

连日风雨遽作，闻尚未解缆，喜而不寐。庶昌赋性凡下，学识疏庸，自陈言以来，谬盗虚声，未审此后何以上答殊眷。先生懿德纯行，如光风霁月，为学者所宗。平素切究今世大务，必有明体达用，确乎不拔者；可以坐言起行，拨乱反正者。乞先生推广不倦之教，赐道一二，俾得景行私淑，以为植身进德之基，他日能稍自树立，不至颠覆，皆先生之德之教也。

呈上扇一柄，并乞赐书近著，面恳《漆室》、《枢言》等集及《经纶》陈言，亦望早为掷寄。曩岁奉和见寄伯兄一律，录辱训诲，想先生乐育之怀，当如太和元气之鼓舞万物，必不以贱质而弃遗也。

琐琐昧渎，无任惶汗，敬请道安！

黎庶昌顿首谨上

十五夜灯下[4](P898)

黎庶昌此信中说“前日由京抵寓”，当是由北京抵武昌。王柏心咸丰七年(1860)入湖北巡抚胡林翼幕，为时不到一年，但此后多次到武昌。咸丰九年(1859)，汪士铎应邀入胡林翼幕。如果信中“汪先生”是指汪士铎，则可推知此信当作于是年。荆州在武昌之西，故“行赋西归”指王柏心已返监利。前信求书，此信仍求书，可见书未得到，或前信未达，则两信可能作于同一年。

阅信可知，王柏心有寄黎兆勋(柏容)一诗四首，黎庶昌和了一首。黎氏咸丰末年任湖北鹤峰州州判。同治元年(1862)调任随州州判。

王柏心善画工书，故黎庶昌请他书扇面。

总之，王柏心与“沙滩三杰”书札往来频仍，但迄今只发现此四通，内容涉及互赠著作、切磋学问、讨论时局以及贵州苗乱等，反映了王柏心与“沙滩三杰”的深厚情谊，是四人互为师友、攻错若石的明证，对研究四人之生平经历、著述、学术思想以及晚清政局等有很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