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阿城的《棋王》是80年代“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它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尤其是道家和儒家的思想。本文拟以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2010年修订的《棋王》英译版本为例，考察译者对其蕴含的道家的“道”和儒家的“仁爱”思想的传递和再现，深入分析译者在翻译中国传统儒道文化时所采用的策略，发现无论是音译、直译、文化补偿，还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译文都始终遵循与原文形式上尽可能严格对照，内容上则忠实传达。杜博妮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她主张立足于中国文学的个人翻译观，一反翻译研究界长期被“欧洲中心主义”话语统治的局面。

关键词：《棋王》;传统文化;“道”;“仁爱”

作者简介：马缓缓，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翻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Tittle： A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King of Chess： A Case Study on Bonnie S. McDougalls Revised Version in 2010

Abstract： A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e “Root-seeking” literature in the 1980s， The King of Chess contains abunda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specially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Taking Australian sinologist Bonnie S. McDougalls revised English translation in 2010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transmiss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 thoughts of traditional Taoist and “benevolence” of Confucianism， furthermore， makes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strategies she used in translat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is found that all the strategies like transliteration， literal translation， cultural compensation， and the visibility of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she used always follow the original form and content as strictly as possible. The main reason behind McDougalls choice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is that she advocates a personal translation view based on Chinese literature itself，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long-term domination of the “Eurocentrism” discours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Key words： The King of Chess; traditional culture; “Taoist”; “benevolence”

Author： Ma Huanhuan is lecture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nd Ph. D. Candidate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Her majo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E-mail： 201831080043@mail.bnu.edu.cn

一、《棋王》及其英文译本

作为80年代“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棋王》自出版以来就受到了海内外的关注，一度形成“阿城热”现象。“尋根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小说，“带有建构民族文化的宏大理想”（杨健 359）。《棋王》的成功与其带有这一建构理想和所蕴含的民族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因此，只有对此进行充分的解读，才能理解小说的内核和价值。国内学者季红真洞察到阿城借用传统思想建构民族文化理想的努力，他认为阿城的小说之所以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是因为他看到了“使中国小说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自觉努力，本身就代表着一部分青年作家们的共同努力，预示着一个正在兴起中的文学流派的成熟”（季红真 49）。大多数学者就《棋王》的道家美学展开了深刻而细致的讨论，苏丁、仲呈祥撰写了两篇文章来论述阿城作品中的道家思想。他们认为王一生下棋“仅仅是为了以棋解忧，追求一种超然忘我的解脱和个人人格的自由。他的这种浸润着道家哲学的人生态度，其实正是中国历代身处乱世的正直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心态”（苏丁 仲呈祥21）。李涛进一步指出，《棋王》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既出世又入世”（李涛 20）的儒道哲学精神。海外学者也对阿城《棋王》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相应的评论，雷金庆（Kam Louie）认为，《棋王》体现了“避世”和“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Louie 82）。可见，围绕“中国传统道家和儒家思想”这一视角对《棋王》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英语世界先后出版了《棋王》的两个翻译版本，一个修订本，他们分别是：1986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he Chess Master，译者为詹纳尔（William Jenner）;1990年伦敦柯林斯出版社出版的Three Kings： Three Stories from Todays China（其中包括The King of Chess），译者为澳大利亚学者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2010年杜博妮对自己先前的翻译进行了修订，更名为The King of Trees，并由美国新方向（New Directions）出版社出版。在这两位译者的译本中，詹纳尔的译本“并没有从译者角度提供任何副文本”（李慧 139）。然而，杜博妮却是典型的将翻译与文学批评贯穿于一体的西方汉学家，她在翻译小说的同时，往往喜欢在译作中添加副文本，例如注释、前言或后记。在2010年《棋王》修订版中，杜博妮对1990年的版本做出了很大的修订，删除了其中的名词注释，究其原因，恐怕与她对译文设定的目标读者有关。在后记中，她明确指出该译本是面向“那些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读者”（McDougall 193）。这印证了1991年她在《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困难与可能性》（“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in Transla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一文中表达的翻译观：“以一般读者为目标的文学翻译中，最好避免在文本中以数字或其他符号标记的脚注或尾注：它们都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McDougall 48）。此外，在后记中，杜博妮详细介绍了阿城的生平及其生活的大环境，重点分析了《棋王》的核心思想内容和语言特征，为西方读者阅读《棋王》提供了很好的指引。后记的结尾，她提到“阿城小说语言的丰富性和微妙性使得翻译异常困难”（McDougall 193）。在充分肯定这部作品价值的同时也道出了作为一个译者的艰难之处。

然而，《棋王》虽有两个英文译本，一个修订本，但国内对其关注度并不高。通过CNKI数据库的搜索，只能搜到三篇相关研究，其中李慧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对比了两位汉学家杜博妮和詹纳尔的《棋王》英译本，她认为杜博妮的文化诗学视野聚焦“中国文本和文化，对中国政治历史、文化传统和语言特色的深入研究促进了文化系统和文学体系的互构和互动”（李慧 137）。这是一篇从微观角度入手进而升华到宏观的层面的研究，细致而又深入，对本论文的撰写颇有启发。付文慧从影响翻译选材的角度出发，考察了中国“寻根文学”的英译意识，认为出版机构和译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取向是影响选材的关键因素（付文慧 1035）。由此可见，国内对其英译本的关注度较之其他同时期作家（如：苏童、贾平凹、莫言等）的英译本来说，相对较低，对《棋王》英译本中“中国传统道家和儒家思想的传达和再现”的研究也远远不够。本篇文章将以杜博妮2010年的修订版的译文为考察重点，原因有三：一是杜博妮的翻译版本为《棋王》提供了副文本（后记），无形中构成了一种以翻译为形式的内部文学批评;二是通过OCLC-WorldCat搜索发现，杜博妮的译本在世界各地的馆藏量遥遥领先于詹纳尔的版本;三是本文重点考察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的状况。总之，本文将以杜博妮2010年英译修订本为例，考察其对中国传统道家和儒家思想的传达和再现，深入分析译者的翻译策略及其原因，以期为阿城作品英译研究添砖加瓦，同时加深对原作的理解，进一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提供一定的借鉴和指导。

二、道家思想的传递：“反者道之动”

随着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文学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和深入，读者的兴趣和要求的逐步提高，中国当代小说正在逐渐摆脱作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社会、历史窗口的一般性读物，而是被作为文学作品来读，西方读者开始关注小说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越来越有兴趣了解中国文学、文化中存在的异质性。杜博妮2010年的修订的《棋王》译本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棋王》是一个借用“道家”的语言和符号讲述的故事。《棋王》中，王一生遇到的下棋“老师”是一位拾荒的老者，他给王一生的建议：“咱们中国道家讲阴阳，这开篇是借男女讲阴阳之气。阴阳之气相游相交，初不可太盛，太盛则折。”（阿城 15）这段文字的措辞和哲学理念，毫无疑问都是道家的。乍一看，很容易让读者以为这是“道法”的一段文字。我们来看看杜博妮对这段文字中道家文化负载词，例如“道家”、“禅”、“阴阳”的翻译：“Our Daoist ancestors stressed Yin and Yang， and that the opening chapter used the male and female principles to explain the spirit of Yin and Yang. The spirit of Yin and Yang cleaves and couples. In the beginning you cannot be too bold， if youre too bold you breach”（McDougall 75）。（文中的下划线为笔者所加，下同）很显然，杜博妮在这里主要采取了“音译”的翻译策略，分别译为“Daoist”、“Chan”，“Yin and Yang”，充分凸显中国文化的异质性，表现出中国中心的翻譯立场。笔者认为译者选择音译的翻译策略主要基于这样两个原因，一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及其国际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因此具备了对独有物质和文化的命名权。二是这些文化负载词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廖七一 232），很难用英语相对应的词汇承载并传达其丰富深刻的意蕴。当然，这样的翻译也会存在一定的问题，对于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来说，完全不知所云。他们对这些核心词的所指和内涵毫无概念，这无异于没有翻译。正如谢天振教授所提出的，翻译确实存在“时间差”（谢天振 8）的问题，翻译是不同阶段的事情。得益于早期传统文学的外译，译者假定了大多数读者对以上文化负载词有了一定的了解，才在翻译中做出如此抉择。此外，为了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和地位，《棋王》尽可能以古文言式的句法翻译传递道家思想，尤其是对常用的古汉语四字结构的翻译。例如：“太盛则折，太弱则泻”（阿城 13）。杜博妮的翻译：“Too bold you breach， too weak you leak.”（McDougall 75）这里的翻译可谓传神，不仅对照了中国古汉语四字的形式结构，而且还照顾了其声音节奏，前半句的翻译押头韵/b/，后半句押类韵/i：k/，使西方的读者更进一步地领会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精髓与美感。

其次，老棋手又说，“若对手盛，则以柔化之。可要在化的同时，造成克势。柔不是弱，是容，是收，是含。含而化之，让对手入你的势。这势要你造，需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即是道”（阿城 13）。这一段是对道家核心思想“柔弱胜刚强”、“反者道之动”的经典阐释。杜博妮的翻译：“If my opponent was bold I should use softness to assimilate him， but while assimilating him， I should create a winning strategy at the same time. Softness isnt weakness—it is taking in， gathering in， holding in. to hold and assimilate is to bring your opponent within your strategy. This strategy is up to you to create; you must do all by doing nothing. To do nothing is the Way”（McDougall 75）。译文中“assimilate”一词的使用，将对手与我融为一体，浑然天成。杜博妮用三个并列“动词ing+介词”的英文短语“taking in， gathering in， holding in”传达“是容，是收，是含”，将柔弱的内涵层层递进，表达出“柔弱者生之徒”的道家处事做事之道。紧接着，她将“道”一词译作“Way”则是沿用了二十世纪亚瑟·韦利对《道德经》前二十五章中“道”的翻译，朱文静和孙毅认为，将“道”这一宏大深厚的中国哲学概念传递给西方读者，必然要考虑到西方人的接受程度及现有的知识背景，即《圣经》翻译中多处对“Way”的论述与God紧密联系（朱文静 孙毅 90）。基于这样的考虑，杜博妮在翻译“道”这一词时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很显然，“Way”一词的内涵很难等同于“道”本身，退而求其次将“道”翻译成“Way”实属无奈。谢天振在译介学理论中，也谈到自己接受埃斯皮卡的“创造性叛逆”，指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特别具有研究价值， 因为“这种创造性叛逆特别鲜明地表现出文化的扭曲和失落、集中地反映了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所受到的阻滞、碰撞、误解、扭曲等问题”（谢天振 34）。杜博妮的翻译在尽可能传达原文本的基础上做出一定的让步、妥协，这也是对中国文学在离开本土语境走向他国世界时所面临的一次考验。

最后，再来看看阿城对王一生在最后的决胜局中的描述：“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阿城 53）苏丁和仲呈祥认为这一段的描写“更是冥合于老庄的玄远之境”（苏丁、仲呈祥21）。这正是道家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杜博妮的翻译：“Wang Yisheng was sitting alone in the center of the arena， staring at us， his hands resting on his knees， apparently seeing nothing， hearing nothing——a slender iron rod. High above， an electric lamp cast a dim light on his face： his eyes were deeply sunken， as dark as if they had seen boundless worlds， an infinite universe”（McDougall 118）。译者对这两组四字词的翻译，忠实于原文中对道家文化思想的传达，“seeing nothing， hearing nothing”，这样的译文可谓传神，不仅形式上完美对照，而且在内容上译出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 113），“惟恍惟惚”凝神遐想的道家精神境界。紧接着“boundless worlds， an infinite universe”，用四音节的boundless和infinite，由外而内，从形式溯及内容传达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老子 62）的道家宇宙观。这难道不正是杜博妮“将道家文化研究付诸翻译实践”（李慧 142）的例证吗？此外，译文还补偿了中文表达中没有单复数的习惯，打破时空界限，物我浑然一体的宇宙观跃然纸上。

总之，杜博妮对道家思想的翻译体现了一名优秀译者的特质。在音译，照顾原文文本声音节奏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让原文与译文达成妥协，较好地传达了原文本自身的行文节奏，再现了原文本物我浑然天成的道家哲学思想。杜博妮翻译中使用的策略体现了她对翻译的态度，以及拥抱世界文学的广阔胸怀。难怪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盛赞杜博妮的翻译，称赞她的这三篇中篇小说（指的正是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很有艺术性”（金介甫 138）。

三、儒家思想的传递：“仁爱”

除了道家思想以外，阿城的《棋王》还从“孝”、“义”、“忠恕”等不同角的度阐释了孔子的“仁爱”思想，作品中散发着浓厚的儒家气息，这是一部兼具道家和儒家文化思想的作品。王一生在面对家人、朋友和事情的处理上，闪现着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朱熹 29）。母亲临终前留给他的无字棋，王一生 “一直性命一样存着”，这是对上文孔子所谓“孝之至”的具体体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朱熹 50）儒家思想中的“仁”道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爱自“孝”而生。因此，王一生无法理解倪斌将自家祖传的一幅棋拱手送人，转而说道“我妈留给我的那副无字棋，我一直性命一样存着，现在生活好了，妈的话，我也忘不了”（阿城 45）。杜博妮的翻译：“The blank chess set that ma left me， Ive always guarded it with my life. Even if its not too hard now to earn a living， I cant forget what she told me”（McDougall 108）。译文中“guarded”这一词的使用，使得王一生留心守望，警觉的情感跃然纸上。译者忠实的传达出了王一生珍惜母亲留给他的遗物的强烈情感。再者，当他要去参加“九局连环的车轮大战”比赛，在那要紧的时刻，他依然不忘母亲留给他的遗物，嘱咐叙述者“我”：“书包你拿着，不管怎么样，书包不能丢。书包里有……我妈的无字棋” （阿城 49）。祈使句是汉语和英语常见的一种句型，可以用来表达建议、命令、请求、规劝等意义。杜博妮的译文“Take my bag， and dont lose it whatever happens. Its got... Mas blank chess set.”（McDougall 113）在传达“书包不能丢”这一祈使句时，同样使用了“dont+动词原形”的英文祈使句结构，这种颇具命令和请求口吻的意图得到了精确的传达。杜博妮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使得这种细腻的情感充分的得到了传达。这也在贯彻译者提出的实现“译文与原文的等效”（杨健 45）。当王一生最后在“车轮大战”中胜出时，他依然不忘母亲，呜呜的说：“妈，儿今天……妈——”（阿城 55）这意味深长的长叹包含着多少想对母亲说的话，这种想说又没有说出来的意蕴萦绕在读者的心理，久久不散。在这个关键的情境中，杜博妮的译文“Ma， today， I... ma... ”（McDougall 120）将原文中自称的“儿”转化为英语读者更好理解的“I”，突出王一生这一主体，可谓形神兼具，不仅在形式上很好地对应了原文，而且在思想的传达上也做到了极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折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朱熹 30）。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朱熹 242）是也。杜博妮把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孝”以及“父子有亲”的思想忠实的传递到了西方，呈现在英语读者的面前。

其次，当倪斌用自己的家传物件作为王一生参赛的交易物时，王一生大惊：“那是他父亲的棋呀！东西好坏不说，是个信物。倪斌怎么可以送人呢？”（阿城 45）“父亲的棋”是父亲传给他的传家宝，杜博妮将其译文“family treasure”，对其进行了文化上的补偿，把这棋的贵重性凸显了出来，其贵重不因其材质，只因其是父亲所传。最后王一生决定，“我反正是不赛了，被人做了交易，倒像是我占了便宜。我下的赢下不赢是我自己的事，这样赛，被人戳脊梁骨”（阿城 45）。这是孟子在梁惠王章句上中所说的“曰义何必曰利”的真实再现，王一生守住自己的“义”，实乃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也。杜博妮的译文：“Anyway， Im not going to play in the tournament as part of a deal; it would look as if I was pulling strings. Whether I win or not when I play is up to me， but if I entered the tournament like this thered be a lot of spiteful gossip”（McDougall 108）。把“占了便宜”译作“pulling strings”，意为幕后操纵，走后门找的关系。因此，王一生决定拒绝参赛，这就将原文中的前因后果忠实的传达了出来。“这样赛，被人戳脊梁骨”的译文用“if”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补偿了原文中没有的条件，实现了动态对等，以完全自然的表达方式将王一生重“义”的内在情感显现出来。杜博妮的译文是站在中国文学本位的立场上，做出了充分传达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尝试和努力的译者姿态。

最后，《棋王》中还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忠恕”之道。“棋道”的最高境界就是“以和为胜”。在与脚卵下棋时，王一生在走过三十几步后，说：“重摆吧”（阿城 32）。在这里，杜博妮的翻译“Lets set them up again”（McDougall 94），并没有过度翻译将其译为“game over，lets have another round”，而是非常克制，没有任何渲染的笔触，将王一生含蓄内敛、以和为贵的思想传达了出来，诚如阿城的行文一般，拙朴而又克制。以致到最后，看客们都不知道是谁赢了。《棋王》的最后一部分，描述了王一生的“九局连环的车轮大战”，从“棋呆子”向“棋王”的转变，也是阿城的点睛之笔。经过艰难的一整天的“鏖战”，最后只剩下隐士老者，他走出来说道：“老朽有幸与你接手，感触不少……不知你可愿意平手言和，给老朽一点面子？”王一生从僵硬的神情和躯体中恢复过来后，说：“和了吧”（阿城 54）。“I am most fortunate that in my declining years you have stepped forward to take my place... I wonder if you would agree to a draw and not disgrace an old and feeble man？ ”（McDougall 119）杜博妮将“感触不少”译作“you have stepped forward to take my place”，加入了译者自己的解读，将王一生视为隐者的接班人，将棋道继续传承下去。杜博妮在这里采用的翻译策略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能动性。正如上文提到的，杜博妮此译文的目标读者是几乎没有中国历史和文化背景的西方读者，有鉴于此，她把抽象的原文本具体化，传达出她所理解的文本中想要呈现的“代代相传”之意。紧接着，将“给一点面子”这样的肯定句式，译作“not disgrace”这样的否定句，强调了老者不愿意承认自己输棋的结果。杜博妮将“和了吧”译作“Its a draw.”传达了夫子“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

总之，《棋王》中展现的是对家人的孝，对朋友的义，对对手的恕，这都是儒家经典大“仁”的思想内涵，而杜博妮的译文忠实的传达了阿城原文的传统思想。当然，在原文意思模糊不清的时候，译者也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使原文离开本土语境在新的语境下得到重生，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跨文本重生。

四、结语

翻译不是单纯的词对词的语言符号之间的简单转换，而是植根于两种具体的社会语境中的文学艺术的再创造。通过上文选取的原文以及对应的英文译文，对照发现，杜博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翻译称得上是中国当代小说英译的绝佳范例。杜博妮面对道家、儒家传统思想的翻译采取了灵活的翻译策略，无论是音译、直译、文化补偿、译者主体性的体现等，都始终遵循译文与原文形式上尽可能严格对照，内容上的忠实传达。杜博妮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她主张立足于中国文学的个人翻译观，一反翻译研究界长期被“欧洲中心主义”话语统治的局面。因此，她的译文读起来没有一丝生硬牵强的痕迹，自然流畅，很好地传达了原文的文学效果和儒道思想内涵，个别处的译文堪称绝妙，令人不得不拍手叫绝。

就像本雅明所说的那样，“译作是因为原作而产生——然而却不是原作的现世，而是原作的来世（afterlife）”（本雅明 322）。《棋王》能够得到西方读者的接受，首先得益于作品本身的魅力，但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杜博妮等人对其进行翻译的努力。杜博妮翻译的《棋王》为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首先，立足中国文学与文化，不刻意迎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努力将小说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其次，翻译除了呈现其基本要素，如人物、情节之外，还应尽可能忠实地传达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内涵，从而激发西方读者進一步探索中国文化的兴趣。最后，理论无用论，绝不拘泥于某一种翻译策略，必要的时候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从而更好地传达出原作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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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翁逸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