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南萍

1966年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11月17日下午4时，我接到任务来到时任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去世前被授予国家名誉主席称号）的住所（位于后海，现为“宋庆龄同志故居”），采访宋主席接见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宫崎世民和夫人以及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100周年访华代表团一行的新闻。当时在小客厅里坐满了日本客人，我只能站在门口一边倾听一边记录宋主席和日本客人的谈话。因站得远，谈话内容有些听不清楚。外事报道政策性很强，不能有丝毫偏差，为保证报道宋主席谈话内容的准确性，接见结束后，宋主席把客人送出门外准备进屋时，我有礼貌地走上前去，向宋主席自我介绍了身份，说明为报道宋主席谈话内容的无误想要她握在手中的讲话稿。宋主席微笑着把讲话稿给了我，然后上楼休息去了。此时我看墙上的壁钟已接近6时，如写完广播稿送回台里发稿室再经道道编审工序，肯定赶不上《新闻联播》了。我当即决定就在小客厅接通发稿室的电话传稿，电话接通后我边口述“新闻导语”边删改宋主席的讲话稿，终于赶上《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时间，而其他新闻单位过了10多个小时，第二天才见报。

20多年后，1989年9月，我在整理文稿时发现了宋主席这篇讲话稿。此时宋主席已经故世，我想此稿可能是秘書代为起草的，并非手迹，我又涂改过，没有予以重视，离休时与其他文稿一起带回家了。一晃又过去10多年，2003年11月，我再一次见到此稿，此时引起了我的重视，我想，一旦宋主席的手迹是在我手中流失的，这是我的错误，也是损失，至于是否是手迹，可由有关部门鉴定；至于被我涂改过了这个错误只能检讨和致歉了。这样我就把此稿送到“宋庆龄同志故居”。

“宋庆龄同志故居”负责人佟大章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一眼就鉴别出是宋主席的手迹，他听了我为涂改的行为检讨自责不已，安慰我不必担心，涂改可以在技术上予以处理。这样我才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第二个月，“宋庆龄同志故居”派人给我送来了精装的捐赠证书，上面写着：您捐赠的宋庆龄同志一九六六年手迹一页是重要的历史文献。特向您表示感谢。并邀请我作为嘉宾出席2004年1月27日在“宋庆龄同志故居”举行的“纪念宋庆龄同志诞辰111周年”活动，这让我受宠若惊。活动当天，我拿着请柬来到宋庆龄同志故居，这时故居已来了几十位嘉宾，有宋庆龄生前好友、国际友人和工作人员，我们在院子里向宋庆龄同志雕像献了花，嘉宾一起合了影。当时工作人员把我请到前面，我想我只是个普通的记者，站在前面不谦卑，就站在其他德高望重的嘉宾和国际友人的后面，合完影后我们参观了《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珍品展》，我捐献的宋庆龄手迹也陈列其中。

（作者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