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侯刚（原启功先生助手）

1975年我来到北师大，知道有这么一位老先生是知名的书法家，又是文物鉴定家。1980年是陈垣老校长100周年诞辰，学校的领导特别重视尊师重教、尊老敬贤，决定召开纪念会来纪念老校长，就成立了一个筹备组。筹备组成员有陈垣校长的知名弟子启功、白寿彝、刘乃和，还有几位校长。启先生他们最了解老校长，所以承担的工作也最多。筹备组要办三件事：一是筹备纪念大会，二是要重印老校长的学术著作《励耘书屋》，此外还要出一本纪念集。在整个筹备过程中，启先生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对老师的崇敬和热爱，启先生是掏着心窝子来纪念老校长啊。

那会儿启先生年纪也大了，已年近70岁，但事无巨细，不辞劳苦。《励耘书屋》是木版印刷的，那些木版有八大箱子，当时已经捐献给国家文物局了。为了重印，年近70的启先生亲自带着我们去文物局开着小卡车拉了两趟才都给搬回来。开纪念大会的横标也是启先生自己写的。将近1米高的大字，启先生在家里把纸铺在地上，没有大抓笔，就拿抹布攥成一个团蘸上墨当大笔写。写一张，晾一张，晾得差不多了再铺上一张接着写，整整一个下午才写完。启先生对老师的崇敬和爱戴让我深受感动。

那是1984年，王梓坤校长看师大几位老先生年纪都大了，需要有人帮助处理些事务，就在校长办公会上提出来，给几位老先生找助手。启先生坚决不同意，他说经过了“十年动乱”，年轻人正需要补文化，他们很忙，我每天的琐事耽误他们的时间，增加他们的负担，我自己可以处理的。王校长就说外边来找启先生的人太多，得有人帮他挡挡驾，就让校办来做吧。那会儿我是校办主任，很自然的有些事情就帮助先生处理了。

1996年我该退休了，启先生说一事不烦二主，所以我就一直帮先生处理一些日常事务。比如说来求字的，就先记下来，再跟先生商量，哪些给写。启先生待人很随和，一般的都有求必应，还有主动给写的。记得有一次，启先生家的电话线断了（那会儿电话线是从窗户外头拉进去的，风吹雨打的，断了），平时他经常通过电话跟老朋友们聊天说事，处理一些事情，没电话太不方便了。我就找了电话室的小杨师傅来维修。电话恢复以后，启先生非常感谢这位师傅，问他叫什么，还给他写了幅字。写完了，又问他结婚了没有，得知他还没结婚，就说等他结婚的时候，再给他们夫妇写一个。这位师傅结婚时真的去找启先生了，启先生就又给写了一幅。

感受最深的还是启先生对老师的尊敬和热爱。启先生觉得自己是陈垣校长一手培养出来的，特别想做点什么来纪念老校长，于是就想筹集一个奖学金，用来帮助一些家庭困难的青年人完成学业，或者是奖励一些优秀的青年教师和学生。1988年，启先生写了一个计划，准备拿出100幅字、10张画进行义卖，筹集一笔钱作为奖学金。这个计划得到王梓坤校长的同意并签字。

启先生开始是在家里写字，但上门求字的人太多，根本静不下来，就让我帮他找间房。于是，我在管理学院找了一间房。启先生说这房是他用的，不是为公家，他在那里住，不能白占人家的便宜，嘱咐我一定要从他的稿费中支付房费。

到1989年底启先生完成了所有作品，1990年送去的香港。作品由荣宝斋装裱，我负责跟海关联系。香港荣宝斋帮助在那里联系展馆。活动非常成功，李嘉诚、霍英东、香港新华社的社长和许多知名人士都出席了活动。义卖共筹到160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了学校。在那个年代，这是全国金额最高的一次私人捐赠。当时校长提出来，启功先生捐的钱，就叫“启功奖学金”。启先生不同意，他说这个奖学金是为了纪念老师的，老师的书屋叫励耘书屋，意在鼓励耕耘，就用老师的书斋“励耘”两个字命名吧。“励耘奖学金”于1990年12月正式成立，1991年开始第一届颁发，非常隆重。

1984年，启先生和黄苗子、董寿平一起去日本办过书画展。展览结束后黄苗子和董先生先回来，启先生在日本多留了几天参观访问。之后启先生又去过一次。当时有个日本人叫何田致宏，办了好几个私人展馆。他很喜欢启先生的字，搜集了好多启先生的作品，准备在他的展馆里开辟一个启功书法艺术馆，但他只搜集到30多件启先生的作品，要专门做一个启功书法艺术馆还不够。经人介绍，何田致宏找到启先生，想请启先生给他写几幅作品，他购买后放在艺术馆展览。当时驻日大使杨振亚也知道这个事，知道这个人，见启先生时杨先生也在。启先生答应了，给了他两张画，25幅字，这样他一下子就有五十多幅作品了。启先生不但没有收他费用，还专门为艺术馆撰写了一篇文章，交代了这个事情的经过，这也是启先生为弘扬中华文化做的贡献。艺术馆开馆时，何田致宏邀请启先生出席，启先生带我一起去了，场面非常热闹，好多日本知名的书法家都去了。他们都是冲着启先生去的，想见见启先生，启先生在日本挺有影响力的。启先生特别注重礼节，每次去日本办展览，都要先去拜访中国驻日大使。

启先生留给后人最珍贵的财富除了作品还有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比如先生的爱国情，《淳化阁帖》的回归就很好地体现了启先生对国家的热爱。启先生有个朋友叫王方宇，是辅仁的老同事，跟启先生提到他有个学生叫安思远，美国人，手里有个宋代的《淳化阁帖》。启先生知道以后就想办法要让国宝回归祖国，说不见《淳化阁帖》他死不瞑目。那个时候文物局有一个外事处长叫王立梅，经常去美国出差，启先生就请王立梅帮忙找到了安思远，动员他带着这个帖来中国办展览。经过多方做工作，安思远同意了，在故宫办了一个安思远收藏的碑帖展，其中就包括《淳化阁帖》。这时候，启先生就约了徐邦达、刘九庵几位鉴定专家一起看了帖，确定是流传出去的宋代的帖。启先生就做安思远的工作，希望他把帖卖给我们。启先生还找来上海博物馆的馆长汪庆正当买主，给他讲这个帖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最后安思远冲着启先生的面子把这部帖卖给了我们。王立梅抱着这件国宝坐飞机回国，第一个先告诉了启先生，这个帖回来了。

尊师敬贤也是启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除了对陈垣校长，启先生对老先生们也都非常尊敬。他跟钟敬文先生关系很好，钟先生经常到他家去聊天，聊晚了回家，启先生都要亲自下楼把他送到家，自己再回去。要知道启先生自己也是位高龄老人啊。

(访谈、整理：于乐、谢雯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