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建军,顾兴德

（1.石河子大学 文学艺术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2.河池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河池546300）

传播学认为传播无处不在，传播将人们经验认识赋予一定的载体进行传播。传播决定对文化的认知[1]25。在文学传播中人们以文学的表达将经验认知赋予作品中，传播自我及世界，继而形成传播意义。文学表达的意义被人们所接受，并通过社会团体中的相互作用继续传播。文学在传播时需要找寻与人们所认同抑或理解的共同意义，从这个方面说传播毫无疑问具有社会性[1]282。人是群体的、社会的人，传播离不开人，关系是人际传播的核心[1]451。今天，我们进入了书商社会，传播把艺术和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正如洛文塔尔所说：“作家，当不被大众所接受时，自然会求助于书商。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损于品位。书商关心的是利益，他几乎从未考虑过写作问题。”[2]216利益关系成为一种无法消解的传播关系。但是在古代，文学的传播是如何实现的呢？“中国古代文学的产生是与传播同步的。由于不同时代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以及传播者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文学传播的方式和手段呈现为多样化的态势”[3]248。对于恪守儒家传统、重视人伦关系的中国来说，关系尤为重要。传播显然也是以关系为基础的，关系不同则传播目的、方式、意义也会不同。

文学的传播研究由来已久，很多学者对文学的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反馈以及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但是专门针对关系传播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以建安文学和建安文人作为研究对象，从关系传播中的权力关系、友情关系、亲情关系来分析建安文学传播特征、传播意义、文学功能的实现途径，探讨这几种关系传播下文学发展的景象及兴盛的部分原因。需要说明的是，论文所谈及的文学观念、文学样式是基于广义的文学观，文学观念基于“修齐治平”的作用，文学样式包括了当时的诗、赋、论、铭、赞、颂等诸多文体。希望窥斑知豹，就教于方家。

一、文以治国——权力关系传播促使文学发展环境向好和经国意义的实现

在古代传播中，权力传播是影响文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权力对待文学的态度与文学兴衰有着毋庸置疑的关系。曹魏时代，这一传播方式对文学发展的影响非常明显，其直接导致当时文学发展环境向好、文学教育兴盛、经国意义实现。

（一）上对下的传播

在曹魏政权中，统治者很看重文学之用。并通过权力的影响力将自己对文学的观念和喜好传播到权力下层。在他们看来文学不仅能排遣烦闷，更具教化民众、经世治国之用。曹操曾颁布《修学令》：“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以益于天下。”[4]14权力上层的这种传播目的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下层文人对文学的态度和功用的认识，继而激发了下层文人的创作热情。文帝曹丕则有“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看法。曹魏统治者对文学之用观念的传播使得下层文人身份和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文人不再仅仅是作文以遣兴，被统治者视为俳优，而是统治者的治国之能臣，各类建言献策的文章也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部分。与此同时，曹魏统治者亦通过政权的影响力网罗了一大批当时颇有盛名的文人。在“唯才是举”的政策下,当时的建安七子、繁钦、邯郸淳、杨修、路粹、应璩、吴质、韦诞、杜恕等一大批文人被招致麾下。曹植《与杨德祖书》言：“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4]335明帝也通过权力“征善属文者以充之”[4]66，并在太和二年将曹丕的《典论》刊石于庙门及太学：“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5]1102

在曹魏政权宽松的文学政策和传播下文学有较好的发展环境和能促进其功用价值、意义的实现。统治者不仅是以权力上层者的角色来号令文人修文学，营造重文学的创作氛围，而且统治者以身作则，参与引领文学创作，继而使得文学有良好的发展空间。魏祖曹操尚法家思想而为人“佻易无威重”[4]33，降及到具体文章风格则体现出清峻、简约的特点。如政令文就属于权力传播的范式，《求言令》《修学令》《求贤令》都文简而意明地申述自己求贤若渴的心理和唯才是举的理念。文帝曹丕也留有大量的翰墨篇章，在他权力身份和抒写模式的影响传播下，文人各类应制唱和之作不断涌现，蔚为大观。如同题赋在此时的大量创作。在文帝《叙诗》中：“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5]1091《三国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引胡冲《吴历》曰：“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4]54《典论·论文》则论文章的功用和价值，并对文学创作和文人进行了品评。在与吴质、王朗的书信中亦有关于文章的论述，《与王朗书》中：“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篇籍。”[5]1090统治者这种文学创作和观念的形成既包含了对文学传播目的的认识，也包含了对文章形式、创作风尚、内容等方面的看法和实践，对下层文人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在此种导向作用下文人创作的环境更加开放和自由，使得此时期文学言志、抒情更进一步。各类应制、劝谏颂赞之文、诗辞歌赋、政论文层出不穷。

“—般而言，政治地位高的作家，社会知名度也高，其作品在一定时期内更受人关注，传播也就比较及时广泛。”[6]12曹魏时期的文学传播更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统治者这种重视文学之用的传播观念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的繁盛，从而激励当时的文人以高昂的热情积极参与到诗文创作中来，从而促进了文章创作理论及审美观念的进一步发展，使得此时期文学发展一路向好。正如隋朝李谔曰：“魏之三祖，更尚文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7]1543此说虽旨在贬低曹魏时代之文风，但也从侧面证明了政权传播下权力对文学风俗之影响。

（二）下对上的传播

权力下层向上层的关系传播中，因传播对象是统治者，在传播目的、方式、表现内容、情感上也迥异于平等的关系传播。在传播过程中文人创作多迎合统治者的治国之需、审美心理、个人嗜好等，藉此达到向上的传播目的和实现文学意义。从这种关系传播上来看，下对上的传播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愉悦君主、歌功颂德之作。这类创作可分同题应制之作和纪行征战赋，诗文大多见于君主延宾高会、鸿色润业、表彰功烈之时。文人赋诗作文藉此助兴、歌功颂德。如王粲《寡妇赋》，陈琳、王粲并作《玛瑙勒赋》就是受命而作；再如《鹦鹉赋》《迷迭赋》《止欲赋》《寡妇赋》《车渠椀赋》是多位文人受命应制以下传上的代表。建安七子所作的公宴诗以及颂赞之文也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向上层传播。建安文人因身份地位的提高，经常随君王南征北战，在行军征战中文人颇多纪行诗文亦是以下传上的抒写，纪行赋如陈琳《神武赋》：“伫盘桓以淹次，乃申命而后征……克俊馘首，枭其魁雄。”[8]42以赋铺陈排比的手法描绘了魏武之师的英勇慷慨之气，藉以愉悦君主、耀武扬威。建安十四年曹丕和王粲同题《浮淮赋》，建安十六年徐干《西征赋》，均渲染了气势磅礴和纷纭幻变的武师战斗画面，进一步完善了“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9]156的文学功用追求。曹植《皇太子生颂》《甘露讴》《木连理讴》、王粲的《太庙颂》、邯郸淳《上受命述表》《受命述》，卞兰的《赞述太子赋》，孔融《六言诗三首》其二“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10]197，亦是这类传播的代表。此种传播实现了愉悦、激励君主的传播目的，同时又拉近了与统治者的关系，因为关系的变化，使得文人创作环境和生活体验也得到进一步拓展。“以下传上”既是权力的要求，也是当时文人实现政治理想和寄寓济世情怀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同时这种传播对创作题材和风格也产生重要影响。

二是讽谏君王、议政之作。对统治者的讽谏亦属于以下传上，臣对君讽谏在古代君臣关系之中有着优良传统。《礼记·王制》中载：“天子斋戒受谏。”[11]418《国语·周语》：“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12]11统治者重文章的教化之用，设采诗之官和献诗制度，君王藉此广听以正得失“美教化，移风俗”[3]10。降及建安，曹操《求言令》：“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4]17曹丕《戒盈赋》：“愿群士之箴规，博纳我以良谋。”[5]1073又延康元年《敕尽规谏令》中：“百官有司，其务以职尽规谏。”[5]1083高贵乡公曹髦在甘露二年五月发布诏令：“吾以暗昧，爱好文雅，广延诗赋，以知得失。”[4]85曹魏政权重视文章的劝谏之用，继承讽谏传统，向下广求良策善言，权力下层的劝谏之文则正是以下传上的关系传播，既呼应权力上层的需求，又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方式。

建安文人对统治者的讽谏之文大都“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9]614从历史兴衰史实中对统治者劝诫，以补阙时政。明帝时期，大兴土木，帝王留恋女色、玩饰，荒废朝政。史载：“百姓失农时，直臣杨阜、高堂隆等各数切谏。”[4]64讽谏之文如陈群青龙三年《谏营治宫室疏》《又疏谏营治宫室》，杨阜作《谏治宫室发美女疏》《谏营洛阳宫殿观阁疏》都劝诫君王务节约、惜民力。应璩也曾作《百一诗》劝诫讽谏曹爽。在讽谏文中，因传者和受者关系的不对等和不平衡，传统中崇尚微婉讽谏，《诗·周南·关雎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13]13。过于直露则易危及自身。最典型的就是孔融，他在《嘲曹公为子纳甄氏书》和《难曹公禁酒书》中，过于直露，“多侮慢之辞”“发辞偏宕，多致乖忤”[5]1062，使得曹操终于忍无可忍，罗织罪名将其杀害。对统治者的讽谏之文体现了文人秉承的讽谏传统和实践文章经国大业的功用，同时也实现自身的价值。这种以下传上的关系传播中文人馥采典文、宗圣经典、譬类引喻的政论文也大放异彩，如桓范作《世要论》十二卷，论及君臣之本、人伦刑礼、文章兵事。幽州刺史杜恕《体论》八篇，亦是从君王治国之用谈及。徐干《中论》在《修本第三》《务本第十五》《审大臣第十六》等篇目中谈及君王臣子之道。此类政论文是文人为实现三不朽中“立言”的重要体现，藉篇章留名后世、成一家之言。讽谏文和政论文的这种关系传播既是文人心系国家，以自身积极的热情“立德、立功、立言”来达到不朽，更是这一时期下层文人响应君王号令，继承文章功用意义来实现其传播意义和目的，同时也促进了此时政论文的发展。

三是下层文人举荐人才之作。选贤授能对治世御国具有重要作用，曹魏政权对人才的招揽和任用十分重视，曹操《求贤令》：“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4]19曹操又在诗歌中发“子衿”之思，都是统治者对人才渴慕的表现，文人则通过举荐文的向上传播来向君王举荐人才。

此类作品亦文质相扶，不失论辩之气。黄初四年，曹丕诏令公卿大臣举荐独行君子，司徒华歆向文帝举荐名士管宁，后又有陈群《荐管宁》、桓范《荐管宁表》、陶丘一《荐管宁》。这些举荐之文向统治者陈述所举之人的懿德美行，又褒扬君王任贤授能、申述被举荐之人对治国理政的作用。如陈群《荐管宁》先是引证汤举伊尹的事迹，又赞叹管宁“行为世表，学任人师，清俭足以激浊，贞正足以矫时”，最后言“至延西序，坐而论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5]1197。夏侯惠《荐刘邵》之文，论及刘邵品性、文章及其对国家之裨益。应璩《荐和虑则笺》《荐贲伯伟笺》亦述及人才的才能品性。从此类举荐文来看，下级向上级传播中除了谈及所荐对象的才能，也褒扬君王明举，如爱才之举比之于古之贤圣，再通过博古征引附以文采以实现传播对权力上层的有效性，也能看出关系不对等不平衡下文人的言说方式。这种传播是文人对曹魏政权广罗人才政策的一种积极回应，亦是对借古鉴今传统之文的继承和发扬。

权力是一种非平衡型力量。在传播过程中，由于传受双方所处的地位不同、社会角色不同，文学内容、个体情感受到权力的引导。在内容上以上层权力的要求为主，上层权力者处于自我监视较少且行为举止比较自然的身份场合下，随着权力递减，不确定性会增强。在个体情感方面服从于权力（国家）价值取向，权力是话题控制者，因为身份问题可能导致话题回避，不懂得被动策略选择的文人可能会出现孔融那样的结果。当然，也正是因为这种矛盾冲突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彼此制约的传播关系，对于推进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是明显存在的。我们也不难发现，如果权力高层本身也喜好文学，那无疑对于文学创作环境、文学表达的自由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传播形式是对文章经国之用最为贴切的回应。

二、文以会友——友情关系传播丰富了文学创作、促进了文学观念的交流

以文会友在中国文学中颇有传统，并形成良好的气候。这种关系传播使得文学交流成为建安时期文人间最常见的交友方式，诗文互赠酬答不仅促进了文学的繁荣，而且文人又获得对文学创作的共同感受，在创作中不自觉地表达出对文学创作观念的认识，继而促进文学的演变发展。

（一）以文寄情

以文会友基于平等的关系传播。它是在双方共同雅好文学，以诗文赠答来加深友情、感发己念。所谓同好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4]17。在我国“以文会友”有久远的传统，孔子所谓“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15]141。至魏文帝时《交友论》所云：“交乃人伦之本务。”[5]1091从“诗可以群”到曹丕《交友论》以“文”来加深友谊足可说明此种交流方式的重要意义。加之这一时期人性得到一定的解放，对个体情感和生命观照更加自觉，文学创作上缘情放言，被鲁迅先生称为“文学自觉的时代”[16]49。“世积乱离，风衰俗怨”[9]674的景象使文人鞍马间为文，横槊赋诗，抒契阔相思之情，马鸣萧萧中对友人的眷恋多于往日。在蔚为大观的建安文坛上，以友情关系为传播的诗赋篇章大有可观。从流传后世的篇章看，文人间诗歌的酬唱应和、同题之赋、书信往来、为友人作诔文等都是友情传播的佐证，并且形成了文学团体。《三国志》记载：“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幹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幹并见友善。”[4]358在以曹丕、曹植，七子为核心气候的文学友情团体中他们的文学交流传播以“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9]673的言说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建安时期“友情关系传播”首先应提及赠答诗。友朋间以此类诗“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9]66和“君子赠人以轩，不若以言”[17]257来相互诉说情志。其内容主要以“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18]56。曹植、王粲、刘桢、徐干、繁钦、邯郸淳、杜挚、毋丘俭等无不是此类传播的代表人物。如曹植《赠徐干诗》中：“惊风飘白日, 忽然归西山……亲交义在敦,申章复何言!”[10]451诗人先用起兴之笔描绘了纷纭世事，又申述了志士之望，因为自己的慷慨悲心而著诗，又着力描写友人的怀才不遇，替友人叹息不已，最后安慰友人良田终会受用，友人之间意在互相勉励。《赠丁翼诗》则回忆起往日饮宴欢会的场景，后又向友人谈及君子小人，劝勉友人行君子之道，终会荣身扬名。王粲的赠答诗多四言体，现留存有《赠蔡子笃诗》《赠士孙文始》《赠文叔良》（二首）《赠杨德祖》。刘桢赠答诗如《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赠徐干诗》二首，在《赠徐干诗》中“谁谓相去远，隔此西掖垣。……我独抱深感，不得与比焉”[10]370诗句表现了诗人对友人深切的思念之情。整诗情真意悲，展示了朋友间的深情厚谊。刘桢在另一首同题诗中“猥蒙惠咳吐，贶以雅颂声”[10]371则体现了朋友间临别赠言的风尚。应玚《公燕诗》：“开馆延群士，置酒于斯堂。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穆穆众君子，好合同欢康，”[10]383则体现出了友朋之间高会的同欢景象。这种基于平等的交流传播，不仅传达了个体性的情感，加深了友谊，实现了文学的意义，同时也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孔子在谈诗时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5]179赠答诗中的交流传播则体现了“诗可以群”的观念。从建安文学中留存的赠答诗可看出建安文人对共同的审美情趣的自觉追求和实践，也是个人生命体验的观照和对世事恩怨的一种抒写，也表现了此时的文学创作走向自觉、道路更为广阔。

建安文学在友情传播中除了用赠答诗来托诗以怨、寄诗以亲外，还有诸多文体也是友情传播中以文寄情的佐证，包括书信、赋、诔文。表现的情感如《文心雕龙·书记》中所言：“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9]456曹丕、曹植、陈琳、应璩等人正是此类文体互相交流传播的代表。曹丕有《答杨修书》《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与王朗书》，典型的《又与吴质书》中，首句：“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5]1089其抒发了思友之情，尽管以书宣志抒怀，也不能解思子之心，然后又追惜过往，回忆友朋群聚时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的欢乐场景，感念过去、痛惜眼前的离散之状及朋友的相继逝世、零落略尽，使得眼前的悲伤更加沉重，只能：“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5]1089曹植亦留下诸多与友人的书信，亦叙恩怨、述离别，如《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与丁敬礼书》。在《与杨德祖书》中，首先说“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5]1140，亦是友情的交流传播。除曹丕、曹植外，当时有其代表性的传播还有吴质《答魏太子笺》《在元城与魏太子笺》《答东阿王书》，陈琳《答东阿王笺》，应璩的《与满公琰书》《与侍郎曹长思书》等。为朋友作诔文则也是友情传播的体现,如王粲《阮元瑜诔》，曹植《王仲宣诔》等。

这类传播抒情目的非常明确，往往表达以思、以念、以亲、以怨的个人情感，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它的目的当然不仅仅是寄情，更重要的恐怕是通过“寄情”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亦即“以文达意”。

（二）以文达意

建安时期，文人间常“命友生，携同俦……悲风激于中流。且容与以尽观，聊永日而志愁”[19]183。在以文会友的过程中，在其诗文中除了寄情之外，更在诗文中传播交流了文学观念，表述自己对现实环境的看法以及自己的政治理想。也就是说以文达意在当时的传播中主要表现两种倾向，一就是对当时文学观念的探讨，另外就是对人生价值的探讨。

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传播交流了对文章观念的看法及七子创作优劣问题等。在《答卞兰教》中言及赋、颂两类文体之功用亦是以文达意的传播交流。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申述自己对当下文学的看法，批评文士不能自见，自负自家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心态，接着又引经据典论述古今文章创作之弊及其街谈巷闻的一些可采之处，最后说“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同好，此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5]1140。吴质在《答魏太子笺》中评论当下时文，卞兰在《赞述太子赋》中赞扬曹丕的《典论》。这些零散的文学创作观念的交流传播基于当时反映社会现实的创作和文人经验积累认识，成为我们了解一个时代文学观念的重要途径，对后世文论的影响和厘清文学发展规律的演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此类篇章中看出，文人将自己的文章和创作观念传达给同好进行交流，分享创作实践，继而在文人群之间形成一种契合共同审美范式的审美追求的创作观。大量同题之作、酬唱公宴之诗，也体现了文人在交流传播中对共同的审美情趣的自觉追求。

表述自己对社会环境的看法和申述自己的政治理想等也是建安文学友情传播中的重要内容，文人间彼此交流自己对现实的看法、人生抱负等话题藉此达意。如曹丕在《与王朗书》中谈及立功扬名、人生不朽的问题，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向友人申述自己将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的志向。曹植在《赠丁仪王粲诗》中则先向两位友人讲述随军出征之事，又向友人论及忠贞之则。孔融在《与王朗书》中言：“曹公辅政，思贤并立……策书屡下，殷勤款至。知棹舟浮海，息驾广陵，不意黄熊突出羽渊也。谈笑有期，勉行自爱。”[4]248向王朗谈及曹操为政爱贤的一面，并劝友人勉行自爱。

友情关系传播中，从表现上看是社交要求和友情要求。从深层次分析，是当时文人文学观念的表达，是觉醒文人审美追求的表露，是失意文人对权力不平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友情传播的传受双方是相对独立自由的，之间的关系较之于权力关系也相对自由。在这种传播语境中“真实意思”的表达也相对自由，因此它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文人观念、审美取向、社会现实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我们也应注意到，在这样一种传播语境下，由于个人特殊身份的交织影响，看似平等的传播中其实也存在着因为身份问题而带来的不平等，或者说友情关系传播中也必然带着权力的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我们更为谨慎地看待表达与接受之间的关系。

三、文以齐家——亲情关系传播促进文学意义价值的实现及对传统的继承

“中华民族形成的‘内在超越’的人文精神，在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表现出来的人伦秩序和‘尊老爱幼’观，有助于保持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在经典文学中就具体而微地集中表现为对亲情友爱的颂扬和彰显。”[20]70建安文学关系传播中除重视政权传播和友情传播外，也应重视家庭亲人之间的关系传播。亲情之间的关系传播体现出“以文齐家”的理念。这种关系传播在加强家庭血缘纽带关系、深化亲情、告诫劝勉亲人中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实现了文学的社会功用。以诗文篇章与亲人互诉离别相思之情，或以劝勉告诫之文砥砺亲人，或为亲旧作诔缅怀。建安文学亲情之间的关系传播是文学和谐家邦重要体现，也是对“齐家”理念的继承和文学功能的实现方式之一，同时也促进了建安亲情文学的发展。

（一）叙述离合

在传统伦理观念中人们对“齐家”十分看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5]3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重视“齐家”就要从基本的家庭成员关系出发，保持家庭稳定和谐。重人伦关系下“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5]263。《左传·文公十八年》又言及“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21]523的和谐理念。在亲情关系传播中，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的关系紧密贴近。血缘纽带关系使得文章在传播中寄予了更多的亲情观照和劝勉，尤以在天下多故、乱离悲辛的环境下文人感荡心志，对亲人的思念和抚慰在文学的表达中更能打动人心。建安十六年曹丕面对老母诸弟的相别不胜思慕作《感离赋》，“秋风动兮天气凉，居常不快兮中心伤……招延伫兮良从，忽蜘蹰兮忘家”[5]1073。面对亲人别离，以景抒情，踟蹰不知归路，只好托文述怀。同时曹植随众出征，离别其兄曹丕，亦有怀恋。作《离思赋》：“在肇秋之嘉月……水重深而鱼悦，林修茂而鸟喜。”寄托了自己对兄长的关怀和依恋。曹丕在黄初二年《改封曹植为安乡侯诏》，“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无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亲，舍而不诛；其改封植”[5]1078，叙述了兄弟之间的骨肉之亲，传播自己对亲情的重视和对亲人的无限关怀。曹植文中多能感受到对父母子弟的深厚恩情，在其二女弟被汉皇帝聘为贵人之时，面对二女弟的思念父母兄弟之情而作《叙愁赋》替二女申述悲伤、述契阔之思之情。《怀亲赋》则是怀念其父之作。再如黄初四年《赠白马王彪》组诗中亦是抒写骨肉血缘之情。其三：“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蹰。”[10]453诗文写了同父异母弟曹彪因为监国使者而不得相见的愤恨之情，将监国使者比喻为恶物。在其五中则因同去的曹彰因为在京城突然暴死而忧叹天命的不公，在诗中发出“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10]453-454的忧伤情怀。在第六首中，则对曹彪进行勉励安慰，与其悲悼伤神不如搁置旧伤，大丈夫志在四海万里，纵然相隔千万里但志向思念使得我们如同紧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10]454？又向其弟曹彪申述了兄弟之间的情谊不会因为时空而日亏，只是此时仓卒的相别使得悲伤郁积。第七首则是又劝勉其弟勿过伤怀，保重身体。明帝景初二年《追录陈思王遗文诏》表现出对亲故的重视和思念。应璩《与从弟君苗君胄书》向其从弟叙述自己的归隐之思和思念之情。刘桢赠送给自己从弟的诗《赠从弟诗三首》，在其诗中则不断勉励从弟要有高洁的品格、坚贞不屈的精神。诗中分别用苹藻、松柏、凤凰这三个意象来勉励其弟，寄托自己对其弟的殷切期望。

此类诗文在亲情交流传播中生动地表现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下的人伦亲情，体现了亲情关系在文学抒写下的言说方式，也是中国文学传统重家庭人伦观的具体体现。

（二）为故亲作诔

建安文学中，有许多为亡亲所作的诔文和悼念之赋也是亲情关系传播的重要佐证。曹丕为族弟文仲作《悼夭赋》寄托自己的哀思痛苦：“气纡结以填胸，不知涕之纵横。……仰瞻天而太息，闻别鸟之哀鸣。”[5]1073看到其弟的遗物而倍增伤感失落，连风声也呜咽起来。为曹冲所作诔文《曹仓舒诔》亦发愀怆之辞。在《武帝哀策文》中则寄托思念亡父的哀策之辞。曹植亦有为亲故创作诔文哀辞，诔文有《武帝诔》《任城王诔》《文帝诔》《大司马曹休诔》《卞太后诔》《平原懿公主诔》，哀辞则有为自己长女所作《金瓠哀辞》、为自己小女行女所作的《行女哀辞》、为魏太子中子所作的《曹仲雍哀辞》，曹植所作的诔文与哀辞则哀婉动人、意悲而远。如刘勰所说：“辞哀而韵长矣。”[9]213如黄初四年所作《任城王诔》中发“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饮泪，百僚咨嗟”[5]1156的悲恸之情；在《行女哀辞》中发“感逝者之不追，情忽忽而失度。天盖高而无阶，怀此恨其谁诉”[5]1158的慨叹之言。总之，建安时期为亲旧所作诔文哀辞多有其例，多表现人伦亲情。这类文章在此时的兴盛也是文学传播的一种延伸和扩展。

（三）劝诫之文

亲情关系传播中的劝诫之文，则出现于家庭成员对其有亲族子女的告诫。劝诫之文是对家庭关系伦理和血缘纽带关系的重视和认同，也是文章功用的实现方式之一。建安时期多有家庭劝诫之文，如曹操在临终之际对自己子女的劝诫，如《遗令》“吾在军中执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5]1068。再如《戒子植》中对曹植的勉励。曹丕《诫子》：“父母于子，虽肝肠腐烂，为其掩避，不欲使乡党士友闻其罪过。然行之不改，久矣人自知之，用此任官，不亦难乎？”[5]1091劝诫自己子女知错就改，秉持良好的行节。曹操之子曹衮也曾有《令世子》之文，告诫其世子为人处世的智慧和经验，如告诫：“接大臣，务以礼。……若犹不改，当以奏闻，并辞国土。”[5]1160则告诫子女为官处世的经验。王肃《家戒》在其中则申述了酒的利害，酒乃“所以行礼，养性命之欢乐也。过则为患，不可不慎”[5]1181告诫于家中宴饮宾客，不得强令饮酒，无需多只需行礼尽欢畅则足矣。刘廙亦有《戒弟伟》，在文中告诫其弟交友务与贤者交，慎重观其为人。此外太子文学王昶亦著有《家戒》[5]1255，从人子保身全行、孝敬仁义、立功著名方面进行劝诫告勉。文中多引用事例以证，谆谆教导己子为人处世之经验智慧。此类文章既是继承先秦以来劝勉之文的传统，也是“修身、齐家”和谐家庭思想的深刻反映。

亲情传播从传播层面来看，是一种合作行为的表现。从言论性质来看，主要体现为抒情性、分析性和抚慰性三类。此类传播的中心是曹氏家族，它体现了历史的本质特征：亲情关系是围绕在权力周围受到权力左右的亲情。统治者家族的亲情传播从表面看是为了思念亲旧、寄托哀思、教化子弟，从更深的层面来看，是为了树立形象，借此以文化天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学“后妃之德”的教化传统。

综上所述，从具体的关系传播学来观照建安文学发展演变的一些规律，发现不同关系作用下文学传播的方式、目的等各有不同。权力传播下使得文学发展的环境向好，文学“经国之业”的功能得以实现；友情传播是“诗可以群”传统观念的延续，文学审美意义得以实现，文学理论和批评得到发展；亲情传播下则是继承了文学的传统功能，使得文学的教育教化意义得以实现。当然，在传播过程中，不同的关系内在的权力运行模式不同，所以传播过程中传者和受众也存在着主动和被动的问题，主动传播、被动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播效果，这个问题需另文论述。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吴、蜀两国，虽与曹魏处于同一时期，但是因为统治者和官僚上层对文学的喜好都远不及曹魏，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支持文学发展的政策，文学发展和传播在他们那里缺乏气象，从而使得政治、社会、文化发展在历史的同期与魏国相比处于劣势。可见，文学之发展与传播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如何从政策层面、从权力层面、从创作者层面、从家庭层面更好地引导文学之传播，这也是今天仍然具有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