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战争小说承载着民族历史、文化记忆、人文关怀、和平愿望等历史传播责任，与情感认同、心灵见证及价值判断等个人理性诉求。井伏鳟二战争小说作为日本战时文学和战后文学结合体的代表，从《花之城》到《遥拜队长》再到《黑雨》，看似在渴望和平、谴责战争，实则假借人道主义的立场，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宣抚”、为日本战败不断诉苦、为遭遇原爆的日本民族呼喊，经历了“共建（大东亚共荣）——（战争）毁坏——（原爆）毁坏与（家园）共建”这样的毁坏与反毁坏、撕裂与反撕裂的价值判断过程，表达了对日本集体主义民族精神的渴望和诉求。正确认识到井伏鳟二战争小说的这种精神诉求，有利于撕掉日本战争小说“受害论”的虚假面目，有利于挖掘日本“新历史教科书”问题形成的原因，并全面理性地认识日本战争小说的特点。

关键词：井伏鳟二;《花之城》;《遥拜队长》;《黑雨》;毁坏与共建;精神诉求

基金项目：本文是作者主持的曲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井伏鳟二文学中的战争问题研究”（XSK201522）的最终成果。

作者简介：徐凤，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

Title： The Spiritual Appeal of the War Literature of Masuji Ibuse： A Case Study of The City of Flower， A Prostrating Captain and Black Rain

Abstract： War literature tak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historical dissemination， such as National history， cultural memory， humanistic care， peaceful desire，etc. It also carries the rational appeals of individual， such as affective commitment， spiritual testimony and value judgment.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mbination of Japanese postwar literature and wartime literature， the war literature of Masuji Ibuse， from The City of Flower to A Prostrating Captain and Black Rain， seems to be longing for peace and condemning war. In fact， it always makes use of the standpoint of humanitarianism，which beautifies the Japanese invasion to pacify people， expresses the pain of the defeat of Japan， shapes the Japanese national spirit. His war literature has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value judgement between destruction and anti-destruction as well as tearing and anti-tear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war destruction， the atomic bomb attack and co-building of homaland， conveying the rational appeal for the Japanese rational spirit of Japanese collectivism.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ational appeals of Masuji Ibuses war literature is of great help for Chinese readers to tear off the false face of the victim theory of Japanese war literature， to know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new history textbook”，and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War Literature completely.

Key words： Masuji Ibuse; the City of flower; A Prostrating Captain; Black Rain; destruction and co-building; the spiritual appeal

Author： Xu Feng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of China （Rizhao 276826，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 is Japanese literature. E-mail： jyohou117@163.com

戰争是文学叙事的重要内容之一，很多文学作品都是通过对战争的描写和叙述来表现作者对处于特殊临界状态的个体、群体、民族、国家、人类等描写对象的情感认同与精神表达，同时也体现了作者本人对战争事实的历史记忆、心灵见证、价值判断等各种理性诉求。张秀苹、娄延强在《论战争小说中兴的四个维度》②中把战争小说创作主体的理性诉求研究视为战争小说研究的视角之一。井伏鳟二作为日本“笔部队”作家，发表了很多战争小说，其中主要代表作有《花之城》、《遥拜队长》和《黑雨》。《花之城》是描写战时体验的“宣抚文学”③，《遥拜队长》是描写战后体验的“战败文学”，《黑雨》是描写原爆体验的原爆文学。这三部小说代表了日本战争小说的三种类型，代表了日本战争小说区别于其他战争小说的独特之处，体现了井伏鳟二战争小说理性诉求的文学精神：基于人道主义的个体本位的创作意识、“毁坏”与“共建”互相交替的民族集体意识、肯定战争、否定战争、否定原爆的战争意识。

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三部小说中战争问题的研究比较零散，批判与赞誉并存，主要表现为：一是以《从〈花之城〉看日本征用作家的战争责任》④等论文为代表，分析了井伏鳟二在日本侵略战争中的行为及战争责任;二是以《日本战后派作家井伏鳟二文学魅力研究——以〈黑雨〉为中心》⑤等论文为代表，分析了井伏鳟二战争小说的非暴力抵抗表现手法。张秀萍提出了战争小说的人本意识、创作主体的理性诉求、战争记忆对战争小说的催生、战争小说的审美特质这四个研究视角。其实，这四个视角都属于作者个人的主体意识范畴，本文就以《花之城》、《遥拜队长》和《黑雨》中的战争叙事内容来研究井伏鳟二战争小说创作主体意识中的理性诉求。

一、假借群体人道主义表现“共建”意识的“宣撫文学”

《花之城》是井伏鳟二1941年奔赴太平洋战争中的新加坡战场之后为宣传日本“圣战”思想而刻意创作的战中小说，也是日本为数不多的几部战中小说之一，是日本文学家在二战期间发表的鼓吹和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的代表作之一。该小说创作于1942年，正值太平洋战争开始显露战败迹象、日本军国主义疯狂向外扩张之时，连载于1943年8月到10月的《东京日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主要以日军木山喜代三与华侨少年梁贝恩的对话为主线，以对新加坡市美好景物的描写为背景，虚构了日军占领地的当地底层百姓崇拜和敬仰日军的“殖民地幻想故事”。包括日本殖民地学生热情学习日语的情景、日军受到当地民众欢迎的情景、殖民地妇女梁阿嫱爱上日军无法自拔的故事……。所以对该小说中的战争问题研究是日本战中小说研究的关键，是剖析井伏鳟二战争小说主体诉求、揭露日本战中小说美化日本侵略战争本质的重要切入点。

细读就会发现，该小说完全没有表现出战争带来的“血腥和杀戮的氛围”，但又处处留有战争的痕迹，像影子一样在作品中挥之不去。这与中国战争小说有着截然不同的鲜明辨析度和写作伦理。由于中华民族遭受的种种极端的战争处境，中国战争小说中所描写的各种战争形态与战中人物，无不围绕着民族存亡与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与民族振兴、民族团结与民族和平建设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与世界主义来诉求和平与正义，撕心裂肺地叙述着民族的血泪与仇恨、英雄的气概与伟大、逝者的哀恸与精神长存。但在《花之城》中，没有战场的事实描写、英雄的动感画面、战争的遍地灾难、民众的哀嚎和抗争，没有遍地尸体的死亡威胁和破烂不堪的废墟，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日军对沦陷区民众的友好关爱，当地民众对日本殖民政策的支持和拥护、对日军的敬仰和爱戴，美好景色与幸福生活互相辉映、交织在一起。很显然，这是一部非正常的战争小说，如果说它是作者人性本质的追求、是世界和平主义的体现，那又如何来解释故事发生的真实背景和日本殖民侵略的残酷事实呢？

井伏鳟二在《花之城》寄语中写到“昭南（被日军占领的新加坡）市现在非常和平，是治理的非常和平，和平得让人觉得就是真的。（如果这样下去，将不会和平，而且会很麻烦）。无论我走在街上，还是待在宿舍，我都有这种想法。毫无疑问，这个和平的城市里有不幸的人，也许还有感到幸福的人呢。我在小说中专门描写了新加坡市内的一家人及店铺的老板，是因为新加坡城里有市民相信和平，我想把该小说作为了解新加坡市民相信和平的一个资料来写的”（东乡克美 620）。可见，井伏在《花之城》中就想表现日军治理下的“和平”，就想把宣传日本“圣战”思想的幌子打得更加光明正大，所以才自欺欺人地说“和平得让人觉得就是真的”。但日本发动的侵略东南亚的太平洋战争怎么可能让沦陷区的民众如此“和平”呢？小说中的“日军空袭”、“日军占领地”、“王兆铭（汪精卫）肖像”、“新加坡沦陷”、“日本语学校”、“英国士兵俘虏”、“歌圣大楼以前是新加坡市各类谋略机关的办公楼，现在是日本军队宣抚班事务所”、“那天慌忙逃荒到密林里避难，就我这身老骨头，也被日军空袭吓破了胆”、“你们这帮家伙，不知道日军正在往这边聚集吗，如果日军来到这里，年轻的女孩将被一网打尽”（29）等很多处字句，还有让古董店老板把店名改成日语假名书写、日军木山强买中国古董、日语学校校长神田要求中国校长必须学日语、日军到镇上的居民家里索要蔬菜和鱼肉等有关行为都给了读者最好的答案，都直接或间接暴露了日本对东南亚各国老百姓的军事占领、愚民政策、飞机空袭、殖民统治、文化入侵和拉拢汪精卫等各种侵略手段及可耻行径。

比较而言，战争小说的政治理性诉求是国家层面的，人文理性诉求才是作者本人最想表达和能够表达的。战争小说创作主体的理性诉求对个体主体性、文学的独立性、理论自性品格和文化民主观念等方面的强调表明其建构体现出了现代性价值诉求的倾向（张秀苹、娄延强 158）。作者本人的理性价值诉求一般只能通过作品描写表现出来。小说中对战争生活的描写往往反映出文学家及人民对待战争的态度、观念、情感和心理等等。井伏鳟二在《花之城》中描写的和平与美好都是通过日军木山喜代三的眼睛观察到的，而不是中国少年梁贝恩等被殖民统治的沦陷区民众观察到的，这就体现了作者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支持态度、藏在骨子里的“圣战”观念、拥抱“大东亚共荣”的民族情感、塑造日本精神的创作意识。说到底，井伏当时身兼三种身份：参加战争的日本“笔部队”宣传班成员，宣传日本“圣战”思想的《昭南时报》总编辑，对殖民地民众进行语言文化侵略的“昭南日本学园”的日语教师。在这三种政治身份下创作的《花之城》怎么可能完全没有政治性诉求呢？1942年2月15日军占领新加坡，将其改名为“昭南”寓意日本在昭和年间南进取得的新领土，并置于日本军政府直接统治下。井伏在其战争随记作品《南航大概记》中写到“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高兴日子，新加坡沦陷了，晚上7点15分，敌人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国民的喜悦迎面而来”（井伏鳟二，《井伏鳟二全集第十卷》 50）。他在战后发表的《征用中的见闻》中写到“占领新加坡的日军从6000人增加到19000人，被日军残忍杀害的中国华侨年长的78岁，年小的只有12岁”（井伏鳟二，《狄漥风土记》 48）。新加坡二战历史研究会会长韩山元说当时“至少有5万名华侨成为日军的屠杀对象”（韩山元 2015.8.25）。由此可见，井伏鳟二战争日记的真实记录与其在《花之城》中的“宣抚”细节描写形成了明显的反差，战争日记单刀直入地表达了当时的政治诉求，《花之城》隐喻地表现了当时的政治诉求。该小说中设定的人物都是拥护日本政府的群像：在战场表现勇敢又受殖民地民众爱戴的日军木山，崇拜日军并积极学日语的中国华侨少年梁贝恩，对昭南日语学校神田校长言听计从的中国校长，主动给木山上交古董的古董店老板，对日军殷勤备至的油漆店老板，不可自拔爱上日军的中国妇女梁阿嫱……。其次，小说中多处出现了关键词“日本精神”，弃商从军的日军木山喜代三说“我就希望能够为日本民族贡献自己的力量，我画过有关日语和日本精神的海报，要想切身领悟日本精神，就必须学好日语。我来教梁贝恩和汤米学习日语，就是为了普及日本精神”（东乡克美 35）。小说中很多地方代表着日本精神，太阳旗是最基本的。井伏在小说中贬低中国人的同时又赞誉了日本精神：“日本太阳旗是要随风摇摆的，不能镶上边框。给书画这些东西镶上边框是中国人的低下趣味。我们是为了保持太阳旗的洁净才把它镶上白玻璃边框，并挂在墙上的”（42）。井伏的政治主张还体现在小说中涉及到的汪精卫与日本的关系上，写到梁阿嫱家的“墙壁上挂着太阳旗，里屋墙上还挂着王兆铭（汪精卫）的肖像”（56），阿嫱说如果不把王兆铭的照片挂到墙上，就会被认为有反日企图。所有上述细节都表现了井伏鳟二本人追求与日本军国主义共建“日本精神”的主体创作意识和政治诉求。

作者在该小说中假借群体人道主义的视角隐喻性地表现了上述政治理性诉求，描写了木山、山田、花园洋三等众多日军对当地殖民地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学习、生意和生活等的关心和帮助，他们热情地给当地民众教授日语、做演讲、贴宣传画、办报纸。很明显，这些情景描写掩盖了侵略战争的破坏性和撕裂性，实际上与日本军烧杀抢掠的殖民行为背道而驰，是强迫、压制和愚弄当地民众。井伏在的《花之城》序言里说为了完成自己应该承担的任务，打算把该小说写到60回或70回。但他在战后1977年发表的《征用中的见闻》中却叙述了新加坡沦陷区人民的贫穷悲惨及日军集体屠杀两万多华侨的殖民行为。所以说，《花之城》就是日本战争小说中的典型的“宣抚文学”，它所描写的都是日军“宣抚”活动的堂而皇之的表面，主要是对沦陷区民众进行奴化宣传和奴化教育，让他们没有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接受日本的统治，众多的日军宣抚班采取多种多样的手段对沦陷区的百姓进行奴化宣传，贴标语、宣传画、做演讲、自办新闻小报……。但“日本的‘宣抚文学本身就是为日军侵略做宣传的，因此，它只能描写那些符合他们‘思想宣传战所需要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宣抚文学中某些细节上的写实，根本不可能掩盖其本质上的虚假与虚伪”（王向远，《“宣抚”活动及其“宣抚文学”》 78）。

《花之城》发表于日本疯狂进攻东南亚的1943年，表面看写的都是作者本人的战争体验。战争体验是战争小说的基本内容，战争小说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这是战争小说人文主义的维度，即战争是破坏性、毁灭性的，它给人类带来的是杀戮，是劫难，是蹂躏，是凄惨，是创伤，而且是永远也不能抚平的精神创伤，它具有悲剧性的一面，我们需要以人文关怀来烛照它来正视它，把真相展现出来，让后来人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张秀苹、娄延强 158）。真正的战争小说都是透视人性和渴望和平，而不是无视人性。井伏鳟二作为日本政府征用的“笔部队”一员，虽然受到政治形势和政府压力的影响，但也不能违背战争小说的人文本质进行非事实的虚化描写。另一位1941年被征入伍的“笔部队”作家野间宏却创作出叙述新兵在日军军营中遭受种种侮辱和遭遇的《脸上的红月亮》和《真空地带》等作品。大冈升平的《俘虏记》、金子光晴的《鲨鱼》等反军国主义的作品都描写了实质性的战争体验。比較而言，《花之城》没有其他战争小说呼唤和平与人性的人文主义的本质魅力，是作者以日本军国主义代言人的角色，为表现日本精神和配合日军统治，从日本民族立场出发假借人道主义的外壳，通过对沦陷区民众“欢迎”日军的群像描写，与日本军国主义鼓吹的基于“人道主义的大东亚共荣”互相“共建”的“宣抚文学”，是为日本政府服务的“笔部队”作家为宣传日本军国主义而创作的“军队文学”的代表，不是从普通百姓的人性本质，而是从国家立场出发掩盖日本侵略本质的虚假的“世界和平主义文学”。

二、假借群体人道主义表现“毁坏”意识的“战败文学”

《遥拜队长》发表于1950年2月的《展望》杂志上。当时在日本，反思历史和反省战争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很多作家以各种各样的手法把自己的战争体验尤其是受害体验文学化，几乎不约而同地把战场、败军、俘虏、监狱、殖民地、废墟、饥饿等极限状态作为创作舞台，开始探讨战争与人性、战败与受害等问题，而没有去追究这场战争的根源、性质及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何建军，《大冈升平》 114）。在这种文学思潮背景下，井伏鳟二的《遥拜队长》也没有摆脱其他“笔部队”作家立足于日本本国受害民众的创作视角，写的是绰号为“遥拜队长”的日军中尉岗崎悠一在日本侵略马来半岛的作战中，腿部和脑部意外受伤成了精神错乱的瘸子，被遣返回家后在犯病时还象战中一样发号施令，对着东方（日本天皇所在地）遥拜。

在该小说中，主人公悠一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作者用“军国主义的亡灵”、“法西斯余孽”、“侵略主义的兵痞”等字句来表达对军国主义的不满和谴责，但却没有追究战争的根源和性质，没有描写充满血腥和杀戮的战争场面，没有触及被日本侵略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受害者，只是局限在日本民众的受害层面，是典型的日本“战争受害论”的代表。文中还写到悠一对战争的绝对狂热和对天皇的绝对崇拜，他不但遥拜天皇，还屠杀殖民地国家的民众和对战争略有微词的手下士兵，“想反抗吗？混蛋！”、“小心我宰了你”、“蒙天皇陛下恩赐糕点……要面向东方遥拜”等一句句战争用语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战争狂的形象，直观地描绘出了日本军国主义士兵性格中残忍的一面（林敏、刘腾 96）。我们从悠一身上不仅能看到日本国民受到的战争伤害，更要看到以他为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战争中的残忍行为与嗜杀本性。悠一互相矛盾的二重性格也透视着作者本人对战争的双重思考：战争中的非人性的残忍行为与战败后的非人性的极端表现。此外，小说中悠一的母亲虽然是个爱慕虚荣的悲剧人物，但她一直有着坚强的生存能力和奋斗精神：自己会修理房屋，会改建水井，还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让悠一奔赴战场。为悠一解围、帮助悠一的村民栋次郎善良朴实到不敢对战争问题说三道四。悠一、悠一母亲和栋次郎都是战争后遗症的形象代言人，悠一代言的是侵略战争的残酷和战败带来的毒瘤后遗症，母亲代言的是对战争的顺从和无知，栋次郎代言的是麻木不仁的吃瓜群众，但母亲和栋次郎身上又蕴含着日本民众的顽强和善良。井伏鳟二塑造这三个人物也体现了他本人对战争及战败的再认识。这三人构成的人物群像描写与小说中对战败带来的“毁坏”描写浑然一体，体现了井伏个人的理性诉求，即战败给日本民众带来的“毁坏”后遗症。

王向远、刘炳范提出日本战后文学是反对战败，不是反对战争。何建军说日本战后派战争作品的主题既不是反对侵略战争，也不是反对战败，而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争中的人性进行反思（何建军，《论日本战后派》 113-114）。刘腾提出《遥拜队长》的反战主题值得商榷。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说：“文学——这是良心问题，要是我们不起来大声疾呼反对杀人，下几代的人就不会原谅我们。知识分子首先应该对战争说‘不要，而且要比那些说‘要的人说在前头”（童庆炳 1）。张秀萍说任何战争小说都包含着作者的战争记忆、人本意识、理性诉求和审美特点（张秀苹、娄延强 157）。换言之，历史性、人性、政治性和道德审美就是我们评论战争小说的基点。那么井伏鳟二为何在《遥拜队长》中没有描写他在《一位少女的战争日记》《避难所》《昭南日记》《征用中的见闻》等杂文中所叙述的真实的悲惨战场经历呢？是他真的良心发现了，还是他仍然受到日本天皇制的政治影响了？日本评论家河上徹太郎说处在泥石流中的井伏，一直抱着和战中一样的心情在写作，黑古一夫说“井伏的创作态度在任务重压下的战时和战后基本没有变化”（黑古一夫 50）。可见井伏鳟二文学一直都是能够把控自我创作的主体意识的，是不会轻易受到其他文艺思潮的影响的。这一点从他不属于日本任何文学流派就可以得到证明。文学一直与创作主体的理性诉求结着不解之缘，文学总是被称为提升人类精神品质的有效手段，这就使文学把创作主体的理性诉求作为一种目标，也作为一种动力，甚至转化为一种标准。主题理性诉求作为一种历史规范，总是和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社会状况、特定的民族心理等等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张秀苹、娄延强 158）。井伏鳟二在《遥拜队长》中表现了日本民众遭受战争伤害的民族心理、社会状况和时代痕迹，所以日本评论家开高健说“《遥拜队长》达到了让人无法批评的程度，是秀才写的杰作，是依靠道德创作的佳作”（黑古一夫 54）。但如果从其他国家视角来看，开高健说的杰作也只是日本人认为的日本战后杰作，绝不是具有世界和平意义的战争小说杰作;他所说的“依靠道德创作”，也只是依靠日本人的自我道德创作的，不是依靠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共同道德创作的，没有正确表现出肖洛霍夫所说的“文学的良心问题”，只是表现了井伏本人的“战争记忆、人本意识、理性诉求和审美特点”，是宣传日本民众遭受战争伤害的“战争受害论”杰作，绝不是世界文学公认的战争小说的杰作。换言之，井伏战败小说中的战争受害本质上是自我撕裂、自我毁坏性的自作自受，被他忽视的遭受日本侵略的他国民众的战争受害才真正是撕裂性的、破坏性的民族伤痕。毕竟自古以来的各种战争都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都是正视和剖析战争的，都是带有不容忽视的文学伦理的。总之，《遥拜队长》和《花之城》一样，是井伏渴望表达日本民族共同心理和共同体社会意识的理性诉求，与他个人的战争态度相比，作品中的民族心理诉求与民族文化观念已经超越了个体文学的独立性，即创作主体理性诉求的规范是由其所在的共同体规范所制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遥拜队长》是井伏为日本民族伸冤叫屈的表现，是通过“毁坏”主题的战争描写来表达对日本民族共同体心理（即日本民族精神）的理性诉求。

如上所述，在分析井伏鳟二的战败小说《遥拜队长》时，不能只看表面描写的战争灾难，还要看到表面描写背后的深层次的日本民族心理、民族观念、社会状况;不能只看主人公悲情的一面，还要看到他发疯之前残忍的一面;不能只看主人公一个人的形象，还要看到相关人物形象;不能只看文学中描写的战争，还要看到文学与战争的关系：战争是撕裂性的、是非人性的、有政治需求和历史局限性;文学是反撕裂的、是反思人性的，是正视和剖析战争的，是人文关怀超越政治理性的，与历史著作相比，战争小说具有丰富性、生动性、具体性及情感倾向性等特点（张秀苹、娄延强 159）。所以我们在分析丰富生动的具体人物时，也要考虑到作品的民族情感倾向。就《遥拜队长》来说，日本民族遭受“毁坏”的情感倾向远远比生动的主人公个体形象更加重要，与其说作者突出的是遭受毁坏的个人形象，不如说表现的是日本民族遭受战争毁坏的民族意识和作者本人的民族情感，即井伏通过主人公的“自我丧失”来表达渴望读者关心日本民族受害的政治性理性诉求，也体现了当时在日本文坛占据主流的战败文学的“战争受害论”所掩盖的日本战败小说中的民族观念、民族情感和作者的主体意识。

三、假借群体人道主义表现“毁坏与共建”意识的原爆文学

井伏鳟二的战后代表作《黑雨》在1965年获得野间文艺奖，1985年被日本《文艺春秋》评为“日本原爆文学的最高杰作”。是作者在自我原爆经历的基础上，用流水账式的日记文体描写了原爆时的悲惨场景和大量死亡场面，叙述了广岛市小畠村村民闲间重松和妻子、侄女一家人与周围民众一起冷静应对原子弹爆炸灾难及原子病的死亡威胁、并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故事。评论家相马正一说《黑雨》是记录文学，狄原得司说是采用纪录手法取材于历史事件的历史小说，当代评论家黑古一夫说，这两种说法都是模糊的，应该说是用纪录手法取材于历史事件的原爆文学作品，表现的主题是反战、反核思想（黑古一夫 130-134）。德永恂说“在人生道路上不断被命运追赶的主人公能从死亡绝境中发现新的希望，这恰恰暗示了超越自然现实的人之力量，也体现了人间真情与自然世界融合统一的力量”（德永恂 73-74）。安东尼·V·利曼（Anthony V.Liman）评价《黑雨》是“超自然的、非人类的神话小说”（Liman 12）。江藤淳说别的原爆作品中充满了悲惨情绪，井伏却以“平常心”来对待，恰恰凸显了原爆的异常毁坏性（黑古一夫 143）。诸如此类，目前国内外对《黑雨》的研究都局限在赞扬其主题精神及纪实性的日记文体上。实际上，井伏创作《黑雨》的理性诉求却不尽然。

大江健三年郎说日本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内心毫无震撼地面对原爆现实和悲惨的尸体，他们对原爆的认识一直都是异样的奇怪的威胁性的，不可能没有内心的不安和恐惧，不可能以旁观者的平常心将之升华为文学的感铭，《黑雨》只是一部小说，只是过着资产阶级生活的井伏鳟二的“平常心”被神化了而已（Liman 12）。那么井伏鳟二的《黑雨》又如何能脱离日本文学的共性而独立于自我的“平常心”呢？如上所述，战争与文学的关系是撕裂与反撕裂的，几乎所有的战争小说都是个人与民族、家庭与国家的悲壮命运、历史地糅为一体，从而建构起家国一体、命运相系的叙事结构（张秀苹、娄延强 157）。《黑雨》的主人公闲间重松面对尸骨累累的原子弹爆炸现场却总是那么冷静应对，还发动周围民众一起共渡难关，最后看着鳗鱼群努力向上游的清清河流，充满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重松他们面对处处存在的死亡，没有哀怨、谩骂、哭诉、痛斥和慌张，而是淡定、平静、积极有序地处理一切事情。原爆是人类历史第一次核弹爆炸，正如大江所言，日本民众面对突如其来的原子弹爆炸的死亡绝境，怎么可能冷静沉着呢，怎么可能还保持着一颗平常心呢？显然是井伏鳟二为了表现日本民众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特意以写实的日记叙事结构和“白痴化”的平淡语言隐喻性地塑造了以重松为代表的群体人物形象——妻子、女儿、邻居、医生、救助院的工作人员等。换言之，井伏借助原爆这一历史语境象征性地演绎了日本民族历史的美好形象，表面描写的是原爆惨不忍睹的“毁坏”景象，实际是重述和再现日本文学的民族精神，突出了日本民众在生存境遇沉浮异变的大时代中一直坚守的民族灵魂——集团意识。小说的结尾处提到了日本战败诏书：“敌人近来采用凶残轰炸，频频杀害无辜，惨祸所及，实难预料，若继续交战，必招致我民族之灭亡，人类文明亦必将造毁坏”（井伏鳟二 321）。可见，井伏在结尾处才画龙点睛表明了自己的创作诉求，即关心的是日本民族存亡的家国问题，是日本文明不能再遭到毁坏的重要问题，根本不是百姓个人的生存问题，这是我们在研究《黑雨》时不可忽视的一点。

《遥拜队长》描写了战败给日本民众带来的毁坏后果，《黑雨》既描写了原爆给日本底层百姓带来的生命灭绝景象，也表现了日本民众在死亡绝境中共同建设新家园的“共建”意识，既井伏在表现原爆的残酷性和非人性的同时，也表现了温暖的人情、善良的人性、互帮互助的人道主义精神。重松在原爆废墟中找到妻女，陪着高桥夫人找回钱包，将迷路的小孩交给同行的妇女，为宫地先生捡了竹竿当拐杖，到工务部去联系赶紧做副棺材，打发藤木拿着到街公所去申报，让野宫君去请医生和和尚，为那些死去的人们诵经、送葬……。一般来说，战争小说都会揭示战争对人类心灵的伤害与人性的扭曲，作家战在战争之上审视战争本身，在毁灭性经验中反思人类理性和文明的本质，质问传统文化的价值（张秀苹、娄延强 157）。而井伏在《黑雨》中突显的却是日本民众的超然理性和日本传统文化中的民族集团意识，是通过“毁坏”描写来突显日本民众共同建设新家园的“共建”精神。小說最后提到了日本投降的理由是为了避免民族灭亡和毁坏，象征性地预示着对日本民族的未来充满希望：“在流水里，小鳗鱼在排着队在兴冲冲地往上游，……无数的小鳗鱼一个接着一个地不断往上游，好像都没有遭遇过这次灾难”（井伏鳟二 322）。很明显，井伏创作《黑雨》是为了挽救日本民族灭亡和国家的毁坏，是为了强调日本民族精神即集团精神对于日本民族未来的重要性，小说前面无数的“毁坏”描写就是为了在后面突出共建日本民族精神的“共建”意识。这才是井伏创作《黑雨》的真正的政治理性诉求。

四、井伏鳟二战争小说精神诉求的特点

《日本文学的本质与日本国语教育》一书中提到“日本文学的精神是民族精神与国民精神的统一，日本文学的本质是语言性、艺术性与民族精神的统一，日本文学的表现是叙事表现、写实表现与象征表现的统一”（日本国语教育学会 18）。井伏鳟二战争小说三部曲《花之城》《遥拜队长》和《黑雨》都采用了旁观者讲述战争故事的敘事模式，通过平民化的语言艺术形式和写实性的场景描写，塑造以主人公为中心的普通民众群像，象征性表现了日本民众在战中、战败和原爆中的不断追求与恪守的民族精神和集体意识。不同的是，《花之城》假借人道主义视角虚构了与战争事实相悖的和平假象，表现了作者与战中的日本政府保持一致共建“大东亚共荣”的“共建”意识;《遥拜队长》从人道主义视角出发描写了战败的日本军人和村民对战争的狂热、顺从及怀疑态度，表现了作者与战败民众一起面对战争“毁坏”现实的冷静态度;《黑雨》立足于人道主义视角叙述了日本普通民众从容冷静应对原子弹爆炸惨状的系列故事，通过大量的原爆“毁坏”景象描写，表现了日本民众在死亡绝境中团结一致积极“共建”新家园的民族精神。从人物形象来看，基本是按照“战争中的日本军人的群体形象→战败后的悠一及村民的群体形象→原爆时重松代表的日本民众的群体形象”这种形式来叙事的;从创作主体意识来看，作者要表现的主体精神主要是共建“大东亚共荣”的民族意识→遭受战争毁坏的民族意识→在原爆毁坏中共建日本新家园的民族意识;从叙事视角来看，都是以第三者的立场、以个人本位的叙事方式基于人道主义视角来叙述第三者观察到的人、事和物，巧妙地躲避了自己直接参与战争、经历战败、体验原爆的自我责任;从文学的民族视角来看，都局限在象征性表现日本民族精神这一点上，而没有超越国界地站在人类文明、人性本质的高度上;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看，没有描写撕裂与反撕裂、毁坏与反毁坏、非人性与人性的互相冲突，只是局限性地表现了日本民族精神这一狭隘的爱国主义情感认同;从战争小说的审美特点来看，历史内涵有时代的局限性，人性内涵有人道主义的意识，但没有达到全人类人道主义的高度，只是站在日本本国的立场;从文学的伦理性来看，文学产生的根本动因是为道德和伦理服务的，文学伦理批评是对文学进行伦理和道德的客观考察并给以历史的辩证阐释（聂珍钊 8），但井伏的这些小说无法经过历史的辩证考验，因为只是从作者自我的道德意识和伦理意识出发，无法跨越时空接受其他国家读者和研究者的伦理批评;从作者的战争记忆及体验来看，《花之城》假亦真、《遥拜队长》真亦假、《黑雨》真真假假一体化，但三部小说内容的描写和叙事却完全像真实叙事。所有的经历与体验都是创作这三部小说的基本素材，但小说的局限性与作者本人作为军人作家的军事素养、政治素养、文学素养和民族根性是分不开的。正如小田切秀雄在《新日本文学》1946年6月号上发表的《追问文学上的战争责任》中所说“文学上的战争责任，首先是我们每个人自身的问题，必须从我们自身的自我批判开始……必须自觉地追究、检讨和批判我们自己在战争中是怎么做的……充当统治者的麦克风，把人民驱向战争，用欺骗和阿谀充当统治者的无耻奴才……以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名义粉饰侵略战争，把幼稚的年轻人往文学里驱赶的文学者，都是重大而直接的战争责任者”（王向远，《战后日本文坛》 47）。因此，井伏鳟二的战争小说都属于小田切秀雄所说的战争小说，都充当了日本统治者的麦克风，在某种程度上，都以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名义粉饰了日本侵略战争及其后果。所以，研究日本战争小说，必须要从作家的人本意识、理性诉求、审美特质、战争记忆及其作品的民族影响、政治理性等方面来研究作者本人在创作中的理性诉求，才能更好地明确文本内容下面的文学本质问题和作家的良心问题。

五、结语

战争小说主要是创作主体通过叙事文本中的战争感觉传达、动感战争画面的创造、战争人物的塑造、人的生存本能及攻击本能等方面的描述来表达战争的残酷及战中人物的心灵世界，以体现作品创作者的民族情感和个人情感的认同。战争小说最主要的手法是战争描写。战争描写从个体、他人、群体、民族、国家、人类等的临界状态透视个体的体验与命运，构成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民族情感认同与人类情感认同、历史见证与心灵见证等各种复杂关系（张秀苹、娄延强 157），由此形成战争小说的历史内涵与情感内涵等。井伏鳟二在《花之城》中表达了战时情感，在《遥拜队长》中表达了战败体验，在《黑雨》表达了对原爆中的日本民众的民族情感。表面看来，作者厌恶战争、同情百姓、满怀人道主义的情怀，但实际上，井伏作为亲自参加日本侵略战争的体验者，他创作这三部战争小说的主体意识依然只从日本民族立场出发，呼唤日本民族精神，描写的都是战中和战后的日本群体形象。《花之城》表现的是日军在战争中与东南亚各国民众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的“共建”意识，《遥拜队长》表现的是以悠一为代表的日本民众在战争中遭受迫害的“毁坏”意识，《黑雨》表现的是在原爆中的日本民众努力共建新家园的“毁坏与共建”意识。因此说，井伏鳟二的战争小说从战中到战后，经历了一个从虚构到写实、从毁坏到反毁坏的过程，既有战争小说主体意识的共同开放性，即反战争的人道主义立场，但又有战争小说主体意识的独自局限性，即对战争的画面描写、人物塑造、情感认同和价值判断都仅仅立足日本国家和日本民众立场。这也是日本战争小说的主流意识，也正是上世纪70年代后以“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为代表的日本新民族主义抬头的土壤和基础（王智新 55）。井伏的这些小说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井伏鳟二为日本政府政策涂脂抹粉的表现，体现了井伏要表现日本民族精神的政治理性诉求，也是日本知识分子轻信、盲从和丧失战争责任的表现，与真正的战争小说具备的历史辩证性、人文关怀和审美升华尚有距离。井伏鳟二立足人道主义和日本民族共同心理为日本政府和国民加油助威的政治理性诉求才是其战争小说的文学精神本质。因为承载民族历史与文化记忆的战争小说本应通过对人性的立体透视与深度刻写来反应和平诉求与启示意义，所以说井伏鳟二战争小说反应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诉求”，而是日本政府和日本民众在当时的政治诉求，即民族精神诉求。

注释【Notes】

①本文中所有引用的日语原文的汉语译文均为作者本人翻译。

②该论文发表于《求索》，2013年第6期，作者为张秀苹、娄延强。

③所谓“宣抚文学”就是指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以日军对沦陷区的老百姓进行“宣抚”活动为题材的侵华文学。参考王向远的论文《日军在中国沦陷区的“宣抚”活动及“宣撫文学”》，发表于《名作欣赏》2015年11月。

④该论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5期，作者为林敏。

⑤该论文发表于《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3期，作者为荣桂艳、王旦旦、赵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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