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健

1959年，我从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考取南京大学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陈中凡先生研读宋元明清文学史。其时，中凡师已年逾古稀，我才二十多岁。我每周去中凡师家中求教，有时中凡师或与我纵论天下大事，或回忆当年在各大高校执教的趣事。他曾多次谈及女弟子程俊英、冯沅君、苏雪林和刘开荣的故事。程、冯、苏三位毕业于上世纪30年代初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刘开荣则毕业于抗战期间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文系。在中凡师与我谈及她们的故事之日，程俊英执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冯沅君执教于山东大学，刘开荣执教于江苏师范学院，而苏雪林则执教于台湾台南的成功大学。

1970年，当“文革”正酣之日，我曾收到中凡师大函，询问有关刘开荣和程俊英的近况。“文革”结束后，我又查阅了冯沅君、苏雪林评论中凡师诗文创作的资料，拜读了程俊英回忆和纪念中凡师的大作，深为中凡师与这四位女弟子之间的师生情谊所感动。本文仅就我所知道的情况，略述中凡师与程、苏、刘的若干遗闻轶事，从中不难窥见老一辈学者之间真诚、深厚的师生情谊之一斑。

陈先生长期执教于高等院校，不仅当教授，且在不少学校担任文学院长和中文系主任，60年如一日，始终坚守岗位，教书育人，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一位著名的学者，陈先生治学勤奋，涉猎广泛，著述颇丰。早年研究哲学，兼及文史，于诸子群经，皆有所阐说。中年讲授诗文，撷华揽实，追踪汉魏，推尊盛唐，晚年又致力于元明清小说和戏曲，多有创新之论。陈先生于1980年9月所撰《自传》中尝谓：“数十年来，我在国内高等院校任教，一般说来，师生情谊甚笃。”无论在北大当学生，毕业后留校当教师，还是在诸多高校当院长、系主任和教授，陈先生与老师和学生相处融洽，情谊甚笃，可谓一大亮点和特点。陈先生对患病的业师刘师培伸出援手、将出狱的陈独秀接到家中居住，当时学界士林无不传为佳话。如果说，上述陈先生对待刘、陈两位业师的事迹，充分说明了陈先生与老师们的情谊甚笃，那么，下文我们要介绍的陈先生与几位学生的故事，则可谓陈先生与自己的学生情谊甚笃的生动写照。

动乱年代挂念女弟子刘开荣和程俊英

1970年夏，我收到中凡师的来函：

永健同学：

渴别数年，经文化大革命运动，彼此获益匪浅，惜未得良晤，一聆倾吐耳！

昨见唐圭璋君，据称刘开荣在苏逝世，未悉果在何时？春日得渠手书，称移往无锡乡间休养，病势日有起色，已能摆脱杖策，出户步行，并拟到宁就医，岂途中不慎，因伤致命！

华东师大中文系郝炳衡（立权）、程俊英诸君近况何似？前年该校曾专人来，询问渠等在沦陷区中出处节操。惜我远在成都，未能周知。未识近况何似，并希有以见白为荷！

即颂

近祉

陈中凡拜启七、十一、

信上关于“刘开荣在苏逝世”之说，实乃误传。刘先生于1968年因中风而半身不遂。中凡师函到之日，刘先生仍在天赐庄校内寓所养病。当时，我专程去拜访了刘先生，转达了中凡师对她的关心和问候，并复信中凡师报了平安。

中凡师为人正直，性格开朗，豁达大度，平易近人。他尊重师友，爱护晚辈。“文革”中，面对“抄四旧”“占房子”等所谓革命行动，他皆泰然处之。来函虽少不了说几句时髦的套话，但他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很不以为然。我记得1971年，我出差到南京，登门拜访中凡师。中凡师绝口不提“文革”之事，却沉湎于年青时代与好友们亲切交往的回忆，并兴致勃勃地从一大捆书画中，找出了吕凤子先生为他所作画像、黄宾虹先生赠给他的《湖山秋兴图》……与我一起赏玩，并详细介绍了他与吕、黄两位先生的友谊。

尽管中凡师对于“文革”如此不屑一谈，但1970年夏，这场“革命”尚在深入发展中。想到华师大曾派人外调郝、程两位先生在沦陷期间的出处节操，中凡师怎能不挂念他们的近况！听到刘开荣“在苏逝世”的噩耗，想起她的不幸人生和师生情谊，中凡师又怎么不倍觉伤心、惋惜，急于得悉详细情况！

刘开荣（1909-1973），湖南衡阳人。父亲刘鸿亮1925年加入中國共产党，1928年英勇牺牲。刘先生因家境贫寒，从小学、中学、大学直至研究生，都在教会学校读书。因为入教会学校，可以免费，并提供食宿。1935年秋考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文系，恰值陈先生任该系主任和讲座教授。刘先生在校读书时所撰写的《唐人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一书（194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就是在陈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后刘先生随校西迁成都，1941年毕业，从事基督教古典文献的翻译工作，兼任华西大学文学院秘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英文系教师。1943年，刘先生考取成都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陈寅恪先生攻读唐代文学。她的毕业论文《唐代小说研究》（1947年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陈寅恪先生因故特委托陈中凡先生代为指导。陈中凡先生原来就是刘先生大学时代的业师，又在中凡师的指导下完成了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因此刘先生与中凡师的情谊分外亲切而深厚。中凡师曾多次与我谈到刘先生在成都学习和工作的情况。而我到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工作后，刘先生也经常在我面前赞扬中凡师的高风亮节，称颂他的道德文章。

1948年秋刘先生留美回国后执教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文系，时任系主任仍是中凡先生。刘先生讲授中西比较文学，并兼写作课程。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职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后调至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任系主任。她因不满已有的《神曲》译本，决定重译，并撰写长达4万言的《论但丁〈神曲〉》，惜仅译了《地狱篇》，即遭“文革”之变，有关论文和译稿均未发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刘先生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个人生活亦不如意。上世纪50年代，她创作的《睡醒了的莲花》在《雨花》发表后，又曾遭到过粗暴的批判。“文革”初期，刘先生更是受到冲击，因此心情一直不舒畅。60年代末，刘先生突然中风，当与此大有关系。

1949年力劝苏雪林回归

苏雪林（1897—1999）是位活了103岁的奇女子，她不仅是著名的女作家，一生笔耕八十载，作品多達65部；又是著名的教育家，杏坛执教半个世纪。但1949年后，苏雪林“销声匿迹”，中国大陆无人提起这位30年代蜚声文坛的女作家。苏雪林曾执教于苏州的东吴大学和景海女师，在百步街的寓所居住过一年多的时间，可是知者寥寥无几。至于苏雪林与恩师陈中凡先生的师生情谊，更鲜为人知。究其原因，不外有二：其一，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之后，苏雪林在公开发表的致蔡元培先生长信中，列举鲁迅的“劣迹”，力劝蔡元培先生不要参与支持鲁迅治丧委员会，并声讨推崇鲁迅的“左派”和“鲁党”；其二，1949年5月，苏雪林先生不听陈中凡先生的力劝，由上海乘船赴香港，后又长期生活和执教于台湾。

苏雪林和中凡师结缘于北京女高师。1919年秋，苏雪林赴京准备报考女高师。她赶到北京时，已错过考期，于是，她在已先两年考进女高师的安庆女师的同学陪伴下，拜访陈中凡先生。陈先生为她的求学进取精神所感动，答应收她做旁听生。由于学习成绩优秀，苏雪林很快就转为在籍学生。1921年7月，苏雪林考取法国里昂的中法学院。在法国留学时，她常与中凡师通信，把她写的一些诗词寄给中凡师，陈先生很赞赏她的诗词作品，还推荐给国内的报刊发表。

1925年，苏雪林回国，与张宝龄结婚后赴上海张家。陈先生得知苏雪林住在上海的消息，便写信约她在苏州相见（时陈先生在东吴大学兼课）。苏雪林接到恩师的来函后，便到苏州与陈老师相会。在陈先生的推荐下，苏雪林担任了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国文科主任，并在东吴大学中文系兼课。1926年春，苏雪林便来到苏州工作，开始住在景海女师教工宿舍。后因其丈夫张宝龄亦执教于东吴大学，便搬到百步街寓所。1927年，苏雪林辞去苏州的工作，回到上海夫家。由袁昌英介绍，与陈源及其夫人凌叔华相识，并执教于沪江大学。

1928年7月7日，李小峰在悦宾楼所设的午宴上，苏雪林第一次与鲁迅相见。当苏雪林热情地伸出手时，鲁迅反应极为冷淡，并不起身，只微微向她颔了下首。这次初见，可说种下了苏雪林憎恨鲁迅的种子。我曾问过中凡师，苏雪林初次与鲁迅见面，鲁迅为何对苏雪林如此不客气，原因何在？中凡师告诉我说：苏雪林曾向他诉说此事，说她百思不得其解，她与鲁迅素昧平生，鲁迅为何如此冷淡！唯一可能是她与陈源夫妇是挚友，而陈源则是被鲁迅视为“敌人”的人。俗话说，爱屋及乌，鲁迅可能是“恨屋及乌”吧。当时，中凡师感叹地对我说：鲁迅如果“恨屋及乌”，那也并不可取。但鲁迅死后，苏雪林的过激行为，更不足为训。

1949年，苏雪林赴香港。我曾询问过中凡师：苏雪林到香港之前有没有告诉您？中凡师是这样回答我的：苏雪林是1949年5月5日到香港，在香港时与我有过书信往来。当时，我执教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曾写信给苏雪林，劝她回内地。苏雪林回信说：“我‘反鲁历史彰彰，在人耳目，回去岂不危险！”我复信说：“我同一位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说过，那人说，像苏雪林这样高才硕学之人，我党定要争取的；‘反鲁此事，谁能记忆，请你转告，勿以为虑。”苏雪林在复信中又说：“离开武大是不告而别，回武大也不会要我。”我又一次复信说：“我可与校长吴贻芳相商，聘你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但是，苏雪林还是心存疑虑，不敢回来。她在复信上说：1950年是公教的圣年，许多教友将到罗马朝圣。是否回大陆，等我朝圣回来再说。是议如何？中凡师知道苏雪林害怕，不敢回来，于是回信骂了她一通，并遗憾地说：“长与足下生死辞矣！”从此中凡师与苏雪林便断了书信来往。1952年5月，苏雪林又到了法国，曾对好友潘玉良说：“共产党实行专政，像我这样嘴不关风的人，在那个政权下是没法过的，我只好逃出来了。”这恐怕是1949年中凡师苦劝不听，坚持不回来的原因吧。苏雪林由于王世杰的推荐，于1952年7月到了台湾，执教于台湾师范大学。1954年又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大学执教，一年多后返台，执教于台湾成功大学，1973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