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迹相应：清初“贰臣”书家的书学观念与实践

2019-02-12赵明

大学书法 2019年2期

⊙ 赵明

中国历来对书法的批评并不仅以书法自身作为衡量优劣的唯一标准，在书法作品中强调功夫与神采之外，往往更看重书家的“人品”的内在素质和“书品”的外在表现的一致性，这是长期以来儒家伦理道德标准对书法批评的影响。清初“贰臣”书家是我国书法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如王铎、钱谦益、孙承泽、周亮工、冯铨等，[1]由于他们自身改节再仕，且仕于异族政权，背弃了中国传统儒家纲常所强调的“君臣之义”与“华夷之辨”，时因“大节有亏”而多遭损抑。“我们知道古代许多杰出的书法家由于人品和道德在历史上有了议论而使他们的书艺大大受到当时或后世人的轻视和鞭贬。”[2]但值得思考的是，这种批评是外部评价给我们的观念意识，并不能反映这个群体自身的书法观念与实践。

一、以“品高”“忠义”为根柢的书学观念

“贰臣”书家入清之后，依然在“尊德性”方面尝试积极弥补，希望得到遗民的认同、理解与支持。除了诗歌唱和的文化活动外，与遗民间更重要的交集是对落难遗民的维护、资助行为。书法与士人的整个文化生活融贯，在反映他们内心世界方面表现出更高的敏感度和直接性。“贰臣”书家群体在其题跋与著述中体现的书学思想，都存在“品高”与“忠义”的观念。这种观念在他们入清之前已经有所体现，但自己在“尊德性”方面有亏，入清之后，除了愧疚，其内省思想在书学观念中也表现得更加强烈。

孙承泽艺术观中常将“书品”“人品”“画品”三者统一，而评价的基准就是“忠义”与“品高”。他高度赞赏南宋不仕于元的遗民龚圣予、赵子固、郑所南、钱选等人的书画，并多方搜求他们的遗迹，高价购入。钱选生活于宋、元代交替时期，入元后他不接受蒙元的招纳，隐居书川，以书画终老，孙承泽认为他的画作具“品高”。范仲淹、尹洙同仕于北宋，时值范仲淹因指责丞相而贬饶州，尹洙上疏自言与仲淹义兼师友，当同获罪而被贬。因而孙承泽对两人人品十分看重。其评价欧阳修、朱熹的书法时也有相似的看法：

文忠《集古录》千卷皆手题之，古今巨观也。公精于书学，所题一笔一画豪无懈意，即此亦见公一班。（《欧阳文忠集古录跋尾墨迹》）[3]

则当日小人殊足怜，不足恶也。故士君子立身行已，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阅先生遗墨，谩记，于此时庚子四月初九日。（《朱元晦城南二十咏墨迹》）[4]

在对《米元章大字天马赋墨迹》评鉴中考虑到题跋语不佳是一项遗憾，这件墨迹巧由蔡京、贾似道、严嵩等权臣收藏，感叹名作的机运不佳，未得到好的归所。相对的则是他记郭熙《树色平远图》时说：“卷尾赵松雪、虞伯生、冯海粟、柯丹丘辈皆胜国名士，恨语不甚称耳。”[5]在一幅康熙丁未年（1667）的书作《行书养生格言》中，透漏出其精神中充满儒家哲学，且认为“圣贤养德养生原是一事”。

王铎曾在孙承泽处观赏他收藏的书画作品，并为其中一些作品作跋。通过跋语，可以看到他们曾就书法之中是以“法重”还是“在人”的问题进行探讨，王铎认为欧阳修与苏轼的品格不俗，肯定书以人重，推崇书以品高。[6]王铎文集中的《跋朱晦翁字卷》，是顺治丙戌年（1646）为曹溶题跋所藏的朱熹书卷。跋文内容并不涉及作品本身，但篇中却颇有记录王铎作为入清“贰臣”之后对“忠义”观念的看法：

夫紫阳当淳熙时，其学本于李侗，侗本杨时，时本程颐。金人见南使恒问朱先生，学者宗之岳岳泰岱也。……数百余年，犹足爽心也。秋岳爱藏之，其斋之心与予同，如紫阳所谓“人有其宝”。观此书凤翼不屈鸡鹜，真足以闲已制回，宁违世孤强而不敢滋长慆心也。[7]

从篇中叙述来看，王铎在入清之后的三年中，心绪仍脱不了亡国阴影笼罩。而观赏前代贤者的墨迹，不但可以慰藉黍离之想，且“犹足爽心”。王铎曾为宋权所藏颜真卿《争座位帖》三次作跋，并题：“书家龙象”[8]“如龙戏海，出没变化，莫知所至，观止矣。“二王”、颜清臣皆升堂入室，后无继者。”[9]在王铎心目中颜真卿的地位是与“二王”等量齐观的，足见其对颜真卿的尊崇，书法实践上也表现出取法“颜柳”的特质。

颜真卿因其大义凛然的品格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忠义的象征意义，而他的书法则被认为完美表现了他的人品。如明代后期董其昌评价颜真卿时说：“颜鲁公碑书如其人，所谓骨气刚劲，如端人正士，凛不可犯也。”[10]“中国文化中的儒家传统对书法艺术批评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书如其人’的观念使颜真卿书法受到普遍推崇，而颜真卿书法的艺术性也被罩上儒家忠义色彩。”[11]值此天崩地坼、国破家亡之秋，遗民很自然地景仰起颜鲁公的忠君报国，当然“贰臣”也不例外。

“贰臣”书家对“忠义”“品高”思想的推崇，并不是入清之后才有体现，其在仕明朝已经有体现，而到了清之后这种观念不减反增。钱谦益在见到宣政间书史之笔所书《中书科书卷》时，感叹其遒谨可观，与时人书法形成鲜明对比。[12]崇祯四年（1631）钱谦益因仕途失意而赋闲寓家时，有感于朝政时事而发，不禁敬仰颜真卿的“精忠大义”。钱谦益对颜真卿的书法十分喜爱，在入清之后这一感情更加浓烈。顺治十六年（1659），其跋《毛黼季所藏麻姑仙坛记》：“余所见麻姑仙坛记，惟汪仲淹、娄子柔二本最佳，今并此而三矣。乱后见此，如对故人，为之叹息。”[13]这种观念在《米元章记颜鲁公事》《尹子求临魏晋名人帖》两跋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两者联系起来认为“忠义”者，自然会“品高”。《大观太清楼“二王”法帖歌（为山阴张尔唯作）》：“吾家圆印铭忠孝，长依书史缄箧箱。”[14]诗句中补到：“米元章《书史》云：钱氏所收《浩博帖》，上有‘希圣’之印，及‘忠孝之家’圆钱印，并‘钱氏书堂’印。”可以看到其“忠义“之外，人们对其“品高”也颇为推崇。在一幅钱谦益临摹岳武穆公《灵飞经》书作的扇面中，落款为“谨临”并钤印“臣谦益”，心中充满敬慕之情意。

吴伟业曾见颜真卿书“虎丘剑池’四字，写诗赞云：“鲁公戈法胜吴钩，决石锥沙莫与俦。火照断碑山鬼出，剑潭月落影悠悠。”[15]“戈法”又谓之背趯法，即汉字中“戈”画的写法。颜真卿书“戈”画很有功底，《宣和书谱》称其“戈如发弩”。诗中亦夸其笔法锋利，超过了“吴钩”剑，即便能咬破顽石的怒猊、画沙的利锥也无法与它相提并论。并以夜间的寂静来烘托，表明颜真卿的书法虽然已是断碑，但还是受到人们的赞赏。观吴伟业的书法受“二王”、赵孟頫一脉影响较多，与颜真卿书法风格相去甚远。此诗盛赞颜书，尤赞其“戈法”在王羲之之上，其目的就是推崇其忠直刚烈的节操。

二、崇“锺王”“颜柳”为旨趣的书法实践

书法艺术上审美理念的调整和艺术新变的契机，也源于儒风士行已由激扬渐渐变为守持。因锺繇书法古朴、典雅，具有一种庙堂气象，历代以锺之楷书为正则，一直奉为端严垂范的儒家书风正宗。从魏晋学术背景的视角，常将王羲之书法纳入到道家书风中，但在书法接受史中，王羲之的文化身份被不断地赋予新的内涵。多数情况下，从王羲之书法自身来讲，兼具风骨与妍美，符合“过犹不及”的“中和”之美要求，在儒家“中和之美”的建构中而被纳入到儒家道统。“颜柳”在中国书法史中的意象不言而喻，其忠义形象是儒家典范的代表。[16]方回在《送邓善之提凋写金经》中吟咏：“唐柳公权以笔谏，忠鲠随事堪箴规。”[17]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历来被视为具有“严正之气”。他们对颜、柳书法的崇拜，已经跨越书法领域的审美范畴，而进入道德修养层次。在书法实践方面，他们呈现崇“锺王”“颜柳”儒家风格典范为旨趣的书法实践，这也与“品高”“忠义”的书学观念相对应。

钱谦益出身于古代的书香之家，书法取法致力于魏晋意趣，其小楷师法锺繇，深得其古朴、典雅的神采，点画钩挑都不露锋芒，行书属于温文典雅一路。这与他的文人气质是分不开的。钱谦益现存的一幅扇面小楷（图1），笔致疏朗灵动，体势拙而略扁，满纸魏晋气息，十分接近锺繇书风。王铎早期小楷也是曾取法“锺王”。顺治八年（1651），宋葆淳跋《孟津小楷杜诗石刻》云：“一洗有明文董习气，直入晋人之室。”除了大量临池作品外，王铎小楷高古纯朴，以锺繇为法，在《拟山园帖》卷第四《拟魏锺繇诸帖》、卷第八《临锺太傅戎路帖》等都有体现。冯铨现存留墨迹较少，“工于书道，特意好之”，[18]但现在仍可见者即有临摹“锺王”小楷《黄庭经册》。其《临乐毅论》手卷（图2）用笔精致，结体秀雅，有晋人意趣。在跋《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时认为“大令此书，如龙蛇屈伸，不可方物耶”，对王献之小楷赞美之辞，溢于言表。

王铎学书之始便宗法“二王”，三十四岁的临作《为景圭先生临圣教序册》，其用笔精到，但略为厚重，骨肉停匀、气韵生动，可见其学习“二王”，在书体熟练掌握的功力以及对《圣教序》的领悟与感受上，可谓学古精临的典范。钱谦益成熟的书法风格虽然以苏东坡为面貌，现存亦有其临摹《怀仁集王字圣教序》（图3），临写一丝不苟，功夫毕现。曾在友处观《大观太清楼二王法帖》，感叹“二王”法帖不易得到，对于“二王”阁帖因京阙战乱而沧桑，摩挲之际不禁为之神伤，可谓对于王羲之书法亦心摹手追。[19]

《淳化阁帖》自宋代以来就为后世书家所膜拜，明末清初很多书家都得益于《阁帖》。孙承泽其书雍容秀雅，即属晚明帖学一路，但又无《阁帖》靡弱纤弱之态。王铎学习“二王”书法的范本，除了《圣教序》《兰亭序》等名帖外，更主要的还是通过《阁帖》，其一生也留下了大量临摹作品。王铎在跋《阁帖》时认为：“钩法完善，可见古人波磔温泽，纵横结构，涵浑之，微物之，尤非可易致矣。”[20]故而“《淳化》《圣教》《褚兰亭》，予寝处焉！”姜绍书在其著作《无声诗史》中称其“行草书宗山阴父子，正书出锺元常，虽以锺王为模范，亦能自出胸臆”。[21]王铎宗法“二王”，力求入帖，学书即从法帖着手，以得古人神韵。此在《临淳化阁帖·拟汉张芝体》中，透露对“二王”的情有独钟及学习的忠诚，其论道：“‘二王’，诸家所宗，不师古，詈古。”[22]其好友钱谦益曾用“如灯取影，不失毫发”[23]来赞赏王铎对于《阁帖》的精熟把握。

吴伟业曾在项黄中家观《万岁通天法帖》，并作诗夸赞锺繇、王氏一族书法：“近代丹青推董巨，名家毫素重锺王。锺王妙迹流传旧，贞观在御穷搜购。”[24]认为碑石因风摧雨剥而文字脱落，枣木刻本波磔面目全非，笺麻纸拓本点画失真。吴伟业入清之后也多交擅长书画和富于收藏的名家，如同为“贰臣”的孙承泽、周亮工、龚鼎孳、戴明说等。其书法取法为“二王”、赵孟頫一脉的帖学面貌，平和流畅，属典型的文人书法。上海图书馆、台湾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等地均藏有吴伟业的书信手札（图4）。虽系往来书信，但行笔稳健，从始至终绝无怠笔，其中虚实相映，提按分明，具有自然流动之美感。由于行文关系，每行一至十字不等，无意中形成了疏密变化之佳趣，展现了深厚的帖学功底。后人评其：“姿态静逸，极有韵致。”[25]同为“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信札（图5），用笔遒劲流畅，结字布局亦工稳妥帖，书卷气息浓重。此外，在《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八）》中著录有冯铨所临《快雪堂法帖》，为绫本手卷。

孙承泽曾自述学书经历说：“余少年学米帖，不得其运笔结构之妙，徒得离奇，遂入倾欹一路，后乃痛改之，近年玩其墨迹，始悟晋法。”[26]晋人之中他最看重的就是王羲之。因而孙承泽的书论重风韵散淡的晋人帖学，《庚子销夏记》一卷至三卷记晋唐及明之书画真迹，孙氏论帖则以晋人为归，故他论后代墨迹也处处以晋人之书为标准。其跋《陈丹衷临赵承旨山水》，书法用笔圆润，筋骨内含，于平淡中求奇秀。梁清标的书法风格与孙承泽很近，两人同精于鉴藏，体现出其文化底蕴和诗人境界。梁清标自称“自谋猷经国而外，别无他所嗜好”。其书法取法帖学，颇有书卷之气，书写潇洒自如，笔法娴熟且富有雄强之气，表现出不俗的神采。

周亮工诗书方面的名声常被其书画收藏与赞助活动所掩。从其书法风格可以看出其书师法颜真卿，现存即有临摹颜真卿《争座位帖》书作，临作以忠实临摹原帖为主，较少个人书写意味，这在以“我法”的时代风格是不多见的。《争座位帖》为颜真卿最为杰出的行书帖，有使人感受到其忠义之气的字外之意，故而被周亮工赞为“足冠继古今”。周亮工在《题王若谷藏麻姑坛帖》中同样表现出对颜真卿的推崇：“弇州谓颜书骨露筋藏，以予所见若麻姑帖，则筋骨具藏。今之学颜者得其郛耳，安知其筋骨之所在。”[27]它特别强调颜真卿书法中的篆籀气息，这一观点曾在《广金石韵府》序言中有阐述。周亮工书法以颜真卿、黄庭坚为底，后取法金石碑版，于明末清初可谓独具特色。书于康熙二年（1663）的行书《七律》（图6），书法风格独特，虽为行书而实近于楷，并且可以看到很多颜真卿楷书的用笔与结体。首字的起笔，用点浑厚，十分接近颜真卿楷书中点的用笔。起笔较重，运笔又速度较快，形成起笔凝重、用笔干练的特色，结字的横折部分，表现出很强的颜真卿书法特点。

冯铨也存世一幅临摹颜真卿书作，内容为颜真卿《蔡明远帖》，作品无纪年，首行第二个字原本为“明”，临本为“公”，款署“铨临”，表现出对于颜真卿书法的用功。柳字具有中宫紧缩、筋骨多露的风格特征，而王铎《琅华馆学古帖》既拥有柳公权结体紧劲、刚健的神韵，亦具颜真卿的雄强茂密、浑厚宽博，并将篆隶精神融入其中的特色。它不以严整的楷书为主，而带有浓厚的率意与自我意识，其中心轴时而偏左，时而偏右，欹正相生，一改过去楷书章法工整、平衡的习惯。而小楷《米芾天马赋跋》（图7）与行草作品中的结体、用笔极为接近，中心轴变化不一，将它放大来看，仍显得苍劲浑厚，毫无软弱单薄之感；细察用笔、结体，多源自颜、柳，着重提按与回锋收束，倾向中锋运笔，同时兼具柳体的中宫紧缩与颜体雄浑宽博的特质，后人认为王铎书法“得清臣、海岳衣钵，往往纵横为之，如太白长篇，英雄欺人，晚年始一准于古法”“全用清臣、海岳、北海诸家，不只入山阴之室也”[28]。柳公权的书法特色是瘦而不枯、紧而不密、健劲淡雅，王铎也汲取柳公权在此方面的养分（图8）。

徐邦达在王铎的《楷书芜湖踞吴越赋卷》后题跋：“王觉斯楷法师学颜平原，盖人所尽知。”指出其学颜真卿为人所皆知。在他临摹颜真卿大历七年（772）的《八关斋会报德记卷》的卷末署：“此帧用颜平□□□□□□而杂以□□以己体录之。虽未及鲁公纯正，殊觉别有一种风致，尚未裱也。”表现出对颜真卿取法的兴趣。王铎在《题范宽雪山萧寺图》《李成寒林图》题跋中，结字凝重雄伟，古拙成趣，尤以林字，张力浑然天成，左右疏朗，真如其跋语古雅天成。另有《柏香帖》《八关斋会记》都有颜体的精神与特色，但趣味古雅、温润端凝是另一种风趣。足见颜真卿在王铎心中是有分量的，也正是王铎师出颜真卿的最佳写照，而《拟山园帖》所收录的《延寿寺碑》则忠于柳体。

在王铎《致戴明说札》册页中，收辑其二十九封手札。通过此册页，可以看到王铎与戴明说交流的频繁，其间内容更多涉及书法。例如第三封信札王铎夸赞戴明说的书法甚有体式，渐有老成，仍然需要继续学习“二王”。吴修《昭代尺牍小传》：“铎书宗魏晋，名重当代。”王铎曾对其弟王鑨表示：“倘吾兄弟他日得以诗文书法传，是亦不愧前人，勉乎哉，勉乎哉。”[29]“前人”即是他常指的“吾家逸少”。戴明说书法风格可以说紧跟王铎，两人交游时也频有相关酬赠书作传世，相信王铎的书法取法与实践对戴明说来说影响是重大的。他对以《淳化阁帖》为代表的“二王”书风曾倾心临习，顺治丙戌（1646）夏日，雨霁时和，王铎与九舅碧云披观书史，戴明说曾以良纸求其书，王铎为作《临书帖长卷》，书《淳化阁帖》卷四中王筠《至节帖》、虞世南《贤兄帖》、柳公权《圣慈帖》《伏审帖》等应酬。此外，两人多有书画赠答唱和，这些书作无疑也影响了戴明说。

三、小结

“书如其人”的观点符合儒家道德传统观念，认为道德缺失的书家，其书便不可取，史上如秦桧及蔡京等人书法，就因其人品遭人唾弃而不传。可以说对于书品与人品关系的批评，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认同其之间的关系，在书法上影响了书家的取法。对清初士人，以往只注意到他们对出仕决定的表面现象，并以此加之传统儒家标准评断其人格及道德，但却较少检视其在朝代兴替之际的遭遇及其学风的转变。“贰臣”书家群体在入清之后，自知身仕二朝大节有亏，“德行之知”无望，而转向“闻见之知”，表现为他们在清代学风上由“尊德性”到“道问学”的儒学潜移而做出自己努力的同时，书学观念中一直以“品高”“忠义”为根柢，书法实践也表现出以崇“锺王”“颜柳”为旨趣。

由此可见，本文所探讨的“贰臣”书家群体，无论是学习“锺王”还是取法“颜柳”，都可以看出他们从书学思想到书法实践都积极追求儒家的价值取向。他们依然践行儒家品格精神并将其人格化，呈现出儒家所谓的“以文卫道”。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为群体性的观念研究，对于每位书家的书学思想和书法实践，多从群体性着眼，其个性或出众之处本文则较少涉及。

注释：

[1]本文探讨的清代“贰臣”书家为入编于《贰臣传》，且在书法史上善书名或从事书画艺术活动的书家。以王铎、钱谦益、吴伟业、孙承泽、周亮工、冯铨、戴明说、梁清标这八位为“贰臣”书家群体代表。关于清代乾隆时期《贰臣传》引发对“贰臣”群体评价之风的转变研究，参见笔者《书史中“贰臣”书家观念的探赜》一文。

[2]高尚仁.书法心理学[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90.

[3][4][5]孙承泽.庚子销夏记[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6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7,6,26.

[6]王铎.米芾小字天马赋[G]//拟山园选集（王鑨刻本）卷三十八.北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11册：452.

[7]王铎.跋朱晦翁字卷.[G]//拟山园选集（王鑨刻本）卷三十八.北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11册：2.

[8]日本藤井有邻会藏.书道艺术[J].东京：东京平凡社，1974（9）.

[9]傅申.书史与书迹：傅申书法论文集（一）[M].台北：台北历史博物馆，1996：34.

[10]董其昌.容台集·容台别集·书品[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2007.

[11]曹建.晚清帖学研究[M].天津：天津美术出版社，2005：175.

[12]钱谦益.牧斋初学集[G].四部丛刊景明崇祯本，第八十五卷.

[13]钱谦益.牧斋初学集[G].四部丛刊景明崇祯本，第二十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