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鹏

（敦煌研究院 敦煌文献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30）

佛教作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宗教，到隋唐时期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佛教对敦煌文学的深刻影响，不仅突出表现在对敦煌写卷中的诗偈、变文、歌辞、佛赞等大量佛教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等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对敦煌写卷中的佛教灵验记中。在这批佛教灵验记作品中，虽然文学描写在其中不一定占据主要地位，但有些作品的故事情节曲折有致，人物形象个性鲜明，生动感人，而且颇有辞采，具有较强的文学性。故笔者拟对敦煌写卷中佛教灵验记的内容及其文学表现，进行简要的分析考察。

一

佛教灵验记作为证实和解释佛教轮回果报思想的辅教类作品，专门搜集记录社会上流传的种种佛教灵验故事以及相关的奇闻异事。佛教认为礼敬或轻慢三宝①佛教三宝指佛、法、僧三宝。一切之佛，即佛宝；佛所说之教法，即法宝；遵照佛所说之法而修行的人，即僧宝。佛者，觉知之义；法者，法轨之义；僧者，和合之义。对人会产生某种灵异感应，由此产生了种种灵验故事的传闻，而记载这种佛教灵异性质的故事传说，就形成了后世流传的佛教灵验记。唐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应录》卷上开头有云：“夫三宝利见，其来久矣。但以信毁相竞，故有感应之缘。自汉泊（洎）唐，年余六百，灵相肹向（按：“向”，或当作“蠁”。肹蠁，灵感通微之意。），群录可寻。而神化无方，待机而扣。光瑞出没，开信于一时；景像垂容，陈迹于万代。或见于既往，或显于将来，昭彰于道俗，生信于迷悟。”①《大正藏》第52 册，第404 页。佛教往往利用世人趋利避害、求福远祸的心理，以神异故事的形式，宣扬神佛灵验感应之说，诱导世人怖果修因，止恶行善，诵经信佛。

灵验记属于“释氏辅教”类作品，对于这类创作，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六朝之鬼神志怪书”的概括最为简明，云：

释氏辅教之书，《隋志》著录九家，在子部及史部，今惟颜之推《冤魂志》存，引经史以证报应，已开混合儒释之端矣，而余则俱佚。遗文之可考见者，有宋刘义庆《宣验记》，齐王琰《冥祥记》，隋颜之推《集灵记》，侯白《旌异记》四种，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顾后世则或视为小说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32 页。。

其中既说明了释氏辅教之书的存在状况，同时也指出这类书散佚较多，内容多是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目的在于“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后世甚而有将其归为古代小说的范围。

在我国，巫的起源很早。傅勤家认为我国古代神道主其事者即为巫、祝、史，而巫、祝、史在三代之前就已产生③傅勤家：《中国道教史》，上海书店，1984 年，第44 页。。巫、祝的主要职能是卜筮吉凶和祈福禳灾，所谓巫能以歌舞降神，祝能以言辞悦神。巫的职责是托言能把神的意旨通过卜筮传达给人，而祝的职责是通过祈祷，托言能把人的愿望申诉于鬼神。统治者也常常要把自己的旨意披上神的外衣，来驯服被统治者，巫、祝就成为完成这一使命的中介。《礼记》卷32《表记》有云：“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④〔清〕朱彬撰，饶钦农点校：《礼记训纂》，中华书局，1996 年，第792 页。古人相信天上有上帝存在，管理着人间，并把许多自然现象当作上帝对人间的启示或遣告。李养正在谈到鬼神崇拜时说：“远在公元前一千几百年前的殷商时代，史前的自然崇拜已发展到信仰上帝和天命，初步建立了以上帝为中心的天神系统，原始的鬼魂崇拜已发展到以血缘为基础，与宗法关系相结合的祖先崇拜……人们相信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或后果，都是天神意志的体现，而天神意志与情绪，是依世人对他崇拜的程度以及行为的善恶而作为报应的。”⑤李养正：《道教概说》，中华书局，1989 年，第3-4 页。这是我国古代较早的天人感应之说。古代圣人以神道设教，实行神道政治。许地山说：“神教政治底精髓是以天底威灵寄托于天子，天子殁则为祖先在天之灵，以监察人间的行为和降下祸福。”⑥许地山：《道教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124 页。相传孔子整理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其中就记录了不少天变灾异现象。对于灾异现象发生的理解及其反应，汉人又继承了商、周的思想⑦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25 页。。从先秦时流行的天命神权、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观念，到秦汉间的神仙灵怪之说、黄老思想，特别是东汉时期谶纬之说的盛行，随之出现了许多祥瑞灾异、神化帝王和河图洛书、占星望气等说法，到魏晋时谈论神灵怪异成为一时之社会风气。东晋时干宝的《搜神记》即是记录历史或现实怪异传说的汇集。在体制上，其中有不少作品只是粗陈梗概，甚或为“丛残小语”，内容上搜集种种民间灵异传闻，演绎鬼神故事。干宝在《搜神记自序》中，说明编撰此书的主旨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昌明灵异鬼神之实有。

敦煌写卷中的佛教灵验记多是佛教僧徒信众所作，创作主旨与干宝《搜神记》相一致，也是为了说明佛教灵验并非虚妄，而是一种真实存在。敦煌写卷中佛教灵验记通过对许多佛教灵验事件的具体描述，说明信仰佛教、诵经念佛，以及在特定情境中称念佛菩萨名号都会产生灵异的神奇感应，这不仅可以救助世人摆脱当前的危险或灾难，而且即使到了阴司冥间，生前的罪业也可藉此消除，有的还能得到延长寿命的福报。佛教灵验记作为宗教宣传作品，既有较强的文学性，同时也强调它的实录性，并且往往是通过对灵验感应事件过程的记述，以故事的形式来展现。正如敦煌P.3877 卷和P.3898 卷《大唐内典录·历代众经感应与敬信》中所说：“受持读诵，必降征祥；如说修行，无不感通。”“或七难由之获销，或二求因之果遂。”杨宝玉在《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一书的《绪论》中指出：“在某些特定的宗教环境、宗教活动中，有些信众就产生了一些特定的心理体验并有意无意地将之放大，张皇于人，好事的信众又将这些宗教情感、宗教体验与宗教愿望、文学想象等结合起来，渲染加工成了大量的佛教灵验故事，文化水准较高的佛教徒更把它们记录编写成文字并广为传播，从而形成今日我们仍能看到的各种佛教灵验记。”①杨宝玉：《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2 页。

二

敦煌写卷中佛教灵验记有着一定的外来文化影响，为我们展现出了新奇多样的宗教生活世界，其中汇集的故事涉及印度和古代西域地区如安西、于阗等地的传闻。据杨宝玉统计，敦煌写卷中保存有佛教灵验记写卷60 余件，抄本达17 种之多②杨宝玉：《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4 页。。佛教灵验记具有鲜明的宗教宣传特征，其中除宣扬佛菩萨信仰外，还有不少佛经信仰，以及真言咒语的信仰，宣扬信仰佛教的种种功德，同时也有训诫僧俗、止恶行善的道德教化目的的内容。宣扬诵念的佛教经典有《法华经》《维摩经》《华严经》《观音经》《涅槃经》《金刚经》等。如敦煌P.2094、P.4025、S.4037、俄藏Дx.514 及《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等五个写卷保存有《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其中称“依法受持《金刚般若》，功德最大”，可以延年益寿，甚至到冥间阎罗王所，也可藉此免除生前罪恶，得以死而复生；又云“常持《金刚经》，冥使三度追不得”，且得放还，常现神光护佑。此经火烧不损，历年不坏，而且长期诵持此经，还能收到刀砍不死之神效。最后称“流传此经，功德最胜。……若能抄写此文牓于寺壁上者，功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宗教宣传的意旨十分显豁。而敦煌写卷中尤以读诵《法华经》的种种灵验记载为最多。

敦煌P.3916、P.3236 卷《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经》首先指出“书写供养，不可穷述”。其中叙述波罗奈国的一位长者，家中十分富有，只有一男，一天忽然得病，百方求医救治，也不见好转，命在须臾，恓惶不已。邻居有一长者来到其家，劝其以素帛书写《佛顶心陀罗尼经》三卷，在佛前烧香转念。其子疾病很快好转，夜里还得到阎罗王所差鬼使相告：“长者此子命根只合十六，今已十五，唯有一年。今遇善知识故，劝令书写此《陀罗尼经》，得延至九十。”其中还讲述有位妇人常供养《佛顶心陀罗尼经》，但因三生前曾置毒药，煞他命。怨家遂托生母胎，抱母心肝，令其千生万死，闷绝号叫。生下孩儿，特地端严，相貌具足。然不过两岁，又以身亡。如是三次，妇人痛切号哭。感得观世音化现，对妇人说：“不用啼哭。此非汝男女，是弟子三生前中怨家，三度托生，欲煞母不得，为缘弟子常持《佛顶心陀罗尼经》，并供养不阙，所故煞汝不得。”观世音菩萨还使冤家作夜叉形，对妇人说：“缘汝曾煞我来，我今欲来报怨。盖缘汝大道常持《佛顶心陀罗尼经》，善神日夜拥护，所故煞汝不得。我此时即蒙观世音菩萨与我授记了，从今永不与汝为怨。”后面又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写此经三卷，于佛室中以五色杂彩囊盛之，乃至或随身供养者，是人若住若卧，危险之处，当有百千那罗延、金刚密迹，大力无边阿吒钹拘罗神，身持剑轮，随逐所在作卫，无难不除，无灾不救，无邪不断。”宗教主旨也很明确。

敦煌P.2099 等30 多个写卷保存有《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记述张居道因嫁女，屠宰牛、羊、猪、鸡、鹅、鸭，未逾一月，卒得重病，因尔便死，唯心尚暖，家人不即葬之。原来是冥司四使来追，棒打索牵，送往地狱。张居道谓“俗世肉眼，但知造罪，不识善恶”。冥司使人对张居道说：“汝但能为所煞众生发心愿造《金光明经》四卷，则得免脱。”居道承教，连声再唱：“愿造《金光明经》四卷，尽形供养，愿冤家解怨释结。”冥司状报：“世人张居道为杀生故，愿造《金光明经》四卷。依科，其所遭煞并合乘此功德随业化形。”又说：“居道虽煞众生，能设方计，为其发愿修造功德，令此债主便生人道。既无执对，偏词不可悬信。判放居道再归生路、当宜念善，多造功德，断肉止煞，勿复悭贪惜财，不作桥梁，专为恶业。”张居道因此如从梦归。接着又写居道讲述复活因由，发心大造《金光明经》，断肉止煞。又记述温州安固县丞妻，病经一年，绝音不语。居道闻之，为其夫说：“如此之状，多是冤家债命文案推断未绝。”劝其急造《金光明经》，分明忏唱，最后其妻病痊愈。因此感得温州一郡所养鸡、猪、鹅、鸭肉用之徒，全部放生，家家断肉，人人念善，不立屠行。这种风气也波及邻近州县。这篇灵验记较长，最后以宗教劝诫结尾，云：

“当今所煞无所征效者，斯是众生业满合死，故无报应。只是尽此人身，还作畜生，被他屠煞。若众生日限未足，遭人煞者，立被言讼。今时世人卒死及羸病连年累月，眠中唱痛，狂言妄语，并是众生执注，文案一定，方始命终。一切众罪，忏悔皆灭，唯有煞生，忏悔不除，为有冤家专心讼对，自非为其修造功德经像。或被人所遣，或事计难禁，煞事不已者，当生惭愧，为其伤叹，将刀所煞，如割己肉。或衒卖与人，取其财价以为丰足，须生悔过，速写《金光明经》。忏悔功德，资益冤家，早生人道，拷讼自休，不复执录。善男子善女人等，明当诫之！”

敦煌P.3126 等卷《冥报记》（又称“《还冤记》”）还有以历史人物沮渠蒙逊与昙摩谶的因缘故事来解释附会佛教的报应之说。沮渠蒙逊(368—433)，即北凉太祖，临松卢水(今甘肃张掖)人。公元401年，沮渠蒙逊攻灭段业，遂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412 年，迁都姑臧，称“河西王”。昙摩谶，即昙无谶，中天竺人，佛教著名译经师。约在北凉玄始十年(421)，沮渠蒙逊占领敦煌，迎昙无谶到姑臧，请他翻译《大涅槃经》。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听说昙无谶的种种才能，派人到北凉迎取昙无谶。当时北魏国力强大，沮渠蒙逊不敢拒绝，而又担心昙无谶到魏国之后对他不利，于是假装赞助昙无谶出发，暗中却派刺客在路上将他杀害。《冥报记》记沮渠蒙逊最后被昙摩谶的阴魂用剑击打而死，以此来抒发人们对昙无谶被无辜冤杀的愤怒不平及怀念之情。其云：

沮渠蒙逊时，有沙门昙摩谶者，博达多识，为逊之所信重。魏帝便遣李慎(顺)拜逊为凉王，仍求昙摩谶，蒙逊吝而不与。昙摩谶意欲入魏，屡从蒙逊请行，蒙逊怒，杀之。既而左右常白日见昙摩谶以剑击打蒙逊，因以疾而死。

敦煌P.3142 卷《羯谛真言灵验记》则结构完整，情节曲折生动，叙述条理，语言简练形象，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堪作一篇唐传奇读之：

唐大历年中，峡内暮山悬属河，河次有井，井侧有庙，号曰“白龙庙”焉。其庙靠悬崖横广，风殿含木，云栱画梁，凡参游者，心寒毛竖，无敢仰而视之。虽怀暴恶，能应祷祈，敬慢二徒，祸福两验。因使乡村祭祀，春秋继时，每须酒馔、钱财、白马、室女，所献斋足，则丰稔人安，一物若亏，则伤苗害众。其女，村邑遍户轮输之。

后至乡人丁会，有女名春娘，年十二，婉娩，性行贤和。父母虽重于心珍，祭献难逃于神魅。于时乡村人众与丁会亲属，送春娘并白马酒馔钱财等至庙，祭讫，舍之而归。

春娘并马列于庙前，怨气凝而雾拥眉头，恨泪〔流〕而血斑衣袂。至日暮，春娘身心开悟，知佛慈悲，发意告投，望垂救护。作念次，忽见一老人语春娘曰：“汝但念《羯谛真言》，必脱灾难。”于是春娘随老人口诵二七遍，忽闻一声，其犹雷震，天地岌然。乃见老人变身为神，望庙喝之，随其喝声，有一大蛇白色，从石井而出，身长数丈，泣血而终。

至明旦，春娘父母并村人众至庙，欲葬其尸，乃见春娘兼马并在。询问缘由，具陈上事。

是知正以敌邪，妖不胜神。自此永绝变怪，实因《羯谛真言》灵验者哉。遂以所现形仪图画，并事由闻奏，宣流九土，遍示见闻。即说消灾真言。

其中善于通过营造特定的情境或氛围，来表现人物内心的不安或怨恨。如“其庙靠悬崖横广，殿风含木，云栱画梁，凡参游者，心寒毛竖，无敢仰而视之。”“春娘并马列于庙前，怨气凝而雾拥眉头，恨泪流而血斑衣袂。”还有，敦煌S.3092 卷《还魂记》写禅僧形象，云：“目比青莲，面如满月，宝莲承足，璎珞庄严，锡振金镮，衲裁云水。”宛若一幅形象庄严、面相丰润的菩萨图跃然纸上，生动逼真，体现出高超的文学表现技巧。

敦煌写卷佛教灵验记有不少写冥间世界，如《道明还魂记》《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黄仕强传》《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刘萨诃和尚因缘记》以及敦煌变文《唐太宗入冥记》等。敦煌P.2136 等10 个写卷保存的《黄仕强传》，揭露冥司官场的丑恶，云：

仕强行，又得十步，守文案人①人，敦煌写卷又作“鬼”。唤仕强住：“汝有钱否？与我少多，示汝长命法。”仕强云：“无有多钱，唯有卅余文，恐畏短少。”守文书人云：“亦足，何必须多。汝还家访写《证明经》三卷，得寿一百二十岁。”

阴司守文案鬼竟然明目张胆向黄仕强索要钱物，宗教与利益相连，权力与强索交织，像一幕活脱脱的现实人间官场丑剧的翻版。然而，这无疑也大大降低了宗教的神圣性与未来世界的公平性。

总的说来，敦煌写卷中的佛教灵验记作为宗教宣传作品，多是从信仰角度来记录种种传闻和神异事件，或是以此来进行创作。这一方面为后世的佛教灵验记提供了较为固定的程式和极好的范例，以至“宋以后的灵验记无论从情节、结构上，还是从故事内容、宣传效果上，甚至从故事里宣扬的感应因由等方面，都已经很难摆脱唐以前灵验记的窠臼”②杨宝玉：《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7 页。。另一方面，敦煌佛教灵验记除表现出较强的文学特征之外，同时还经常强调自身的真实性及记述的实录过程。这与唐传奇也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③王志鹏：《试析敦煌讲唱文学作品的小说特征及其与唐传奇之比较》，《敦煌研究》2000 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