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彩云，王及斐

（兰州大学 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一、引 言

回顾20 世纪60 年代经济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状态，流派林立、群雄纷争的局面，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学科的全面发展。而现代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能或多或少地在以往学说与学派的杂呈式发展中找到解决的办法和启示。因此，对学术思潮和学派的重新审视，有助于我们对目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作深入思考，能够使现代经济学研究更加全面地认识和更好解决当下面临的一些重要经济问题。新制度学派作为20 世纪60 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派，被视为“异端”对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视野中，研究新制度学派会发现，其有些学派观点和学术认识不乏历史高度和前瞻性，能够帮助我们厘清当下中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境。基于此，本文希望通过重新梳理和回顾新制度学派的学术思想，在“西为我用”的学术态度下，冀以从中挖掘对新时代背景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益借鉴和启示。

二、新制度学派的渊源

（一）历史渊源

二战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助推资本主义国家在短期内取得迅速发展，与此同时，生产过剩的危机和经济波动也更加频繁，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在理论创新上，一方面，认为刺激需求可以应对失业、抑制需求可以减少通胀的凯恩斯主义在面临20世纪60 年代末和70 年代初的“停滞膨胀（滞胀）”现象时，陷入两难境地，凯恩斯主义不断衰落，主流经济理论解释经济问题的说服力出现危机。另一方面，在战后20 多年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主流经济忽视技术进步与制度演化的思考范式，已不适合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改革制度的呼声在经济发展受阻时此起彼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制度学派作为一支新的复兴学派，出现在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多种“病症”并发的特定条件下，以既反对凯恩斯主义又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异端”流派地位应运而生。

（二）理论渊源

新制度学派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德国早期的历史学派。19 世纪初，德国出现以国家干预为特征的历史学派，与欧洲自由主义相抗衡，并在德国占据长达80 多年的主导地位。早期制度学派于19世纪末20 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它的一些思想是从历史学派的观点演变而来的。其创始人凡勃伦综合进化论、历史学派和美国实用主义的分析方法，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将经济问题的研究核心转到制度上，并开启了“制度主义”范式的学派研究。20 世纪70 年代，新制度学派继承制度学派的“凡勃伦传统”，以新的姿态站在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以制度分析为范畴，从制度方面、结构方面分析垄断资本主义。因此，新制度学派也成为同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具有影响力的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流派。

三、新制度学派的革新

新制度学派存在诸如唯心论、研究方法的不科学等问题[1]71-75，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野中屡遭批判，但是其作为新兴学术派系，在制度学派基础上，有其时代创新性。因此无论是对当时美国经济还是对学术流派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学术思潮的革新

在制度学派之前，经济学一直在倡导自由主义和主张政府管制的两种思潮中不断前行。19 世纪到20 世纪，以亚当·斯密倡导的自由主义，经过边际革命，将自由主义的倡导理念凝结在新古典主义范式中推向高潮。20 世纪30 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从需求管理的角度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管制作用极大地突出。两种思潮从流派发展、政策主张、利益集团站队等方面交织在一起，推动经济学不断发展。回顾经济学说史，任何学术流派的背后都有两股学术思潮的选择踪迹。新制度学派作为带有历史学派、制度学派“基因”的学术“异端”，从新兴之初就摆脱了在自由主义和政府管制之间作出选择的固有思维范式。新制度学派强调从制度和结构因素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其对制度的重视程度超乎学术思潮的跟随。因此，新制度学派以制度为核心，对于自由主义和政府管制的取舍和重视，只是服从于其对制度的研究，这无疑在学术思潮上是一次标新立异的革新。

正因为在成立伊始新制度学派没有自觉选择在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中站队，所以，其在具体学术思维上才有所突破：

首先，对学术传统的突破。区别于古典范式，把经济分析的视野纳入微观领域，新制度学派继承制度学派整体的研究方法，注重从整体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但又不同于凯恩斯。凯恩斯研究总体是以总量即能用数字表示的经济活动水平，而新制度学派所指的整体，是超越总量概念的经济整体，是整合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影响等不能用数字表示的经济概念，相应地其研究视角也分化到部门和结构之中。

其次，对研究焦点的拓展。纵然新制度学派存在于制度学派的基础上，其与凡勃伦时期对制度研究的焦点却出现偏差。早期制度学派更多地研究制度的内涵，而新制度学派不断拓展制度研究的外延，并且分析研究方法也区别于早期对宏观制度的研究，而进一步聚焦于对具体制度实践的研究。很好的一个例证是，早期制度学派研究企业权力制度，而新制度学派不仅研究企业权力，也注重研究社会权力。

最后，对经济学研究的扩张。新制度学派不仅主张在内容上对制度研究进行拓展，也主张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应该扩大，应将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内容纳入进来[2]491。同时将经济学伦理的思维带入研究范畴，在经济价值基础上引入“文化的价值”①文化的价值大体包括社会的公平、生态的平衡、都市的整洁以及美、尊严、生活乐趣等。，认为经济价值和“文化的价值”在经济发展中同等重要。这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在发展过程中忽视非经济因素的一种反思，通过把非经济因素纳入分析问题的框架，增加了考量经济发展的维度，促进了跨学科的发展，是一种进步的经济学研究的扩张。

（二）学派发展继承和革新

新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制度学派在不同时代经济条件下的继承和革新。首先，制度学派进化演进的思考方式，为制度变迁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学派抓住演化这个主题，迅速形成制度主义的研究逻辑和主线。其次，新制度学派中以缪尔达尔为代表的人物，将制度研究引入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思考中。很难说，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部门分析特别是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与新制度学派没有丝毫关系。最后，处于目前经济学发展的动态前沿，建立在贸易范畴下动态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新结构经济学，部门化、结构化的分析方法也能寻找到新制度学派有些观点交集，比如既定技术结构与制度、要素结构演进间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人们在西方经济学流派中，对新制度学派的认知还存在差异。具体体现为对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学派的不同划分。徐桂华等对三者进行过理论探讨，并提出早期制度经济学、后期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划分[3]13-17。但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流派对三者的划分还是独立分开的。概念界定不清晰造成很多研究谈及新制度学派的内容时总是将其与新制度经济学混淆，对新制度学派的研究被随意扩大。

（三）制度范畴下学说的创新

新制度学派和制度学派一样，除了在一些逻辑（制度范畴和价值判断标准）、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存在一体性外，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新制度学派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析方面，主要体现在：

第一，对企业权力的制度分析。对企业权力的制度分析，也称“权力转移论”，其产生的背景既与当时技术发展、社会进步引致的大公司出现和中小企业依旧存在的经济背景有关，也与正统经济学在研究中忽略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发生改变有关。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认为，在中小企业仍然具有存在空间和价值，新的大公司不断出现的现代资本主义时代，专门知识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改变着企业权力结构。专门知识使企业权力转移到专家组合手中。随着企业的不断扩大，一方面，股份持有者面临持股分散的危机，股权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专家组合主导权力的保护性和积极性目标提升大公司的实力。这样大公司企业的权力结构朝着有利于形成竞争优势的方向转移。同时，由于小企业的权力还是掌握在股东手中，但因为其没有专门知识，在市场上小企业处于不利地位。

新制度学派在企业权力的制度分析上，被一些学者批评是荒谬的，认为其脱离生产资料的归属关系，而且背离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辩证关系[4]39-42。之所以这样，既因为当代经济学发展受古典和新古典范式影响，对企业权力概念的定义不清、新制度学派对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没有很好理解有关，也与其只关注制度变迁的结果而不注重其本身的内在逻辑有关。实质上，新制度学派“权力转移论”如果更好地体现在研究企业成长过程和企业内部权力分配方面，无疑是对现代企业理论的开创性发展。

第二，对二元体系理论的探讨。二元理论体系是新制度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基于企业权力结构的分析后，进一步将分析的视野扩大到市场范畴内，提出的“抗衡力量”论。新制度学派认识到在大公司和大量的、分散的小企业者之间形成两股对抗力量，即计划体系力量和市场体系力量。在整个经济社会中，计划体系力量起主导作用，大公司富裕，小公司贫困，而同时政府又跟大企业的关系密切。因此，加尔布雷斯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存在的问题在于两大系统权力不平衡导致的大企业对小企业的剥削。进一步，他提出政府应该出面协调两股力量，使经济脱离扭曲化发展。

可以看出，新制度学派对二元理论体系的探讨有以下两点理论意向：一是其认识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对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挤压；二是政府在平衡两股力量中的必要作用。这是该学派否认市场机制具有自动均衡的有利证据。更进一步，可以从两个方向来重新审视新制度学派二元体系理论，一是大企业内部自我拓展的边际问题，即后来新制度经济学学派提出的企业边界问题。垄断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博弈，才使垄断没有走向一统性的大市场机制。二是新制度学派或许敏锐觉察到，尽管以制度分析为范畴，但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两股思潮在分析中已经难以避免，甚至在不得已时还应将其作为制度分析的工具。

第三，在“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理论上取得进展。“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理论是制度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缪尔达尔提出的。缪尔达尔“对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精辟分析”形成了所谓的“循环积累因果联系”[5]。该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赢得各种赞誉，威廉卡普认为，“它是新的社会经济分析方法的新的规范”[6]217、231。在这个理论中，缪尔达尔把经济制度看作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部分。在动态社会中，各种因素都存在相互因果关系，所有因素互因互果，具有积累效应。在该理论中，缪尔达尔提出“扩展效果”和“回荡效果”，揭示了积累效应的内在逻辑。有力地说明了经济学的研究应该把非经济和经济因素放在一起，特别是制度因素的必要性。

第四，对经济伦理问题的初涉。正统经济学在假设好经济人条件后，在其分析范式中再不涉及经济伦理问题的讨论。然而，新制度学派作为双重批判学派，对传统经济学的伦理假设也给予批判。首先，对于增长的问题有着更加全面的要求。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一味强调经济增长的结果，忽略对人们生活改善的考察，使新制度学派对这种经济伦理判断产生了怀疑。因此，新制度学派以“信念的解放”旗帜鲜明地倡导经济学摆脱西方经济学只重视经济增长而忽略人们生活改善的社会改革计划。其次，在缪尔达尔的理论中，他从平等问题的研究入手，考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平等问题。在这一范畴内研究平等问题，无疑拓展了研究关系，即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等各种因素出发来研究经济问题，这样也在另一个层面增加了对经济发展成果如何考量的思考。为此，缪尔达尔本人也提出，一国为了求得发展，就必须顾及各种影响发展的因素，而非仅考虑经济因素[7]10。

综上而言，新制度学派的思想是承前的，体现为它与制度学派在学说上内在逻辑的连贯性；也是独特的，表现为其在学术思潮和制度分析上的独创性。尽管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或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待新制度学派时，其理论出发点、逻辑分析过程，甚至以制度分析的结果是偏颇的，甚至是荒谬的；但是考虑到学说发展时代局限，其创新部分整体来说还是融合在经济学大学科发展中为我们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视角和方法启示。另外，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也可为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例如目前如何脱离“量”而重视结构改革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如何从制度演进的角度看待国有企业改革以及结构性改革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中国经济发展的可能实践借鉴及启示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可能实践借鉴

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制度改革进程中在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两个维度上的重要内容。新制度学派主要核心思想在二者的改革中有具体体现，我们可以在改革实践中借鉴新制度学派的一些内容探讨两者的具体推进路径和思路。可以说，新制度学派的思想和方法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启示性，可以作为重要借鉴，推进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改革。

1.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不难看出，新制度学派在企业权力方面的改革，总体是以促进企业朝着具有经济效率和市场活力的方向发展。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是建设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有企业的改革面临着朝经济利益还是向社会效益改革的诸多方向性困境。趋利还是趋稳①国有企业改革的稳，从目前对文献的梳理来看，是社会性问题，即能反映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是国有企业目前改革中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在具体改革路径中，国有企业内部权力改革，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力量构成的市场体系的建设，都能寻找到新制度学派所倡导制度改革的契合点。制度改革的本身，要基于一个能更好地促进企业经济性和社会性并重的制度建设，这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所在。这无疑与新制度学派对企业改革方面的思路暗合。

当前，国内较有影响的关于国有企业的理论范式，是张维迎的产权改革论[8]和林毅夫的剥离负担论[9]。前者由团队生产理论出发，主张从构建完全的独立的市场主体出发，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后者从国有企业多重社会目标的任务出发建议剥离国有企业的负担。梅洁认为，这两种改革范式要么不利于揭示国有企业的实质问题，要么对问题的深入研究略存缺憾[10]36-39。实质上，这两种分析范式所支撑制度改革背后的学术争议是新古典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争论，是新自由主义和政府有为之间的争议，尽管这两种分析范式有助于认识和一定程度上解决国有企业改革的部分问题，但其思潮的争锋胜于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探讨。较为趋热和趋实的探索，是目前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然后决定国有企业的孰走孰留，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的研究共识[11]5-24。这是符合国有企业亟待改革的实际的，也是实践证实行之有效的。

新制度学派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可以提供一定借鉴，在于对留下来的一部分国有企业如何改革思考，如何避免与民争利和经营效率低下的两难困境[12]5-13。这大致从三个方面可以探讨：其一，国有企业权力的分配，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遵循。新制度学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技术阶层和专家组合为框架的企业权力结构演变。这似乎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即形成一个以集技术、市场开拓、组织管理等为一体的“专家团队”，可能会解决企业经营效率和竞争力问题。然而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需要破除的不仅是基于技术层面的制约，更重要地是超乎技术层面即经济效率创造的结果为谁服务的问题。这就关系到国有企业改革中企业权力的分配问题。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对“权力”的定义，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和基础问题在于如何在党组、现代企业治理体制中形成一个分配和融合机制，如何形成一个既能体现国有企业的社会性又能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和效率的行之有效的国有企业委托机制、监管机制。因此，国有企业改革中“专家组合”的构建是一个关键核心，这是一个制度演进的问题。其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权力分散问题。不能存在绝对权力，又要引入市场的因素，怎样把握这个度？新制度学派提出的保护性目标和积极性目标，可能在国有企业成长的增值保值，同时兼顾分配等社会效益方面有很好的发挥余地。其三，具有计划因素的国有企业和具有市场因素的中小企业关系的恰当处理，可以为国有企业的成长提供有利环境。新制度学派对中小企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予以肯定。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仅要从本质上、运行模式上进行制度设计和改革，也需要培育有助于国有企业成长的外部环境。培养有利于创新驱动和以技术阶层为核心的中小企业，不仅能够增强市场活力，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能推动国有企业朝着具有竞争力的方向改革，体现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使命。

总而言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受政府和市场思潮交织的影响，尽管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取得根本性胜利，但对更有效率和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改革应从制度方面进行探索。目前的改革，应该彻底认清楚陷入新自由思潮和政府主导思潮带给世界经济发展周期跌宕的路径轨迹，应该意识到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技术变迁和制度演化的双重挑战，要从制度的视角再次认识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制度改革。而制度的视角，是兼顾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市场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重递进目标的延伸。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

新制度学派强调的“制度—结构”的分析方法，可以在生产性和消费性结构失调的问题上用以借鉴。必须指出，新制度学派是以演化的、整体的方法来批判传统经济学均衡分析的方法的，但在注重结构变化特别是由技术变革引起的结构演进方面，新制度学派的有些观点可以继续挖掘，拿来解决当前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的问题。这是一种方法和思维的借鉴，看起来是离开新制度学派回归均衡，实质是跳出传统均衡，寻找制度改革本身的一种均衡。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特征越发突出，需求不足的同时面临着供给侧调控的迫切性。经济总量朝着中高档速率继续增长的同时，由技术变革和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结构性问题凸显，供给侧改革一度趋热。技术的变迁，一方面淘汰了落后产能，提升了普遍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等要素匹配能力出现问题，供给在生产方面出现低水平过剩。在需求端，TFP 因素、要素红利等提升居民消费能力，高消费、高教育和高品位的消费需求难以满足。从新制度学派的视角看，这是长期注重量而非深入到具体的结构以及结构质量所导致的，是忽视“质”的结果。

回归到新制度学派的内在核心，我们看到，目前无论是需求管理和供给改革，内在逻辑都是通过结构上的调整使经济回到一种均衡的状态，这可能与新制度学派的重心有所一致。但是，从改革的路径上，新制度学派并不能提出行之有效的举措，但从原则上应重视以下两点：一是结构的调整以“质”为重，而不是以“量”。但目前的改革围绕“量”改革的趋势占据大部分。以“质”为标准的结构性改革，应兼顾供需双方，增效而不是增量。这样去看，所谓的供给侧改革不应单纯从供给侧来考量问题，而更准确地表述其为以需求为引导的供给侧改革才恰当；反之，需求调控也应如此。二是，怎样的结构改革结果才是有效率的？是均衡好，还是略有偏颇好，这恐怕是一个既与发展阶段有关，也与社会因素、政治因素等非经济因素有关的学术思考和实践探索过程。这也正好吻合新制度学派拓展经济学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初衷。

（二）对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再回顾新制度学派，尽管其被视为庸俗的非科学的，内容是零散的，它的理论分析也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改良派，其有些社会改革的主张也只是不切实际的空想[13]48-49。但也应看到，新制度学派有些观点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有利借鉴的。从社会运营的整体特征来看，我国现阶段的好多经济特征与新制度学派假设的背景很吻合，例如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问题、结构改革问题等。所以，很多对新制度学派的本土化思考，对解决我国现阶段面临的诸多问题有所裨益。

应该明确的是，新制度学派是西方国家从自由主义向有政府参与的新自由过渡的过程中产生的，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好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路径，这两种过渡现在处于彼此融合、相互难以辨析的状态。因此，对于新制度学派有些观点的借鉴，既需要有历史的认识，警醒资本主义发展环境的背景和内容，也需要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融合特征与学说本身创新之处有所思考和挖掘。这是无论研究社会主义发展还是进行学术研究必须遵循和明确的。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新制度学派能给我们带来如下启发：

1.转变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

对于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理论都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区分。而且，无论是人类发展指数的构建还是国际组织对一国发展情况的测度，都已用多因素多维指标进行衡量。理论和实践已经充分揭示发展应该是全方位的。新制度学派一向认为，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核心在于在什么样的制度结构的基础上增长和稳定。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2000 年以来，我国热衷于对GDP增速和增量的追求，一度形成区域间、省域间的GDP“锦标赛”。环境问题、民生问题一度被忽略，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我国的社会性质决定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单纯是一个经济目标，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目标。范家骧认为，新制度学派“公共目标”的提出，不仅代表着使社会上的每个人在权利和收入上达到均等，同时个人能够发挥自己的独立性[14]52-63。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能把生产的不断增长、物质产品的不断丰富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目的，而要考虑其他方面的平衡发展，特别是关心人、培养人、注意人的价值。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人真正“成其为人”的社会，是人的自由、人的解放的高级阶段。十九大报告指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对发展的衡量一定有所改观。新时期下对待发展问题“信念的解放”将有助于我们思考和把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物质文化需要的深刻内涵。

2.正视教育和创新

新制度学派对科学研究和教育问题给予高度重视，这为我们强化科技创新和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参考。但是，需要意识到教育问题和创新问题容易形成一个悖论，即教育过度和创新不足悖论。这也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的一个不利局面。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对教育事业和科学技术事业给予极大的重视，教育投入和科研投入也在促进我国经济快速提升中发挥了助推性作用。但是在2008 年金融危机引致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后，教育发展也出现一些制度性失衡问题，如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技术培训等严重失衡，这是一个长期的结果。这些失衡突出表现为教育过度和创新不足。如何解决这个悖论呢？出路应该在于“牵线搭桥”，“牵线搭桥”的做法在于成果转化，着力点在于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一方面有利于消化科研成果，从科研成果的需求侧进行拉动；另一方面，有利于创造就业，吸纳受教育资源存量，解决教育失衡问题。对中小企业的优点新制度学派有其独特的认识，但在缓解上述悖论方面，其给我们留下了思考和挖掘的启示点。

3.坚定深化改革

新制度学派所持的改革是一种结构改革、制度改革的学术观点。其所处于新古典范式主导的自由主义是以垄断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其在一定层面揭示了这一改革路径的弊端和不足，有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改革的一些关键特征。我国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逐渐走了一条从管制式的商品经济向全面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路径，从改革的艰难性、时限性上说，比任何资本主义的改革都艰巨。不仅如此，我们的探索理论指导是滞后的，同时也要面临资本主义理念和实践上的指责和冲击，在国际贸易实践中还面临西方国家对我们市场经济地位的否认，等等。因此，如何在新时代下继续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显得异常重要。如果把资本主义的改革和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相对比的话，抛却意识形态和所有制形式，我们会发现，这两条改革路径是相向而行的融合式的两条平行改革轨迹。这其中伴随着“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的经济学思潮。因为是相向，所有彼此都存在可以借鉴的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要有理由充满改革自信，要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社会主义结构改革和制度改革注入活力，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丰富内容，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条区别于西方国家走向成功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