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忠青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圣经》(TheBible)是人类思想史上流传最广、译本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基督教经典。近两千年以来，它随着犹太人的流散和基督教的传播逐渐传输到世界各地，并对当地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尤以其对西方价值观形成以及西方文化创造活动的影响最为深刻。所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曾说，“旧约和新约是伟大的艺术代码。”[1](P7)谈及圣经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圣经》与西方文学的关系贯穿西方文学史的整个过程，西方文学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宗教的历史”[2](P4)。《圣经》宣扬的精神信仰、终极关怀和最高理想，早已融化成一种社会文化心理，成为文学创作者心中的镜与灯。而《圣经》中的人物、情节、结构等原型、语言风格、隐喻手法，更是对文学创作者的创作实践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圣经》同样影响了南非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的创作。作为白人移民后裔，酷爱阅读的戈迪默自小浸染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中长大，间接感知到了宗教元素对于表现社会现实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基督教随着殖民入侵进入南非，发展为南非第一大宗教，《圣经》已成为南非人的平常读物。戈迪默虽然不信仰基督教，但圣经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她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作品中的“平等”“博爱”思想，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无不体现出与圣经思想的关联性。而戈迪默作品中对圣经神话原型的借用，更是证明了圣经对其创作的直接影响。据此，本文将以戈迪默后期作品《我儿子的故事》(MySon’sStory)、《无人伴随我》(NonetoAccompanyMe)、《偶遇者》(ThePickup)、《新生》(GetaLife)为研究对象，分析圣经神话原型在作品中的意义。

原型(archetype)一词原为心理学概念，后被弗莱(Frye)等学者用来指涉文学中可以独立交际，反复在不同作品中出现的意象、象征、主题、人物或是结构单位。弗莱借助《圣经》来构建和阐释他的原型理论，并称“圣经是传统中神话的主要原型来源”[3](P140)。中国学者肖四新也认为：“《圣经》中的原型是全人类同一类型的无数经验的心理残迹，更是希伯来人世世代代普遍性心理的长期积淀。由于作为语言符号生成基础的人类感觉和联想的共通性，所以它具有一种跨文化的语义普遍性。”[4]正因如此，《圣经》中的诸多意象，如伊甸园、水、树和羊等，得以成为世界性的文学原型，在后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在后期的四部代表性长篇小说中，戈迪默多次借用“该隐杀弟”“圣母哀悼基督”“伊甸园”和“水”等圣经神话原型，强烈谴责种族主义对人的摧残，探索新南非的发展之路，并引导人们积极追求终极美好生活。

一、对种族主义罪恶的强烈谴责

戈迪默的作品一向以反映南非社会现实著称。以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为分界线，她的隔离时代的小说集中揭露种族隔离制度带给黑人的伤痛，后隔离时代的小说则注重表现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在隔离时代出版的小说，如《我儿子的故事》和《无人伴随我》中，戈迪默分别借用了“圣母哀悼基督”和“该隐杀弟”等神话原型情节，以蒙太奇的手法将圣经神话原型情节与现实画面拼贴，通过强烈的对比，揭露种族主义统治对人的残害。

黑人教师索尼(Sony)年轻时热爱阅读卡夫卡和莎士比亚作品。他尽可能使自己在黑人中保持着作为佼佼者的自尊，同时努力在家庭里维持着自己对欧洲文化的想象和推崇。他“常常想入非非，把强权想象为一种抽象，一种超宗教的奥秘”[5](P14)尽管卡夫卡《城堡》中的主人公K日复一日无望的等待形象地诠释了现实生活中黑人的处境，索尼仍然“不相信把人们弄得如此无能为力的强权只存在于人们自己的屈服之中”[5](P14)。出于对欧洲文化的向往，索尼曾从一本书里翻拍过一张“发生在罗马的《圣母哀悼基督》(Pietà)雕像”[6](P25)，满脸哀思的圣母怀抱着已经死去的耶稣，表现了无限崇高的母爱和基督“无罪受死、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这座雕像多次被作家写进文学作品里，以表现舍生取义的基督精神。没有宗教信仰的索尼体会不到这幅照片中的雕像体现的宗教意义，也想象不到这幅翻拍的照片会和他今后的生活有任何关联，直到欧洲书籍里的照片成为他生活中的现实。在索尼仍循规蹈矩地做一个小学教师时，小学生们已经开始自发罢课示威。其中一个小学生在示威中被杀了，一位摄影记者拍下了另一个孩子托着他的尸体的照片。因人物构图一致，那副照片成为了“《圣母哀悼基督》像的翻版”[6](P25)。《圣母哀悼基督》像翻拍照片和《圣母哀悼基督》像翻版照片形式一致，其所传达的内涵也惊人地一致。为了世人精神上的得救，基督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报纸照片里那个死去的可怜孩子也为黑人的自由斗争奉献了自己年幼的生命。所不同的是，罗马的《圣母哀悼基督》雕像所表现的是神话故事，半人半神的耶稣被钉死，三天后就复活了，而报纸上《圣母哀悼基督》的翻版照片中的悲剧就发生在自己的眼前，这个年幼的孩子却永远不会复活。不仅如此， 这一幕还不断地“在城外草原上的各个黑人区重演”[5](P22)。相同的情感表达、相似的创作诉求，神话故事变成现实写照，鲜明对比带给读者强烈的情感冲击。

“圣母哀悼基督”情节原型形象揭示了种族隔离制度带给黑人的伤痛与苦难，传达着人们对身心自由的无限渴望。然而，戈迪默并没有停留在揭示种族主义统治罪恶的层面上，她同时借用了“该隐杀弟”情节原型，探索南非黑人与白人的相处之道。“该隐杀弟”讲述的是，该隐因嫉妒父亲对亚伯的偏爱，杀死了亚伯，因而被上帝惩罚。在基督教的象征体系中，该隐被注解为邪恶的化身。在欧洲文学作品中，“该隐杀弟”这一故事原型被多次使用，却被赋予了相反的内涵。这些文学作品大多谴责上帝的任意妄为和偏袒，批判亚伯好吃懒做，偷奸耍滑，杀死羔羊以博上帝开心；颂扬该隐勤劳隐忍，是反叛宇宙秩序的英雄。[7]在小说《无人伴随我》中，戈迪默以该隐与亚伯来指代白人与黑人，其内涵既不同于基督教经典中的注解，也不同于欧洲文学家笔下的演变内涵，而是与南非的社会现实结合，有着极强的启示意义。

戈迪默曾经在采访中说，“我不信任何宗教,没有任何政治信仰——只有对许多事物的迷惑不解。但有一件事我确信无疑：肤色障碍是错误的，是完全不可原谅的。”[8](P10)她希望自己“成为多肤色、任何肤色社会中的普通一员,不享有特权,也远离我们的白人祖先所犯罪孽的负罪感”[9](P32)。所以，在她的小说中，对黑人与白人关系的现实揭示与未来展望，是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在1994年以前的小说中，戈迪默很少直接描写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武力冲突。而在出版于1994年的《无人伴随我》中，戈迪默花了大量篇幅描述在南非过渡期，在黑人与白人之间以及黑人之间，为了争夺生活资源而发生的互相残杀。所以，在这部小说中，该隐与亚伯两兄弟之间的冲突不仅被隐喻为两种肤色群体之间的冲突，也隐喻黑人内部的自相残杀。关于该隐与亚伯的相处之道，戈迪默认为，“该隐与亚伯那种暴力的手足情谊可以被转化为另一种显露出的手足情谊，只要有可能构思出实现这一点的法律。”[10](P281)所以，在戈迪默看来，如果该隐与亚伯之间事先有规范进行约束的话，暴力就能避免。同理，新时代黑白关系的改善和黑人地位的提高并不能仅仅依赖于黑人当权，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才能确保黑人权益，从而维持新南非和谐的人际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戈迪默在《无人伴随我》中，以该隐与亚伯隐喻现实中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基于二者之间你死我活的相处状态。这也与基督教在南非的影响有关。白人殖民者带来了倡导“平等与博爱”的基督教，却以种族隔离制度剥夺了黑人的所有权利，就连黑人的基督教信仰实践也处处受到肤色的限制。戈迪默以该隐和亚伯喻指黑人和白人，也是希望引发人们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思考黑人与白人之间关系的悖论：既然都是上帝的儿女，为什么黑人不能获得与白人相同的权利呢？正如南非黑人神学家鲁本斯坦所言，“觉醒的黑人发现,他们也是上帝的儿女,有权利生存于这个世界上；他们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有责任行动起来,创造自己的历史。”[11](P271)

二、对国家发展路径的艰难探索

在《无人伴随我》中，戈迪默以该隐和亚伯喻指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巧妙概括了贯穿其前期创作的根本吁求：白人与黑人的和谐共存。1994年新南非建立，黑人终于实现了与白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戈迪默在小说中的期待成为现实。新南非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新的时期，南非依然面临新的社会问题。在2005年出版的《新生》中，戈迪默再次借用了“该隐杀弟”这一神话原型以及“水”意象，探索在南非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新生》中的该隐和亚伯是公园里人们对雏鹰的命名。先破壳的那只被命名为该隐，后出生的被命名为亚伯。一般的规律是，先出生的该隐把亚伯杀死，扔出巢外，活下来的那只得到父母的喂养，直到能自主飞翔为止。得以孵化的雄性和雌性数量刚好保持平衡。“这是一种保持自然平衡的方式。”[12](P182)该隐杀弟的故事与主人公保罗的交集，在于保罗面临着相似的难题。保罗是一个生态学家，其工作内容是评估经济开发带给当地的影响，并尽各种可能阻止有可能破坏当地环境的开发项目。政府要在奥卡万戈建十个大坝，建核电站；要在蓬多兰修高速公路、采砂矿。国际投资纷纷涌入，各种开发项目接踵而至。经济开发带给当地居民的好处显而易见：大坝能阻止雨季的洪水，并减轻民众和各行各业的缺水现象；核电站将能够给广大的无电黑暗区带来光明……这些开发项目同时使人们得到就业机会和衣食。但是，奥卡万戈三角洲是非洲的动植物宝库，蓬多兰自然环境优美，是五个部族的家园。经济大开发不仅会破坏当地生态，给环境带来不可修复的伤害，原住民也将被迫失去世代栖息的家园。“自然的终极秘密只有在人停止了自我毁坏的活动后才能被揭示出来，这种自我毁坏的活动使人无法认识他真正生活在其中的世界。”[1](P108)“而工业化，不正是利用我们丰富的资源，来发展我们的经济，提高穷人的收入吗？如果贫穷不结束，那么还有什么能存活下来？”[12](P183)保罗陷入两难。雏鹰的故事使保罗深受启发。“自然界的共存是残忍的有限度的。”[12](P183)该隐把亚伯扔出巢外，是为了更大意义的存活。即便是孔武有力的鹰也无法改变这样的现实。“古老的《圣经》用非人的形式在此提供了一个客观的课程。”[12](P182)然而，在现实中，经济开发和环境保护，二者注定只能存在一个吗？塔佩洛为养病在家的保罗带来了一个消息：开发项目暂时搁置。该隐与亚伯的命运似乎还没有最后确定。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南非能够探索出一条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可以并行不悖的发展之路呢？

与此同时，戈迪默在《新生》中使用了“水”意象。“水”是《圣经》中重要的意象之一。河水从伊甸园流出，滋润万物。河水经过的地方盛产金子、珍珠和红玛瑙。水因此成为生命之源和财富之源。然而，上帝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是恶，于是发怒，并使洪水泛滥，毁灭万物，唯有诺亚及其全家蒙恩存活。因此，水又寓意着毁灭、涤荡罪恶和拯救。亚兰王的主帅乃缦生病，因在河水中沐浴而重获新生，因此，受洗寓意着新生。所以，《圣经》中的“水”意象有着多重意蕴：生的希望，毁灭的黑暗，涤荡罪恶，重获新生。“水”意象之所以有多重意蕴，其根源在于，水是万物的命脉，“水”的多重含义体现于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

《新生》中奥卡万戈三角洲的生命在每年的雨季都会遭遇一次浩劫，人们不得不在洪水到来前搬离家园以躲避洪水。浩瀚的洪水将会淹死动物，淹没土地，并带来有毒的盐分。因此，政府计划在这里修建十个大坝，以堵住洪水。为抵制这个项目，以保罗为首的环保工作者对此地进行了详细的勘察。他们发现，奥卡万戈有一个完美的生态系统，有着一种“融大气磅礴和小巧玲珑于一炉的复杂性”[12](P97)。“大自然的创新要比任何集体的智慧、集体的信仰都更伟大。”[12](P97)栖息在此的河马在这片湿地里开辟了无数迷宫般的河道。即便是天才水文工程师所组成的国际项目小组，也无法设计出如此复杂巧妙的排水系统。每年雨季的洪水在毁坏原有生态的同时，也为周边区域带来了充沛的水源、新的树种和肥沃的淤泥。雨季过后，被洪水洗礼过的奥卡万戈将再次进入新的生态轮回。“这个名叫奥卡万戈的整个的有机体进行着自我更新”[12](P198)，“不要坝墙”，因为“它是有生命的”[12](P100)。洪水是造物主对人类无序掠夺大自然行为的一种复仇，是“奥卡万戈的复仇”[12](P198)。如同上帝惩罚作恶的人类一样，洪水在涤荡人类旧有罪恶的同时，也为人类留下了新的生机。重获新生的人类在生命的延续中，也将反思并规范自己的行为。唯有与自然保持和谐的互动关系，人类才能获得长久的发展。

三、对理想生活的不懈追求

伊甸园是上帝为亚当和夏娃建造的生活乐园，里面有丰裕的物质财富和简单淳朴的人际关系。西方文化把伊甸园比喻为“极乐之地”或“乐园”。 “伊甸园神话包含着原始初民向往理想生活的乌托邦精神，是一副用简单线条描绘的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图画，也是人与自然之间理想化关系的最初表达。”[13](P38)这个故事早已积淀为人们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在小说《无人伴随我》《偶遇者》和《新生》中，戈迪默都借用了“伊甸园”意象，在提醒人们反思现实的同时，引导人们积极追求终极美好的生活。

南非是一个历史悠久、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是不同民族黑人世代繁衍的家园。17世纪60年代欧洲殖民者和移民的到来，打破了黑人家园的宁静，开启了黑人苦难历史的大幕。南非黑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被迫离开世代栖息的家园。“离开伊甸园，政治就开始了。”[10](P281)人间伊甸园成为黑人们遥远的回忆。种族主义统治将南非黑人的生存推入绝境。作为白人移民后裔，戈迪默的一生刚好见证了种族统治的始末，以及新南非的成立和发展。有着悲悯情怀的戈迪默无比同情黑人的遭遇，不仅在政治斗争中为黑人提供支持，而且将黑人所遭遇的惨痛现实写进小说，为黑人主张摇旗呐喊。“伊甸园的失去”是戈迪默前期所有小说的宏观主题。《无人伴随我》出版于1994年，实时再现了南非在过渡期所面临的问题，承前启后地总结了这一主题。在新政权即将成立之际，“每个人都有一些有关法律结构的计划，用来容纳他们理想的生存。人类都要成为创世日的上帝，它是人类所能接近这个神话的极限”[10](P281)。重获新生的人们迫切想要像上帝创世一般重建属于自己的伊甸园。人们的伊甸园重建之梦不仅包含对丰裕物质生活的向往，更有着对和谐人际关系的期许。

然而，在物质条件愈来愈丰裕的同时，现代人却普遍失去了“在家感”，陷入了失去伊甸园的痛苦中。《偶遇者》中的白人朱莉和有色人种阿卜杜就是这样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下艰难前行的典型。家境优渥，却又找不到心灵归属的朱莉放弃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优越生活，追随阿卜杜去往他的国家。在阿卜杜一心想要逃离这个偏远的北非小国的同时，朱莉却努力向阿卜杜证明，“人间天堂是存在的，是可以企及的”[14](P184)。原本茫然的朱莉积极主动地融入阿卜杜的家庭，并与当地人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她观察到自己正慢慢形塑为另一个自我”[14](P167)，并萌发了在沙漠里建设绿洲的想法。即便阿卜杜为他们二人申请到了移民美国的许可，朱莉依然选择坚守，继续自己建设沙漠绿洲的梦想。精神层面的皈依和行动层面的付出合二为一，朱莉要在沙漠里重建属于自己的伊甸园。开放性的结局并没有告诉我们朱莉是否成功建起了她梦想中的伊甸园，但是她的坚持却给当地人带来了希望。

弗莱说，在“伊甸园”的美好意象中，“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理想化的关系，表现了在平等地位上的相互认同”[1](P185)。上帝创世之初，伊甸园里有青草、菜蔬、树木、水流、虫、鸟、鱼、兽。万物各从其类，和谐共处，一派祥和景象。自然是生命赖以存在的根本，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然而，人类对自然的索求欲望无限膨胀，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依存走向对立。自然开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惩罚人类，人类也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在经济发展的巨大洪流中，《新生》中的自然生态保护者保罗逆流而上，艰难坚守着最后的伊甸园。保罗身患甲状腺癌，饱受着身心的折磨。“疾病标志着自然环境受到了某种伤害后对人类身体的惩罚，是大自然对人类无序利用自然的报复。”[15]所以，“发生在保罗身上的事情就像是上帝的愤怒”[12](P9)。康复后的保罗立即与同事一起投入了保护奥卡万戈的战斗。奥卡万戈是一块草木茂盛的热带沼泽地，是非洲面积最大、风景最美的“伊甸园宝库”[12](P102)。然而，当地政府计划在这一地区修高速公路，采矿，建大坝、核电站，甚至还要在当地开发旅游产业。当地居民将被迫搬离故土，并失去赖以生存的耕地；动植物将失去栖息地，走向灭绝。保罗和他的团队不辞劳苦地不断调查、论证、抗议，最终促使政府暂时搁置了开发计划。然而，他们对伊甸园的坚守能否获得最终的成功，还是一个未知数。毕竟，“这样的宏大计划是暂时搁置，而不是取消”[12](P202)。人类伟大的伊甸园坚守之路漫长而艰辛。

戈迪默曾经在一次访谈中定义过小说家的职责。她认为，“小说家根据自己的观察，创造性地展示具有危机意识的人生体验，进而揭示生活在这一环境下的人民的思想和情感。”[16]在后期四部小说中，戈迪默将宗教元素引入小说，借用了“圣母哀悼基督”“该隐杀弟”、伊甸园和水等圣经神话原型，极具创造性地将神话原型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带给读者与众不同的阅读体验。她对圣经神话原型的借用极具特色。首先，原型的选用极具代表性。“圣母哀悼基督”“该隐杀弟”“水”和“伊甸园”这四种原型相互关联，其所隐喻的社会现实也跨越了南非的几大历史阶段，全面概括了戈迪默对南非历史与现实的关注与思考。其次，重构原型时依据表达需要而有所侧重，丰富了原型的意义。例如，“该隐杀弟”原型既隐喻白人与黑人的对立与共存，又隐喻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取舍与并行。不同的时代，同一种原型具有不同的启示意义。最后，以渐进的方式将神话原型一步步引入现实，深化了原型的内涵。例如，《我儿子的故事》中“圣母哀悼基督”原型情节所表现的苦难经由雕像、照片，到翻版照片，一步一步从神话走入现实。现实与神话的鲜明对比，强烈冲击着读者的情感体验。

正如弗莱所言，圣经意象是启示世界的一部分，是人类利用想象力创造的理想世界。“它向人们展示了这个世界的形象，这个世界的模式，以及给人们指出努力方向与目标的这个世界的蓝图。”[1](P182)戈迪默在小说中对圣经原型的借用从不囿于个人情感或者家庭生活，而是与南非的现实结合，以圣经原型隐喻南非重大的社会问题，在引导人们关注南非社会现实的同时，激发人们对终极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由此，我们看到戈迪默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浓烈的悲悯情怀。通过对这些作品中原型喻义的解读，我们会发现，这些原型所映射的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难题是人类所共有的问题。我们在唏嘘南非社会困境的同时，也应反思我们自己的处境，修正自己的心态，规范自己的行为，为创造和谐美好的生活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