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国

蒋介石“求人不如求己”的“传子”心志

上世纪40年代末，在大陆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由于此前饱受各地军阀与国民党内派系的要挟与挑战，蒋介石感到痛苦不堪，有诸多难言之隐。如今到了台湾之后，局面小了，权力容易集中控制，蒋介石基于以前寻觅继承人难求的经验，加上以往信任的许多核心干部，均在重要的时候背叛了“领袖”，纷纷投共。在“求人不如求己”的考虑下，蒋介石的“传子”心志，于是日益明显，蒋经国已成为台湾地区有实权的政治领导人，是名实相符的“太子”。蒋经国到了台湾以后，遵父命从抓党权、抓军权、抓青年、抓特务着手，先后出任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等职务，就是要熟悉统治的要诀，方便日后的传承。 在此同时，蒋介石也为蒋经国日后的继位，排除了人事上的障碍。举凡与蒋经国不和的党政军高层，均适时、适当地予以或撤职或查办的处分，例如长期自认是蒋介石副手、久任“行政院长”的陈诚、台湾省政府主席吴国桢、“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上将等人，均因与蒋经国不睦，而遭到罢黜。

在蒋介石如此精心的安排下，蒋经国的继承大位，只是时间问题，丝毫不存在任何其他的问题。台湾政界也无人敢撄其锋，全部心甘情愿地臣服在蒋经国的威权之下。 这段时间，唯一有意见的还是美国政府。他们心中认为以“自由民主”为号召的蒋介石政府，不能也不应以这样的方式完成权力的传承。他们试图影响、以致改变蒋介石“传子”的心意，甚至提出由美国军方直接接管台湾军队的建议，还有发动政变，推翻蒋介石政府的想法，结果都不能如意成功，只是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另由他人“取代”蒋介石的思维方式，随时等在一边伺机而动。

蒋经国顺利接班

1972年5月，蒋介石眼见时机已经成熟，加上自己的健康受到1969年发生在阳明山仰德大道上车祸的影响，已大不如前，于是不避嫌地任命蒋经国为“行政院院长”，台湾已公开上演了一出“父传子”的大戏，蒋经国从“台面下”实权人物，晋升“台面上”实权人物，台湾正式进入了“蒋经国时代”。

担任“行政院院长”后的蒋经国，表现不凡，一方面全力推动台湾重大的经济建设，提出“十大建设”以完善台湾迈向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建设工程，为日后发展高科技产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一方面蒋经国严厉整肃官箴，要求全体公务人员必须遵守“十大革新”的规定，不能参加无谓的餐宴应酬，推出“五菜一汤”的梅花餐，杜绝不必要的浪费，身体力行地在全臺雷厉风行地严格执行。一时之间，台湾社会风气大变，蒋经国成功树立了自己在台湾的威信，稳定了台湾的政局。而在具体的政府施政上，蒋经国总是能够做到“苦民所苦”，从基层庶民的角度，思考政策与做法。为了照顾基层百姓的生活，对于公用事业的涨价，如水费、电费、瓦斯费、学费、油费等，他一律反对。这种“以人民之心为心”的执政心态，很快就赢得台湾的民心支持，巩固了蒋家政权持续在台湾的统治，而且时至今日，蒋经国仍然是最受台湾人民拥戴与怀念的政治人物。

1975年4月5日凌晨，蒋介石在台湾病逝。由于蒋经国早已顺利接班，台湾的政局没有掀起丝毫的波澜，平稳完成了权力的传承。

蒋氏父子精心安排的蒋孝文意外出局

1978年5月，蒋经国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只是此刻的他，身体健康也已亮起了红灯。在长期糖尿病的折磨下，他的眼睛、手脚、内脏均逐渐发生病变，台湾政坛提早进入了必须面对“后蒋经国时代”权力传承的问题。 坦白说，自1950年代开始，蒋家站稳了在台湾的统治后，蒋介石与蒋经国就已属意蒋孝文，刻意地栽培他，盼望他能成为蒋家第三代权力传承的目标人物。

当时在蒋介石父子精心的设计安排下，蒋孝文担任台湾电力公司驻金门岛最前线战地的经理，并在军方全力的配合下，快速地完成了金门全岛的电力工程建设。蒋氏父子为了让蒋孝文做出亮丽的政绩，逐步建立在民间的声望，为日后的第三代接班，做了不落痕迹的安排。 蒋孝文在金门经理任内，不负祖父、父亲的殷殷期许，的确有了正面的评价，于是蒋孝文得以顺理成章地调返台湾电力公司桃园区经理，同时兼任国民党桃园县党部主任委员。 此时的蒋孝文正值青春得意，前途一片大好，准备大显身手，好好地有番作为之际，却是命运弄人，他在一次参加朋友的婚宴之时，受到典礼的延误，推迟了正常进餐的时间，因那时他已罹患了家族遗传的糖尿病，在低血糖的情况下，顿时陷入昏迷，没有及时得到适当的照料，使得他的脑部神经受损，产生了明显的后遗症，从此生活不能自理，必须有人照顾。蒋家父子精心安排的第三代接班人计划，不得不戛然而止，画下了遗憾的句号。

蒋孝武主动表现接班意愿

在蒋孝文生病之后，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基于传承家族权力的使命感，于是义无反顾地主动跳出来，表达了强烈的接班企图心。 对于蒋孝武的野心，身为父亲的蒋经国也极为清楚，只是蒋孝武从小就不好好认真读书学习，反而在诸多蒋家侍从人员的放纵下，恃宠而骄，又喜欢玩枪舞刀，在朋友面前不知收敛，反而故弄玄虚，装帅耍酷，经常在外惹祸，给蒋经国带来许多不必要的困扰与苦恼。因此对于蒋孝武有意接班，蒋经国并不看好，更没有积极扶持，而是静观其变，看看蒋孝武本人是否有足够能耐，逐渐建立自己在台湾各界人士心中的声望，得到大家的认同支持，才是蒋孝武首先要完成的艰巨任务，然后才谈得上蒋经国是否愿意栽培他。 曾在蒋介石身边做过六年武官、与蒋家成员有许多接触的台湾前“情报局长”汪希苓，对蒋孝武的言行乃至心中所想，都相当了解。他并不讳言，蒋孝武野心很大，有接下蒋经国政权棒子的企图。不过，那只是蒋孝武个人的意图，蒋经国绝无此安排或交代。 既然有接下政权的想法，蒋孝武就试图走蒋经国当年接下蒋介石权力的老路——从掌握情报系统着手。汪希苓是如此解释：“蒋孝武是与情报系统走得很近，但那是他个人的意愿而已。经国先生年轻时也是先从掌控情报系统开始的，蒋孝武因此觉得，要接父亲的政权，就要拉拢情报单位。” 那时担任台湾“国家安全局长”的王永树、“调查局长”的沈之岳都是蒋孝武用心经营的对象。至于汪希苓，曾担任过“国安局副局长”，以后成为“国安局”驻美的情报负责人，后来又调派为“情报局长”，自然也成为蒋孝武交往的对象。以前汪希苓在美国任职，每逢生日，蒋孝武必然会打个祝贺电话给他，返台述职时，蒋孝武多半会请吃顿饭。之后，蒋孝武出访或回台，这位蒋家二公子的秘书必定会联系汪希苓。汪希苓了解这是请他到机场迎送，他也去过两三次，就不再去了。不过，由于蒋孝武是蒋经国的儿子，包括汪希苓在内，几位情报单位长官并未怠慢，都与其有相当来往，特别是身为“国安局长”的王永树（请参阅《忠与过》一书第198～199页）。

记得在1980年代初，台北政坛就传说蒋孝武在“警备总部”有个办公室，参与了台湾的情报工作。当时就有蒋孝武可能接班的说法。 蒋孝武刻意与情报单位保持密切关系与联系的做法，后来终于给自己带来了麻烦。

“江南命案”发生以后，海外始终认为“情报局”所以涉入案件，必然受到“高层”的指示或“默许”。会是蒋经国直接下的命令吗？有人如此猜测。不过包括江南的遗孀崔蓉芝在内，大多不相信蒋经国会下如此的命令。 虽然不相信蒋经国会下令“制裁”，但是不少人揣测蒋孝武应该与“江南命案”有关，就是因为长期以来他自己给外界的印象，就是与情报单位关系密切。这种揣测绝非“空穴来风”，这是由于整个案情爆发之后，竹联帮的中坚分子、外号“白狼”的张安乐就一口咬定是蒋孝武下令的。以后连下手枪杀江南的董桂森于被捕后，在美国受审时，也斩钉截铁地指出，是蒋孝武下了诛杀令。 然而汪希苓肯定地说，蒋孝武和“江南命案”绝对没有关系：“ 毫无正式关系，蒋孝武是因为与情报系统走得近，被外界误解是经国先生指派他去掌控情报系统。” 汪希苓解释，其实蒋孝武和情报系统毫无正式关系，也没有担任任何职务，自然无法命令“情报局”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蒋经国的三子蒋孝勇日后也批评他哥哥： “他就是喜欢那个调调，让人家以为他和情报系统有特殊关系，以后反而害了他！我认为江南案是个相当愚蠢的事情，这件事情发生后，父亲非常生气，但是我叔叔（指蒋纬国）或二哥绝对没有卷在里面。不过对于二哥被牵扯，我宁可持平一点讲，有百分之八十是别人在造谣，百分之二十，是自己给人家这种印象。” “记得那个时候，外头还给他安个什么‘国安会副秘书长头衔”，蒋孝勇回忆：“根本没这回事，但既然在事前未曾否认，等到事后再设法解说就难了。”外界传闻不断之下，蒋经国为了杜众悠悠之口，终于决定把蒋孝武調离政治是非中心的台北，担任“驻新加坡副代表”（请参阅《忠与过》第333—334页）。1986年2月17日，台湾外事部门正式宣布“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蒋孝武为“驻新加坡副代表”。次日上午，蒋孝武就搭机前往履新。从此，再没有与蒋经国见面，父子天人永隔，相信这是蒋经国心中永远的痛，也是蒋孝武永远的遗憾。 1985年8月16日与12月25日，蒋经国两度公开表示：“从来没有考虑蒋家成员接班”“ 蒋家不能也不会参选下任‘总统。”蒋经国就这样终结了蒋孝武的接班梦。蒋经国逝世后的蒋家，也步出了政治圈，褪下了光环，成了平民百姓家！

（作者为台湾高雄应用科技大学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